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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肉牛养殖 汇率 价格传递 风险应对
一、中国—加拿大肉牛市场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肉牛产业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牛肉生产国，肉牛的产业链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面对我国国内牛肉需求量的增长和对牛肉进出口的扩大开放，中国肉牛产业想要适应未来的肉牛养殖业“全球化竞争”环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占有优势，需要了解欧洲、美洲发达国家肉牛养殖业特点，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对产业链体系进行战略性计划。本文以肉牛养殖业属世界发达国家之列的加拿大为案例，比较中加肉牛产业的异同，并分析贸易环境（具体采用汇率）对于国内肉牛养殖供给链各级市场间互动模式的影响。
我国肉牛养殖业的供给链环节与加拿大大致相似，都包含育种肉牛的繁育、肉牛养殖、肉牛屠宰加工、牛肉批发市场、零售市场。但是在每一级市场的结构非常不同，加拿大除在种育肉牛的繁育和肉牛养殖市场由大量较小农场经营外，其他几级市场都是由少数大型寡头垄断公司经营。我国不同的是牛肉消费需求巨大，肉牛养殖产业不会出现大企业吞并小规模经营者成为垄断性企业的现象，数量庞大的小规模经营者占据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使得我国肉牛养殖业的产业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低，大多数小规模经营者没有属于自己的产销一体化组织，只能独自分别进入市场，市场竞争力弱，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这也使得政府很难直接对小规模分散经营者的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指导。
（一）加入WTO后中国肉牛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加入WTO后各产业不断地向国际开放，随着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饮食结构合理性和营养丰富性的重视度也在提高，观念的改变使得牛肉备受消费者欢迎，牛肉产业也成为中国发展较快的产业。“全球化竞争”对于我国肉牛产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市場需求（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受牛绵状脑病 （即“疯牛病”）爆发影响，欧洲和美洲等大国牛肉出口受限给中国牛肉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机会;同时带来的挑战是一方面我国肉牛养殖业的产业结构、管理机制和运行效率亟待改进，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肉牛产品的进入对国内市场产生了的巨大冲击，例如自2013年国内开始大量进口澳洲牛羊肉，国内育种肉牛的价格出现了自2006年连续暴涨以来的首次大幅度下滑，到2017年末至2018年初价格才再次恢复到2013年水平。我国肉牛出口由于贸易壁垒、与国际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不符合等原因屡次遭到查封和阻碍。
（二）加拿大肉牛市场背景
近年来，加拿大肉牛市场经历了几次由于市场和政策引起的重大冲击，导致加拿大与美国之间肉牛和牛肉产品贸易量的波动和国内供给链价格传递模式的转变。在“疯牛病”事件（从2003年5月开始）爆发后，加拿大牛肉的国际出口市场由之前的100个降到70个。最重要的冲击是，在2003年5月—2005年7月期间，美国对于加拿大的活牛和牛肉产品进口实施了完全禁令。Twine （2014）认为该禁令会导致加拿大国内肉牛市场的结构转变，即表现为国内市场价格传递模式的改变。主要原因是一向高度依赖出口的加拿大市场的活牛和牛肉的产量远大于本国储存和消费的水平 ，出口的骤缩直接增加了加拿大国内市场对于外生冲击的脆弱性。本文提出并寻求解答的问题是，贸易因素 （本文中使用汇率）对国内肉牛供给链各级市场的价格传递是否会产生影响，具体是什么样的影响。加拿大—美国市场运行机制如图 1所示，虽然加拿大与美国在农场级市场和批发市场都有贸易，农场级市场可以选择将牛出口到美国的同级市场或是到美国的批发市场，所以汇率的大幅波动有可能会引起国内各级市场不同幅度的改变，从而改变国内肉牛市场沿供给链价格传递模式。
二、实证分析
（一）计量经济学模型及其机制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临界值误差修正模型。第一步，检验农场级市场价格和批发市场价格是否协整，并且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方法估算两级价格的长期关系。第二步是检验汇率的临界值效应，并且通过估算自激临界值自回归模型估计该临界值的数值。第三步是采用临界值误差修正模型估算各级市场价格在临界值所产生的不同区间内做的短期调整。
使用该模型的原因是国内沿供给链不同级市场价格被假定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一对价格会在一定范围内“捆绑”变动，当其中一个价格偏离较大时，它会主动调整恢复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通过计量模型验证农场级价格及批发价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验证汇率的临界值效应，当汇率高于或低于某一个数值时，牛肉的农场级市场价格和批发价格之间调整到长期均衡关系的模式不同。本文中考虑的汇率的临界值效应指的是当汇率高于或低于临界值时，沿肉牛供给链的农场产地价格和批发价格会以不同的主动性调整到长期均衡关系，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包括，两个市场相对市场力的变化、调整价格的成本和运输成本相对于收益的大小。只有当汇率变动幅度较大，调整价格的获益超过成本时，供给链参与者才会作出回应并调整价格以恢复两个价格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数据
本文的分析运用三组时间序列数据：（1）加拿大农场产地市场每周的料饲肉牛价格;（2）加拿大批发市场每周的牛肉价格，和（3）加元—美元每周的汇率。三组数据的时间跨度为从2001年1月到2018年2月，共含有894观察量。
为了对比在不同贸易环境中的国内市场受汇率影响程度的变化，本文的实例分析将数据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进行：BSE事件爆发之前（2001年1月-2003年5月），边境关闭时期（2003年5月-2005年7月），和后BSE时期（美国对加拿大牛肉产品边境重新开放）（2005年7月-2018年2月）。
表1总结了在三个时间段农场产地市场的活牛真实价格和批发市场的牛肉真实价格、两个价格的对数转化形式和汇率。产地市场和批发市场真实价格的后BSE时期的平均数略低于BSE爆发前的平均数。在整体研究的时期中，汇率逐渐从$0.62增长到$1.07， 并且在近期又降到$0.8。 （三）结果
实证分析分为三个时间段：由于“疯牛病”的爆发，美国边境对加拿大牛肉产品关闭前、边境关闭时期和边境重新开放以后。结果显示，当美国市场向加拿大活牛和牛肉开放时，农场级市场价格和批发市场价格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相反，当美国市场关闭时，两级价格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的结果显示在贸易自由时，批发市场价格对于农场级市场价格的敏感度在“疯牛病”事件结束后变小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疯牛病”事件后，加拿大的牛肉产品的受欢迎程度降低了，批发市场经营者的市场力降低，所以他们对农场级市场价格变化的反应度变得更小了。两级价格短期调整的结果如下：第一，在边境开放时期，批发市场价格对价格偏差做出反应比农场级市场更活跃。可能的原因是基于和美国市场的密切贸易关系，农场级生产者在供给链中具有较强的市场力，他们有观察、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再调整价格的掌控力，而不是对每一次市场变动都作出回应。第二个结果是批发价格在低汇率区间调整速度大于高汇率区间。原因可能是，当汇率处于临界值以上时，加拿大肉牛相对于美国的价格比较高，使它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降低，即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难度增加。这时，加拿大肉牛生产者更趋向于把牛卖给本国的牛肉批发者，这就使加拿大牛肉批发者具有相较平时更强的市场力，因此，他们调整的速度就会相较平时更慢。当汇率偏低（处于临界值以下）时，加拿大的肉牛相对于美国的较为便宜，使得它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增强，这时加拿大活牛生产者更倾向于将活牛出口到美国而不是卖给本国的牛肉批发者，从而本国的牛肉批发者发挥比平时较弱的的市场力，所以他们对于议价行为更包容，更开放。
（四）对加拿大肉牛市场政策的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肉牛养殖业各级市场应增强整体产业对于外部风险的处理能力，对于加拿大肉牛养殖业经营者和政策制定者有如下建议：第一，继续加强养殖业的科研水平，提高饲养和养殖效率以提高肉牛养殖业对于饲料价格波动的应对灵活性。第二，加强本国屠宰，储存和运输牛肉的设备和基础建设，以此增强应对牛肉供给量由于外部冲击剩余量大幅波动的弹性。第三，在贸易结构中逐渐减轻对于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特别是减弱加拿大肉牛产业整体受美国市场的影响。
三、对中国肉牛市场的启示
加入WTO后，中国肉牛产业在逐渐参与到全球化竞争过程中，国内市场很容易受到贸易的冲击。同时中国牛肉出口多次遭到查封及阻碍，贸易摩擦、争端日益增多。本文结合加拿大案例分析的结果以及我国肉牛养殖业的现状说明，提高国内养殖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增强国内产业对于贸易环境变化的适应力的对策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肉牛产品必须提高自身的质量安全水平以达到国际质量标准。政府可以加大投入肉牛养殖业的在防疫，饲料转化率，运输和储存效率等方面的技术研究，辅助、指导企业经营者克服资金投入大、生产周期长的难点。第二，政府可以出台专门针对肉牛养殖的扶持政策以提高产业组织化、规模化程度。重点培育中高端牛肉产业链，推动产业链升级，以优质安全扩大肉牛养殖业的盈利空间并增强整个行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肉牛产业发展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风险基金及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政策体系来克服整个产业所面临的来自市场、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风险。第四，建议重点扶持肉牛养殖周期中最基础、最薄弱的环节，如母牛养殖环节。建议国家出台母牛养殖补贴政策和建立育种肉牛的价格稳定基金。这些政策建议都立足于稳定和减缓来自于外部或内部的市场波动冲击，保证产业的稳定发展，保证生产者准确掌握信息，调整自己的生产。
参考文献：
[1 ] 张春雷，李俊. 中国肉牛产业的真实现状[J]. 北方牧业，2018，（7）
[2 ] 田露，张贺，张越杰.中国牛肉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产业透视，2012，（24）
[3 ] Saha， B. and V. Mitura. 2008. Price transmission along the Canadian beef supply chain and the impact of BSE. Statistics Canada， Agriculture Division.
[4 ] Twine， E.E. 2014. Canada’s Beef Cattle Industry： Shocks， Cycles and Loan Guarantees. Ph.D..Thesis.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5 ] Athwal， R. K. 2002. Integration of Canadian and US cattle markets. Statistics Canada[J]， Agriculture Division.
[6 ] Miljkovic， D. 2009. US and Canadian livestock prices： Market integration and trade dependence[J]. Applied Economics ，41 （2）.
[7 ] 張越杰，王军，田露.中国肉牛产业链现状与产业发展战略设计[J].北方牧业，2013，（20）.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代建明
一、中国—加拿大肉牛市场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肉牛产业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牛肉生产国，肉牛的产业链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面对我国国内牛肉需求量的增长和对牛肉进出口的扩大开放，中国肉牛产业想要适应未来的肉牛养殖业“全球化竞争”环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占有优势，需要了解欧洲、美洲发达国家肉牛养殖业特点，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对产业链体系进行战略性计划。本文以肉牛养殖业属世界发达国家之列的加拿大为案例，比较中加肉牛产业的异同，并分析贸易环境（具体采用汇率）对于国内肉牛养殖供给链各级市场间互动模式的影响。
我国肉牛养殖业的供给链环节与加拿大大致相似，都包含育种肉牛的繁育、肉牛养殖、肉牛屠宰加工、牛肉批发市场、零售市场。但是在每一级市场的结构非常不同，加拿大除在种育肉牛的繁育和肉牛养殖市场由大量较小农场经营外，其他几级市场都是由少数大型寡头垄断公司经营。我国不同的是牛肉消费需求巨大，肉牛养殖产业不会出现大企业吞并小规模经营者成为垄断性企业的现象，数量庞大的小规模经营者占据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使得我国肉牛养殖业的产业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低，大多数小规模经营者没有属于自己的产销一体化组织，只能独自分别进入市场，市场竞争力弱，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这也使得政府很难直接对小规模分散经营者的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指导。
（一）加入WTO后中国肉牛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加入WTO后各产业不断地向国际开放，随着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饮食结构合理性和营养丰富性的重视度也在提高，观念的改变使得牛肉备受消费者欢迎，牛肉产业也成为中国发展较快的产业。“全球化竞争”对于我国肉牛产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市場需求（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受牛绵状脑病 （即“疯牛病”）爆发影响，欧洲和美洲等大国牛肉出口受限给中国牛肉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机会;同时带来的挑战是一方面我国肉牛养殖业的产业结构、管理机制和运行效率亟待改进，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肉牛产品的进入对国内市场产生了的巨大冲击，例如自2013年国内开始大量进口澳洲牛羊肉，国内育种肉牛的价格出现了自2006年连续暴涨以来的首次大幅度下滑，到2017年末至2018年初价格才再次恢复到2013年水平。我国肉牛出口由于贸易壁垒、与国际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不符合等原因屡次遭到查封和阻碍。
（二）加拿大肉牛市场背景
近年来，加拿大肉牛市场经历了几次由于市场和政策引起的重大冲击，导致加拿大与美国之间肉牛和牛肉产品贸易量的波动和国内供给链价格传递模式的转变。在“疯牛病”事件（从2003年5月开始）爆发后，加拿大牛肉的国际出口市场由之前的100个降到70个。最重要的冲击是，在2003年5月—2005年7月期间，美国对于加拿大的活牛和牛肉产品进口实施了完全禁令。Twine （2014）认为该禁令会导致加拿大国内肉牛市场的结构转变，即表现为国内市场价格传递模式的改变。主要原因是一向高度依赖出口的加拿大市场的活牛和牛肉的产量远大于本国储存和消费的水平 ，出口的骤缩直接增加了加拿大国内市场对于外生冲击的脆弱性。本文提出并寻求解答的问题是，贸易因素 （本文中使用汇率）对国内肉牛供给链各级市场的价格传递是否会产生影响，具体是什么样的影响。加拿大—美国市场运行机制如图 1所示，虽然加拿大与美国在农场级市场和批发市场都有贸易，农场级市场可以选择将牛出口到美国的同级市场或是到美国的批发市场，所以汇率的大幅波动有可能会引起国内各级市场不同幅度的改变，从而改变国内肉牛市场沿供给链价格传递模式。
二、实证分析
（一）计量经济学模型及其机制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临界值误差修正模型。第一步，检验农场级市场价格和批发市场价格是否协整，并且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方法估算两级价格的长期关系。第二步是检验汇率的临界值效应，并且通过估算自激临界值自回归模型估计该临界值的数值。第三步是采用临界值误差修正模型估算各级市场价格在临界值所产生的不同区间内做的短期调整。
使用该模型的原因是国内沿供给链不同级市场价格被假定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一对价格会在一定范围内“捆绑”变动，当其中一个价格偏离较大时，它会主动调整恢复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通过计量模型验证农场级价格及批发价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验证汇率的临界值效应，当汇率高于或低于某一个数值时，牛肉的农场级市场价格和批发价格之间调整到长期均衡关系的模式不同。本文中考虑的汇率的临界值效应指的是当汇率高于或低于临界值时，沿肉牛供给链的农场产地价格和批发价格会以不同的主动性调整到长期均衡关系，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包括，两个市场相对市场力的变化、调整价格的成本和运输成本相对于收益的大小。只有当汇率变动幅度较大，调整价格的获益超过成本时，供给链参与者才会作出回应并调整价格以恢复两个价格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数据
本文的分析运用三组时间序列数据：（1）加拿大农场产地市场每周的料饲肉牛价格;（2）加拿大批发市场每周的牛肉价格，和（3）加元—美元每周的汇率。三组数据的时间跨度为从2001年1月到2018年2月，共含有894观察量。
为了对比在不同贸易环境中的国内市场受汇率影响程度的变化，本文的实例分析将数据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进行：BSE事件爆发之前（2001年1月-2003年5月），边境关闭时期（2003年5月-2005年7月），和后BSE时期（美国对加拿大牛肉产品边境重新开放）（2005年7月-2018年2月）。
表1总结了在三个时间段农场产地市场的活牛真实价格和批发市场的牛肉真实价格、两个价格的对数转化形式和汇率。产地市场和批发市场真实价格的后BSE时期的平均数略低于BSE爆发前的平均数。在整体研究的时期中，汇率逐渐从$0.62增长到$1.07， 并且在近期又降到$0.8。 （三）结果
实证分析分为三个时间段：由于“疯牛病”的爆发，美国边境对加拿大牛肉产品关闭前、边境关闭时期和边境重新开放以后。结果显示，当美国市场向加拿大活牛和牛肉开放时，农场级市场价格和批发市场价格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相反，当美国市场关闭时，两级价格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的结果显示在贸易自由时，批发市场价格对于农场级市场价格的敏感度在“疯牛病”事件结束后变小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疯牛病”事件后，加拿大的牛肉产品的受欢迎程度降低了，批发市场经营者的市场力降低，所以他们对农场级市场价格变化的反应度变得更小了。两级价格短期调整的结果如下：第一，在边境开放时期，批发市场价格对价格偏差做出反应比农场级市场更活跃。可能的原因是基于和美国市场的密切贸易关系，农场级生产者在供给链中具有较强的市场力，他们有观察、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再调整价格的掌控力，而不是对每一次市场变动都作出回应。第二个结果是批发价格在低汇率区间调整速度大于高汇率区间。原因可能是，当汇率处于临界值以上时，加拿大肉牛相对于美国的价格比较高，使它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降低，即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难度增加。这时，加拿大肉牛生产者更趋向于把牛卖给本国的牛肉批发者，这就使加拿大牛肉批发者具有相较平时更强的市场力，因此，他们调整的速度就会相较平时更慢。当汇率偏低（处于临界值以下）时，加拿大的肉牛相对于美国的较为便宜，使得它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增强，这时加拿大活牛生产者更倾向于将活牛出口到美国而不是卖给本国的牛肉批发者，从而本国的牛肉批发者发挥比平时较弱的的市场力，所以他们对于议价行为更包容，更开放。
（四）对加拿大肉牛市场政策的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肉牛养殖业各级市场应增强整体产业对于外部风险的处理能力，对于加拿大肉牛养殖业经营者和政策制定者有如下建议：第一，继续加强养殖业的科研水平，提高饲养和养殖效率以提高肉牛养殖业对于饲料价格波动的应对灵活性。第二，加强本国屠宰，储存和运输牛肉的设备和基础建设，以此增强应对牛肉供给量由于外部冲击剩余量大幅波动的弹性。第三，在贸易结构中逐渐减轻对于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特别是减弱加拿大肉牛产业整体受美国市场的影响。
三、对中国肉牛市场的启示
加入WTO后，中国肉牛产业在逐渐参与到全球化竞争过程中，国内市场很容易受到贸易的冲击。同时中国牛肉出口多次遭到查封及阻碍，贸易摩擦、争端日益增多。本文结合加拿大案例分析的结果以及我国肉牛养殖业的现状说明，提高国内养殖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增强国内产业对于贸易环境变化的适应力的对策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肉牛产品必须提高自身的质量安全水平以达到国际质量标准。政府可以加大投入肉牛养殖业的在防疫，饲料转化率，运输和储存效率等方面的技术研究，辅助、指导企业经营者克服资金投入大、生产周期长的难点。第二，政府可以出台专门针对肉牛养殖的扶持政策以提高产业组织化、规模化程度。重点培育中高端牛肉产业链，推动产业链升级，以优质安全扩大肉牛养殖业的盈利空间并增强整个行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肉牛产业发展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风险基金及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政策体系来克服整个产业所面临的来自市场、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风险。第四，建议重点扶持肉牛养殖周期中最基础、最薄弱的环节，如母牛养殖环节。建议国家出台母牛养殖补贴政策和建立育种肉牛的价格稳定基金。这些政策建议都立足于稳定和减缓来自于外部或内部的市场波动冲击，保证产业的稳定发展，保证生产者准确掌握信息，调整自己的生产。
参考文献：
[1 ] 张春雷，李俊. 中国肉牛产业的真实现状[J]. 北方牧业，2018，（7）
[2 ] 田露，张贺，张越杰.中国牛肉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产业透视，2012，（24）
[3 ] Saha， B. and V. Mitura. 2008. Price transmission along the Canadian beef supply chain and the impact of BSE. Statistics Canada， Agriculture Division.
[4 ] Twine， E.E. 2014. Canada’s Beef Cattle Industry： Shocks， Cycles and Loan Guarantees. Ph.D..Thesis.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5 ] Athwal， R. K. 2002. Integration of Canadian and US cattle markets. Statistics Canada[J]， Agriculture Division.
[6 ] Miljkovic， D. 2009. US and Canadian livestock prices： Market integration and trade dependence[J]. Applied Economics ，41 （2）.
[7 ] 張越杰，王军，田露.中国肉牛产业链现状与产业发展战略设计[J].北方牧业，2013，（20）.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代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