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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人总行自201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有效破解了农村金融服务缺位难题，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新兴支付方式与手段的迅速渗透，助农取款业务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也随之显现。本文以湖南株洲辖内的助农取款服务发展为例，分析当前业务发展中的新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村级全面覆盖
截至2019年一季度，株洲辖内共设立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2114个，覆盖全辖1169个行政村，一季度共办理各类现金取款汇款、转账、消费、代扣代缴等业务共18.65万笔，金额1.37亿元。
（二）功能共建融合
为推动农村地区各项扶贫政策的有效整合，人行以贫困村为重点区域推动金融扶贫服务站、助农取款服务点和村级电商服务站的合作共建，服务点除提供各类支付服务，还兼具信贷、信用体系建设、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等便民金融服务与网上代购、上线发布农产品、物流配送等电子商务服务。截至2019年一季度，株洲市共建立三站融合站点135个，一季度共办理助农取款业务5.14万笔，金额2831万元，远高于普通站点。
（三）服务形式创新
总行最初推广的助农取款服务为传统的电话pos，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与终端设备的升级，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就该项业务开展创新，如某国有银行采用移动pos开展业务，商户可为村民提供上门服务;某农商行建设助农金融服务站，配备统一装修设计与电脑设备，设置专用业务柜台，客户业务体验类似银行网点，且可受理存折业务、挂失改密等业务，服务功能明显增强。
二、存在问题
（一）传统业务萎缩，业务发展停滞
首先，传统固定pos机具本身功能简单、可视化程度低、通信线路不稳定，加之服务点设立之初，行政属性明显，仅追求机具布放数量，而未嚴格要求服务质量，导致业务逐渐萎缩。其次，移动支付正悄然改变农村支付方式和消费习惯，在对辖内某贫困村的支付行为调查中，使用过手机支付的村民占比高达83%，村民可通过个人之间的手机转账绕开去银行或服务点存取款，实现随时随地的现金调剂。最后，农商行为挖掘农村市场，拓展获客渠道，布放了功能更为强大的终端机具，服务形式更受村民青睐，挤压了传统业务模式的生存空间。
（二）防控能力不足，存在风险隐患
经调研走访发现，各类助农取款服务点不同程度存在以下违规情况：一是当前制度要求业务办理需逐笔登记，并留存客户身份信息，但大部分商户登记簿填写不完整，未按照制度要求留存相关信息，造成交易不可追溯;二是商户未妥善保管刷卡小票，将打印出的取款小票随意丢弃，持卡人疏于防范也未及时核对交易信息，给商户侵吞小额资金提供可乘之机;三是商户代替持卡人刷卡，持卡人出于信任将密码告知服务点由其代为刷卡取款，而服务点为了区分记忆，将多个持卡人卡号和密码记录在一起，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四是多数服务点欠缺对客户的风险提示，而农户安全防范意识较差。
（三）制度建设滞后，脱离实际需求
一是业务限额问题，现有制度规定助农取款单卡、单日累计取款额最多不得超过2000元;现金汇款业务，单笔不得超过2000元;转账汇款业务，单卡、单日金额不得超过2万元，多数农户反映上述限额已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二是创新发展问题，由于创新模式在制度上有所突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助农取款，因此在统计上未纳入范围，管理上也存在真空。如某行的助农金融服务站，人为设置了跨行业务障碍，因此该模式暂不计入助农取款服务点;又如某国有银行业务创新采用移动pos，其消费业务笔均金额达8947元，与农村商户经营内容及居民消费水平不符，业务真实性存疑，存在移机、信用卡套现及洗钱的风险。
（四）站点选址不合理，服务效果不强
一方面，助农取款服务点分布相对集中，银行多选择在经济较好的村镇，致使这些地方不仅有多家助农取款服务点，还有银行网点，而一些偏远贫困村，因维护难，收益少，银行往往不去布点，普惠金融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二是银行在选择商户时，部分商户年龄偏大或文化水平太低，业务处理效率低、业务宣传也很难到位。
（五）政策到位不足，扶持力度较弱
地方政府对助农取款服务的扶持政策仅停留在口头上，服务点建设的成本支出完全依靠主办银行承担，导致银行缺乏开展业务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未出面组织协调电力、通讯、水利等部门，造成部分代扣代缴业务拓展困难，电信部门既定的通讯优惠政策也未落实到位。
三、相关建议
（一）提升服务功能
各银行机构应着眼长效，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放开跨行业务功能，充分发挥服务点的金融网点部分替代功能，丰富服务点的产品、服务业务种类，不仅要满足农村社会保障类业务支付、涉农政府性补助类业务支付，还应满足如农村学生学费缴纳、有线电视收视费缴纳、金融理财业务办理等切实需求。
（二）加强风险管控
收单机构要严格落实按期巡检及业务逐笔登记制度，并加强对助农取款交易监控，将助农取款交易相关指标纳入风险监测机制，对于发生的大额、高频、异常助农取款交易等情形要重点关注，及时通过电话、上门走访等方式予以核实。同时要建立对商户的考评、退出机制，加强过程管理，全面掌握服务点的经营状况。
（三）完善制度办法
建议在以安全为前提，充分考虑农村及弱势群体的知识储备、风险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修订农村支付相关规章制度，适当放宽助农取款业务额度及服务形式，鼓励服务点功能优化创新，更好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支付需求。
（四）加大扶持力度
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专项资金等形式，对助农取款主办行、代理商户给予专项财政补贴，激发银行机构推广、商户参与的动力，同时协调推动电力、水力、电信、通讯等部门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共同分担银行的运营负担，减轻商户经营成本，为助农取款业务创造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
一、基本情况
（一）村级全面覆盖
截至2019年一季度，株洲辖内共设立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2114个，覆盖全辖1169个行政村，一季度共办理各类现金取款汇款、转账、消费、代扣代缴等业务共18.65万笔，金额1.37亿元。
（二）功能共建融合
为推动农村地区各项扶贫政策的有效整合，人行以贫困村为重点区域推动金融扶贫服务站、助农取款服务点和村级电商服务站的合作共建，服务点除提供各类支付服务，还兼具信贷、信用体系建设、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等便民金融服务与网上代购、上线发布农产品、物流配送等电子商务服务。截至2019年一季度，株洲市共建立三站融合站点135个，一季度共办理助农取款业务5.14万笔，金额2831万元，远高于普通站点。
（三）服务形式创新
总行最初推广的助农取款服务为传统的电话pos，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与终端设备的升级，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就该项业务开展创新，如某国有银行采用移动pos开展业务，商户可为村民提供上门服务;某农商行建设助农金融服务站，配备统一装修设计与电脑设备，设置专用业务柜台，客户业务体验类似银行网点，且可受理存折业务、挂失改密等业务，服务功能明显增强。
二、存在问题
（一）传统业务萎缩，业务发展停滞
首先，传统固定pos机具本身功能简单、可视化程度低、通信线路不稳定，加之服务点设立之初，行政属性明显，仅追求机具布放数量，而未嚴格要求服务质量，导致业务逐渐萎缩。其次，移动支付正悄然改变农村支付方式和消费习惯，在对辖内某贫困村的支付行为调查中，使用过手机支付的村民占比高达83%，村民可通过个人之间的手机转账绕开去银行或服务点存取款，实现随时随地的现金调剂。最后，农商行为挖掘农村市场，拓展获客渠道，布放了功能更为强大的终端机具，服务形式更受村民青睐，挤压了传统业务模式的生存空间。
（二）防控能力不足，存在风险隐患
经调研走访发现，各类助农取款服务点不同程度存在以下违规情况：一是当前制度要求业务办理需逐笔登记，并留存客户身份信息，但大部分商户登记簿填写不完整，未按照制度要求留存相关信息，造成交易不可追溯;二是商户未妥善保管刷卡小票，将打印出的取款小票随意丢弃，持卡人疏于防范也未及时核对交易信息，给商户侵吞小额资金提供可乘之机;三是商户代替持卡人刷卡，持卡人出于信任将密码告知服务点由其代为刷卡取款，而服务点为了区分记忆，将多个持卡人卡号和密码记录在一起，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四是多数服务点欠缺对客户的风险提示，而农户安全防范意识较差。
（三）制度建设滞后，脱离实际需求
一是业务限额问题，现有制度规定助农取款单卡、单日累计取款额最多不得超过2000元;现金汇款业务，单笔不得超过2000元;转账汇款业务，单卡、单日金额不得超过2万元，多数农户反映上述限额已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二是创新发展问题，由于创新模式在制度上有所突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助农取款，因此在统计上未纳入范围，管理上也存在真空。如某行的助农金融服务站，人为设置了跨行业务障碍，因此该模式暂不计入助农取款服务点;又如某国有银行业务创新采用移动pos，其消费业务笔均金额达8947元，与农村商户经营内容及居民消费水平不符，业务真实性存疑，存在移机、信用卡套现及洗钱的风险。
（四）站点选址不合理，服务效果不强
一方面，助农取款服务点分布相对集中，银行多选择在经济较好的村镇，致使这些地方不仅有多家助农取款服务点，还有银行网点，而一些偏远贫困村，因维护难，收益少，银行往往不去布点，普惠金融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二是银行在选择商户时，部分商户年龄偏大或文化水平太低，业务处理效率低、业务宣传也很难到位。
（五）政策到位不足，扶持力度较弱
地方政府对助农取款服务的扶持政策仅停留在口头上，服务点建设的成本支出完全依靠主办银行承担，导致银行缺乏开展业务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未出面组织协调电力、通讯、水利等部门，造成部分代扣代缴业务拓展困难，电信部门既定的通讯优惠政策也未落实到位。
三、相关建议
（一）提升服务功能
各银行机构应着眼长效，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放开跨行业务功能，充分发挥服务点的金融网点部分替代功能，丰富服务点的产品、服务业务种类，不仅要满足农村社会保障类业务支付、涉农政府性补助类业务支付，还应满足如农村学生学费缴纳、有线电视收视费缴纳、金融理财业务办理等切实需求。
（二）加强风险管控
收单机构要严格落实按期巡检及业务逐笔登记制度，并加强对助农取款交易监控，将助农取款交易相关指标纳入风险监测机制，对于发生的大额、高频、异常助农取款交易等情形要重点关注，及时通过电话、上门走访等方式予以核实。同时要建立对商户的考评、退出机制，加强过程管理，全面掌握服务点的经营状况。
（三）完善制度办法
建议在以安全为前提，充分考虑农村及弱势群体的知识储备、风险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修订农村支付相关规章制度，适当放宽助农取款业务额度及服务形式，鼓励服务点功能优化创新，更好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支付需求。
（四）加大扶持力度
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专项资金等形式，对助农取款主办行、代理商户给予专项财政补贴，激发银行机构推广、商户参与的动力，同时协调推动电力、水力、电信、通讯等部门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共同分担银行的运营负担，减轻商户经营成本，为助农取款业务创造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