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体系内，一个人的财富来源除了遗赠，还来源于他对其他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他一旦做到这点，作为交换的一方，就会获得财富，或者说，谁越能够让更多陌生人满意，谁就能获得更多财富。这是市场经济的通用法则。但是，这似乎难以解释不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按产权学派鼻祖巴泽尔的分析，产权分为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这是交换的先决条件之一，即先界定商品归属，谁有出租收益权和自由转让权，不然，交换就不能发生。当前大部分国家的国民都有这个权利。
　　但是，在不同国家间，这些个人权利的保护或界定有着巨大差异，尤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究其原因，可能主要应归于历史，而不仅仅是国民性、或地理位置、或气候条件、或人种等。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人不只是平均收入高于农村人，连生命价格都不一样。拿罗斯福“人的四项基本权利”来说，城市人的自由权远高于农村人，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城市人的职业选择自由权都远超农村。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一些权利都得到了极大提高，如言论自由权、迁徙权、自由选择职业权、经商或交换权等。这些权利的提升和完善，是35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
　　在人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的国家，个人财产权首先不能得到保障，连交换的可能都没有，否则就要违法，甚至丢掉性命。同样，在生命权得不到保障的地方，由于人人自危，自顾不暇，没有人想着生产，这在很多种族仇杀地区能得到有力证明。当市场主体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思想时，交易成本就会增加；在一个地方，当市场主体难以生存，或一个判断失误就可能饿死，就没有人敢进入市场，只能拼命进入政府或类政府机构；当市场主体不能自由思考，创新对这个国家就是水中花、镜中月；当市场主体时刻担心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时，生产就是居于太后面的事了。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民的普遍富裕程度，取决于国家公民的权利丰富程度。两者关系是既充分又必要。我们可以观察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他们的公民个人权利同样“富裕”，反之亦然。
　　在这个基础上，无论对未来中国长期走向，还是短期破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困局，界定并保护公民权利都是唯一必然之路。只有越来越丰富的个人权利得到保护，才可能实现创新，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才可能提高经济效率，才可能不断实现帕累托优化，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可以说，现在的所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似乎都面临着两面挨耳光的窘境，或者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已失效。从根子上逐渐匡正整个经济系统、社会体系和政治系统，才是解开中国问题症结的希望所在。如果继续深入，那就涉及到一个宏大问题了，即：如何保护、归还中国公民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汇集为国家权力，牢牢掌控在一群人手里，这些权力在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体系下，镶嵌着、包裹着层层的特殊既得利益。如果说天赋人权，那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未真正有过实践；如果说人赋人权，那就意味着国民与特殊权力掌管者之间有必然的斗争，当前来看，这种斗争有望通过顶层权力机构的主动归还或简政放权来消弭，比如放开言论、打破户籍制度、实现县级自治等，都是当前可以继续深入探索的路径，否则，如果被动，这个国家可能面临着又一次的大规模混乱。
　　总之，明晰了经济发展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后，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其由认知转为实践。其实，这种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改革开放即市场化这30多年，就是这一认知不断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论证了二者关系的科学性。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从权利角度来表述，就是人民与国家在权利、权力的不断博弈和角力过程中，进入了均势时期，往左，国家获胜，意味着中国改革的倒退和集权的加剧，重演中国历史的死循环悲剧；往右，公民获胜，意味着中国改革的突破性进步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从目前看，我们还是有望打破左的周期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