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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会有许多不顺心，不如意，甚至会有晴天霹雳，生离死别。因此，4.16这三个平平常常的阿拉伯数字，对别人来说，可能很一般，很不在意，但它对我而言，却是人生旅途上的一大劫难，是一个令我愧疚，让我悲痛，一生一世也永难忘却的日子，真可谓，晴空炸雷，刻骨铭心。
4.16其谐音是“死要顺”。转眼间，一晃十个年头过去了。然而，每当4.16来临的时候，一种难言的忧伤和思念便在我心头油然升起。于是，那年那月那日的往事，如同过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一）
1999年4月10日，我作为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受中国记协的委派，担任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将于4月18日率团出访美国，这一访问计划早在半年前就提交美国驻华使馆等待签证。但由于当时中美关系“晴转阴”，迟迟没有批下来。可是，等到签证拿到手，我的妻子王翠华却因患尿毒症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抢救。为此，我曾向中国记协的有关同志咨询，因为妻子病重，可否推迟出访，实在不行就临时调换团长。但记协的答复是，签证好不容易才办下来，如临时换团长又得等待审批，这样势必影响整个代表团的行程。行伍出身的我，向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为了顾全大局，我没有果断放弃出访，而是悄悄地瞒着妻子，抓紧时间找医术高明的医生为她治病，幻想着能缓解病情，等我出访回来再继续救治。没料到，妻子的病情急剧恶化，一周之内就抢救了两次。4月15日下午，病情稍有好转，我看实在不能隐瞒下去了，只好含泪向妻子说明了出访美国的日期以及我的心境与难处。妻子听后半晌不语，接着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抱着我的头轻声抽泣起来。大概过了两三分钟，她又一把把我推开，对守候在床前的儿女大声说：“你们都出去，一个也不留。”儿女们被她的异常举动吓坏了，两眼含泪默默地走了出去。我进退两难，万般无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突然，我看到与我和妻子上中专时的同班同学潘祥珍“从天而降”，推门走进了病房。自从我1968年投笔从戎，妻子于1978年带着儿女从千里之外的安徽老家随军进京后，我们和小潘二十多年未见过面，平时只是通过电话和书信保持着联系。哪里想到，在这个非常紧急的节骨眼上，她能来到我们面前。妻子看到小潘，仿佛看到了救星，转怒为喜地对我说：“这下好了，你们都走吧，就留小潘陪着我，我们好好说说话。”于是，我便来到主治医生办公室，向他说明了出访的日期，恳求他们在这期间一定要格外注意，确保我妻子的生命安全。医生对我说，她的病的确很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但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抢救，让我安心出访。
当天晚上七点多钟，我把有关事项向潘祥珍作了交代，便带着儿女提心吊胆的回家了。夜里我一直开着手机，生怕夜间有情况，一点也睡不踏实。这时，记忆的闸门突然洞开，32年来我们夫妻恩爱相处的故事，接二连三从脑海里蹦出来：夫人比我大一岁，上中专时我们自编自演话剧、歌剧，她当会计，我当生产队长，也是演的情投意合的一对儿。记得有一句台词是丈母娘向左邻右舍夸我们：“这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挑的一对啊。”1967年秋，我俩在宿县将两个单人床往一块靠靠，买上几斤糖果，几条香烟，科里送给我们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同事们嘻嘻哈哈说上几句祝福的话，就算成亲了。那时，我俩每月工资加在一起就五十元，每月凭票买粮，有一半是玉米面，日子过得很清苦。但她像大姐姐照顾小弟弟，那种精心精意的关爱之情，让我至今想起就泪如泉涌。譬如，家里的粗粮从来不让我吃，细粮顿顿给我留着，看我生气、着急了，顶多掰上一小块，也就吃上一两口馍馍而已。
为了省钱贴补家用，我们舍不得买正儿八经的猪肉、羊肉。一到改善伙食，我俩就去市场上买三角钱一斤的羊头，把羊头煮熟了，可以剥一小碗碎肉，肉留着包饺子、炒菜，汤可以下面条。每一次她都是啃骨头，肉基本上不吃一口。1968年3月，我瞒着她应征入伍，当她接到电报，从一百公里外的泗县新汴河工地，连夜坐拖拉机赶到宿县时，路上不慎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居然没有摔伤，肚里怀着的孩子也没有摔掉。到军分区新兵集中地见到我，我已换上空军军装。她两眼含泪望着我，又是捶又是哭，一声声，一句句，既有埋怨，又有安慰，末了，她抱着我哈哈笑起来。这是一种怎样的离别之情啊！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天武斗的动荡岁月里我不得不作出的明智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军区空军宣传部当副科长，夫人已带儿女随军进京在光明商场当营业员。那会儿孩子还小，我工作很辛苦，我们俩每月工资加起来不足百元。为了保证孩子和我的营养，她不论工作多忙，也坚持天天中午、晚上做四菜一汤，虽说都是白菜豆腐、鸡蛋韭菜、肉丝蒜薹一类家常便饭，但几十分钟的做饭时间常常忙得她满头大汗团团转。有时，我下班晚了，她将做好的菜用碗一个个扣上，孩子们饿了，闹着要开饭，她不让，非得等我回来一块吃，怕饭菜凉了伤我的胃口。夜静更深，我和孩子们都睡了，她却偷偷爬起来踩缝纫机，哒哒哒地砸被面。因为给商场砸一个被面得两元钱，她这是用心血和汗水挣点钱，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听到缝纫机的响声，我披衣起来劝她休息，这时她竟然面有愧色地说，“噢！真不好意思，把你们弄醒了，快去睡吧，我一会儿就好。”
亲爱的读者，当我写到这里时，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一滴滴落到稿纸上。
当时我寻思，为什么夫人那么年轻就得了高血压，后来又患脑溢血、尿毒症，完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和孩子累的啊！想到此，我觉得很痛惜，很对不住她，心里禁不住在默念着：翠华啊！翠华，你如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命悬一线，心里是怎么想的，该不会后悔抱怨我吧！回想着，思索着，辗转反侧，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都涌上来，使我迷迷糊糊的直到天亮。
大概早上六点多钟，突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小潘焦急地告诉我，妻子已进抢救室，让我火速赶往医院。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抓起外衣就往外跑，等我心急火燎地来到医院，只见四位医生还在尽力抢救。主治医生看见我悄声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看来无力回天了。此时，我脑袋一片空白，望着紧闭双眼的妻子，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我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怎么这么快呢？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小潘带着哭腔对我说：“芬之，别难过了。昨天夜里我俩一直在唠嗑，我们回忆了上学时的难忘往事，说了这些年来的离别之情。翠华特别告诉我，她和你结婚后，非常满足，也非常感谢你。她说，6年前她得了脑溢血，要不是你把她连夜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七天七夜，她的命早就没了。6年来她半身偏瘫，生活不能自理，全是你找医生为她针灸，理疗，又扶着她爬楼梯，逛公园，一点一点恢复体力，使她又重新站了起来。前两年得了尿毒症，你每周两次跟司机一起送她去崇文区中医院作透析，上个月她抢救了三次，你都整宿整宿地陪着，真是难为你了。翠华还说，在我们同班同学里面有四对结了婚，只有你在北京工作，又是职务最高的，她脸上也有光，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只是怪自己命薄，没有享福的命，没能都看到儿女成家，没能抱到孙子，心里有些不甘，也不忍心离你们而去。快天亮了，我看她显得特别疲劳，就劝她睡觉，翠华笑了笑对我说，芬之要去美国，又当团长，这是一生中很难得的事，让他放心走吧，有你小潘陪着我就知足了，这也是上帝的安排，要不怎么那么巧，你能在这个时候上北京呢？唉，说命苦也不全对，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呢？”说到这里，小潘用手抹了把眼泪，接着说，我看翠华很知足了，她是为了让你安心出国，才在你动身前提早告别。我们同学一场，也算有缘分，咱们赶快为翠华准备后事吧。
潘祥珍的话提醒了我，再过一天，我就要率团出访了，真是连伤心流泪的空子都没有。我一面让小潘去买寿衣、花圈，一面跑到邮局给岳母和两个内弟发电报，让他们火速来京。４月17日下午,我的两个小孩舅赶到协和医院告别室.我和儿女及众多亲朋好友,看着医生为妻子换衣美容,接着举行了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记得我流着泪读了自己连夜写的悼词。应该说,情真意切,声声欲泪,全场肃穆,一片悲声,好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场景。18日上午10点钟,我和儿女以及报社的数十位同仁,一起护送妻子的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等到把妻子的骨灰盒抱回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我把儿子迎军和大女婿跃峰叫到面前，对他俩说，你妈妈跟着我辛苦了一辈子，没享什么福。现在走了，一定要给他选一块有山有水的，风景优美的墓地，等我从美国回来安葬。当时，北京公墓的价格大概是七八千元钱，我一再叮嘱一定要选风景好的，让你们苦命的妈妈好好安息。
（二）
1999年4月18日下午3点30分，我们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14人，从北京机场直飞美国旧金山。坐在飞机上，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不时地在悄悄落泪。我想，妻子刚刚过世，我又第一次率团出访，心情悲痛，且肩负重任，出访期间一定要头脑清醒，安全周到，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闪失。否则，怎么回去向中国记协交代啊！天知道，你越怕出事，越有情况发生，真是让我忧心如焚。因为代表团从旧金山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时，恰巧碰上我国某省一个四人建工代表团，与我们同机到达。可是 ，当该省代表团团长率领三位团员刚出机场，居然有团员突然间杳无踪迹，急得团长跺脚叫苦，也吓得我一身冷汗。第二天上午，我们参观金山大桥时，美国海岸警备队的人员还带着该省代表团长，在人流如潮的大桥旁寻找失踪人员。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不是报社的负责人，就是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台长或节目主持人，无论男女在国内都是个“人物”，在海外也多有同学亲友。当晚，住进旧金山的星级宾馆后，由于美国方面接待规格较高，团长和团员每人一个房间，这为出访管理带来了困难。虽然有秘书长集体保管全团的护照和经费，但团员们都说旧金山有同学亲友要会见，我当团长的也不好不近人情一概拒绝。为确保出访安全，一方面我相信大家的政治觉悟，一方面又召集全团开会，宣布了相关外事纪律。我情深意重地对团员们说：“你们都知道我的处境，也都清楚我们肩负的政治责任，既要对国家对本单位负责，也要对我对自己负责。你们请假我批准，但一定要保管好护照，注意人身安全，务必在晚上十一点前返回宾馆，我们全团14人，要高高兴兴出访，平平安安回国。”团员们理解我的心情，也体谅我的难处，他们纷纷表态，一定听团长的话，保证不出问题。话虽是这么说，但我心中仍然在打鼓，生怕有一个人不守纪律，导致我承担政治责任，给国家造成损失。所以，每天晚上12点前我都不能睡，在房间里静静地坐着，等待团员们安全归来。所幸的是，团员们都很自觉，他们回到房间，马上给我打电话，而且众口一词：“报告团长，回到祖国怀抱”。此时，我尽管有些疲劳，但每当听到这句话时，心里都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紧张的神经也慢慢变得松弛起来。4月26日下午，代表团来到美国纽约。在访问了美国之音和全美广播电视中心之后，我这时接到儿子打来的越洋电话。他说，我走后他们弟兄俩跑了六七个公墓所在地，都觉得不理想。后来跑到小汤山附近的华夏公墓，这里山清水秀，果树成林，确实是个好地方，但价格很贵。我问需要多少钱，儿子说要一万八千元，再也砍不了价。我当时想，一万八千元几乎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但为了让妻子死后有一个好的居所，好的环境，我还是果断决定，让儿子先交500元定金，等我回去再办手续。1999年5月4日下午，我率领全团成员圆满完成出访任务，平安顺利的回到北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感到无限欣慰与轻松。在机场与团员们寒暄握手告别后，我与儿子立即乘车直奔华夏公墓。那里的确是一个好地方，不仅风景好，地势好，而且有不少名人、明星也葬在那里，他促使我下定决心就把妻子安葬在这里。事隔两天，我去公墓办理付款事宜，没料到，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我从公墓工作人员那里，拿到了一份关于华夏公墓的详细介绍，里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华夏公墓又称九峰翠华山公墓，简称翠华山。我手拿资料喜不自禁，问工作人员这是真的吗？工作人员看我有疑问，便带我来到专为公墓修建的门楼背面，用手指着上面镶着“翠华山”三个鲜红的大字的匾额让我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假不了。此时，我的心里仿佛突然涌起一股暖流，真是太意外太神奇太兴奋了！翠华山，翠华山，属于翠华的山！我妻子名叫王翠华，而且属猴。我想，这不就是花果山，水帘洞，让王翠华占山为王吗！人这一生，会有许多机遇，也会有许多巧事。像我妻子这样巧妙地归宿，可能算是百万里挑一，百万里难求吧？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天意，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百思又觉得幸运啊！于是，我对儿子说，这个地方选得好，别说一万八，就是十万八也值得。儿子和女婿原来选址时，只知道是华夏公墓，也不知道叫“翠华山”，当儿子知道墓地就是他妈妈的名字时，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连连叫好。
时值五月，北京的天气热起来。当我把妻子的骨灰盒安放在汉白玉的墓穴，发现墓地上没有树，炎热的太阳晒到我妻子的墓碑上，用手摸着觉得烫手，心里一阵凄凉。我想到妻子生前最喜欢两种树，一是白玉兰，二是紫丁香。我原来在北京空军宣传部工作时，军区门诊部门前有一大片紫丁香树，每天我与妻子散步到此，她都要手扶着开满紫花的丁香树，静静地嗅半天，还念念有词：好香、好香！仿佛对丁香树情有独钟。1976年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我奉命奔赴唐山机场，在北京军区空军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政工组写简报。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捕后，我从唐山返回北京，临行时带了一对白玉兰花的陶瓷茶杯，妻子格外喜欢，茶杯一直用到她去世。想到此，我立即到墓地附近的苗圃培育基地，花200元买了两棵白玉兰树苗和紫丁香树苗。为了确保成活，移栽时特意保留一块硕大的底土，并且每周行程近百里，专门去墓地为树苗浇水，整整坚持了两个月。记得当年七月我因公出差，仍担心树苗缺水栽不活，便让儿子每周去墓地“抓落实”。苍天不负有心人。在我们父子二人的精心栽培和赤诚之心感召下，两棵寄托着我的思念和深情的树苗，居然茁壮的成长起来。如今，丁香树繁花似锦，香气扑鼻，白玉兰树亭亭玉立，花白如玉，美不胜收。我思忖，妻子王翠华假若地下有知，一定很欣赏我们的“杰作”，也一定会在花香四溢时来品味这无尽的人间真情。
（三）
2009年4月16日，春风徐徐，阳光灿烂。这一天，妻子王翠华已去世整整10年，也是我们全家阴阳相隔10周年纪念日。儿女们早在清明前就开始准备，想要好好的在墓地里和妈妈过一个“团圆节”。4月16日清晨，我与儿女、女婿、儿媳以及妻子的生前好友王大姐和老胡夫妇，分乘两辆小车，直奔京城北郊的华夏公墓。大约上午10点钟，我们一行来到妻子的墓旁。儿子儿媳和王大姐以及老胡夫妇向墓碑献上了鲜花、花篮，点上高香，并焚烧了带来的金条、金元宝、冥币等“金银财宝”。女儿迎辉、迎春分别摆上了苹果、梨、点心以及酱牛肉、烧鸡、熏鱼、烤鸭等食品，我打开带来的“五粮液”，郑重地倒了两杯酒，默默的敬天敬地敬夫人。就这样，家人和亲朋好友团团围在翠华的墓旁边拉家常边聚餐，虽说开始心情沉重，泪水涟涟，但后来说到动情处，也曾破涕为笑，欢声一片。我寻思，人这一生，如歌如梦，如诗如画，无论是皇上，还是平常百姓，都是人，都是血肉之躯，都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灾没病，谁能保证长命百岁，一切应随缘，一切顺从天意，一切顺其自然。我以为，一个人不管活到八十岁，一百岁，也不管活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只要清清白白，勤勤恳恳，健康快乐地活过，苦过，乐过，就要认命，就要知足，不要怨天尤人，虚度年华。我的妻子因病只活了五十五岁，是有点年轻，有点可惜，令人悲痛，但她毕竟一生忠厚勤劳，尽心尽力，相夫教子，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到死了我和儿女给她选了一块称心如意的“住处”，“翠华山”的墓碑上刻着“贤妻”二字，每年清明和年节，老老少少都给她送花“送钱”，为她磕头作揖，与她团聚，这也算寿终正寝，命该如此，可以安息了。想到此，4.16这个数字也不那么敏感和可怕了，我的心情也渐渐的开朗起来，似乎对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我相信有了这种心境与认知，我的后半生或许能活得更健康更洒脱，更快乐，也更有意义。妻子王翠华地下有知，肯定是认同的，赞赏的，甚至会说，老公和儿女们，你们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我在这边看着你们，保佑你们，愿你们长命百岁，健康快乐。
4.16其谐音是“死要顺”。转眼间，一晃十个年头过去了。然而，每当4.16来临的时候，一种难言的忧伤和思念便在我心头油然升起。于是，那年那月那日的往事，如同过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一）
1999年4月10日，我作为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受中国记协的委派，担任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将于4月18日率团出访美国，这一访问计划早在半年前就提交美国驻华使馆等待签证。但由于当时中美关系“晴转阴”，迟迟没有批下来。可是，等到签证拿到手，我的妻子王翠华却因患尿毒症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抢救。为此，我曾向中国记协的有关同志咨询，因为妻子病重，可否推迟出访，实在不行就临时调换团长。但记协的答复是，签证好不容易才办下来，如临时换团长又得等待审批，这样势必影响整个代表团的行程。行伍出身的我，向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为了顾全大局，我没有果断放弃出访，而是悄悄地瞒着妻子，抓紧时间找医术高明的医生为她治病，幻想着能缓解病情，等我出访回来再继续救治。没料到，妻子的病情急剧恶化，一周之内就抢救了两次。4月15日下午，病情稍有好转，我看实在不能隐瞒下去了，只好含泪向妻子说明了出访美国的日期以及我的心境与难处。妻子听后半晌不语，接着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抱着我的头轻声抽泣起来。大概过了两三分钟，她又一把把我推开，对守候在床前的儿女大声说：“你们都出去，一个也不留。”儿女们被她的异常举动吓坏了，两眼含泪默默地走了出去。我进退两难，万般无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突然，我看到与我和妻子上中专时的同班同学潘祥珍“从天而降”，推门走进了病房。自从我1968年投笔从戎，妻子于1978年带着儿女从千里之外的安徽老家随军进京后，我们和小潘二十多年未见过面，平时只是通过电话和书信保持着联系。哪里想到，在这个非常紧急的节骨眼上，她能来到我们面前。妻子看到小潘，仿佛看到了救星，转怒为喜地对我说：“这下好了，你们都走吧，就留小潘陪着我，我们好好说说话。”于是，我便来到主治医生办公室，向他说明了出访的日期，恳求他们在这期间一定要格外注意，确保我妻子的生命安全。医生对我说，她的病的确很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但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抢救，让我安心出访。
当天晚上七点多钟，我把有关事项向潘祥珍作了交代，便带着儿女提心吊胆的回家了。夜里我一直开着手机，生怕夜间有情况，一点也睡不踏实。这时，记忆的闸门突然洞开，32年来我们夫妻恩爱相处的故事，接二连三从脑海里蹦出来：夫人比我大一岁，上中专时我们自编自演话剧、歌剧，她当会计，我当生产队长，也是演的情投意合的一对儿。记得有一句台词是丈母娘向左邻右舍夸我们：“这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挑的一对啊。”1967年秋，我俩在宿县将两个单人床往一块靠靠，买上几斤糖果，几条香烟，科里送给我们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同事们嘻嘻哈哈说上几句祝福的话，就算成亲了。那时，我俩每月工资加在一起就五十元，每月凭票买粮，有一半是玉米面，日子过得很清苦。但她像大姐姐照顾小弟弟，那种精心精意的关爱之情，让我至今想起就泪如泉涌。譬如，家里的粗粮从来不让我吃，细粮顿顿给我留着，看我生气、着急了，顶多掰上一小块，也就吃上一两口馍馍而已。
为了省钱贴补家用，我们舍不得买正儿八经的猪肉、羊肉。一到改善伙食，我俩就去市场上买三角钱一斤的羊头，把羊头煮熟了，可以剥一小碗碎肉，肉留着包饺子、炒菜，汤可以下面条。每一次她都是啃骨头，肉基本上不吃一口。1968年3月，我瞒着她应征入伍，当她接到电报，从一百公里外的泗县新汴河工地，连夜坐拖拉机赶到宿县时，路上不慎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居然没有摔伤，肚里怀着的孩子也没有摔掉。到军分区新兵集中地见到我，我已换上空军军装。她两眼含泪望着我，又是捶又是哭，一声声，一句句，既有埋怨，又有安慰，末了，她抱着我哈哈笑起来。这是一种怎样的离别之情啊！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天武斗的动荡岁月里我不得不作出的明智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军区空军宣传部当副科长，夫人已带儿女随军进京在光明商场当营业员。那会儿孩子还小，我工作很辛苦，我们俩每月工资加起来不足百元。为了保证孩子和我的营养，她不论工作多忙，也坚持天天中午、晚上做四菜一汤，虽说都是白菜豆腐、鸡蛋韭菜、肉丝蒜薹一类家常便饭，但几十分钟的做饭时间常常忙得她满头大汗团团转。有时，我下班晚了，她将做好的菜用碗一个个扣上，孩子们饿了，闹着要开饭，她不让，非得等我回来一块吃，怕饭菜凉了伤我的胃口。夜静更深，我和孩子们都睡了，她却偷偷爬起来踩缝纫机，哒哒哒地砸被面。因为给商场砸一个被面得两元钱，她这是用心血和汗水挣点钱，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听到缝纫机的响声，我披衣起来劝她休息，这时她竟然面有愧色地说，“噢！真不好意思，把你们弄醒了，快去睡吧，我一会儿就好。”
亲爱的读者，当我写到这里时，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一滴滴落到稿纸上。
当时我寻思，为什么夫人那么年轻就得了高血压，后来又患脑溢血、尿毒症，完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和孩子累的啊！想到此，我觉得很痛惜，很对不住她，心里禁不住在默念着：翠华啊！翠华，你如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命悬一线，心里是怎么想的，该不会后悔抱怨我吧！回想着，思索着，辗转反侧，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都涌上来，使我迷迷糊糊的直到天亮。
大概早上六点多钟，突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小潘焦急地告诉我，妻子已进抢救室，让我火速赶往医院。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抓起外衣就往外跑，等我心急火燎地来到医院，只见四位医生还在尽力抢救。主治医生看见我悄声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看来无力回天了。此时，我脑袋一片空白，望着紧闭双眼的妻子，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我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怎么这么快呢？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小潘带着哭腔对我说：“芬之，别难过了。昨天夜里我俩一直在唠嗑，我们回忆了上学时的难忘往事，说了这些年来的离别之情。翠华特别告诉我，她和你结婚后，非常满足，也非常感谢你。她说，6年前她得了脑溢血，要不是你把她连夜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七天七夜，她的命早就没了。6年来她半身偏瘫，生活不能自理，全是你找医生为她针灸，理疗，又扶着她爬楼梯，逛公园，一点一点恢复体力，使她又重新站了起来。前两年得了尿毒症，你每周两次跟司机一起送她去崇文区中医院作透析，上个月她抢救了三次，你都整宿整宿地陪着，真是难为你了。翠华还说，在我们同班同学里面有四对结了婚，只有你在北京工作，又是职务最高的，她脸上也有光，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只是怪自己命薄，没有享福的命，没能都看到儿女成家，没能抱到孙子，心里有些不甘，也不忍心离你们而去。快天亮了，我看她显得特别疲劳，就劝她睡觉，翠华笑了笑对我说，芬之要去美国，又当团长，这是一生中很难得的事，让他放心走吧，有你小潘陪着我就知足了，这也是上帝的安排，要不怎么那么巧，你能在这个时候上北京呢？唉，说命苦也不全对，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呢？”说到这里，小潘用手抹了把眼泪，接着说，我看翠华很知足了，她是为了让你安心出国，才在你动身前提早告别。我们同学一场，也算有缘分，咱们赶快为翠华准备后事吧。
潘祥珍的话提醒了我，再过一天，我就要率团出访了，真是连伤心流泪的空子都没有。我一面让小潘去买寿衣、花圈，一面跑到邮局给岳母和两个内弟发电报，让他们火速来京。４月17日下午,我的两个小孩舅赶到协和医院告别室.我和儿女及众多亲朋好友,看着医生为妻子换衣美容,接着举行了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记得我流着泪读了自己连夜写的悼词。应该说,情真意切,声声欲泪,全场肃穆,一片悲声,好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场景。18日上午10点钟,我和儿女以及报社的数十位同仁,一起护送妻子的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等到把妻子的骨灰盒抱回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我把儿子迎军和大女婿跃峰叫到面前，对他俩说，你妈妈跟着我辛苦了一辈子，没享什么福。现在走了，一定要给他选一块有山有水的，风景优美的墓地，等我从美国回来安葬。当时，北京公墓的价格大概是七八千元钱，我一再叮嘱一定要选风景好的，让你们苦命的妈妈好好安息。
（二）
1999年4月18日下午3点30分，我们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14人，从北京机场直飞美国旧金山。坐在飞机上，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不时地在悄悄落泪。我想，妻子刚刚过世，我又第一次率团出访，心情悲痛，且肩负重任，出访期间一定要头脑清醒，安全周到，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闪失。否则，怎么回去向中国记协交代啊！天知道，你越怕出事，越有情况发生，真是让我忧心如焚。因为代表团从旧金山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时，恰巧碰上我国某省一个四人建工代表团，与我们同机到达。可是 ，当该省代表团团长率领三位团员刚出机场，居然有团员突然间杳无踪迹，急得团长跺脚叫苦，也吓得我一身冷汗。第二天上午，我们参观金山大桥时，美国海岸警备队的人员还带着该省代表团长，在人流如潮的大桥旁寻找失踪人员。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不是报社的负责人，就是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台长或节目主持人，无论男女在国内都是个“人物”，在海外也多有同学亲友。当晚，住进旧金山的星级宾馆后，由于美国方面接待规格较高，团长和团员每人一个房间，这为出访管理带来了困难。虽然有秘书长集体保管全团的护照和经费，但团员们都说旧金山有同学亲友要会见，我当团长的也不好不近人情一概拒绝。为确保出访安全，一方面我相信大家的政治觉悟，一方面又召集全团开会，宣布了相关外事纪律。我情深意重地对团员们说：“你们都知道我的处境，也都清楚我们肩负的政治责任，既要对国家对本单位负责，也要对我对自己负责。你们请假我批准，但一定要保管好护照，注意人身安全，务必在晚上十一点前返回宾馆，我们全团14人，要高高兴兴出访，平平安安回国。”团员们理解我的心情，也体谅我的难处，他们纷纷表态，一定听团长的话，保证不出问题。话虽是这么说，但我心中仍然在打鼓，生怕有一个人不守纪律，导致我承担政治责任，给国家造成损失。所以，每天晚上12点前我都不能睡，在房间里静静地坐着，等待团员们安全归来。所幸的是，团员们都很自觉，他们回到房间，马上给我打电话，而且众口一词：“报告团长，回到祖国怀抱”。此时，我尽管有些疲劳，但每当听到这句话时，心里都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紧张的神经也慢慢变得松弛起来。4月26日下午，代表团来到美国纽约。在访问了美国之音和全美广播电视中心之后，我这时接到儿子打来的越洋电话。他说，我走后他们弟兄俩跑了六七个公墓所在地，都觉得不理想。后来跑到小汤山附近的华夏公墓，这里山清水秀，果树成林，确实是个好地方，但价格很贵。我问需要多少钱，儿子说要一万八千元，再也砍不了价。我当时想，一万八千元几乎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但为了让妻子死后有一个好的居所，好的环境，我还是果断决定，让儿子先交500元定金，等我回去再办手续。1999年5月4日下午，我率领全团成员圆满完成出访任务，平安顺利的回到北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感到无限欣慰与轻松。在机场与团员们寒暄握手告别后，我与儿子立即乘车直奔华夏公墓。那里的确是一个好地方，不仅风景好，地势好，而且有不少名人、明星也葬在那里，他促使我下定决心就把妻子安葬在这里。事隔两天，我去公墓办理付款事宜，没料到，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我从公墓工作人员那里，拿到了一份关于华夏公墓的详细介绍，里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华夏公墓又称九峰翠华山公墓，简称翠华山。我手拿资料喜不自禁，问工作人员这是真的吗？工作人员看我有疑问，便带我来到专为公墓修建的门楼背面，用手指着上面镶着“翠华山”三个鲜红的大字的匾额让我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假不了。此时，我的心里仿佛突然涌起一股暖流，真是太意外太神奇太兴奋了！翠华山，翠华山，属于翠华的山！我妻子名叫王翠华，而且属猴。我想，这不就是花果山，水帘洞，让王翠华占山为王吗！人这一生，会有许多机遇，也会有许多巧事。像我妻子这样巧妙地归宿，可能算是百万里挑一，百万里难求吧？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天意，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百思又觉得幸运啊！于是，我对儿子说，这个地方选得好，别说一万八，就是十万八也值得。儿子和女婿原来选址时，只知道是华夏公墓，也不知道叫“翠华山”，当儿子知道墓地就是他妈妈的名字时，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连连叫好。
时值五月，北京的天气热起来。当我把妻子的骨灰盒安放在汉白玉的墓穴，发现墓地上没有树，炎热的太阳晒到我妻子的墓碑上，用手摸着觉得烫手，心里一阵凄凉。我想到妻子生前最喜欢两种树，一是白玉兰，二是紫丁香。我原来在北京空军宣传部工作时，军区门诊部门前有一大片紫丁香树，每天我与妻子散步到此，她都要手扶着开满紫花的丁香树，静静地嗅半天，还念念有词：好香、好香！仿佛对丁香树情有独钟。1976年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我奉命奔赴唐山机场，在北京军区空军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政工组写简报。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捕后，我从唐山返回北京，临行时带了一对白玉兰花的陶瓷茶杯，妻子格外喜欢，茶杯一直用到她去世。想到此，我立即到墓地附近的苗圃培育基地，花200元买了两棵白玉兰树苗和紫丁香树苗。为了确保成活，移栽时特意保留一块硕大的底土，并且每周行程近百里，专门去墓地为树苗浇水，整整坚持了两个月。记得当年七月我因公出差，仍担心树苗缺水栽不活，便让儿子每周去墓地“抓落实”。苍天不负有心人。在我们父子二人的精心栽培和赤诚之心感召下，两棵寄托着我的思念和深情的树苗，居然茁壮的成长起来。如今，丁香树繁花似锦，香气扑鼻，白玉兰树亭亭玉立，花白如玉，美不胜收。我思忖，妻子王翠华假若地下有知，一定很欣赏我们的“杰作”，也一定会在花香四溢时来品味这无尽的人间真情。
（三）
2009年4月16日，春风徐徐，阳光灿烂。这一天，妻子王翠华已去世整整10年，也是我们全家阴阳相隔10周年纪念日。儿女们早在清明前就开始准备，想要好好的在墓地里和妈妈过一个“团圆节”。4月16日清晨，我与儿女、女婿、儿媳以及妻子的生前好友王大姐和老胡夫妇，分乘两辆小车，直奔京城北郊的华夏公墓。大约上午10点钟，我们一行来到妻子的墓旁。儿子儿媳和王大姐以及老胡夫妇向墓碑献上了鲜花、花篮，点上高香，并焚烧了带来的金条、金元宝、冥币等“金银财宝”。女儿迎辉、迎春分别摆上了苹果、梨、点心以及酱牛肉、烧鸡、熏鱼、烤鸭等食品，我打开带来的“五粮液”，郑重地倒了两杯酒，默默的敬天敬地敬夫人。就这样，家人和亲朋好友团团围在翠华的墓旁边拉家常边聚餐，虽说开始心情沉重，泪水涟涟，但后来说到动情处，也曾破涕为笑，欢声一片。我寻思，人这一生，如歌如梦，如诗如画，无论是皇上，还是平常百姓，都是人，都是血肉之躯，都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灾没病，谁能保证长命百岁，一切应随缘，一切顺从天意，一切顺其自然。我以为，一个人不管活到八十岁，一百岁，也不管活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只要清清白白，勤勤恳恳，健康快乐地活过，苦过，乐过，就要认命，就要知足，不要怨天尤人，虚度年华。我的妻子因病只活了五十五岁，是有点年轻，有点可惜，令人悲痛，但她毕竟一生忠厚勤劳，尽心尽力，相夫教子，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到死了我和儿女给她选了一块称心如意的“住处”，“翠华山”的墓碑上刻着“贤妻”二字，每年清明和年节，老老少少都给她送花“送钱”，为她磕头作揖，与她团聚，这也算寿终正寝，命该如此，可以安息了。想到此，4.16这个数字也不那么敏感和可怕了，我的心情也渐渐的开朗起来，似乎对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我相信有了这种心境与认知，我的后半生或许能活得更健康更洒脱，更快乐，也更有意义。妻子王翠华地下有知，肯定是认同的，赞赏的，甚至会说，老公和儿女们，你们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我在这边看着你们，保佑你们，愿你们长命百岁，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