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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我国近代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著作，其独树一帜的文学思想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浓厚兴趣。中国传统诗话/词话体类本身就包含着方法与内容之二面向，即既包含对词和词家的评说，也包含对词创作及相关问题的方法论评述。王国维《人间词话》在后一方面表现尤为明显。而近年来阅读史有关作者—读者—文本之间关系的讨论，足以引发我们对《人间词话》的重新审视。倘若转换阅读的角度，《人间词话》完全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同时其方法论提出方式之自然、引申范围之广博、阐述程度之深刻，都是其中的显著特征。从这种“微言”中读出“大义”，可以加深我们对王国维及其思想的认识。
关键词：王国维；《人间词话》；方法论；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63-03
王国维（1877—1927）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家，先后在哲学、文学和史学领域取得过重大成就。作为其文学研究代表作的《人间词话》更是享誉海内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嘉莹认为“《人间词话》一书恰好是可以导引现代的读者通向古代的文学、结合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之心智的一座重要桥梁”[1]3。作为传统的词话类作品，理应包含内容（话）与方法（论）之二面，亦即既包含对词和词家的评说，也包含对词的创作及相关问题的方法论评述。其中，《人间词话》在方法论方面的阐述尤其值得注意，可惜至今未能引起学界有效的讨论。近年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领域有关作者（writer）——读者（reader）——文本（text）关系的论述，足以引发我们对《人间词话》的重新审视。即当我们换成方法论的角度对《人间词话》进行阅读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间词话》也就变得丰富多彩。
一、《人间词话》中的方法论论述
近代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作为思想家的梁启超（1873—1929）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这个“过渡时代”的特征。在这样的过渡时代，“常常会出现旧的依然残存却已不能笼罩一切，新的虽已诞生却仍未占领全部人的心灵这样一种现象”[2]153。于是，我们看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尽管继承了传统诗话、词话的文学批评形式，但在实质上早已突破了这种形式的局限。“它输进了自己时代的新方法、新内容。它是一种中西合璧而又独具个性的新产物”，因此，不妨说《人间词话》具有一种“旧瓶装新酒”的特色[3]1。正是这种过渡时代赋予《人间词话》的特色，使得《人间词话》在继承传统词话方法与内容之二面向上，做了较为隐晦的处理。而正如《人间词话》并不局限于对词的评论一样，其对方法论的阐述也绝不局限于诗词乃至文学的创作，人生、世界、宇宙等诸方面亦为其所涉足。以下试举几例：
（一）“词人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4]4。
本则词话直接针对的是词的创作者词人本身，直接起因是王国维对李煜（937—978）的欣赏，在接下来的词话中，作者提出“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4]4，其后又认为，李煜是“主观之诗人”，所以“不必多阅世”，因为“阅世越浅，则性情越真”[4]4。他甚至夸张地认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李煜“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4]5，这些论述在最基本的面上，都是传统词话中对词学创作的批评，是纯粹的词话语言。
但与王国维相似的论断，前朝久已有之。结合这些前朝的论断，我们就看出其中的端倪。“赤子之心说”，肇始于《孟子》，“大人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5]269。这是作为政论家的孟子对赤子之心的解释，宋代陈普（1244—1315）用诗歌对此做了理解，“真淳未凿本诸天，饮食啼号所性然。情欲不生无外诱，圣人之质自浑全”。①“赤子之心说”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早在清初袁枚（1716—1797）《随园诗话》里就有，句子结构和王国维的论述如出一辙，“诗人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6]107。而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也一再提到赤子之心说，认为“天才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7]1690。那么，从大人到诗人，再到词人与天才的延展，似乎王国维在这里并不是要强调“赤子之心”对于文学创作的重大意义。应该说，王国维更多的是对人生品格的一种考量。黄霖指出，王国维对赤子之心的论断，相当于李卓吾（1527—1602）标榜的绝假纯真的“童心”。如果抛开陈腐的新旧观念和阶级观念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不论，那么王国维对政治、辫子、学术等的坚守，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其赤子之心的表现，于此连梁启超也承认王国维“盖感情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也”[8]55。这种赤子之心的方法论论述对我们的人生也有极大的启迪。
（二）“士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王国维在后文中说“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4]15。这则词话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讲，主要涉及的是“观”与“写”两面向。所谓“观”，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提出的“原夫文学之有境界者，以其能观也”[4]76，故而认为“观”是“写”的基础，只有“能观”，才“能写”，“观”也就由此显得相当重要。这则词话结合其“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与“意”和“境”的表达来看，“入乎其内”与“无我之境”“境多于意”相对应，原因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4]1“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4]76。“出乎其外”与“有我之境” 相对应，原因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4]1 “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4]76。这些论述在《人间词话》的开头就已经标明。
尽管这种“出”与“入”的词学论断，早在清代的周济（1781—1739）就已经提出，“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9]1。但王国维的这一词学论断，当不至于不受另一传统之影响。抛开文学作品本身而言，“入”与“出”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大焦虑，也就是所谓的出处问题。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的“三无”论点，表面上看他是一个书斋学者，但其实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书斋学者。他有着对外在社会政治超乎常人的敏感，夏中义就提出“外在的宏观时势内化为个人的微观境遇”[10]37，所以对于王国维之死的讨论，尽管陈寅恪（1890—1969）标举高尚的“文化说”，但后世更认可的似乎是属于入世范畴的“殉清说”。晚年的王国维出任南书房行走姑且不论，就是年轻时期也对政治十分敏感，没有在其学术作品中体现（或者说体现得十分隐晦），但在书信中就一览无遗，所以这则词话我们可以看作是王国维对人生、社会的一个形而上的思考，其中含有非常浓重的个人体验。 二、《人间词话》方法论论述之特点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方法论之论述，颇为丰富，但至今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其原因与王国维方法论论述特点有关。佛雏指出，“就天赋而言，王氏有诗人之‘热’，又能为哲学家之‘冷’，而将‘法则与感情’，‘匠心与天才’熔铸一起，亦优为之”[1]7，而王国维本身的创作又具有陈寅恪所谓的“古典今情”的特点[12]11，以至于单单一本文学批评著作，就包含着如此丰富的方法论论述。然而进一步揭示《人间词话》方法论论述之特点，有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研究思路，甚至是对王国维本人思想的研究带来助益。
首先，《人间词话》方法论的提出方式相当自然。这里所谓的“自然”是指王国维并非有意为之，在作为词话作品的传承中看不到斧凿痕迹。这得益于王国维高深的学术造诣和敏锐的人生感受。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谈到，王国维对中西文艺思想的融汇达到了“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中之金屑”的境界[13]24，其实这句话用来描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方法论论述是相當精确的。我们认为《人间词话》“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体”，原因就在于既没有改变其外在阐述形式，也没有改变其内在内容格局。就其方法论的论述而言，结合其对人生、世界诸问题的论述，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似乎有意回避这种纯人生、世界等形而上问题的论述，而将这种论述与其文学创作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即使偶尔出现纯人生、世界等形而上问题的论述，作者又立刻在其后做了文学品评的补叙。比如“‘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明明说的是敏感的纯粹的社会问题，作者在后面又补充说“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4]25。这种衔接似乎多少有点儿牵强，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内在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思想紧张。
其次，《人间词话》方法论的引申范围相当广博。传统的诗话、词话，从欧阳修（1007—1073）《六一诗话》开始[14]1035-1042，即着眼于对诗词的品评，早期的诗话据说只是闲评性质，即使其中有并不多见的方法论论述，也只是局限于诗词的创作上。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却包罗甚广，决不仅限于对词的品评与创作上，更多的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不断地通过蕴藏在其中的品评阐述对人生、宇宙、社会、自然等等诸多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将自己的思想全方位地灌输到了作品里边。这也是《人间词话》版本之多、注释之广，以及能够累世不衰的原因所在[4]38-39。除了前面所举的例子之外，诸如“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也”[4]27，论者或谓这种游戏的文学观来自德国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其实王国维虽然借助了海涅的文学观，但又赋予了游戏不同的内涵。这种内涵就是指称人生、宇宙、社会、自然等非文学层面而言。又如在“‘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中[4]6，标举“忧生”与“忧世”等等。当然，最著名也最典型地体现《人间词话》中提到的“三重境界说”[4]6。尽管后世对这一论说争论极大，但大体上都指出不仅仅属于文学创作的问题，而与人生、宇宙、社会、自然等等诸多形而上问题密切相关。
最后，《人间词话》方法论的阐述程度相当深刻。诗话和词话体作为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其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从而带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而通常认为，简短的语言表达方式常常无法深刻地对某一问题进行阐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恰恰相反，在极为简短的语言中阐述着极为深刻的方法论。其实，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流行诗话、词话体，绝非因其无法阐述深刻的内涵，而恰恰相反，简短的表达方式很容易精确、有神地点出要点所在，仿佛是打蛇打七寸的利索与干练。比如“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4]19，将思考的空间从诗词过渡到文学，又从文学过渡到社会，而在这种快速的思维转换中，对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固有的历史传统做了极为精确深刻的阐述。又如作者在《人间词话》中绝不囿于权威之论，甚至敢叫板苏东坡（1037—1101）的观点，“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4]7，直接斥责东坡为“皮相”（浅薄），乃在于强调自己的深刻。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此不赘言。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我们可以充分体验到黄霖所谓“王国维是位敏锐丰富的审美情感和睿智深刻的思辨理性兼盛的人物”绝非虚言[4]3。正是王国维本身的这种特质，造就了《人间词话》的独一无二。
三、结论
阅读是连接读者和文本的中介，阅读行为的发生，必然牵涉阅读之主体（读者，readers）与阅读之客体（文本，texts）。有关读者与文本之关系，随着近年来阅读史的兴起，学界渐次有所讨论。一方面学者强调文本对读者的先验性制约，另一方面学者也强调读者对文本的主体性创造。文本在有意无意中引导或误导读者，读者则在有意无意中阅读或误读文本。这种交相互动的关系足以引发我们对文本的重新审视，或如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言，“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具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15]170。本文对《人间词话》的研究，正是得益于阅读史方面的启发。
实际上，读者阅读角度的转换，代表了思维方式的转换；思维方式的转化，必然带来新的知识与思想。我们称《人间词话》为伟大的著作，就在于其在不同的阅读角度和思维方式中，给我们展示了其不同的面向。这应当是一切伟大著作的共同特点。而上文的分析表明，《人间词话》对方法论的阐述相当丰富，而其提出方式之自然、引申范围之广博、阐述程度之深刻，都是其显著的特征。这种丰富的方法论折射出《人间词话》的多面向，有可能对王国维思想的研究提供一种精细的新颖的思路。因为表面上王国维的方法论是针对文学（诗词）创作，实质上却代表了他对人生、世界、宇宙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于是，我们看到，《人间词话》虽是一部文学批评作品，但具有极为浓重的哲学形而上色彩。从阅读史的角度看，《人间词话》表面上是文学史作品，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研究王国维和近代社会的思想史作品。《人间词话》的这种特质很可能与王国维创作《人间词话》时正值从哲学转向文学之际有关。但不论如何，从这种“微言”中读出“大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者及其时代和作品的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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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国维；《人间词话》；方法论；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63-03
王国维（1877—1927）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家，先后在哲学、文学和史学领域取得过重大成就。作为其文学研究代表作的《人间词话》更是享誉海内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嘉莹认为“《人间词话》一书恰好是可以导引现代的读者通向古代的文学、结合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之心智的一座重要桥梁”[1]3。作为传统的词话类作品，理应包含内容（话）与方法（论）之二面，亦即既包含对词和词家的评说，也包含对词的创作及相关问题的方法论评述。其中，《人间词话》在方法论方面的阐述尤其值得注意，可惜至今未能引起学界有效的讨论。近年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领域有关作者（writer）——读者（reader）——文本（text）关系的论述，足以引发我们对《人间词话》的重新审视。即当我们换成方法论的角度对《人间词话》进行阅读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间词话》也就变得丰富多彩。
一、《人间词话》中的方法论论述
近代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作为思想家的梁启超（1873—1929）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这个“过渡时代”的特征。在这样的过渡时代，“常常会出现旧的依然残存却已不能笼罩一切，新的虽已诞生却仍未占领全部人的心灵这样一种现象”[2]153。于是，我们看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尽管继承了传统诗话、词话的文学批评形式，但在实质上早已突破了这种形式的局限。“它输进了自己时代的新方法、新内容。它是一种中西合璧而又独具个性的新产物”，因此，不妨说《人间词话》具有一种“旧瓶装新酒”的特色[3]1。正是这种过渡时代赋予《人间词话》的特色，使得《人间词话》在继承传统词话方法与内容之二面向上，做了较为隐晦的处理。而正如《人间词话》并不局限于对词的评论一样，其对方法论的阐述也绝不局限于诗词乃至文学的创作，人生、世界、宇宙等诸方面亦为其所涉足。以下试举几例：
（一）“词人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4]4。
本则词话直接针对的是词的创作者词人本身，直接起因是王国维对李煜（937—978）的欣赏，在接下来的词话中，作者提出“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4]4，其后又认为，李煜是“主观之诗人”，所以“不必多阅世”，因为“阅世越浅，则性情越真”[4]4。他甚至夸张地认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李煜“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4]5，这些论述在最基本的面上，都是传统词话中对词学创作的批评，是纯粹的词话语言。
但与王国维相似的论断，前朝久已有之。结合这些前朝的论断，我们就看出其中的端倪。“赤子之心说”，肇始于《孟子》，“大人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5]269。这是作为政论家的孟子对赤子之心的解释，宋代陈普（1244—1315）用诗歌对此做了理解，“真淳未凿本诸天，饮食啼号所性然。情欲不生无外诱，圣人之质自浑全”。①“赤子之心说”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早在清初袁枚（1716—1797）《随园诗话》里就有，句子结构和王国维的论述如出一辙，“诗人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6]107。而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也一再提到赤子之心说，认为“天才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7]1690。那么，从大人到诗人，再到词人与天才的延展，似乎王国维在这里并不是要强调“赤子之心”对于文学创作的重大意义。应该说，王国维更多的是对人生品格的一种考量。黄霖指出，王国维对赤子之心的论断，相当于李卓吾（1527—1602）标榜的绝假纯真的“童心”。如果抛开陈腐的新旧观念和阶级观念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不论，那么王国维对政治、辫子、学术等的坚守，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其赤子之心的表现，于此连梁启超也承认王国维“盖感情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也”[8]55。这种赤子之心的方法论论述对我们的人生也有极大的启迪。
（二）“士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王国维在后文中说“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4]15。这则词话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讲，主要涉及的是“观”与“写”两面向。所谓“观”，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提出的“原夫文学之有境界者，以其能观也”[4]76，故而认为“观”是“写”的基础，只有“能观”，才“能写”，“观”也就由此显得相当重要。这则词话结合其“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与“意”和“境”的表达来看，“入乎其内”与“无我之境”“境多于意”相对应，原因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4]1“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4]76。“出乎其外”与“有我之境” 相对应，原因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4]1 “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4]76。这些论述在《人间词话》的开头就已经标明。
尽管这种“出”与“入”的词学论断，早在清代的周济（1781—1739）就已经提出，“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9]1。但王国维的这一词学论断，当不至于不受另一传统之影响。抛开文学作品本身而言，“入”与“出”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大焦虑，也就是所谓的出处问题。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的“三无”论点，表面上看他是一个书斋学者，但其实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书斋学者。他有着对外在社会政治超乎常人的敏感，夏中义就提出“外在的宏观时势内化为个人的微观境遇”[10]37，所以对于王国维之死的讨论，尽管陈寅恪（1890—1969）标举高尚的“文化说”，但后世更认可的似乎是属于入世范畴的“殉清说”。晚年的王国维出任南书房行走姑且不论，就是年轻时期也对政治十分敏感，没有在其学术作品中体现（或者说体现得十分隐晦），但在书信中就一览无遗，所以这则词话我们可以看作是王国维对人生、社会的一个形而上的思考，其中含有非常浓重的个人体验。 二、《人间词话》方法论论述之特点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方法论之论述，颇为丰富，但至今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其原因与王国维方法论论述特点有关。佛雏指出，“就天赋而言，王氏有诗人之‘热’，又能为哲学家之‘冷’，而将‘法则与感情’，‘匠心与天才’熔铸一起，亦优为之”[1]7，而王国维本身的创作又具有陈寅恪所谓的“古典今情”的特点[12]11，以至于单单一本文学批评著作，就包含着如此丰富的方法论论述。然而进一步揭示《人间词话》方法论论述之特点，有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研究思路，甚至是对王国维本人思想的研究带来助益。
首先，《人间词话》方法论的提出方式相当自然。这里所谓的“自然”是指王国维并非有意为之，在作为词话作品的传承中看不到斧凿痕迹。这得益于王国维高深的学术造诣和敏锐的人生感受。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谈到，王国维对中西文艺思想的融汇达到了“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中之金屑”的境界[13]24，其实这句话用来描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方法论论述是相當精确的。我们认为《人间词话》“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体”，原因就在于既没有改变其外在阐述形式，也没有改变其内在内容格局。就其方法论的论述而言，结合其对人生、世界诸问题的论述，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似乎有意回避这种纯人生、世界等形而上问题的论述，而将这种论述与其文学创作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即使偶尔出现纯人生、世界等形而上问题的论述，作者又立刻在其后做了文学品评的补叙。比如“‘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明明说的是敏感的纯粹的社会问题，作者在后面又补充说“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4]25。这种衔接似乎多少有点儿牵强，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内在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思想紧张。
其次，《人间词话》方法论的引申范围相当广博。传统的诗话、词话，从欧阳修（1007—1073）《六一诗话》开始[14]1035-1042，即着眼于对诗词的品评，早期的诗话据说只是闲评性质，即使其中有并不多见的方法论论述，也只是局限于诗词的创作上。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却包罗甚广，决不仅限于对词的品评与创作上，更多的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不断地通过蕴藏在其中的品评阐述对人生、宇宙、社会、自然等等诸多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将自己的思想全方位地灌输到了作品里边。这也是《人间词话》版本之多、注释之广，以及能够累世不衰的原因所在[4]38-39。除了前面所举的例子之外，诸如“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也”[4]27，论者或谓这种游戏的文学观来自德国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其实王国维虽然借助了海涅的文学观，但又赋予了游戏不同的内涵。这种内涵就是指称人生、宇宙、社会、自然等非文学层面而言。又如在“‘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中[4]6，标举“忧生”与“忧世”等等。当然，最著名也最典型地体现《人间词话》中提到的“三重境界说”[4]6。尽管后世对这一论说争论极大，但大体上都指出不仅仅属于文学创作的问题，而与人生、宇宙、社会、自然等等诸多形而上问题密切相关。
最后，《人间词话》方法论的阐述程度相当深刻。诗话和词话体作为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其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从而带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而通常认为，简短的语言表达方式常常无法深刻地对某一问题进行阐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恰恰相反，在极为简短的语言中阐述着极为深刻的方法论。其实，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流行诗话、词话体，绝非因其无法阐述深刻的内涵，而恰恰相反，简短的表达方式很容易精确、有神地点出要点所在，仿佛是打蛇打七寸的利索与干练。比如“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4]19，将思考的空间从诗词过渡到文学，又从文学过渡到社会，而在这种快速的思维转换中，对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固有的历史传统做了极为精确深刻的阐述。又如作者在《人间词话》中绝不囿于权威之论，甚至敢叫板苏东坡（1037—1101）的观点，“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4]7，直接斥责东坡为“皮相”（浅薄），乃在于强调自己的深刻。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此不赘言。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我们可以充分体验到黄霖所谓“王国维是位敏锐丰富的审美情感和睿智深刻的思辨理性兼盛的人物”绝非虚言[4]3。正是王国维本身的这种特质，造就了《人间词话》的独一无二。
三、结论
阅读是连接读者和文本的中介，阅读行为的发生，必然牵涉阅读之主体（读者，readers）与阅读之客体（文本，texts）。有关读者与文本之关系，随着近年来阅读史的兴起，学界渐次有所讨论。一方面学者强调文本对读者的先验性制约，另一方面学者也强调读者对文本的主体性创造。文本在有意无意中引导或误导读者，读者则在有意无意中阅读或误读文本。这种交相互动的关系足以引发我们对文本的重新审视，或如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言，“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具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15]170。本文对《人间词话》的研究，正是得益于阅读史方面的启发。
实际上，读者阅读角度的转换，代表了思维方式的转换；思维方式的转化，必然带来新的知识与思想。我们称《人间词话》为伟大的著作，就在于其在不同的阅读角度和思维方式中，给我们展示了其不同的面向。这应当是一切伟大著作的共同特点。而上文的分析表明，《人间词话》对方法论的阐述相当丰富，而其提出方式之自然、引申范围之广博、阐述程度之深刻，都是其显著的特征。这种丰富的方法论折射出《人间词话》的多面向，有可能对王国维思想的研究提供一种精细的新颖的思路。因为表面上王国维的方法论是针对文学（诗词）创作，实质上却代表了他对人生、世界、宇宙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于是，我们看到，《人间词话》虽是一部文学批评作品，但具有极为浓重的哲学形而上色彩。从阅读史的角度看，《人间词话》表面上是文学史作品，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研究王国维和近代社会的思想史作品。《人间词话》的这种特质很可能与王国维创作《人间词话》时正值从哲学转向文学之际有关。但不论如何，从这种“微言”中读出“大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者及其时代和作品的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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