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一线决策领袖和经济学家都已开始反思：需要对于原有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
　　这个反思中，首先要看到现在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的只是需求端的深入分析，却忽视了供给端的问题。
　　美国学者在供给端的认知上是有贡献的，在应对滞胀压力的经济实践中孕育出了供给学派。它的政策创新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还是有明显不足。可以说，他们的主张还是基于“华盛顿共识”框架，在企业层面激发供给的潜力，但是在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的分析较弱。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跳出经济学教科书，实行了区别对待的供给手段。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对雷曼兄弟的态度，一开始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就任它垮台；但后来对“两房”、通用公司等，却大力度施以援手，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
　　在产业政策方面，美国的做法可圈可点，从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页岩气革命、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区别化新移民、新兴经济等，都强调在供给端的区别化政策。
　　回想多年以前，中国风行的《亚柯卡自传》，最后亚柯卡画龙点睛的那句就是“重振美国之路，在于产业政策”。这个“产业政策”，正是一种从供给角度形成的政策调节工具。
　　这些都说明，充分认识供给端的理论框架构建来支持配置资源优化的操作，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不同于中国，没有解决转轨问题的迫切需要，因此，他们在制度供给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也自然而然就上不去。
　　反思中国，我们应当结合当前现实需要，开创新的思路。
　　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我们过去认识不足，今后有必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应对可能陷入滞胀、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对此，相关的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下，扩大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适度扩大有质量、有效益的投资；
　　“双转”——尽快实施人口政策“一胎化”管制的转变，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协调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进步，摒弃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与合作；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推进“大部制”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