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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慢综艺”节目是适应文化需求的变化而出现的一种电视综艺形态，符合新时代精神发展的需要。尽管近两年“慢综艺”节目收视率和口碑都有不错的表现，可综艺节目常见的同质化、过度强调冲突、商业化过度等问题未能避免。借助消费文化的视角，提出深耕细作以丰富节目内涵、以“超真实”状态呈现慢生活、全景敞视“还”选择权给受众的“慢综艺”节目发展策略。
【关键词】消费文化;慢综艺;发展策略
2017年下半年，以《中餐厅》《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为代表的定位为“慢综艺”的电视节目获得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在快节奏的当下，“让生活慢下来”的理念十分独特且令人向往。严格来说，“慢综艺”不是一种新的综艺节目类型，而是相对“快综艺”的一种创作模式。“快综艺”多围绕竞技展开，强调比拼、速度，直接刺激受众的身体感官;“慢综艺”多围绕体验展开，氛围温馨、节奏舒缓，重视受众的内心感受。
过去用消费文化视角关照电视综艺节目时，我们常得出电视综艺节目过度娱乐化、电视文化偏向媚俗、节目制作商业化氛围过重等结论，而以追求本真、回归自然为口号的电视“慢综艺”节目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命题。笔者以湖南卫视《亲爱的客栈》为例，分析如何以“慢下来，去生活”的象征性符号，营造出并未远离消费文化的电视奇观。
一、“慢综艺”节目的消费文化语境解读
（一）“慢综艺”节目适应文化需求的变化
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聚焦在电视综艺节目的娱乐性上，并且存在一种单一的、偏颇的解读。在他们看来，娱乐似乎只能是感官上的轻松。为此，一些电视内容生产者追求所谓的“娱乐的制造”“娱乐的快感”“娱乐的满足”，导致电视综艺节目逐步形成“快餐式”的观感体验。这种“快节奏、快生产、快消化”的综艺生态由于依托固定的泛娱乐模式，没能挖掘综艺本身的深层次内涵。学者尼尔·波兹曼尖锐地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
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压力，导致人们追求效率和速度，这种生活状态影响了人们对综艺节目的审美取向。“快综艺”风靡荧屏，《极速前进》《极限挑战》《奔跑吧兄弟》等节目接二连三地创下不俗的收视率。但是现代社会快速的工作生活节奏，也导致了人们精神高度紧张、消费欲望过度膨胀、资源利用偏向粗放等社会问题，由“快”转“慢”的生活态度逐渐兴起。人们期待释放自己一直紧绷的神经，向往平时接触不到的“诗和远方”。受众对“快综艺”的审美疲劳逐渐显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当红“快综艺”节目收视率的下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归隐”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母题，“慢综艺”所宣扬的远离喧嚣、放慢脚步、回归自然、回归生活等理念，正好契合了观众返璞归真的审美需求。如《亲爱的客栈》选择了泸沽湖作为拍摄地，美丽的泸沽湖湖畔，碧水蓝天烟波浩渺，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客栈位于一个小岛上，需要乘船进出，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的理想情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慢生活”的想象。
（二）“慢综艺”节目符合新时代精神发展的需要
“慢综艺”并非内容冗长、节奏缓慢，而是表现为追求更平静、更自在的生活状态，更自由、更放松的精神状态，其叙事的角度和方式有了更丰富的选择。以人文关怀等角度切入，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在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中寻找情感，也容易消弭其商业属性给人带来的反感，释放大量原本无处释放的“媒介压力”。《亲爱的客栈》节目中王珂在刘涛忙碌时，一直默默地陪伴和帮助，刘涛为年迈的节目嘉宾郑佩佩洗脚，陈翔酒后吐露内心的苦闷时客栈成员对他的安慰与鼓励，节目最后一期嘉宾们为身边的爱人朗读20天里写给对方的信件……这些细节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爱，让观众感受到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二、“慢综艺”节目发展遇到的问题
（一）同质化
国内“慢生活”类电视综艺节目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同质化的问题，早期以《花儿与少年》为代表的明星自助旅行类节目走红以后，又出现了《花样姐姐》《花样爷爷》这樣的同类型节目。如今主打“经营体验类”的节目关注度较高的就有《中餐厅》《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和《三个院子》等，而且自开播以来，就不断被质疑抄袭韩国的综艺节目。比如：《亲爱的客栈》和《青春旅社》被指抄袭了韩国的综艺节目《孝利家民宿》，《向往的生活》被指抄袭了韩国《三时三餐》的创意，《中餐厅》的节目模式也和韩国的《尹食堂》相类似。虽然节目内容不尽相同，但是中国的“慢生活”类节目确实与韩国的节目有着大致相似的节目方向和模式。专栏作家指间沙直言“或许是试错成本太高，只有跟风模仿最保险，但最终能让观众记住的，永远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2]原创性的缺乏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综艺类节目的急功近利，“快”或“慢”其实是基于市场的反应，并不是真正关心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
（二）过度强调冲突
在阐述戏剧的核心时，黑格尔强调“各种目的和性格的冲突”，为了追求收视率，“慢综艺”也需要借助“冲突”。打破和谐会造成观众一系列心理连锁反应，增加节目的吸引力。有业内人士透露，有些真人秀节目中的“矛盾冲突”都是有剧本的，明星只需要配合“演出”。为保持节目的关注度，栏目组还会刻意制造负面“新闻”以博取“话题性”，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比如在《亲爱的客栈》和《青春旅社》开播的时候，两者题材相似，播出时间也相近，双方的对垒态度就非常明显了。单单从参与嘉宾来说，TFboys组合里面的王源参加了《青春旅社》，而易烊千玺则加入到了《亲爱的客栈》，这就引起了两大粉丝团的关注和比较，吸睛无数。还有《亲爱的客栈》从开播到结束，多次出现了以争吵走红的话题，比如“刘涛夫妇出现意见分歧”，还有几乎每一期都有的“阚清子与纪凌尘吵架”话题。这种将嘉宾情绪放大式的套路，确实是能够吸引眼球，但是频率过高，受众就容易对这样的套路厌恶，终究还是难以长久。 （三）商业化过度
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明知自己的一言一行时刻都会被记录，必然会注意个人的言行举止以维护良好的个人形象，作为习惯了公众注视的明星们还会兼顾节目效果不辜负制作方的高额片酬，经过后期的制作包装，观众看到的实际上是“虚拟的真实”。《亲爱的客栈》中不论是刘涛与王珂相敬如宾、细水长流的“中年夫妇式爱情”，阚清子与纪凌尘吵吵闹闹、揭短互怼的“青年情侣式相处”，还是陈翔“单身狗”式的自我调侃和幽默随性都被作为象征性符号被大众消费，观众通过围观、议论、评价完成自身欲望的投射和情感体验。明星在观众的窥视中“作秀”的成分越发明显，据媒体报道，刘涛与王珂一年聚少离多，录制节目的这段时间是他们难得的相处机会，这种“秀”出来的慢生活与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相去甚远。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观众对于“诗与远方”的幻想。
另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中明显的消费符号是广告。虽然目前国内的观众对于在综艺节目或者电视电影中看到广告植入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不得不说，在“慢生活”类节目中看到生硬的广告植入很容易让观众“出戏”。其实在“慢生活”类节目中所呈现的场景都非常自然、非常居家，节目也想努力呈现出不做作的生活场景，所以对于广告的拿捏就显得尤为重要。稍有不慎，强行植入广告的浓厚商业气息就会瞬间把节目用心建立的生活场景给摧毁了。过于追求功利性本身就是和节目的初衷相违背的。
三、“慢综艺”节目的发展策略
（一）深耕细作、丰富内涵
只有深耕细作，才有利于强化符号的意义，丰富“慢综艺”的内涵。节目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明星嘉宾，也不取决于节目形态，而是其中诸多独创性的细节设置，比如叙事风格、环节设置、场面调度，甚至于镜头切换、灯光布置、观众互动等各种细微之处的处理。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节目独特的魅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别人模仿不来的精髓。现在的综艺节目多模仿欧美、日韩的成熟综艺节目，这些节目样态必须注入我们的文化内涵才能适应其发展。
“慢综艺”首先要在节目内核上下功夫，使受众不单单是娱乐层面的享受，还要能引发对社会现象和生命哲学的反思。比如《亲爱的客栈》里王珂在写给刘涛的信中提到的“我们每天奔波于人世间，却忘记了如何与自己最爱的人相处”。再比如阚清子在信中说“我想我们要是能够相互包容就好了”“我应该做出一些改变”等，能够从个体性的问题上升到群体性的反思，从而引发观众的共鸣。
关注“人”，避免人物呈现扁平化、模式化，如何更立体、真实地展现人物是“慢综艺”需要研究的重点。例如《亲爱的客栈》中编导巧妙地运用多种方式表露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一是通过后续采访，解读当时情境下人物的所思所想;二是通过写信，利用文字弥补画面和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感;三是通过制作动画，将人物在现实当中的落寞和失意用写意、唯美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些细节处理增添了节目的文化属性，同时也丰富了受众除视觉外的审美想象。
精耕细作使得文化产品的挖掘方向明确。不是简单地搞“综艺 ”之类的模式，而是要针对确定的主题去横向纵向地探寻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特殊意义，只有这样，节目所传达的符号价值才能更贴合新时代背景下国人的精神样貌。
“慢综艺”的精耕细作还要求我们针对传播环境的变化进行差异化策略的调整。移动互联网给视频的观赏带来两个显著变化。一个是内容分发，不再是电视传播的一锤子买卖，而是多平台、多时空的传播。二是内容跨屏传播，受众同时或分时使用不同的屏幕对视频进行消费。这就要求节目传播途径多样化，特别是寻求与移动互联网播出平台的合作，增强互动性。成功的节目可以延展IP，实现话题的持久性，开发周边产品的商业价值。
（二）“超真实”呈现慢生活
消费文化的核心要义是建构出来的符号被受众认可，进而引导其消费。电视真人秀节目通过制造戏劇化的冲突，创造隐私消费、个性消费、文化消费和价值消费。“慢综艺”缺乏像“快综艺”里那样激烈的对抗，为吸引眼球而注重展现人物间的冲突，这本无可厚非，但刻意制造或者炒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明智之举，利用媒介手段营造“超真实”环境，不断给予受众新鲜感，是维持节目吸引力的有效手段。
鲍德里亚提出“超真实”概念，认为媒介社会里真实与非真实界限模糊，他强调“超”是为了表明媒介社会的真实放大了客观真实，是模型产生出来的真实。它不意味着违反真实，而是一种来自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的状态。“慢综艺”节目中，环境、情节等元素是观众日常生活经验中能感知到的，进而激发观赏的共鸣，但所有的元素又都不是完全按照观众的“经验”设置，熟悉的元素经过重构形成完全不同于观众认知结构的新情况、新问题，这种陌生化正是电视媒介所擅长制造的“超真实”环境。
（三）全景敞视“还”选择权给受众
商业化对于电视文化产品的利弊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更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受众为何对于过度商业化会反感。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植入的商业符号过于粗糙，二是商业符号出现的频次太高，三是受众觉得自己的选择权受到侵犯。符号粗糙和出现频次太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快速解决。受众选择权需要我们尊重，我们应认真考虑不同时代背景下商业符号传播应遵循的规律。
“全景敞视”理论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圆形监狱”的构想，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视觉会产生权力，造成观看者和被看者之间权力的不平衡性。他以古典社会的全景敞视监狱为隐喻，说明人们受到无所不在的视觉机器的监视。视觉机器有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资本，并设置了权力的分布，保证了观看者目光的权威性、强制性，拥有着话语阐释权。[3]
随着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监视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会中，监视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和规训，这是权力实施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电视综艺真人秀中，这种单一目的转向了多元化目的。观众“看”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监视，同时也是欣赏、参与、模仿。电视真人秀节目当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摄录设备，将“被监视对象”的一举一动暴露在“监视者”面前，受众潜意识当中产生肆意窥探隐私的权力快感，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凝视焦点，全景敞视的拍摄手法让节目参与者“私人”状态下的身体、语言和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观众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其中的商品信息。比如《亲爱的客栈》中阚清子、纪凌尘同吃的大辣片，刘涛、王珂同款手抓饼，节目嘉宾们所穿服饰、各种随身物件等，都成功引起了观众的兴趣，而成为网络热销款。与单纯生硬的广告植入相比，受众似乎更乐意为主动搜索的消费行为买单。而事实上，观众并不是唯一的“监视者”，收视率、观众评论、网络舆论等一系列大数据将观众的动态清晰地呈现在内容制造者和广告供应商那里，成为驱动整个利益链条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8.
[2]指间沙.跟风扎堆的“慢综艺”同质化无亮点能活过几季？[N].新京报，2017-10-11.
[3]党西民.观看的权力：福柯权力观中的监视理论[J].宜宾学院学报，2012（9）：17.
（作者为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教研室主任）
【关键词】消费文化;慢综艺;发展策略
2017年下半年，以《中餐厅》《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为代表的定位为“慢综艺”的电视节目获得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在快节奏的当下，“让生活慢下来”的理念十分独特且令人向往。严格来说，“慢综艺”不是一种新的综艺节目类型，而是相对“快综艺”的一种创作模式。“快综艺”多围绕竞技展开，强调比拼、速度，直接刺激受众的身体感官;“慢综艺”多围绕体验展开，氛围温馨、节奏舒缓，重视受众的内心感受。
过去用消费文化视角关照电视综艺节目时，我们常得出电视综艺节目过度娱乐化、电视文化偏向媚俗、节目制作商业化氛围过重等结论，而以追求本真、回归自然为口号的电视“慢综艺”节目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命题。笔者以湖南卫视《亲爱的客栈》为例，分析如何以“慢下来，去生活”的象征性符号，营造出并未远离消费文化的电视奇观。
一、“慢综艺”节目的消费文化语境解读
（一）“慢综艺”节目适应文化需求的变化
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聚焦在电视综艺节目的娱乐性上，并且存在一种单一的、偏颇的解读。在他们看来，娱乐似乎只能是感官上的轻松。为此，一些电视内容生产者追求所谓的“娱乐的制造”“娱乐的快感”“娱乐的满足”，导致电视综艺节目逐步形成“快餐式”的观感体验。这种“快节奏、快生产、快消化”的综艺生态由于依托固定的泛娱乐模式，没能挖掘综艺本身的深层次内涵。学者尼尔·波兹曼尖锐地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
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压力，导致人们追求效率和速度，这种生活状态影响了人们对综艺节目的审美取向。“快综艺”风靡荧屏，《极速前进》《极限挑战》《奔跑吧兄弟》等节目接二连三地创下不俗的收视率。但是现代社会快速的工作生活节奏，也导致了人们精神高度紧张、消费欲望过度膨胀、资源利用偏向粗放等社会问题，由“快”转“慢”的生活态度逐渐兴起。人们期待释放自己一直紧绷的神经，向往平时接触不到的“诗和远方”。受众对“快综艺”的审美疲劳逐渐显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当红“快综艺”节目收视率的下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归隐”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母题，“慢综艺”所宣扬的远离喧嚣、放慢脚步、回归自然、回归生活等理念，正好契合了观众返璞归真的审美需求。如《亲爱的客栈》选择了泸沽湖作为拍摄地，美丽的泸沽湖湖畔，碧水蓝天烟波浩渺，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客栈位于一个小岛上，需要乘船进出，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的理想情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慢生活”的想象。
（二）“慢综艺”节目符合新时代精神发展的需要
“慢综艺”并非内容冗长、节奏缓慢，而是表现为追求更平静、更自在的生活状态，更自由、更放松的精神状态，其叙事的角度和方式有了更丰富的选择。以人文关怀等角度切入，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在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中寻找情感，也容易消弭其商业属性给人带来的反感，释放大量原本无处释放的“媒介压力”。《亲爱的客栈》节目中王珂在刘涛忙碌时，一直默默地陪伴和帮助，刘涛为年迈的节目嘉宾郑佩佩洗脚，陈翔酒后吐露内心的苦闷时客栈成员对他的安慰与鼓励，节目最后一期嘉宾们为身边的爱人朗读20天里写给对方的信件……这些细节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爱，让观众感受到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二、“慢综艺”节目发展遇到的问题
（一）同质化
国内“慢生活”类电视综艺节目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同质化的问题，早期以《花儿与少年》为代表的明星自助旅行类节目走红以后，又出现了《花样姐姐》《花样爷爷》这樣的同类型节目。如今主打“经营体验类”的节目关注度较高的就有《中餐厅》《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和《三个院子》等，而且自开播以来，就不断被质疑抄袭韩国的综艺节目。比如：《亲爱的客栈》和《青春旅社》被指抄袭了韩国的综艺节目《孝利家民宿》，《向往的生活》被指抄袭了韩国《三时三餐》的创意，《中餐厅》的节目模式也和韩国的《尹食堂》相类似。虽然节目内容不尽相同，但是中国的“慢生活”类节目确实与韩国的节目有着大致相似的节目方向和模式。专栏作家指间沙直言“或许是试错成本太高，只有跟风模仿最保险，但最终能让观众记住的，永远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2]原创性的缺乏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综艺类节目的急功近利，“快”或“慢”其实是基于市场的反应，并不是真正关心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
（二）过度强调冲突
在阐述戏剧的核心时，黑格尔强调“各种目的和性格的冲突”，为了追求收视率，“慢综艺”也需要借助“冲突”。打破和谐会造成观众一系列心理连锁反应，增加节目的吸引力。有业内人士透露，有些真人秀节目中的“矛盾冲突”都是有剧本的，明星只需要配合“演出”。为保持节目的关注度，栏目组还会刻意制造负面“新闻”以博取“话题性”，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比如在《亲爱的客栈》和《青春旅社》开播的时候，两者题材相似，播出时间也相近，双方的对垒态度就非常明显了。单单从参与嘉宾来说，TFboys组合里面的王源参加了《青春旅社》，而易烊千玺则加入到了《亲爱的客栈》，这就引起了两大粉丝团的关注和比较，吸睛无数。还有《亲爱的客栈》从开播到结束，多次出现了以争吵走红的话题，比如“刘涛夫妇出现意见分歧”，还有几乎每一期都有的“阚清子与纪凌尘吵架”话题。这种将嘉宾情绪放大式的套路，确实是能够吸引眼球，但是频率过高，受众就容易对这样的套路厌恶，终究还是难以长久。 （三）商业化过度
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明知自己的一言一行时刻都会被记录，必然会注意个人的言行举止以维护良好的个人形象，作为习惯了公众注视的明星们还会兼顾节目效果不辜负制作方的高额片酬，经过后期的制作包装，观众看到的实际上是“虚拟的真实”。《亲爱的客栈》中不论是刘涛与王珂相敬如宾、细水长流的“中年夫妇式爱情”，阚清子与纪凌尘吵吵闹闹、揭短互怼的“青年情侣式相处”，还是陈翔“单身狗”式的自我调侃和幽默随性都被作为象征性符号被大众消费，观众通过围观、议论、评价完成自身欲望的投射和情感体验。明星在观众的窥视中“作秀”的成分越发明显，据媒体报道，刘涛与王珂一年聚少离多，录制节目的这段时间是他们难得的相处机会，这种“秀”出来的慢生活与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相去甚远。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观众对于“诗与远方”的幻想。
另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中明显的消费符号是广告。虽然目前国内的观众对于在综艺节目或者电视电影中看到广告植入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不得不说，在“慢生活”类节目中看到生硬的广告植入很容易让观众“出戏”。其实在“慢生活”类节目中所呈现的场景都非常自然、非常居家，节目也想努力呈现出不做作的生活场景，所以对于广告的拿捏就显得尤为重要。稍有不慎，强行植入广告的浓厚商业气息就会瞬间把节目用心建立的生活场景给摧毁了。过于追求功利性本身就是和节目的初衷相违背的。
三、“慢综艺”节目的发展策略
（一）深耕细作、丰富内涵
只有深耕细作，才有利于强化符号的意义，丰富“慢综艺”的内涵。节目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明星嘉宾，也不取决于节目形态，而是其中诸多独创性的细节设置，比如叙事风格、环节设置、场面调度，甚至于镜头切换、灯光布置、观众互动等各种细微之处的处理。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节目独特的魅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别人模仿不来的精髓。现在的综艺节目多模仿欧美、日韩的成熟综艺节目，这些节目样态必须注入我们的文化内涵才能适应其发展。
“慢综艺”首先要在节目内核上下功夫，使受众不单单是娱乐层面的享受，还要能引发对社会现象和生命哲学的反思。比如《亲爱的客栈》里王珂在写给刘涛的信中提到的“我们每天奔波于人世间，却忘记了如何与自己最爱的人相处”。再比如阚清子在信中说“我想我们要是能够相互包容就好了”“我应该做出一些改变”等，能够从个体性的问题上升到群体性的反思，从而引发观众的共鸣。
关注“人”，避免人物呈现扁平化、模式化，如何更立体、真实地展现人物是“慢综艺”需要研究的重点。例如《亲爱的客栈》中编导巧妙地运用多种方式表露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一是通过后续采访，解读当时情境下人物的所思所想;二是通过写信，利用文字弥补画面和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感;三是通过制作动画，将人物在现实当中的落寞和失意用写意、唯美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些细节处理增添了节目的文化属性，同时也丰富了受众除视觉外的审美想象。
精耕细作使得文化产品的挖掘方向明确。不是简单地搞“综艺 ”之类的模式，而是要针对确定的主题去横向纵向地探寻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特殊意义，只有这样，节目所传达的符号价值才能更贴合新时代背景下国人的精神样貌。
“慢综艺”的精耕细作还要求我们针对传播环境的变化进行差异化策略的调整。移动互联网给视频的观赏带来两个显著变化。一个是内容分发，不再是电视传播的一锤子买卖，而是多平台、多时空的传播。二是内容跨屏传播，受众同时或分时使用不同的屏幕对视频进行消费。这就要求节目传播途径多样化，特别是寻求与移动互联网播出平台的合作，增强互动性。成功的节目可以延展IP，实现话题的持久性，开发周边产品的商业价值。
（二）“超真实”呈现慢生活
消费文化的核心要义是建构出来的符号被受众认可，进而引导其消费。电视真人秀节目通过制造戏劇化的冲突，创造隐私消费、个性消费、文化消费和价值消费。“慢综艺”缺乏像“快综艺”里那样激烈的对抗，为吸引眼球而注重展现人物间的冲突，这本无可厚非，但刻意制造或者炒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明智之举，利用媒介手段营造“超真实”环境，不断给予受众新鲜感，是维持节目吸引力的有效手段。
鲍德里亚提出“超真实”概念，认为媒介社会里真实与非真实界限模糊，他强调“超”是为了表明媒介社会的真实放大了客观真实，是模型产生出来的真实。它不意味着违反真实，而是一种来自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的状态。“慢综艺”节目中，环境、情节等元素是观众日常生活经验中能感知到的，进而激发观赏的共鸣，但所有的元素又都不是完全按照观众的“经验”设置，熟悉的元素经过重构形成完全不同于观众认知结构的新情况、新问题，这种陌生化正是电视媒介所擅长制造的“超真实”环境。
（三）全景敞视“还”选择权给受众
商业化对于电视文化产品的利弊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更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受众为何对于过度商业化会反感。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植入的商业符号过于粗糙，二是商业符号出现的频次太高，三是受众觉得自己的选择权受到侵犯。符号粗糙和出现频次太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快速解决。受众选择权需要我们尊重，我们应认真考虑不同时代背景下商业符号传播应遵循的规律。
“全景敞视”理论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圆形监狱”的构想，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视觉会产生权力，造成观看者和被看者之间权力的不平衡性。他以古典社会的全景敞视监狱为隐喻，说明人们受到无所不在的视觉机器的监视。视觉机器有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资本，并设置了权力的分布，保证了观看者目光的权威性、强制性，拥有着话语阐释权。[3]
随着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监视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会中，监视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和规训，这是权力实施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电视综艺真人秀中，这种单一目的转向了多元化目的。观众“看”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监视，同时也是欣赏、参与、模仿。电视真人秀节目当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摄录设备，将“被监视对象”的一举一动暴露在“监视者”面前，受众潜意识当中产生肆意窥探隐私的权力快感，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凝视焦点，全景敞视的拍摄手法让节目参与者“私人”状态下的身体、语言和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观众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其中的商品信息。比如《亲爱的客栈》中阚清子、纪凌尘同吃的大辣片，刘涛、王珂同款手抓饼，节目嘉宾们所穿服饰、各种随身物件等，都成功引起了观众的兴趣，而成为网络热销款。与单纯生硬的广告植入相比，受众似乎更乐意为主动搜索的消费行为买单。而事实上，观众并不是唯一的“监视者”，收视率、观众评论、网络舆论等一系列大数据将观众的动态清晰地呈现在内容制造者和广告供应商那里，成为驱动整个利益链条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8.
[2]指间沙.跟风扎堆的“慢综艺”同质化无亮点能活过几季？[N].新京报，2017-10-11.
[3]党西民.观看的权力：福柯权力观中的监视理论[J].宜宾学院学报，2012（9）：17.
（作者为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