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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孔子提出大同的社会理想之后,历代文人就把这种理想标贴在现实治世的制度层面上,尤其在人治的传统文化思想支配下的独裁统治摧毁了人性政治的圣坛时,文化精英就会创设新的道德圣人来治理社会。基于这种治世思想的历史性思考,人性之美好只适合制度层面,却永远无法适应理想层面。这是一种文明的悲哀,也是一种文明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