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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台城1923》，再现了李大钊发展弓仲韬入党后，派他回家乡直隶省安平县台城村，建立中国农村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艰辛历程，引起了强烈反响。
强调理论灌输，提高民众阶级觉悟
为了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还利用纪念节日开展活动，广泛宣传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在民主浪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潮激荡下，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在纪念会上，李大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称赞俄国苏维埃政府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把“纪念五一节当作我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他还领导北大学生创编了《五一纪念歌》：“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践，责任唯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去教唱 《五一纪念歌》。李大钊亲自在长辛店领导和组织了千余工人参加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大家进行了示威游行。
为培养共产党员，建立党组织，李大钊于1920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成为首批共产党员。李大钊从每月的140元工资中拿出80元作为研究会和党小组的活动经费，积极开展建党的相关活动。共产党小组很快发展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为党员，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当年年底召开了党员大会，选举成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当选为支部书记。共产党的火种从上海、北京点燃，又传遍全国各地，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列主义。早在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就从北京把《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寄给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们纷纷翻印、学习、传播。《宣言》传到太原农业专科学校时，该校很快成立起以追求真理命名的“真社”。1920年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省立一中翻印《宣言》2000册，广为传播、散发，促使更多学生和民众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此逐渐揭露了阎锡山所谓“村本政治”“生的哲学”等军阀政权的统治思想和其为维持大地主统治服务的反动主义的真实面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山西的传播，为山西建立共青团、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1921年5月，被李大钊派回山西开展建党工作的高君宇领导建立了太原共产主义青年团。
随后，高君宇发展王振翼（仲一）、贺昌、李毓棠、傅懋恭（彭真）等人为共产党员，1924年成立中共太原党支部。1924年5月又发展张叔平、侯士敏、潘恩溥、纪廷梓入党，成立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全省的建党工作。1926年至1927年1月，榆次、汾阳、临汾、晋城先后建立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1927年成立中共山西省委。到1927年，全省20多个县成立中共县委，党员发展到1500余人。
教育工农群众，在工农兵学中建党
李大钊强调：“使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中共北京党支部在长辛店开办了工人夜校，李大钊亲自讲课，把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通俗讲为“余值余工”理论。对余值和余工的实质，李大钊讲：“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份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酬也没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的方式。”李大钊对唐山工、矿进行了调查，对英帝国主义把持下的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的资本主义性质作了具体分析。以这些厂矿的实际，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李大钊为工人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实践，创造了当时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
启蒙教育农民，在农村中建党。李大钊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写道，“中国的工人、军人大都是农民出身”，要“启蒙农民，教育工人”。他在《青年与农民》一文中指出：“在专制统治下，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他号召知识分子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民间去”。李大钊指出，到民间去的意义，就在于“做现代文明的引线”，“以启蒙的立场和姿态去开发民间，使平民知道要求解放，摈弃愚暗，促使农民自觉。这种启蒙任务非常急迫，因为中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农民。”
1922年李大钊介绍李锡九入党后，翌年派他到直隶省安平县一带做党的工作。李锡九首先回到老家任庄村，办起农民夜校，除教识字外，主要是宣传革命道理，并且通俗地向村民讲解《社会科学概论》《每周评论》《莫斯科印象记》《苏俄考察记》等进步书刊，培养发展了李振廷、李汉辉入党。1923年4月，李大钊介绍弓仲韬入党后，派他回到安平县台城村从事建党工作。弓仲韬办起了平民夜校，成立了农会，发展了弓风洲、弓成山为党员，同年8月，三人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到1924年3月，全县已有党员20余名，8月15日成立了中共安平县委，弓仲韬任书记。1925年10月成立安饶深中心县委，弓仲韬任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平、饶阳、深泽三县党的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安饶深中心县委转移到深泽县王河町村，继续坚持工作，新组建了彪塚村、北侯町村、西侯町村、任庄村、大宅村等党支部，全县党团员达到百余人。
在军队中建党，掌握武装。北方党组织一方面积极选送党团员和先进工农分子去黄埔军校学习，其中第一期学生中有蒋先云、陈赓、左权、徐向前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在旧军队中发展党组织，1924年北方区委派赫光在陕西杂牌军高桂滋部建立了党组织，到1927年党员人数发展到五六十人。1930年该军驻山西平定县时，中共山西省委先派李敏到该军加强党的工作，后派中共山西军委书记谷雄一到该军负责发动兵变。当年7月4日兵变成功，经中央军委批准，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任军长，谷雄一任政委，窦宗融任副军长，刘明德任参谋长，刘子祥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四军1931年7月18日开进河北省平山县城，7月26日成立了平山县苏维埃县政府。
在学校师生中建党。在山西省大中学生中建党的同时，直隶省保定第二师范学堂成立了研究马列著作的社会科学研究部以培养和发展党员，1924年建立了党支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阎锡山的晋军占据保定市，实行反动政策，保定二师在党支部领导下，成功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张陈卿的运动，后聘请共产党员武新宇、周永言、张明及进步人士共9人任教。
促成国共合作，实践统一战线理论
中共西湖会议之后，李大钊受党的委托，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的事宜，孙中山完全同意改组国民党，并由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描述他们当时和孙中山的这次会面是“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排除了各种干扰，终于在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于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主持大会宣言的起草，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国共两党北方领导工作。这样，就基本上将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在与国民党的合作实践中，李大钊尝试和探索了我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实施，推进了统一战线的发展。
李大钊的建党思想在实践中得以不断的完善，其根本特征就是与工农运动相结合。这些建党实践，在我们党的创建初期，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加深党的影响、壮大党组织力量提供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党的自身建设和统战工作作出了有益尝试。
（责编 王燕萍）
强调理论灌输，提高民众阶级觉悟
为了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还利用纪念节日开展活动，广泛宣传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在民主浪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潮激荡下，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在纪念会上，李大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称赞俄国苏维埃政府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把“纪念五一节当作我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他还领导北大学生创编了《五一纪念歌》：“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践，责任唯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去教唱 《五一纪念歌》。李大钊亲自在长辛店领导和组织了千余工人参加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大家进行了示威游行。
为培养共产党员，建立党组织，李大钊于1920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成为首批共产党员。李大钊从每月的140元工资中拿出80元作为研究会和党小组的活动经费，积极开展建党的相关活动。共产党小组很快发展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为党员，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当年年底召开了党员大会，选举成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当选为支部书记。共产党的火种从上海、北京点燃，又传遍全国各地，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列主义。早在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就从北京把《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寄给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们纷纷翻印、学习、传播。《宣言》传到太原农业专科学校时，该校很快成立起以追求真理命名的“真社”。1920年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省立一中翻印《宣言》2000册，广为传播、散发，促使更多学生和民众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此逐渐揭露了阎锡山所谓“村本政治”“生的哲学”等军阀政权的统治思想和其为维持大地主统治服务的反动主义的真实面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山西的传播，为山西建立共青团、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1921年5月，被李大钊派回山西开展建党工作的高君宇领导建立了太原共产主义青年团。
随后，高君宇发展王振翼（仲一）、贺昌、李毓棠、傅懋恭（彭真）等人为共产党员，1924年成立中共太原党支部。1924年5月又发展张叔平、侯士敏、潘恩溥、纪廷梓入党，成立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全省的建党工作。1926年至1927年1月，榆次、汾阳、临汾、晋城先后建立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1927年成立中共山西省委。到1927年，全省20多个县成立中共县委，党员发展到1500余人。
教育工农群众，在工农兵学中建党
李大钊强调：“使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中共北京党支部在长辛店开办了工人夜校，李大钊亲自讲课，把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通俗讲为“余值余工”理论。对余值和余工的实质，李大钊讲：“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份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酬也没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的方式。”李大钊对唐山工、矿进行了调查，对英帝国主义把持下的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的资本主义性质作了具体分析。以这些厂矿的实际，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李大钊为工人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实践，创造了当时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
启蒙教育农民，在农村中建党。李大钊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写道，“中国的工人、军人大都是农民出身”，要“启蒙农民，教育工人”。他在《青年与农民》一文中指出：“在专制统治下，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他号召知识分子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民间去”。李大钊指出，到民间去的意义，就在于“做现代文明的引线”，“以启蒙的立场和姿态去开发民间，使平民知道要求解放，摈弃愚暗，促使农民自觉。这种启蒙任务非常急迫，因为中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农民。”
1922年李大钊介绍李锡九入党后，翌年派他到直隶省安平县一带做党的工作。李锡九首先回到老家任庄村，办起农民夜校，除教识字外，主要是宣传革命道理，并且通俗地向村民讲解《社会科学概论》《每周评论》《莫斯科印象记》《苏俄考察记》等进步书刊，培养发展了李振廷、李汉辉入党。1923年4月，李大钊介绍弓仲韬入党后，派他回到安平县台城村从事建党工作。弓仲韬办起了平民夜校，成立了农会，发展了弓风洲、弓成山为党员，同年8月，三人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到1924年3月，全县已有党员20余名，8月15日成立了中共安平县委，弓仲韬任书记。1925年10月成立安饶深中心县委，弓仲韬任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平、饶阳、深泽三县党的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安饶深中心县委转移到深泽县王河町村，继续坚持工作，新组建了彪塚村、北侯町村、西侯町村、任庄村、大宅村等党支部，全县党团员达到百余人。
在军队中建党，掌握武装。北方党组织一方面积极选送党团员和先进工农分子去黄埔军校学习，其中第一期学生中有蒋先云、陈赓、左权、徐向前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在旧军队中发展党组织，1924年北方区委派赫光在陕西杂牌军高桂滋部建立了党组织，到1927年党员人数发展到五六十人。1930年该军驻山西平定县时，中共山西省委先派李敏到该军加强党的工作，后派中共山西军委书记谷雄一到该军负责发动兵变。当年7月4日兵变成功，经中央军委批准，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任军长，谷雄一任政委，窦宗融任副军长，刘明德任参谋长，刘子祥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四军1931年7月18日开进河北省平山县城，7月26日成立了平山县苏维埃县政府。
在学校师生中建党。在山西省大中学生中建党的同时，直隶省保定第二师范学堂成立了研究马列著作的社会科学研究部以培养和发展党员，1924年建立了党支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阎锡山的晋军占据保定市，实行反动政策，保定二师在党支部领导下，成功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张陈卿的运动，后聘请共产党员武新宇、周永言、张明及进步人士共9人任教。
促成国共合作，实践统一战线理论
中共西湖会议之后，李大钊受党的委托，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的事宜，孙中山完全同意改组国民党，并由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描述他们当时和孙中山的这次会面是“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排除了各种干扰，终于在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于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主持大会宣言的起草，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国共两党北方领导工作。这样，就基本上将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在与国民党的合作实践中，李大钊尝试和探索了我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实施，推进了统一战线的发展。
李大钊的建党思想在实践中得以不断的完善，其根本特征就是与工农运动相结合。这些建党实践，在我们党的创建初期，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加深党的影响、壮大党组织力量提供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党的自身建设和统战工作作出了有益尝试。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