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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学校停课了,我们那会几十五岁。1966年的国庆节过后,按照以往的惯例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下乡劳动,但是学校一点复课的动静都没有,我跟几个同学商量,咱们能不能去农村劳动,这样可以聚合人心,也是社会实践锻炼意志的机会。我把我的想法一说,他们都同意这种做法。说干就干,我找二班同学荆惠君,他家是农村的,哥哥还是生产队长,到他家一说,他哥哥说非常欢迎,正直秋收队里正缺劳动力。第二天我带着20多人的队伍到了红星公社集贤三队。
生产队里安排我们割稻子,对于这样的农活我们那时都不含糊。我们每天早上8点到生产队集合,没有迟到的,没有早退的,都感觉很兴奋很有意义。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能回家吃饭,有的同学带午饭就不回家吃饭了,刘惠君的母亲给热饭,下午收工都太阳落山了。后来学校一班的老师王怀远、图书馆的吴老师听说了我们的行动,他们也没有教学任务,还因为出身或“右派”问题在学校闲着,时不时的还要被一些无知的学生“批斗”戏弄,跟我说也要参加我们的队伍,和我们一起劳动。我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每天跟着我们一起收割稻子。我们在那里劳动了20多天,一直到10月底,队里的秋收基本完成了,才结束了这次劳动。
那时粮食供应实行的是定量,中学生一个月定量28斤,参加劳动干体力活吃的就多,但跟随我的同学都不计较,无怨无悔。家长也很支持我们的这项活动。劳动结束后学校管行政人事的王帼老师找我,让我统计一下参加劳动的人数天数,要申请给每个人补助每天三两粮票。可是这件事被马上就要带着几个同学去“串连”兴奋得忘掉了。事情过去将近40年了,我们也都是花甲老人了,我为我们在那个“动乱”的年月懵懂中能把握方向而骄傲,也感谢我那时结交的同窗好友,我们都有一颗向善的心,“臭”味相投。哈哈。上面那张照片是在田间收割稻子拍的。前右是我,前左一的叫林闻东,是班里男生最小的,后排左的叫路小群,右边的叫智肃民,脸上都带着稚气,但都是意气风发,时刻接受暴风雨的考验和祖国的挑选。
生产队里安排我们割稻子,对于这样的农活我们那时都不含糊。我们每天早上8点到生产队集合,没有迟到的,没有早退的,都感觉很兴奋很有意义。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能回家吃饭,有的同学带午饭就不回家吃饭了,刘惠君的母亲给热饭,下午收工都太阳落山了。后来学校一班的老师王怀远、图书馆的吴老师听说了我们的行动,他们也没有教学任务,还因为出身或“右派”问题在学校闲着,时不时的还要被一些无知的学生“批斗”戏弄,跟我说也要参加我们的队伍,和我们一起劳动。我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每天跟着我们一起收割稻子。我们在那里劳动了20多天,一直到10月底,队里的秋收基本完成了,才结束了这次劳动。
那时粮食供应实行的是定量,中学生一个月定量28斤,参加劳动干体力活吃的就多,但跟随我的同学都不计较,无怨无悔。家长也很支持我们的这项活动。劳动结束后学校管行政人事的王帼老师找我,让我统计一下参加劳动的人数天数,要申请给每个人补助每天三两粮票。可是这件事被马上就要带着几个同学去“串连”兴奋得忘掉了。事情过去将近40年了,我们也都是花甲老人了,我为我们在那个“动乱”的年月懵懂中能把握方向而骄傲,也感谢我那时结交的同窗好友,我们都有一颗向善的心,“臭”味相投。哈哈。上面那张照片是在田间收割稻子拍的。前右是我,前左一的叫林闻东,是班里男生最小的,后排左的叫路小群,右边的叫智肃民,脸上都带着稚气,但都是意气风发,时刻接受暴风雨的考验和祖国的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