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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孙晓晨创作了一个名为“咔嚓”的作品系列,这个系列主要是以“老相机”为表现对象,还旁涉到“老镜头”、“老胶卷”等相关的题材内容。关于“咔嚓”的创作初衷孙晓晨自己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艺术家对于历史的自我看法”。事实是从新世纪以来年青一代对于历史的关注度明显上升,而且这种趋势在当下已经变得愈加的明确。但是新一代眼中的历史,已经不是整体性的概念而是被撕裂以后的过往碎片,因此在自己的创作中,年轻的艺术家们并不像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那样高调强化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也不像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那样对于逝去的岁月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更不像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那样“未老先衰”般地沉浸于自我记忆而喃喃自语。正如孙晓晨在“咔嚓”系列中所抱持的态度,青年一代更加强化了自我的立场,并热衷于不偏不倚地呈现所谓的历史真实。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艺术家肯定不是历史学家,他们更多从事的是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对过去史实的如实记录。在孙晓晨的“咔嚓”系列中,“老相机”、“老镜头”、“老胶卷”是以极其真实的再现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除了通过详尽添加的诸如“标牌”、“刻字”等类似绘画的细节来标示出文化历史流逝的触目惊心之外,孙晓晨更将传统的陶艺进而转化为针对具体造型、色彩、质地甚至是模仿器物外层“包浆”的叙述手段。也正是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陶瓷不再是某种特定的材质,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艺,而是被有意识转化之后的当代性创见及其媒介方式。至于“咔嚓”的作品命名,或许有人会对应于“照相”的主题而仅仅认为是某种声音化的模拟,但在我看来“咔嚓”既是通过对过去的定格而发出的追思慨叹,又是对现在的某种预言——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更是未来的过去。
历史感是一种很好的创作资源,但是它对于艺术创作的意义更落实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现实态度,也就是说所谓的历史观只有转化为当下的文化立场才能更具价值。经过2009年的“咔嚓”系列,孙晓晨在找到自己的题材和材质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己在创作中的那些不足。孙晓晨认为2009年的“咔嚓”系列带有更多的仿真性,而过多的模拟会令他的创作走向细节化而繁琐零碎,尤其是对质感的过度关注不免带有某种炫技的色彩。在另一方面,孙晓晨开始关注场景化的呈现而不是单体性的展示,开始强调空间的气氛而不是功利化的观赏。由此孙晓晨实质性地拓展了自己的创作疆域。
2011年孙晓晨的创作是围绕着三组作品而展开的,这三组作品被统辖于“咔嚓—洞鉴”的名称,又分别以“均衡”、“黜陟”、“人欲”作为各自的主题。基于前期反省的结论,孙晓晨力图强化自己创作的文化针对性,并进而重组了作品的结构。场景化无疑被提升为某种原则,因此“照相机”在各具细腻特征的同时,首先被统和为一种“群像”的面貌,其次则被整体地放置于空间的一侧,共同面对着同一个对象。场景化的结构,不仅有助于组合性的关系达成,同时也营造出独特的空间氛围。
与此同时,场景化的意义还由于一种意味深长的“互视”关系而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在空间的一侧,孙晓晨通过放置“天平秤”、“圈椅”和“佛像”,来暗示权力的争斗、名誉的荣辱以及欲望的挣扎,虽然“天平秤”、“圈椅”、“佛像”都是些渐行渐远的历史影迹,都是些封尘已久的记忆碎片,但是在这种相对放置所形成的“互视”格局中,它们成为了在同一场景中的关乎过去也关乎当下的文化象征。
从更深的层面上加以阐释,孙晓晨的这种场景化的“互视”结构更类似于中国古代诗文中的“互文”的修辞方法,即所谓的“参互成文,含而见文”。看似各说其事,实则相互呼应、相互阐发、相互补充,在相互交错和渗透之中整合为一。事实上正如孙晓晨以“洞鉴”为名,艺术家以古喻今也以今溯古,冷静剖析着的是人类自身的陋习劣根和顽冥不化。
立足于场景化的实践,孙晓晨也从纯然的雕塑性创作转向了空间性创制,这种转机也给了他更多的腾挪余地。一方面孙晓晨不再以单件作品的完成视为创作的终点,他开始把自己的创作延伸至展示的空间之中,并享受着这种作为“导演”的无限乐趣;一方面孙晓晨也开始根据场景气氛的需要,加入了现成品的有意义的挪用。而现成品的挪用在体现其与生活之间原有关系的同时,突显的则是艺术家选择的意义和动机,更有意思的是它们还与孙晓晨的“相机”之间形成复杂而难以剥离的关联,产生某种难辨赝伪的真相迷失,从而激发了观者的互动性和现场感。
当代艺术与传统文脉的嫁接向来是个棘手的难题,也鲜有人尝试。咔嚓新作洞鉴系列即是用当代艺术的惯用手段来嫁接中国古时文人俊杰推崇备至的思想,向当下社会的走向阐释自己的观点并进行发问。洞鉴均衡的围观对象是旧时的天平秤,天平是关乎价值观和公平观的象征物,更带出了中庸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先贤哲思,直指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痼疾。还有以圈椅为聚焦对象阐释体制权力观的洞鉴黜陟。晓晨的作品体现了个人创作的艺术诉求。在全球化语境下,借助固有视觉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而锻造出了他个人独特的视觉语汇和创作方法,并形成了有益于艺文发展的当代性创见。在我看来,他的“咔嚓”老相机已然具备了成为国际化符号的潜质。——吕品昌(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教授)
在孙晓晨的新作“洞鉴”中,他将一群“围观”的老相机,整合成一面历史的镜子、一个客观的视野、一位超然的裁判。“咔嚓”由单个到群体,由被“围观”者到“围观”者,似乎可以看出他正在由“自我”走向“无我”,同时又以极似史学脉络的方法挑战着公众的视觉,也带给了我们全新的历史体验。在我看来,晓晨不仅是在视觉领域进行重构,而且是将历史中的具有象征色彩的物件与记录者本身进行重构。“咔嚓”在此已不是为了记录而记录,也并不只是提供单纯的记忆想象。艺术家孙晓晨可能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将老相机在量变之后进而提炼出的围观等特性用以阐述自己的认识,这与史学研究的归纳、揭示、解读及批判等诸多理念不禁暗合。——方志远(著名史学家、文化学者、百家讲坛嘉靖万历主讲)
无论如何,孙晓晨为我们设置了这样的迷局,让我们在看似真实其实却荒诞无比的场景作品中,去激发对逝去之物的好奇,更去反思从我们身后喷涌而过的未来和当下,因为那些成排拱列的相机总是不断地向我们释放出这样的信息:追问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事物的真相,是每个人的权力。尽管那些相机是被剥夺了记录功能的提示物,但它们被艺术家创作出来并且被安置在展厅里,就总能够勾起我们观众的冲动和想象力,我们会在它们的外围审视它们与那些家具物件的对视关系,我们或许也能被允许置身于它们之间,近距离感受人—物—空间产生出的难以言说的复杂体验,但有一点是确切和真实的,那就是,面对或者置身于艺术家为我们创作的空间之中,以往约定俗成和司空见惯的物理实存和心理定式都被重新拆散和组合,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一切都是此在,一切都是当下。——高岭(著名批评家、策展人)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艺术家肯定不是历史学家,他们更多从事的是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对过去史实的如实记录。在孙晓晨的“咔嚓”系列中,“老相机”、“老镜头”、“老胶卷”是以极其真实的再现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除了通过详尽添加的诸如“标牌”、“刻字”等类似绘画的细节来标示出文化历史流逝的触目惊心之外,孙晓晨更将传统的陶艺进而转化为针对具体造型、色彩、质地甚至是模仿器物外层“包浆”的叙述手段。也正是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陶瓷不再是某种特定的材质,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艺,而是被有意识转化之后的当代性创见及其媒介方式。至于“咔嚓”的作品命名,或许有人会对应于“照相”的主题而仅仅认为是某种声音化的模拟,但在我看来“咔嚓”既是通过对过去的定格而发出的追思慨叹,又是对现在的某种预言——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更是未来的过去。
历史感是一种很好的创作资源,但是它对于艺术创作的意义更落实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现实态度,也就是说所谓的历史观只有转化为当下的文化立场才能更具价值。经过2009年的“咔嚓”系列,孙晓晨在找到自己的题材和材质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己在创作中的那些不足。孙晓晨认为2009年的“咔嚓”系列带有更多的仿真性,而过多的模拟会令他的创作走向细节化而繁琐零碎,尤其是对质感的过度关注不免带有某种炫技的色彩。在另一方面,孙晓晨开始关注场景化的呈现而不是单体性的展示,开始强调空间的气氛而不是功利化的观赏。由此孙晓晨实质性地拓展了自己的创作疆域。
2011年孙晓晨的创作是围绕着三组作品而展开的,这三组作品被统辖于“咔嚓—洞鉴”的名称,又分别以“均衡”、“黜陟”、“人欲”作为各自的主题。基于前期反省的结论,孙晓晨力图强化自己创作的文化针对性,并进而重组了作品的结构。场景化无疑被提升为某种原则,因此“照相机”在各具细腻特征的同时,首先被统和为一种“群像”的面貌,其次则被整体地放置于空间的一侧,共同面对着同一个对象。场景化的结构,不仅有助于组合性的关系达成,同时也营造出独特的空间氛围。
与此同时,场景化的意义还由于一种意味深长的“互视”关系而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在空间的一侧,孙晓晨通过放置“天平秤”、“圈椅”和“佛像”,来暗示权力的争斗、名誉的荣辱以及欲望的挣扎,虽然“天平秤”、“圈椅”、“佛像”都是些渐行渐远的历史影迹,都是些封尘已久的记忆碎片,但是在这种相对放置所形成的“互视”格局中,它们成为了在同一场景中的关乎过去也关乎当下的文化象征。
从更深的层面上加以阐释,孙晓晨的这种场景化的“互视”结构更类似于中国古代诗文中的“互文”的修辞方法,即所谓的“参互成文,含而见文”。看似各说其事,实则相互呼应、相互阐发、相互补充,在相互交错和渗透之中整合为一。事实上正如孙晓晨以“洞鉴”为名,艺术家以古喻今也以今溯古,冷静剖析着的是人类自身的陋习劣根和顽冥不化。
立足于场景化的实践,孙晓晨也从纯然的雕塑性创作转向了空间性创制,这种转机也给了他更多的腾挪余地。一方面孙晓晨不再以单件作品的完成视为创作的终点,他开始把自己的创作延伸至展示的空间之中,并享受着这种作为“导演”的无限乐趣;一方面孙晓晨也开始根据场景气氛的需要,加入了现成品的有意义的挪用。而现成品的挪用在体现其与生活之间原有关系的同时,突显的则是艺术家选择的意义和动机,更有意思的是它们还与孙晓晨的“相机”之间形成复杂而难以剥离的关联,产生某种难辨赝伪的真相迷失,从而激发了观者的互动性和现场感。
当代艺术与传统文脉的嫁接向来是个棘手的难题,也鲜有人尝试。咔嚓新作洞鉴系列即是用当代艺术的惯用手段来嫁接中国古时文人俊杰推崇备至的思想,向当下社会的走向阐释自己的观点并进行发问。洞鉴均衡的围观对象是旧时的天平秤,天平是关乎价值观和公平观的象征物,更带出了中庸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先贤哲思,直指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痼疾。还有以圈椅为聚焦对象阐释体制权力观的洞鉴黜陟。晓晨的作品体现了个人创作的艺术诉求。在全球化语境下,借助固有视觉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而锻造出了他个人独特的视觉语汇和创作方法,并形成了有益于艺文发展的当代性创见。在我看来,他的“咔嚓”老相机已然具备了成为国际化符号的潜质。——吕品昌(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教授)
在孙晓晨的新作“洞鉴”中,他将一群“围观”的老相机,整合成一面历史的镜子、一个客观的视野、一位超然的裁判。“咔嚓”由单个到群体,由被“围观”者到“围观”者,似乎可以看出他正在由“自我”走向“无我”,同时又以极似史学脉络的方法挑战着公众的视觉,也带给了我们全新的历史体验。在我看来,晓晨不仅是在视觉领域进行重构,而且是将历史中的具有象征色彩的物件与记录者本身进行重构。“咔嚓”在此已不是为了记录而记录,也并不只是提供单纯的记忆想象。艺术家孙晓晨可能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将老相机在量变之后进而提炼出的围观等特性用以阐述自己的认识,这与史学研究的归纳、揭示、解读及批判等诸多理念不禁暗合。——方志远(著名史学家、文化学者、百家讲坛嘉靖万历主讲)
无论如何,孙晓晨为我们设置了这样的迷局,让我们在看似真实其实却荒诞无比的场景作品中,去激发对逝去之物的好奇,更去反思从我们身后喷涌而过的未来和当下,因为那些成排拱列的相机总是不断地向我们释放出这样的信息:追问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事物的真相,是每个人的权力。尽管那些相机是被剥夺了记录功能的提示物,但它们被艺术家创作出来并且被安置在展厅里,就总能够勾起我们观众的冲动和想象力,我们会在它们的外围审视它们与那些家具物件的对视关系,我们或许也能被允许置身于它们之间,近距离感受人—物—空间产生出的难以言说的复杂体验,但有一点是确切和真实的,那就是,面对或者置身于艺术家为我们创作的空间之中,以往约定俗成和司空见惯的物理实存和心理定式都被重新拆散和组合,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一切都是此在,一切都是当下。——高岭(著名批评家、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