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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者谁？鲁迅笔下闻名世界的艺术典型。陈奂生者何？高晓声作品中“漏斗户主”桂冠的拥有者。把这身居两个朝代，时逾六十多年之久的两个人物相提并论，难免引起世人的诧异。尽管他们两个已经是世人公认的艺术形象，但他们从外貌到行状，不同之处不胜枚举。可是如果将这两个艺术形象放在一起进行全面的剖析比较，就会发现在他们面目各异的血肉之躯中，却包裹着相同的国民灵魂。对这两个艺术形象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
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是将阿Q精神当作国民性弱点提出来的，是为了“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诚如他在弃医从文的抉择中谈到：一个愚弱的国民，不管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看客。鲁迅重在“立国”必先“立人”。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重在展示新的历史时期国民性的弱点。重在表现建国以来农民的苦衷、热望、爱憎和理想，揭示广大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他塑造陈奂生形象，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阿Q的精神和陈奂生的性格，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阿Q和陈奂生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
一
陈奂生与阿Q比较：相同之处很多。他们都生活在江南农村，横遭世人欺凌，处于社会底层，常常受温饱所困，时时有改变自身境况的要求。他们都上过城，都有感受“城中新奇”而轻视乡下人的心态……从这些视角可以看出：二十年代的阿Q戴着旧毡帽，拖着黄辫子，历经近七十载，方找到姓氏而成为八十年代的“陈奂生”。
陈奂生有点像阿Q，糊涂屈辱、老实、木讷，老实到愚昧、麻木的程度。陈奂生是阿Q的后代，但陈奂生并不就是新时代的阿Q。陈奂生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相信他心目中的共产党——吴楚书记。然而，陈奂生就像是解放了的阿Q。时代变了，“他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实非终身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阿Q”可比。然而陈奂生和阿Q都肩负着因袭的重担。鲁迅和高晓声都是写农民的高手。“开始可笑，后来可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鲁迅写《阿Q正传》用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手法，陆文夫写《围墙》、《美食家》用的糖醋现实主义的笔墨，那么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就是用的辛酸现实主义刻画。
阿Q的法宝是精神胜利。陈奂生的武器是精神宽慰。究其原因，他们精神的奴性只能归咎于现实物质的匮乏。阿Q没有家，只得寄住土谷祠，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阿Q穷，穷得只剩下一条裤子和一件破夹袄。为了圆自己的发财梦——他赌，结果是“一堆洋钱不见了”，身上挨了几拳几脚，留下几处疼痛。无法生存时——他偷，尼姑庵偷萝卜、城中偷衣物。他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然而就在赵家遭遇了抢劫之后，他却横遭诬陷，糊里糊涂被抓进城，做了替罪羊，最终被枪毙。“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昧，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漏斗户”主》中的陈奂生，力气不比人家小，劳动不比别人差，但是吃不饱，背了一身债，不是钱债，是粮债。欠债总是要还的，现在又该考虑还债了。有的还，倒也罢了，没有呢？这里透出多少酸楚和悲哀呀！
鲁迅先生笔下的农民是旧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而高晓声笔下的农民则是社会主义起始阶段中国农民的代表。他们的小说，实际都是写不同时期的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阿Q与陈奂生，就性格本身而言，是有历史延续性的，而就其性格产生的历史背景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阿Q和他的阶级本是产生革命的动力，但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把“动力”发展起来，从而导致失败。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只能落在更为先进的阶级身上。阿Q要革命却不知怎样革命，结果是糊里糊涂地送掉了自己的命，这是一个悲剧角色。而陈奂生又是怎样的呢？高晓声想通过李顺大三十年盖房子而未盖成，陈奂生种了一辈子田却吃不饱，说明极左思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
二
阿Q虽窘，但能处处显阔。“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先前的行状——“渺茫”。“我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唯一的一次“恋爱”——跪求吴妈“困觉”，因受赵太爷大竹杠的劈打而夭折。文童的爹爹赵太爷、有权有势的钱太爷，未庄的人们格外地尊重他们，而阿Q并不表格外的崇奉。“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排起来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因而文童进了秀才“这与他很光彩”。其实他连姓氏也不知道。
陈奂生上了一趟城，住了一次高级宾馆，坐了一回吴书记的汽车，内心大阔。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要对人家说，对人家讲，“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其实他先看到发票上的“五元钱”数字，先是“像给火钳烫着手”，“抖着手伸进口袋里”，“细细地数了三遍”，以致最外边的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
崇尚奴性。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被剥夺姓赵的权利，“倒得意了许多年”。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却觉得“轻松些”。受了秀才的大竹杠，反而觉得“一无挂碍”，继续舂米。被把总抓到大堂，竟身不由己地跪下画圆，缺憾的是圆画得不够好，给他的行状上留下了污点，最终无辜被杀，却反应冷漠。
陈奂生遭遇到大队干部的打骂，却把他们视为父母，竟说出“哪有父母不打儿女的呢？”这与他的前身“李顺大”被公社专政机关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却不思考受害的原因，而只怪自己的身体如何这般的“娇嫩”同出一辙。陈奂生被人打了以后，只要替他拍拍背，立刻就不怒，骂他时态度好一点，他就认为是好心。
善于自慰。阿Q被人揪着黄辫子要打，就歪头自认“虫豸”。再用自轻自贱第一个，“状元”也不过“第一”，“总算是被儿子打了”来自慰。遇到各种情况都无计可施时，他便“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的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辣辣的有些痛，打完以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陈奂生寅吃卯粮时对政策越来越不相信了。他想给报社写信讲实情，但最终还是“看看”再说吧。他历来的看法，只要不是欺他一人，就不算欺他。君子不念旧恶，他连新恶也不大念。一个厂长、一个队长平时没少敲他竹杠，现在礼贤下士，客客气气，平起平坐请他“帮忙”，他的心即刻就变软。《上城》中他忘记带钱买帽子，“落得感冒受凉，耽误医治，岂不送掉老命。转念一想：自己堂堂正正一生干净，问心无愧，于人有益，一定会多活几年”。
三
阿Q的性格世界里存在着种种复杂又矛盾的性格元素：表现在“质朴愚昧而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实但又安于现状”。“一方面是落后、无知、麻木，还有‘游手之徒’的习气。另一方面的质朴，不安分，要求反抗但又找不到反抗的道路。”这两方面在阿Q的性格世界里水乳交融，构成了以落后、无知和麻木为主的“精神胜利法”。学者们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对自尊的维护、自卑的补偿、自卫的反应和变态的反抗。
时代不同了，陈奂生较之阿Q毕竟是有进步的。阿Q带有不少游手之徒的油滑气，欺侮过小尼姑，打过小D，骂过王胡，偷过东西。而陈奂生不，他绝不“害人”。当然，在客观效果上他后来也损害过吴书记。堂兄小学教师陈正清骂他：“自己发财让别人犯错误——缺德。”然而，陈奂生仅仅花了“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满足”。这岂不就是阿Q精神胜利的翻版么？他们以幻想的胜利和虚拟的满足来安慰自己的失败。为了自我安慰，硬把失败说成胜利。飘飘然以求尊严的保持和“精神的满足”。心地善良到了软弱可欺的地步，愚昧糊涂以届极易自满之境界。从“阿Q精神”到“陈奂生性格”，应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否定。陈奂生不偷、不抢、不占别人的便宜、好心待人，比“断子绝孙”的阿Q可敬可爱。但是他精神上的愚昧，文化上的落后，无师自通的奴性，又存在难以区别的共同性，既存在难以取代的独立性，又存在难以割裂的相通性。而显著的差异又是和惊人的相似血肉相连，完全的独立又是和有机的相通水乳交融，都统一在新老中国人的灵魂之中。阿Q从遥远的过去走来，又将向遥远的未来走去。
四
阿Q生在一个不是做主人的时代。他要革命，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的革命梦破灭了，而且被“革命者”——“老把总”之流送上了断头台。陈奂生生在做主人的时代，却不是当主人的材料。高晓声通过一个单纯农民陈奂生所具有的复杂性格——“陈奂生性格”的描写，提出或暗示出相当关注的社会问题——农民问题。他把中国农民中农民运动的至关重要性，同农民的不幸遭遇联系起来，把农民的历史责任感，同农民对革命的不大理解、甚至麻木联系起来。
中国的农民有长处，很宝贵的长处；也有弱点，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弱点。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对陈奂生性格的剖析，就是要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希望农民“不仅具有当国家主人的思想，而且确有当国家主人的本领”。高晓声调动了对农民问题的全部积累，以冷峻而热情的态度，刻画了陈奂生身上忠厚、善良、俭朴、坚韧的本质。但从陈奂生身上，我们更能清晰、细致地感受到他身上背着沉重的负担。高晓声说：“在新社会里，许多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他（陈奂生）却愚蠢地没有找到。陈奂生形象的典型性，就是将当代文学中改造农民灵魂的主题同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所开创的农民小说的传统连接起来。高晓声的创作体现了一种“鲁迅风”。和鲁迅一样，高晓声对中国农民有着同样深切的理解与关注、同情与忧虑。既痛心于他们的疾苦，又痛心于他们的不足。陈奂生去美国，一本正经地指责现代化养鸡场，“拿鸡当罪犯”。陈奂生把凡做长和书记的，都看成是长辈。另外，陈奂生这个形象的诞生深刻地揭示了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与农民灵魂现状的巨大反差。陈奂生上城的“奇遇”，说明当代农民并未从阿Q的翅膀下飞出,新时期的严重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如果农民的精神上不获得真正解放，农村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现代化还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陈奂生出国》中，陈奂生面对先进的现代文明，无紧迫感、危机感。他把现代的工业文明与他的居住地——陈家村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巨大碰撞化为一缕淡烟。在香港和美国的旧金山考察时，陈奂生批评人家“放着宽宽大大的地方不住，却到海边沿上的山坳里来……像蚂蚁在壁角落里做窝”。在这里不很现代化的人在干很现代化事业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的了。
鲁迅写阿Q，是要“画出”国民的魂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高晓声写陈奂生就是写出了小生产者的诚实而又狭隘，自卑而又自赏，自轻而又自重，吃了亏很懊恼而又自我安慰的灵魂。就是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促使他们的灵魂完美起来，从阿Q到陈奂生，历史的车轮已经辗过了六十多个春秋，文学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审视也经历了“立国”必先“立人”，“立人”必先“立国”，“立国”和“立人”并举的三次变易。鲁迅写阿Q暴露的是现实，高晓声写陈奂生表现的是忧虑。还是那句话：阿Q从遥远的过去走来，仍有可能继续不停地走下去。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北中学）
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是将阿Q精神当作国民性弱点提出来的，是为了“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诚如他在弃医从文的抉择中谈到：一个愚弱的国民，不管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看客。鲁迅重在“立国”必先“立人”。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重在展示新的历史时期国民性的弱点。重在表现建国以来农民的苦衷、热望、爱憎和理想，揭示广大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他塑造陈奂生形象，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阿Q的精神和陈奂生的性格，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阿Q和陈奂生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
一
陈奂生与阿Q比较：相同之处很多。他们都生活在江南农村，横遭世人欺凌，处于社会底层，常常受温饱所困，时时有改变自身境况的要求。他们都上过城，都有感受“城中新奇”而轻视乡下人的心态……从这些视角可以看出：二十年代的阿Q戴着旧毡帽，拖着黄辫子，历经近七十载，方找到姓氏而成为八十年代的“陈奂生”。
陈奂生有点像阿Q，糊涂屈辱、老实、木讷，老实到愚昧、麻木的程度。陈奂生是阿Q的后代，但陈奂生并不就是新时代的阿Q。陈奂生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相信他心目中的共产党——吴楚书记。然而，陈奂生就像是解放了的阿Q。时代变了，“他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实非终身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阿Q”可比。然而陈奂生和阿Q都肩负着因袭的重担。鲁迅和高晓声都是写农民的高手。“开始可笑，后来可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鲁迅写《阿Q正传》用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手法，陆文夫写《围墙》、《美食家》用的糖醋现实主义的笔墨，那么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就是用的辛酸现实主义刻画。
阿Q的法宝是精神胜利。陈奂生的武器是精神宽慰。究其原因，他们精神的奴性只能归咎于现实物质的匮乏。阿Q没有家，只得寄住土谷祠，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阿Q穷，穷得只剩下一条裤子和一件破夹袄。为了圆自己的发财梦——他赌，结果是“一堆洋钱不见了”，身上挨了几拳几脚，留下几处疼痛。无法生存时——他偷，尼姑庵偷萝卜、城中偷衣物。他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然而就在赵家遭遇了抢劫之后，他却横遭诬陷，糊里糊涂被抓进城，做了替罪羊，最终被枪毙。“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昧，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漏斗户”主》中的陈奂生，力气不比人家小，劳动不比别人差，但是吃不饱，背了一身债，不是钱债，是粮债。欠债总是要还的，现在又该考虑还债了。有的还，倒也罢了，没有呢？这里透出多少酸楚和悲哀呀！
鲁迅先生笔下的农民是旧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而高晓声笔下的农民则是社会主义起始阶段中国农民的代表。他们的小说，实际都是写不同时期的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阿Q与陈奂生，就性格本身而言，是有历史延续性的，而就其性格产生的历史背景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阿Q和他的阶级本是产生革命的动力，但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把“动力”发展起来，从而导致失败。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只能落在更为先进的阶级身上。阿Q要革命却不知怎样革命，结果是糊里糊涂地送掉了自己的命，这是一个悲剧角色。而陈奂生又是怎样的呢？高晓声想通过李顺大三十年盖房子而未盖成，陈奂生种了一辈子田却吃不饱，说明极左思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
二
阿Q虽窘，但能处处显阔。“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先前的行状——“渺茫”。“我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唯一的一次“恋爱”——跪求吴妈“困觉”，因受赵太爷大竹杠的劈打而夭折。文童的爹爹赵太爷、有权有势的钱太爷，未庄的人们格外地尊重他们，而阿Q并不表格外的崇奉。“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排起来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因而文童进了秀才“这与他很光彩”。其实他连姓氏也不知道。
陈奂生上了一趟城，住了一次高级宾馆，坐了一回吴书记的汽车，内心大阔。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要对人家说，对人家讲，“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其实他先看到发票上的“五元钱”数字，先是“像给火钳烫着手”，“抖着手伸进口袋里”，“细细地数了三遍”，以致最外边的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
崇尚奴性。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被剥夺姓赵的权利，“倒得意了许多年”。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却觉得“轻松些”。受了秀才的大竹杠，反而觉得“一无挂碍”，继续舂米。被把总抓到大堂，竟身不由己地跪下画圆，缺憾的是圆画得不够好，给他的行状上留下了污点，最终无辜被杀，却反应冷漠。
陈奂生遭遇到大队干部的打骂，却把他们视为父母，竟说出“哪有父母不打儿女的呢？”这与他的前身“李顺大”被公社专政机关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却不思考受害的原因，而只怪自己的身体如何这般的“娇嫩”同出一辙。陈奂生被人打了以后，只要替他拍拍背，立刻就不怒，骂他时态度好一点，他就认为是好心。
善于自慰。阿Q被人揪着黄辫子要打，就歪头自认“虫豸”。再用自轻自贱第一个，“状元”也不过“第一”，“总算是被儿子打了”来自慰。遇到各种情况都无计可施时，他便“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的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辣辣的有些痛，打完以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陈奂生寅吃卯粮时对政策越来越不相信了。他想给报社写信讲实情，但最终还是“看看”再说吧。他历来的看法，只要不是欺他一人，就不算欺他。君子不念旧恶，他连新恶也不大念。一个厂长、一个队长平时没少敲他竹杠，现在礼贤下士，客客气气，平起平坐请他“帮忙”，他的心即刻就变软。《上城》中他忘记带钱买帽子，“落得感冒受凉，耽误医治，岂不送掉老命。转念一想：自己堂堂正正一生干净，问心无愧，于人有益，一定会多活几年”。
三
阿Q的性格世界里存在着种种复杂又矛盾的性格元素：表现在“质朴愚昧而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实但又安于现状”。“一方面是落后、无知、麻木，还有‘游手之徒’的习气。另一方面的质朴，不安分，要求反抗但又找不到反抗的道路。”这两方面在阿Q的性格世界里水乳交融，构成了以落后、无知和麻木为主的“精神胜利法”。学者们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对自尊的维护、自卑的补偿、自卫的反应和变态的反抗。
时代不同了，陈奂生较之阿Q毕竟是有进步的。阿Q带有不少游手之徒的油滑气，欺侮过小尼姑，打过小D，骂过王胡，偷过东西。而陈奂生不，他绝不“害人”。当然，在客观效果上他后来也损害过吴书记。堂兄小学教师陈正清骂他：“自己发财让别人犯错误——缺德。”然而，陈奂生仅仅花了“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满足”。这岂不就是阿Q精神胜利的翻版么？他们以幻想的胜利和虚拟的满足来安慰自己的失败。为了自我安慰，硬把失败说成胜利。飘飘然以求尊严的保持和“精神的满足”。心地善良到了软弱可欺的地步，愚昧糊涂以届极易自满之境界。从“阿Q精神”到“陈奂生性格”，应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否定。陈奂生不偷、不抢、不占别人的便宜、好心待人，比“断子绝孙”的阿Q可敬可爱。但是他精神上的愚昧，文化上的落后，无师自通的奴性，又存在难以区别的共同性，既存在难以取代的独立性，又存在难以割裂的相通性。而显著的差异又是和惊人的相似血肉相连，完全的独立又是和有机的相通水乳交融，都统一在新老中国人的灵魂之中。阿Q从遥远的过去走来，又将向遥远的未来走去。
四
阿Q生在一个不是做主人的时代。他要革命，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的革命梦破灭了，而且被“革命者”——“老把总”之流送上了断头台。陈奂生生在做主人的时代，却不是当主人的材料。高晓声通过一个单纯农民陈奂生所具有的复杂性格——“陈奂生性格”的描写，提出或暗示出相当关注的社会问题——农民问题。他把中国农民中农民运动的至关重要性，同农民的不幸遭遇联系起来，把农民的历史责任感，同农民对革命的不大理解、甚至麻木联系起来。
中国的农民有长处，很宝贵的长处；也有弱点，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弱点。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对陈奂生性格的剖析，就是要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希望农民“不仅具有当国家主人的思想，而且确有当国家主人的本领”。高晓声调动了对农民问题的全部积累，以冷峻而热情的态度，刻画了陈奂生身上忠厚、善良、俭朴、坚韧的本质。但从陈奂生身上，我们更能清晰、细致地感受到他身上背着沉重的负担。高晓声说：“在新社会里，许多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他（陈奂生）却愚蠢地没有找到。陈奂生形象的典型性，就是将当代文学中改造农民灵魂的主题同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所开创的农民小说的传统连接起来。高晓声的创作体现了一种“鲁迅风”。和鲁迅一样，高晓声对中国农民有着同样深切的理解与关注、同情与忧虑。既痛心于他们的疾苦，又痛心于他们的不足。陈奂生去美国，一本正经地指责现代化养鸡场，“拿鸡当罪犯”。陈奂生把凡做长和书记的，都看成是长辈。另外，陈奂生这个形象的诞生深刻地揭示了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与农民灵魂现状的巨大反差。陈奂生上城的“奇遇”，说明当代农民并未从阿Q的翅膀下飞出,新时期的严重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如果农民的精神上不获得真正解放，农村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现代化还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陈奂生出国》中，陈奂生面对先进的现代文明，无紧迫感、危机感。他把现代的工业文明与他的居住地——陈家村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巨大碰撞化为一缕淡烟。在香港和美国的旧金山考察时，陈奂生批评人家“放着宽宽大大的地方不住，却到海边沿上的山坳里来……像蚂蚁在壁角落里做窝”。在这里不很现代化的人在干很现代化事业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的了。
鲁迅写阿Q，是要“画出”国民的魂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高晓声写陈奂生就是写出了小生产者的诚实而又狭隘，自卑而又自赏，自轻而又自重，吃了亏很懊恼而又自我安慰的灵魂。就是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促使他们的灵魂完美起来，从阿Q到陈奂生，历史的车轮已经辗过了六十多个春秋，文学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审视也经历了“立国”必先“立人”，“立人”必先“立国”，“立国”和“立人”并举的三次变易。鲁迅写阿Q暴露的是现实，高晓声写陈奂生表现的是忧虑。还是那句话：阿Q从遥远的过去走来，仍有可能继续不停地走下去。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北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