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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时期几起警察开枪事件引发舆论热议，即便是公安民警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利益依法行使职责，也会引来部分质疑的声音，类似的质疑其实由来已久。在基层和一线也经常听到同事们倾诉委屈，甚至说现在我们警察已经成了弱势群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少数人的不满、指责，甚至谩骂，严重者还会有不法侵害，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工作任务繁重，心理压力不断增大，许多民警长期带病坚守在岗位上等。一方面打击犯罪不被支持，另一方面服务群众遭到责难，于是难免在心理上产生不平衡。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我们要看到大部分人民群众是支持和理解公安队伍的，不能只注意负面反应而忽视主流声音。打个比方，并不是“洗车就下雨”，而是洗车不下雨的情况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而且，有一部分质疑和批评实则是群众行使对警察这一国家机器监督的权力，现代法治国家理应存在这样的监督，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监督。当然，不理解、不信任也是真实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分析，冷静面对，谨慎处之。
在当下社会，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跟警察打交道，公安工作遍及个人的起居出行和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打击犯罪、治安防范、社会管理、化解矛盾、服务经济等，当前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比公安工作接触群众的机会更多。理论上，接触机会越多，出现问题、发现问题的几率就越大，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在工作涉及面广的同时，公安机关还属于权力部门，是国家的行政执机构和刑事司法力量，掌握着审批权、处罚权、强制权、收费权等多种权力。居于权力体制之中，当然容易引起群众的关注，进而成为舆论的焦点。
更重要的是，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巨大变革时期，这使公安工作面临许多艰巨的挑战。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日益凸显的法治问题不可避免地为民众持续热议和学界高度关注。究竟该以怎样的心态和眼光看待中国的法治问题，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促进之道，不仅要提上专家学者的议事日程，也应是警界人士必须面对的一大课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处在执法和司法工作的最前沿，法律规则、程序、制度和实践，在现实中如何呈现并且发挥作用，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看这些前沿阵地的执行者。换句话说，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警察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包括普通群众在内的社会各界极为关心的问题。而众所周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法制建设与法治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当我们走下中华法系的蒸汽机车换乘无产阶级专政的快轨之后，经历了新社会之初的破旧与立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困顿与迷失，以及八十年代之后的反思与重构，新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想让从这样的路途中走出来的民众一下子消除所有疑虑，显然并不客观。
然而，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今天依然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会愈演愈烈。与之相适应，法治建设无疑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也正因如此，党中央已经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重大任务。专家普遍认为，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7年之后，党的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无疑为未来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描绘出新的路线图，中国走向法治国家的进程有望加快。
中国法治所处阶段决定了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具体反映到公安工作中，尤为突出的一點就是群众对警察的不理解。传统的中国法制，重刑罚而轻服务，刑法部门特别发达而民法体系极为弱化。我们曾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片面强调警察机构打击治理的“硬”职能，而公安机关服务管理、调解矛盾等“软”职能直至新世纪才逐渐被提到重要位置，不排除时至今日我们很多从警者依然没有在根本上转变观念。另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这个电子智能化的社会，我们的群众早已是新人类、新新人类，他们的诉求不断变化和丰富着。以旧有的，甚至略显滞后的思维方式去考虑和解决现实的问题，都会导致困惑、迷茫和被动，进而落入“弱势群体”的思维园囿。
我们必须承认的另一个事实是，少数人对公安机关权威性的质疑在更深层次上缘于人民警察的公信力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的确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其实部分群众的质疑与不满不单单是针对人民警察、公安机关，更是针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权力腐败等诸多负面问题以及体制弊端，恰好站在面前频繁与他们打交道的是公安民警。群众于是通过警察表达情绪、释放不满。如果恰好此时我们的民警暴露了自身某些方面的不足，或者执法行为有瑕疵，那毫无疑问就极有可能点燃少数人情绪的爆点，引发各种针对警察的不当言行。在履行打击、治理等“硬”职能的时候我们是钢铁战士，我们冷面铁血，但是当我们在履行服务、管理等“软”职能的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还有差距？
在特殊时期，群众对以公安部门为突出代表的权力机关产生不满情绪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警察这一职业必须面对的客观情况，这是所有现代国家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选择从警就要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对此，国家、政府自有应对办法和化解之道，而对于我们警察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只有自己多多提高职业素养，真正做到规范执法、文明服务，方能最大限度降低群众的不满，构建起和谐的警民关系。■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我们要看到大部分人民群众是支持和理解公安队伍的，不能只注意负面反应而忽视主流声音。打个比方，并不是“洗车就下雨”，而是洗车不下雨的情况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而且，有一部分质疑和批评实则是群众行使对警察这一国家机器监督的权力，现代法治国家理应存在这样的监督，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监督。当然，不理解、不信任也是真实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分析，冷静面对，谨慎处之。
在当下社会，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跟警察打交道，公安工作遍及个人的起居出行和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打击犯罪、治安防范、社会管理、化解矛盾、服务经济等，当前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比公安工作接触群众的机会更多。理论上，接触机会越多，出现问题、发现问题的几率就越大，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在工作涉及面广的同时，公安机关还属于权力部门，是国家的行政执机构和刑事司法力量，掌握着审批权、处罚权、强制权、收费权等多种权力。居于权力体制之中，当然容易引起群众的关注，进而成为舆论的焦点。
更重要的是，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巨大变革时期，这使公安工作面临许多艰巨的挑战。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日益凸显的法治问题不可避免地为民众持续热议和学界高度关注。究竟该以怎样的心态和眼光看待中国的法治问题，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促进之道，不仅要提上专家学者的议事日程，也应是警界人士必须面对的一大课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处在执法和司法工作的最前沿，法律规则、程序、制度和实践，在现实中如何呈现并且发挥作用，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看这些前沿阵地的执行者。换句话说，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警察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包括普通群众在内的社会各界极为关心的问题。而众所周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法制建设与法治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当我们走下中华法系的蒸汽机车换乘无产阶级专政的快轨之后，经历了新社会之初的破旧与立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困顿与迷失，以及八十年代之后的反思与重构，新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想让从这样的路途中走出来的民众一下子消除所有疑虑，显然并不客观。
然而，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今天依然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会愈演愈烈。与之相适应，法治建设无疑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也正因如此，党中央已经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重大任务。专家普遍认为，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7年之后，党的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无疑为未来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描绘出新的路线图，中国走向法治国家的进程有望加快。
中国法治所处阶段决定了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具体反映到公安工作中，尤为突出的一點就是群众对警察的不理解。传统的中国法制，重刑罚而轻服务，刑法部门特别发达而民法体系极为弱化。我们曾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片面强调警察机构打击治理的“硬”职能，而公安机关服务管理、调解矛盾等“软”职能直至新世纪才逐渐被提到重要位置，不排除时至今日我们很多从警者依然没有在根本上转变观念。另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这个电子智能化的社会，我们的群众早已是新人类、新新人类，他们的诉求不断变化和丰富着。以旧有的，甚至略显滞后的思维方式去考虑和解决现实的问题，都会导致困惑、迷茫和被动，进而落入“弱势群体”的思维园囿。
我们必须承认的另一个事实是，少数人对公安机关权威性的质疑在更深层次上缘于人民警察的公信力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的确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其实部分群众的质疑与不满不单单是针对人民警察、公安机关，更是针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权力腐败等诸多负面问题以及体制弊端，恰好站在面前频繁与他们打交道的是公安民警。群众于是通过警察表达情绪、释放不满。如果恰好此时我们的民警暴露了自身某些方面的不足，或者执法行为有瑕疵，那毫无疑问就极有可能点燃少数人情绪的爆点，引发各种针对警察的不当言行。在履行打击、治理等“硬”职能的时候我们是钢铁战士，我们冷面铁血，但是当我们在履行服务、管理等“软”职能的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还有差距？
在特殊时期，群众对以公安部门为突出代表的权力机关产生不满情绪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警察这一职业必须面对的客观情况，这是所有现代国家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选择从警就要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对此，国家、政府自有应对办法和化解之道，而对于我们警察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只有自己多多提高职业素养，真正做到规范执法、文明服务，方能最大限度降低群众的不满，构建起和谐的警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