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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的印度洋海啸，不仅引发了印度洋的滔天大浪，也激起了人类对自身力量和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2005年1月，何祚庥院士以海啸为引子发表名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环保界与各界民众也纷纷投书表达不同的意见。一场关子“敬畏自然”与“反科学”的辩论，由此展开。
唐锡阳先生也借此机会提出一家之言，畅谈我们为什么要尊重自然，什么是“以人为本”。
本文即将收入再版的《唐锡阳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一书中，本刊分两期连载。
“以人为本”不能套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何先生郑重地申明：“在这里，我要尖锐地提出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奉行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这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以人为本。”
我佩服何先生的郑重其事，但“以人为本”，就如同“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天下为公”等一样，只是政治、社会，人类领域中的一个口号，一个准则，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只能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套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然以自然为本．以生态为本，以生态规律为本；在这个领域谈以人为本，根本谈不通，也行不通，甚至是背道而驰。在历史和现实中，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教训。
狼猎食家畜，危害牧业，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应当消灭。但狼被消灭以后，草食动物失去了控制，暴发性地繁殖，给草原带来了灭顶之灾。人们为了恢复草原，恢复生态，不得不又引进狼群，就像现在欧美一些国家所做的。这也可以说是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为本”的认识的一种转变。
在我国“大跃进”年代，人们认为麻雀危害庄稼，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把它列入“四害”，在全国上下发动了一场消灭麻雀的人海战术。等麻雀不见了，害虫暴发了，才发现麻雀有控制害虫的一面，而且是其主要的方面，于是转而“以生态为本，把麻雀排除在“四害”之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挂牌世界自然遗产的规定很明确，即保护它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这完全符合生态学原理。而在我国的张家界、黄山、泰山的一些人却打着“以人为本”的旗号，实际是以市场为本，以赚钱为本，大搞缆车、悬崖电梯、股票上市以及各种不伦不类的垃圾建筑，把自然遗产搞得面目全非。这是糟蹋自然遗产，也是糟蹋“以人为本”，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农药、化肥、除草剂。生长和催生激素、转基因产品等等，也可以算是“以人为本”的产物，对人“益处”多多。但从《寂静的春天》开始，这些产物正在接受“以生态为本”的检验，证明了虽然从“以人为本”出发，但它们达不到“以人为本”的目的，反而可能 “与人为害”。因为它不符合生态规律，违反了“以生态为本”。
同样的道理，砍伐森林，围湖造田，开垦湿地，滥猎动物，超载放牧，如果当初从以人为本来看，也不算什么问题，但现在从生态学和生态规律来看，可能就是一场灾难，而这种灾难不能不降及人类。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个道理，现在很多人也应该懂得了。
目前又出现一些新的动向，为了防御沙尘暴，动员大家到草原，荒漠地区去种树。树和草本植物、灌丛植物不一样，需要吸收和蒸发大量的水分，在干旱地区种树，就等于安装了许多抽水机，结果是树活不了，草和荒漠植物也没有了，土地更沙化了。还有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为了美化环境，就搞了许多的洋草坪，洋草坪只适合“洋”环境，不适应“土”环境，因此必须特殊护理，需要勤拔杂草，需要施用农药化肥，需要灌溉大量的水，反而增加了环境的负荷与污染；他们又出新花样，把野外成千上万的大树搬进城。“树挪死，人挪活。”结果这些高龄而又庞大的树在搬运和挖了再栽的过程中，死亡率很高，有的高达百分之九十，而每一棵树的成长都需要几十年、一百多年，它既需要所适应的生长环境，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暴发户有钱，山村人穷困。这种交换的严重后果是生态遭殃。现在山羊绒的市场价值很高，就盲目地发展山羊，改变了草原的畜牧结构，历史选择适合在草原生长的绵羊、骆驼被山羊代替了。而山羊那种“一次性消费”的食草方式——连草根都不留，彻底破坏了草原生态，最后是骆驼、绵羊和人均无立足之地，山羊也发展不下去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想人们这样那样做都是有道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人类(经常是某些人)为中心，过分强调人类(经常是某些人)短期的片面的利益，他们没有想到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应当以生态为本；而且“以生态为本”和“以人为本”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人们在实践以生态为本的过程中，就包含着人的利益，生态伦理、绿色文化和人文关怀是一脉相通的。这也算做如何处理个体与全体、局部与全局、目前与长远的关系吧。但我们不能颠倒过来，让大自然服从于人类，让自然规律服从于社会规律，让“以生态为本”服从于“以人为本”。
何先生的意思是，如果敬畏自然，人类就会无所作为。我的认识刚好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才有作为，甚至是大有作为。两千多年以前的荀子说得非常好：“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应之以乱则凶”的事例前面说了不少，这里说几个“应之以治则吉”的事例。
我三次拜访过四川的都江堰，那确实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水利工程。它完全是按着自然的山势和河势，用“鱼嘴”把奔腾不息的岷江劈为两半，西边一半江水通过闸门向外江流去，从宜宾汇入长江；东边一半江水通过人工开凿的“宝瓶口“，限量流入内江，灌溉着几百万亩的成都平原。无须任何外来的能源，涝有外江自动分洪，旱有内江自流灌溉，二千二百多年以来，都江堰形成了一个“天府之国”的人工生态系统，因此2001年3月庄严地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都江堰的山旁还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寺庙，是世界上惟一尊水利专家为神的殿堂。我劝研究水利的人都去庙里看看，从李冰身上吸取一点尊重自然、师法自然的灵感。遗憾的是在水利界竟有人还要在离“鱼嘴”只有1310米的上游，另建一个大型的杨柳湖水库，如此将彻底摧毁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由于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这个水库“暂停”了。但上游6公里处的紫坪铺水库仍在修建．应该说这是水利界一件很丢人的事。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也是一种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人工生态系统——水体和陆地交互作用的成功典型。塘泥肥桑，桑茂蚕壮，蚕壮丝多、屎多，丝多收益多，屎多鱼肥，鱼肥塘泥养分多……这种物质和能量顺利传递的生态平衡，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扩大了经济效益。每年可以获得八造蚕丝．每亩产鱼千斤以上。所以这一带平均每平方公里养活600人，成为我国农村最富裕、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扩散到其他领域和其他地方，如草基鱼塘、垛基鱼塘、果基鱼塘、稻－苇－鱼、稻－鱼－麻等等。可惜在经济开发的大潮中，珠江三角洲这种典范的人工生态系统，也日益被蚕食了。
我国由古至今还可列出许多著名的伟大工程，如秦代始建的广西灵渠、新疆吐鲁番的坎尔井、河西走廊的“金张掖、银武威”等等，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杰作．都是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既保护生态、又造福人类的成功典型。
这是历史，现在人们有了生态学，懂得了生态规律的重要，因此自觉的行动就更多了。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牧业。生态旅游、生态村、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等等，如雨后春笋，尽管有些做得还不够好，还不够完善，甚至也有个别“挂羊头，卖狗肉”的，毕竟说明了生态学已经赢得了人心，连不关注生态、不懂得生态的人也要利用这块招牌了。当然，人们有生态意识，有生态观点，肯向自然学习，向生态学习，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绝不是喊几个口号，搞几个样板，问题就解决了。生态是客观的，是复杂的，是千差万别的，认识是逐渐的，正因为如此，在尊重自然的情况下，人不仅是有所作为，而且是大有作为。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它有着光辉的前程，也经历着艰难而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具体到每一门科学，在研究客观世界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运动形式的时候，有成功，有失败，有否定，有否定的否定，遭到批评与反对是正常的。真正的科学不怕批评与反对，越批评越科学，越反对越科学。
现在有人喜欢用“反科学”的帽子来吓唬人，这正好说明了他的思想法、态度不科学。
纵观近百年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应该看到许多的科学成果好比一把双刃剑，用荀子的话来说，它既带来“用之以治则吉”的福祉，也带来“用之以乱则凶”的祸害。特别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福祉多于祸害。这问题不在科学本身，而在实践科学的人。我想起了圣雄甘地的一句话，而且越想越深刻：“人类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善于改造自然，不如说是善于改造自我。”
譬如人类要改善生活，就发展农业、牧业、林业，纯农、纯草、纯林有益于管理和提高产量和品质，但这不合乎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则”，大自然就“差遣”了一支别动队——害虫，来干扰纯农、纯草、纯林。(注：我这里多打几个引号，是避免有人误解，我把大自然人格人性化了。全文同。)人类很苦恼，很无奈，几经努力，终于发明了DDT。这个伟大的科学成果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实践的结果，农药并不能消灭害虫，因为农药会增加害虫的抗药性，会杀死害虫的天敌，会残留和转移到土地、水源、植物，动物和人体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危害人体健康的时代。于是人类不得不转变方向，用改变作物的抗虫性、调整种植格局和生态管理的办法，来控制虫害和发展农林牧业，至今问题仍未真正解决。DDT在许多国家早已禁用了，而在我国却是屡禁不绝。人类要真正认识这个问题，我想至少需要一百年。
至于控制水害的问题，人类的认识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这要从鲧禹治水说起，这个故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可以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但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治水精神却值得我们深思。鲧以堵治水，失败了，因为他违反自然规律；禹以导治水，成功了，因为他顺应自然规律。当代治理河流，无论中外，仍然是这两条路线，即主要是工程治水，还是生态治水。工程治水的主要标志是筑堤筑坝，强调人的行为，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生态治水的主要标志是保护森林，保护湿地，强调尊重自然，用“自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主张生态治水，并不排斥工程治水。都江堰也算一“坝”，谁反对呢?河狸在筑坝拦水，人类也在筑坝拦水，过去在做，现在在做，以后还会做。河狸能量小，啃树筑坝即使对自然有所破坏，自然也有能力修复，而人类筑坝是越筑越多，越筑越大，越筑越高，而且是跑马占地，不给任何河流以任何喘息。有人要提个意见，他们便把问题推向极端：“环保主义者就是反对所有的修坝。”对这句话我提三个意见，第一、我不同意用“环保主义者”这个词，正如我不会称呼这些人士为“水利主义者“一样；第二，反对无节制地筑坝并不只是关注环保的人，它包括各方面人士，其中就有一些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水利工作者。第三、我们从来不反对所有的筑坝，在什么地方筑坝？什么地方不筑坝?筑多少?筑高坝还是低坝?是有原则区别的；同样的道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并不是原封不动。人类要改善生活，社会要前进，大自然也永远不会重复自己，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动?是根据主观的愿望“以人为本”来动，还是根据客观的规律“以生态为本”来动。何先生说要权衡轻重，我看重在后者，不在前者。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是重中之重。河流是流动的，是有生命的，河流是一个生态系统，河流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人类文明大都诞生于大河两岸，并非偶然；而文明的衰落，却又与大河流域生态的破坏息息相关。沿黄河流域的历代古都西安(镐京)、长安、开封(汴京)。洛阳便是一例。古看黄河，今看长江，当长江变成“黄河”的时候，黄河又开始断流了。中国在五十年之间，已经建设了八万多座水坝，其中大坝的数量已经接近世界大坝总数的一半，如果我们再把全国的江河都变成梯级水库，完全改变了山河的自然格局，就会将所有河流流域的生态破坏殆尽，有河无流，污染和淤塞频频告急，再加上堤坝老化和病险的速度相当快，面对着残破山河中这一堆堆水泥垃圾，我们的子孙又将如何收拾?我想一个从客观、从全局、从历史、从绿水青山和子孙后代着眼的人，是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正是在这种种认识的过程中，引发人们要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究竟应该是以主观为本，还是以客观为本?以某些人、某些集团为本，还是以整体人类为本?以一两代人的利益为本，还是以千秋万代和万物一体为本?以人为本，还是以生态为本?正因为如此，才逐渐形成了研究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态度的转变——从藐视自然到尊重自然，因此我们才宣扬生态伦理，宣扬爱心，宣扬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的已故妻子马霞——一个钟爱自然和执著环保的美国人，说过一句感染过很多人的话：“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我相信，这种天人交汇的精神力量可能比孔子、释迦牟尼、雷锋的意义还要深远。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把爱心扩展到大自然没有可操作性”的何先生，可能不会存有这份心情，但我们中很多人以及我们的后代，也包括何先生的子孙在内，一定会热爱大自然，这是一定的。
如果你希望把你的阅读感受与人分享，或者你希望购买《错错错——唐锡阳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这本书，请与唐锡阳先生联系。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东里17楼7门503 邮编：100073
电子邮件：tangxiyang@china．com
唐锡阳先生也借此机会提出一家之言，畅谈我们为什么要尊重自然，什么是“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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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不能套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何先生郑重地申明：“在这里，我要尖锐地提出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奉行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这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以人为本。”
我佩服何先生的郑重其事，但“以人为本”，就如同“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天下为公”等一样，只是政治、社会，人类领域中的一个口号，一个准则，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只能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套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然以自然为本．以生态为本，以生态规律为本；在这个领域谈以人为本，根本谈不通，也行不通，甚至是背道而驰。在历史和现实中，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教训。
狼猎食家畜，危害牧业，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应当消灭。但狼被消灭以后，草食动物失去了控制，暴发性地繁殖，给草原带来了灭顶之灾。人们为了恢复草原，恢复生态，不得不又引进狼群，就像现在欧美一些国家所做的。这也可以说是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为本”的认识的一种转变。
在我国“大跃进”年代，人们认为麻雀危害庄稼，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把它列入“四害”，在全国上下发动了一场消灭麻雀的人海战术。等麻雀不见了，害虫暴发了，才发现麻雀有控制害虫的一面，而且是其主要的方面，于是转而“以生态为本，把麻雀排除在“四害”之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挂牌世界自然遗产的规定很明确，即保护它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这完全符合生态学原理。而在我国的张家界、黄山、泰山的一些人却打着“以人为本”的旗号，实际是以市场为本，以赚钱为本，大搞缆车、悬崖电梯、股票上市以及各种不伦不类的垃圾建筑，把自然遗产搞得面目全非。这是糟蹋自然遗产，也是糟蹋“以人为本”，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农药、化肥、除草剂。生长和催生激素、转基因产品等等，也可以算是“以人为本”的产物，对人“益处”多多。但从《寂静的春天》开始，这些产物正在接受“以生态为本”的检验，证明了虽然从“以人为本”出发，但它们达不到“以人为本”的目的，反而可能 “与人为害”。因为它不符合生态规律，违反了“以生态为本”。
同样的道理，砍伐森林，围湖造田，开垦湿地，滥猎动物，超载放牧，如果当初从以人为本来看，也不算什么问题，但现在从生态学和生态规律来看，可能就是一场灾难，而这种灾难不能不降及人类。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个道理，现在很多人也应该懂得了。
目前又出现一些新的动向，为了防御沙尘暴，动员大家到草原，荒漠地区去种树。树和草本植物、灌丛植物不一样，需要吸收和蒸发大量的水分，在干旱地区种树，就等于安装了许多抽水机，结果是树活不了，草和荒漠植物也没有了，土地更沙化了。还有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为了美化环境，就搞了许多的洋草坪，洋草坪只适合“洋”环境，不适应“土”环境，因此必须特殊护理，需要勤拔杂草，需要施用农药化肥，需要灌溉大量的水，反而增加了环境的负荷与污染；他们又出新花样，把野外成千上万的大树搬进城。“树挪死，人挪活。”结果这些高龄而又庞大的树在搬运和挖了再栽的过程中，死亡率很高，有的高达百分之九十，而每一棵树的成长都需要几十年、一百多年，它既需要所适应的生长环境，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暴发户有钱，山村人穷困。这种交换的严重后果是生态遭殃。现在山羊绒的市场价值很高，就盲目地发展山羊，改变了草原的畜牧结构，历史选择适合在草原生长的绵羊、骆驼被山羊代替了。而山羊那种“一次性消费”的食草方式——连草根都不留，彻底破坏了草原生态，最后是骆驼、绵羊和人均无立足之地，山羊也发展不下去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想人们这样那样做都是有道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人类(经常是某些人)为中心，过分强调人类(经常是某些人)短期的片面的利益，他们没有想到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应当以生态为本；而且“以生态为本”和“以人为本”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人们在实践以生态为本的过程中，就包含着人的利益，生态伦理、绿色文化和人文关怀是一脉相通的。这也算做如何处理个体与全体、局部与全局、目前与长远的关系吧。但我们不能颠倒过来，让大自然服从于人类，让自然规律服从于社会规律，让“以生态为本”服从于“以人为本”。
何先生的意思是，如果敬畏自然，人类就会无所作为。我的认识刚好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才有作为，甚至是大有作为。两千多年以前的荀子说得非常好：“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应之以乱则凶”的事例前面说了不少，这里说几个“应之以治则吉”的事例。
我三次拜访过四川的都江堰，那确实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水利工程。它完全是按着自然的山势和河势，用“鱼嘴”把奔腾不息的岷江劈为两半，西边一半江水通过闸门向外江流去，从宜宾汇入长江；东边一半江水通过人工开凿的“宝瓶口“，限量流入内江，灌溉着几百万亩的成都平原。无须任何外来的能源，涝有外江自动分洪，旱有内江自流灌溉，二千二百多年以来，都江堰形成了一个“天府之国”的人工生态系统，因此2001年3月庄严地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都江堰的山旁还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寺庙，是世界上惟一尊水利专家为神的殿堂。我劝研究水利的人都去庙里看看，从李冰身上吸取一点尊重自然、师法自然的灵感。遗憾的是在水利界竟有人还要在离“鱼嘴”只有1310米的上游，另建一个大型的杨柳湖水库，如此将彻底摧毁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由于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这个水库“暂停”了。但上游6公里处的紫坪铺水库仍在修建．应该说这是水利界一件很丢人的事。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也是一种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人工生态系统——水体和陆地交互作用的成功典型。塘泥肥桑，桑茂蚕壮，蚕壮丝多、屎多，丝多收益多，屎多鱼肥，鱼肥塘泥养分多……这种物质和能量顺利传递的生态平衡，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扩大了经济效益。每年可以获得八造蚕丝．每亩产鱼千斤以上。所以这一带平均每平方公里养活600人，成为我国农村最富裕、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扩散到其他领域和其他地方，如草基鱼塘、垛基鱼塘、果基鱼塘、稻－苇－鱼、稻－鱼－麻等等。可惜在经济开发的大潮中，珠江三角洲这种典范的人工生态系统，也日益被蚕食了。
我国由古至今还可列出许多著名的伟大工程，如秦代始建的广西灵渠、新疆吐鲁番的坎尔井、河西走廊的“金张掖、银武威”等等，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杰作．都是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既保护生态、又造福人类的成功典型。
这是历史，现在人们有了生态学，懂得了生态规律的重要，因此自觉的行动就更多了。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牧业。生态旅游、生态村、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等等，如雨后春笋，尽管有些做得还不够好，还不够完善，甚至也有个别“挂羊头，卖狗肉”的，毕竟说明了生态学已经赢得了人心，连不关注生态、不懂得生态的人也要利用这块招牌了。当然，人们有生态意识，有生态观点，肯向自然学习，向生态学习，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绝不是喊几个口号，搞几个样板，问题就解决了。生态是客观的，是复杂的，是千差万别的，认识是逐渐的，正因为如此，在尊重自然的情况下，人不仅是有所作为，而且是大有作为。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它有着光辉的前程，也经历着艰难而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具体到每一门科学，在研究客观世界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运动形式的时候，有成功，有失败，有否定，有否定的否定，遭到批评与反对是正常的。真正的科学不怕批评与反对，越批评越科学，越反对越科学。
现在有人喜欢用“反科学”的帽子来吓唬人，这正好说明了他的思想法、态度不科学。
纵观近百年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应该看到许多的科学成果好比一把双刃剑，用荀子的话来说，它既带来“用之以治则吉”的福祉，也带来“用之以乱则凶”的祸害。特别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福祉多于祸害。这问题不在科学本身，而在实践科学的人。我想起了圣雄甘地的一句话，而且越想越深刻：“人类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善于改造自然，不如说是善于改造自我。”
譬如人类要改善生活，就发展农业、牧业、林业，纯农、纯草、纯林有益于管理和提高产量和品质，但这不合乎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则”，大自然就“差遣”了一支别动队——害虫，来干扰纯农、纯草、纯林。(注：我这里多打几个引号，是避免有人误解，我把大自然人格人性化了。全文同。)人类很苦恼，很无奈，几经努力，终于发明了DDT。这个伟大的科学成果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实践的结果，农药并不能消灭害虫，因为农药会增加害虫的抗药性，会杀死害虫的天敌，会残留和转移到土地、水源、植物，动物和人体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危害人体健康的时代。于是人类不得不转变方向，用改变作物的抗虫性、调整种植格局和生态管理的办法，来控制虫害和发展农林牧业，至今问题仍未真正解决。DDT在许多国家早已禁用了，而在我国却是屡禁不绝。人类要真正认识这个问题，我想至少需要一百年。
至于控制水害的问题，人类的认识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这要从鲧禹治水说起，这个故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可以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但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治水精神却值得我们深思。鲧以堵治水，失败了，因为他违反自然规律；禹以导治水，成功了，因为他顺应自然规律。当代治理河流，无论中外，仍然是这两条路线，即主要是工程治水，还是生态治水。工程治水的主要标志是筑堤筑坝，强调人的行为，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生态治水的主要标志是保护森林，保护湿地，强调尊重自然，用“自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主张生态治水，并不排斥工程治水。都江堰也算一“坝”，谁反对呢?河狸在筑坝拦水，人类也在筑坝拦水，过去在做，现在在做，以后还会做。河狸能量小，啃树筑坝即使对自然有所破坏，自然也有能力修复，而人类筑坝是越筑越多，越筑越大，越筑越高，而且是跑马占地，不给任何河流以任何喘息。有人要提个意见，他们便把问题推向极端：“环保主义者就是反对所有的修坝。”对这句话我提三个意见，第一、我不同意用“环保主义者”这个词，正如我不会称呼这些人士为“水利主义者“一样；第二，反对无节制地筑坝并不只是关注环保的人，它包括各方面人士，其中就有一些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水利工作者。第三、我们从来不反对所有的筑坝，在什么地方筑坝？什么地方不筑坝?筑多少?筑高坝还是低坝?是有原则区别的；同样的道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并不是原封不动。人类要改善生活，社会要前进，大自然也永远不会重复自己，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动?是根据主观的愿望“以人为本”来动，还是根据客观的规律“以生态为本”来动。何先生说要权衡轻重，我看重在后者，不在前者。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是重中之重。河流是流动的，是有生命的，河流是一个生态系统，河流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人类文明大都诞生于大河两岸，并非偶然；而文明的衰落，却又与大河流域生态的破坏息息相关。沿黄河流域的历代古都西安(镐京)、长安、开封(汴京)。洛阳便是一例。古看黄河，今看长江，当长江变成“黄河”的时候，黄河又开始断流了。中国在五十年之间，已经建设了八万多座水坝，其中大坝的数量已经接近世界大坝总数的一半，如果我们再把全国的江河都变成梯级水库，完全改变了山河的自然格局，就会将所有河流流域的生态破坏殆尽，有河无流，污染和淤塞频频告急，再加上堤坝老化和病险的速度相当快，面对着残破山河中这一堆堆水泥垃圾，我们的子孙又将如何收拾?我想一个从客观、从全局、从历史、从绿水青山和子孙后代着眼的人，是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正是在这种种认识的过程中，引发人们要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究竟应该是以主观为本，还是以客观为本?以某些人、某些集团为本，还是以整体人类为本?以一两代人的利益为本，还是以千秋万代和万物一体为本?以人为本，还是以生态为本?正因为如此，才逐渐形成了研究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态度的转变——从藐视自然到尊重自然，因此我们才宣扬生态伦理，宣扬爱心，宣扬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的已故妻子马霞——一个钟爱自然和执著环保的美国人，说过一句感染过很多人的话：“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我相信，这种天人交汇的精神力量可能比孔子、释迦牟尼、雷锋的意义还要深远。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把爱心扩展到大自然没有可操作性”的何先生，可能不会存有这份心情，但我们中很多人以及我们的后代，也包括何先生的子孙在内，一定会热爱大自然，这是一定的。
如果你希望把你的阅读感受与人分享，或者你希望购买《错错错——唐锡阳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这本书，请与唐锡阳先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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