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衙门化积弊由来已久，且与时俱进。首先是不正常的人员比例，依某些大学估计，行政人员与教师的比例约为２∶１，这不能说是合适的比例。为了强调知识，行政人员花样翻新，一会儿设管理教授之类称职，一会儿又设法弄个博士之类的文凭。一些大学制定的规章，在待遇、工资、升迁等方面，总是有利于行政人员，而不利于教师。
　　记得在文革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就存在行政人员过多、权力过大的情况。当时把下乡参加“四清”等视为苦差，学部机关的行政人员为了躲避此类苦差，就尽量把下乡的指标摊派到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头上。他们平时最重视的，当然是侍奉学部的领导人。然而文革时，他们之中又有人造反，揭发领导的“奢侈生活”。文革结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为中国社科院，当时住房十分紧张，院部机关屡次上报研究人员的住房状况，申请房子，但一有房子，又由机关人员优先分配了。至于外行居然负责重大研究课题，更成了荒唐的咄咄怪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听说某所的书记纯属外行，但偏爱附庸风雅，一定要在一些学术会议上登台演讲，研究人员要为他起草演讲稿。为显示高明，他又乱改草稿，结果错谬迭出，叫人哭笑不得。在出国热中，自然也少不得由他负责带队。但语言不通，专业不懂，谈访日收获，只能说出那里的面多少日元一碗。
　　上世纪恢复评职称之初，多少尚有点学术味道。一位学问平庸的先生，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巴结上一位党组成员，最后获升书记，尽管研究员的头衔得之颇晚，终于赢得官位、职称双丰收，当上了上一级的学术委员，得到一级科管津贴。他最喜欢发表长篇演说，听他枉己正人的说教，干瘪无味的言词，听众纷纷退场，于是这位先生发怒说，就是走剩一个人，也要将演说进行到底！正是“笑骂由汝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为了亮出既是书记又是学者的身份，自然刻意发表指导性和总结性的文字，主持力不能及的大课题，其办法无非是吃他人的劳动成果，叫他人为自己写作。如果他人因此而提升职称成功，尚须感戴他的恩典。
　　朋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新风”有所谓八字诀，叫做“由学入官，以官养学”，就是说在学术界当个领导，设法在别人的成果上署名在前，或叫别人代笔，当空头主编……如今看来，还不够“由学入官”条件的，还有一条步入青云之途，即“由党入官，以官控学”。古人所谓“学而优则仕”，此人的窜升可谓“学而劣亦仕”，学劣者可以反居学优者之上，形成劣领导优，外行凌驾内行之上的格局。
　　当然，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某系主任，决无在本系和学界亮身份的奢望，他为官一任，只是挖空心思地捞钱。据说他对法律倒下了苦功，以便钻法律空子打擦边球，招来怨声载道也置若罔闻。
　　有两位女士在会议期间邂逅，同住一室，一位向另一位坦言，她反复思量，搞学问远不如当官合算，所以自己决不想在学问上求得成就，而是想方设法去当官。重权势而轻学问是学问的悲哀，也是大学、研究机构之类单位的悲哀。
　　有人说，大学和研究机构，是三分学问，七分关系。如果是三分或者一二分关系，七分以至八、九分学问，这大致是常态。然而衙门化却造成了倒三七以至倒一九，学术就难有正当的、公平的竞争。衙门化的结果，必然是权势压倒学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喊得再响亮，骨子里还是尊崇权势。因此，徒有虚名的学者反而成了学术界的代表。这就是衙门化造成的荒唐。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硬件设施有了很大改善，但与外国同类机构相比存在的软件方面差距，主要就是衙门化。人家是正式的大学、研究机构，而我们是衙门。在此体制下，即使是学者当官，也不免产生官僚化、学阀化、奴才化倾向。
　　电视剧《长空铸剑》中１０７师的形象颇值得回味，如此一个没有战斗力的假典型，其深层蕴藏着计较个人升沉得失酿成的腐败，一些名牌大学、研究机构不就是如此？剧中尚有两个不计较个人升沉得失，一意扭转１０７师颓势和败局的师长和政委，现实中很多单位只怕还没有这样的“公仆”。
　　衙门化的沉疴痼疾愈演愈烈，欲医治这些痼疾，势必触及行政人员与外行们的利益，遭遇巨大的阻力。记得中国社科院院部派一干部向张政烺先生征询改革意见，张先生老实指出，院部机构必须大为精简。那位干部感到不合口味，只三言两语应付一下，立即告辞。有间名牌大学搞改革，照搬西方大学的某些模式，向教师的铁饭碗开刀。于是教师们提出质问，为何不对人数更多的行政人员的铁饭碗开刀？结果改革无疾而终。西方某些大学的模式亦非无可讥议之处，例如某些人获得终身职位后，照样是铁饭碗，在学问上不思进取。反观中国的大学，在获得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头衔后，不求学问长进，或俯仰于官场，或沉浮于商海者亦非个别。欲改变此种情况，目前似尚无有效良方。
　　革除衙门化的积弊固然极难，但若因循苟且，不愿从要害处开刀，我们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就决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科学和民主的真正动力与基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