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今年四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在读什么书》的文章，报道了我国在粉碎“四人帮”后“文艺复兴”的新气象，也涉及到国内出版、发行上某些缺陷和不足。尽管作者的评论偏重于文学书刊，而且也略有些过时，但还是可以了解外国人如何看待我国读书与出版情况的。文章的作者名罗伊德·哈夫特，《书评周刊》注明是荷兰雷伊登大学中国当代问题研究所及中国资料档案中心的研究人员。
　　文章从去年十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书市谈起。作者非常风趣地描述了中国人的读书热和购书难。很多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事物在他的眼睛里都是新奇有趣的。书店前宣传新书的小黑板对作者也是个新奇现象。在一个外国人看来，中国出版行业是完全漠视读者需求的。一本书出版后，即使很快售空，短期内也绝无再版可能。作者深知我们的出版制度，出版什么书、印数多少，一切都按照计划。此外由于印刷技术和纸张供应紧张，列入计划等待发排的新书目录(作者用了baccklog一词)是很长很长的。
　　作者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介绍我国出版的文学书籍，特别是新版及再版的外国文学书，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艰难时世》，雨果的《悲惨世界》，惠特曼的《草叶集》，易卜生的剧本，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等等。国内对西方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也受到作者注意。关于西方文学，他认为当代部分翻译介绍的太少，但幸好“有几种新刊或复刊的杂志填补了这一空白”。《世界文学》、《读书》和《诗刊》是文章中提到的三份刊物。《世界文学》选译了美国当代作家索尔·贝娄的《萨姆勒先生的星球》，并登载了一篇评介贝娄的论文。作者摘引了论文中评述贝娄创作方法和在美国文学史上所占地位的片断。在谈到《读书》时他写道：“另一种令人感兴趣的杂志是新近创刊的《读书》。1979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评介《纽约时报》和艾萨克·辛格、阿瑟·密勒等作家的文章。另外每期都报道国外书讯……”但他认为，这些对国外新书的报道也反映了中国人读书的一个矛盾。读者只能从报道中了解国外出版情况，却无法阅读原书，因为在中国还没有出售外文书的机构。对内部发行的书籍他也作了报道。他分析说，有两个原因使一部分书不能公开发行。一是由于纸张困难，一是由于书籍内容不适宜公开发售。乔治·奥威尔的《1989年》是后一种例子。
　　一点题外之言：正如作者在文章最后所预言的，“继文艺春天而来的将是繁荣的盛夏。”今天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虽然还不能称为盛夏，但较之半年前举办书市时，气象又自不同。当时很多只在书店橱窗中陈列的图书今天都已摆在书籍爱好者的案头了。各种各样的杂志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作者如果能再到中国书店作一次巡礼，一定会为之瞠目的。但是随着出版事业的进一步繁荣，也不免出现了一点儿“乱”的现象。听说最近一段时期议论最多的是有的出版社出版了某些内容有争议的书。而且报纸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批评文章。笔者认为，对出版界某些不正常的现象发表批评意见，帮助中国出版事业走上健康发展道路是完全应该的，但对缺点的批评必须实事求是，万不能给人以当前出版界“一团糟”的印象。“向钱看”的出版社究竟有多少？“坏书”到底出版了哪些部？“坏”在哪里？即以目前颇遭物议的侦探小说为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既有纯以消遣娱乐为目的、专写所谓“舒适的谋杀案”的作家(阿嘉则·克利斯蒂可作代表)，也有等而下之，专写暴力、凶杀，甚至加上色情的作品。但除此以外，也还有力求把侦探小说提高到严肃文学水平，借助惊险小说形式揭露社会、探索生活的作家。这一类作家为数并不少，瑞士的杜伦马特，法国的西末农，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艾立克·安布勒，美国的达谢尔·哈梅特、雷蒙·昌德勒、帕特丽西亚·亥斯密滋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果各个出版社争出阿嘉则·克利斯蒂，不只倾向不良，也表现了中国人的无知。但如果在出版克利斯蒂之外，也择优出一些格调较高的惊险作品(听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准备出一部这样的选集)，叫读者比较鉴定，再辅以正确的引导，不是既有助于提高读者的鉴赏力，又繁荣了百花园地吗？要相信读者并不都是“逐臭之夫”，并不都对庸俗、低级有着偏爱的。要珍惜“文艺的春天”。切莫春意未浓、又已秋风萧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