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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性主义在传统理性主义那里表征为理性的命定论，在现代理性主义那里落实为主体理性的自觉，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通过实践改变世界。传统理性想要实现现代性转向，首先，必须走出理性循环论的怪圈，以实践的方式把理性落实到实处；其次，在理性规则的制定上，不能简单否定人对社会历史的实践创造，应善于以服从规律走向创造规律；最后，理性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应在绝对理性与主体理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合理建构，更是需要我们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加以继承和弘扬，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传统理性主义；现代理性主义；历史实践论；中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B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7-0077-12
告别传统理性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时代主题，然而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的是，在传统理性主义弊端日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创造一种怎样的现代理性主义？因此，新时期背景下现代理性主义的建构，不仅需要我们对传统理性主义追根溯源，规避其自身发展的理论缺陷，揭示理性主义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进，而且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性主义发展链条上所应做出的重要贡献，以马克思的历史实践观不断丰富现代理性主义的思想内容。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合理建构而言，则更需要现代理性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现时代的深刻关系。
一、 传统理性主义的“陨落”
理性主义与现代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一对“孪生兄弟”，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理性主义的历史展开过程就是一部现代性的发展史。但是，理性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现代社会。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特别是古希腊时期，理性主义就已经产生并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作用。人们把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称作是古典理性主义，古典理性主义是人类最早并自觉地确立的理性主义原则。但是，古典理性主义的理性原则并没有体现出主体自觉的理性要求，而是从宇宙论或本体论层面为理性主义做辩护，从而陷入了一种命定循环论的理论怪圈。回顾基督教文明语境中的“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唯一的存在”、斯多葛学派的“世界灵魂”和“宇宙理性”、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等等，理性无不在宇宙论原则的控制下发挥着社会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上帝已成为社会的绝对基础，人的主体性完全被上帝所操纵。
真正触及到社会发展问题的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伴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类已经对主体理性加以重视。在近代理性主义看来，理性是人类优于自然的永恒原则，人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把握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进而控制和操纵自然。因此，近代理性主义也被称为是技术理性主义。诸如培根发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理性呼喊；笛卡尔更是自信地提出“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构造出宇宙来”；康德在继承卢梭“公意”学说的基础上，对主体理性进行了改造，把主体理性上升为一种普遍理性，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确立了人为自然立法的理性原则，否定了世界的秩序出于上帝，进而肯定了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从笛卡尔起，贯穿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就会得以重建”[1] 27。
抛开古典理性主义与技术理性主义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单就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理论特征，明显有其共同性。对于这些共同的理论特征，我们可以从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真、善、美三个层次进行理论的探寻。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言：“人对世界的关系，主要地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认知关系（真与假）、评价关系（善与恶）和审美关系（美与丑），因此，哲学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反思，集中地表现为对真善美的寻求与阐扬。”[2] 225因此，从真、善、美三个层次来看，古典理性主义与技术理性主义有3个主要的共同点：1.在本体论层面，传统理性主义表现为理性本体论。从世界存在的本体出发来看，理性本体论也可称作是理性先定论或理性还原论。传统理性主义把理性高高举在头顶，认为其地位不可动摇，提出理性不仅先于人的经验而存在，并且主宰和统治一切现存世界。宣称通过理性的运用，人类可以操控自然、征服世界。以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得出“人是机器”的结论，这是一种“纯粹”的理性主义，是不掺杂任何情感和非理性因素在内的极端理性主义。2.在价值论层面，传统理性主义表现为理性万能论。在传统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不仅仅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本体论根源，更是判断人类事实活动与道德活动的价值标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一条普遍的道德律令，即“使你的意识的准则同时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3] 152。康德从普遍的道德理性入手，对（传统）理性主义价值观进行辩护。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理性主义中作为价值层面的理性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而不包含现代理性所关注的价值理性因素。3.在艺术层面，表现为理性至善论。在传统理性主义看来，万能的理性不仅创造出无限的世界，更确证了人的本质的至善。因此认为，在（传统）理性主义的指导下，人类可以战胜现实中的任何困难和险阻。而且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将可以进入一个完满的世界——即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自由走向自为，最终达至人类的极乐世界。黑格尔的主客统一的“绝对理念”，正是这种万能理性的真切表达，而这一绝对理性的衰落，也成为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开端。
由于古典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极端化发展，自然遭到代表世俗和现实的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4] 4。随着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高速发展，以功利为目的的现代理性精神逐步兴起，传统理性主义的价值体系开始陨落，同时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现代理性主义开始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马克思的现代理性主义正是迎合了这一社会发展潮流，超越了传统理性主义，顺应了时代变革的需求。 二、 马克思的历史实践转向及其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
传统理性主义的极端理性化立场随着现代社会世俗化的发展，遭到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的批判。“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4] 133伴随着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发展，人类的工业文明呈现出巨大的发展势头，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有所成就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因而造成了现代人“无寄托感”的生存焦虑。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曾指出：“人类史前时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进入不再面临冲突和困扰的和谐状态，相反，人的生存永远为各种矛盾所困扰，人必须去解决那些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人的命运……他将不得不成为爱冒险的、勇敢的和富于想象力的人，他必须能够忍受痛苦和享受欢乐，他的力量将奉献给死亡，如果这个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会实现的话，它将是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一种结束。”[5] 52现代理性主义正是出于对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危机的一种批判和反思，从而主张重新定义理性，扩大理性的范围，把情感、心理等非理性因素也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来。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精神分析理论，韦伯和齐美尔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都深切地表达着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哀思。
现代理性主义认识到传统理性主义的有限性，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积极融入非理性因素，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不断丰富传统理性主义的内容。同时，相对于传统理性主义之注重理性主义技术层面的应用而言，现代理性主义出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反思，更加注重理性主义价值层面的内涵，更加关注现代人的生存价值转向。与传统理性主义对理性发展的盲目乐观主义立场不同，现代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抱有一种悲观主义的理论情怀。但这种悲观主义却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盲目乐观主义比较来看，这种悲观主义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恰如衣俊卿所言：“这种悲剧意识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因为正是理性的有限性和人的不完善性提供了人继续存在、继续创造的根据”。[6]
马克思作为现代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察觉到现代性的影响具有破坏性，并意识到这种破坏性是不可逆转的。同时，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贴切称呼的那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马克思认识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有限性、不完善性和盲目的乐观主义倾向，进而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主张从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理性主义的内涵，实现理性主义的历史实践转向。马克思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具体而言，马克思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本体决定论走向实践本体论
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并没有被困于理性主义的立场，而是积极走入具体的历史情境，指出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由简单走向复杂、由低级走向高级，而这一社会历史的具体展开过程，并不是单靠什么理性主义就可以实现的，它依赖于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简单的说，现实社会的发展不是由外在的、先验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人的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创造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 63。并且这种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并不是盲目的、无目的的，而是包含着“人的尺度”的自由创造性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8] 32。因此，以人的尺度和自由创造活动为依托的实践理性，就大大丰富了理性的内涵，超越了以宇宙理性和认知理性为基础所构成的传统的绝对理性。
2.由“服从规律”走向“创造规律”
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本体论、理性万能论和理性至善论的理论立场，把理性高高举在头顶，先验的理性原则就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切准则，它是完满的、不容触犯的，并且先于人而存在的。人类在大自然的规律面前，只能顺从、不能抵抗。“这种先定的规律本质上是排斥主体价值与实践的，在这种解释中，人的活动实质上只是适应规律，而不是造就或改变它”[9]。而现代理性主义主张科学地认识理性，将理性奠基于人的实践及其所体现的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人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不再是超人的理性或与人活动无关的规律和必然性，而是人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10] 165。实践作为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方式，决定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理性的合理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只能从主体方面来寻求。实践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人不会被动地接受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会积极主动地去改造自然与社会，创造价值规律，并最终实现“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
3.由“盲目乐观主义”走向“积极的悲观主义”
马克思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作为现存感性世界和人的本质规定性，进而肯定人类对现存世界的积极改造。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现实社会的异化劳动，并对人的存在进行负面评价，进而超越了传统理性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提出了对人之存在有至关重要的批判理性理论。
传统理性主义相信理性具有无限的万能力量。因此，传统理性主义对人与历史前景持乐观的态度，现存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随着理性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人类终将战胜一切，进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地。与传统理性主义不同，马克思并未对未来社会发展做出盲目乐观的结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互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同人相异化。这表明马克思深刻认识到现实社会危机之所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存在的复杂社会矛盾。这就不得不使马克思从传统理性主义对社会发展的乐观主义立场中走出来，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做出一种悲观主义式的论断。但是，马克思对社会前景所做的悲观主义论断却不同于自暴自弃式的人的消极主义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马克思正是认识到现实世界发展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有限性，才更加激励人们进行自我创造，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最终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实现人的“自为”的存在。这样马克思就从实践理性出发，确立了批判理性理论，这种批判主义的理性观也就构成了现代理性主义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认为，实践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是人类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适应自然，改造世界，进而使客观世界符合人的发展需求的一种实践活动。他提出作为实践而存在的主体从来不相信某种先天的命定论，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达至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强调了社会发展的自主自决。马克思的这种历史实践论转向更是为我国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而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发展的动力，并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命运最值得关注的实施和最根本的特质”[11]。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发展观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为我国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做出了积极的预见。
三、 中国现代性的合理建构
从理性主义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马克思对传统理性主义批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理性主义极大地促进了人的主体性启蒙和觉醒，但是理性主义的泛滥，特别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过度猖獗，会造成对主体的压迫，使人完全受制于理性，陷入一种宿命论和循环论的怪圈，并且完全排斥人的活动对社会形成的重要影响。正如高清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发展犹如一列在既定轨道上行驶的列车，道路和归宿已被某种强制力量预定，而人类不过是列车上可有可无、一筹莫展的乘客”[12]。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根本意义上，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或者换一种说法，既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这是中国人20世纪未竟之事，也是中国21世纪最根本的大业”[13] 121。破除传统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代之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将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合理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3方面：
1.杜绝唯理性论，注重发挥人的自我批判精神
理性启蒙把人们拉进了现代文明社会当中，特别是随着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水平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然而有些人仍认为这些发展是失败和衰落。这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观把理性主义推向了神坛，陷入了一种理性还原、理性万能和理性至善的宿命论怪圈，因而大大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批判精神，从而放弃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思想阵地。而马克思的理性主义通过对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所做的正面分析（自由自觉的活动）和负面分析（异化劳动），极大地弘扬了人类自我批判的理性精神。
传统理性主义是一种“被迫的理性主义”，它只适用于自然界。自然界本身是不会主动发展的，只要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就能实现其自身的发展。与此相反，现代理性主义的发展则是一种“积极的理性主义”，它存在于现代人类社会当中。社会作为人类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发展的，是人有目的的活动促进了社会的不断进步。人通过自身的批判性实践活动，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回顾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与西方社会主动的理性启蒙的现代性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不是“内发的力量”，而是“外发的压力”所造成的。最早是从清中叶西方帝国主义以武力叩关，打破天朝中国的“光荣孤立”时产生的。在这种“逼迫”下所产生的现代性，促使国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绝对理性主义的立场，发扬人的自我批判精神，在实际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选择一条真正适合我国的现代性发展道路。从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和台湾跃进亚洲“小龙”，再到1978年中国历史性转折点的改革开放、90年代后期中国被称作“世界工厂”，一直到21世纪中国加入WTO，到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始终保持着历史的前进方向。探其根本，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人民的历史选择，离不开广大人民对历史进程的主动参与，所以说人民创造了历史。
现代理性主义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个人主义被许多人冠以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人们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理论信仰，有权利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形态等等，并且这些权利在现代社会中也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人们在为现代理性主义所带来的个体解放欢呼雀跃的同时，个体主义的泛滥也接踵而至。个体主义反对一切体系的束缚，反对神圣体系对自身自由的限制。但是，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赋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14] 52。因此，在主体的自我创造性与体系的规范制约性之间，我们应保持适当的张力，在规范的制度约束范围内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2.防范主体性危机，重新确立社会合理的根据与规范
与传统理性主义相比，现代理性主义在带给人个体解放的同时，也造成主体性的危机和社会规则制度的缺失。“所谓主体性危机，就是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迅速发展的生产力所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非但没有使人成为真正的主体反而在欲望的享受的支配下，人们迷失了自我，陷入欲求不满的怪圈”[15]。具体来说，主体性危机又可以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造成对主体理性的压抑；二是主体感觉欲望的过度扩张将会导致个人主义的盛行，造成现代性的分裂。而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为基础建构的现代理性主义，将为人类的行为提供合理的根据与规范。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构成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工具理性主义”，在韦伯看来，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16] 46。因此，经济效益成为了工具理性的唯一指数，而传统秩序的陨落也大大拓宽了工具理性的范围，工具理性日益替代传统理性，成为现代性的规范尺度，然而工具理性的规范尺度却带给人类一种忧虑和不安。韦伯深刻地将工具理性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称作是“铁笼”，这个“铁笼”使那种永恒的规范体系让位于一种快捷的个体商品。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而言，“五四运动”时期所引进的“科学”和“民主”的现代化口号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五四运动”后的革命进程中，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呈现出一种“畸形化”发展态势，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在“五四运动”以后，科学的工具理性精神逐渐壮大并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随着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主体利益的多元化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在现代工具理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主体理性的多元化发展易造成社会的分裂，小利益集团体的形成，造成一些利益集团的专制统治。卢梭、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致力于解决由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而导致的现代性问题，力图打破现代理性的意识形态化统治，树立公共理性的权威。特别是马克思，不仅在现实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着力批判了工具理性，还专力为现代社会公民树立了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取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要注意强化公平性的制度化规范理性，强调与此前神性理论、圣人集权相比，现代社会更应注重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发展，强调对主体利益的保护。然而缺乏规范统一的理性多元化会造成现代社会的分裂和混乱，更会使一部分利益集团形成专制统治并上升为某种意识形态，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应防范在工具理性控制下的制度规范理性，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
3.确定理性的合理强度观念，寻找理性的终极价值目标
传统理性主义具有反主体性的倾向，这种反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传统理性把凌驾于主体性之上的绝对客观理性，例如“道”“理”“规律”“绝对精神”和“上帝”等等，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合理性根据以及价值的本体。传统理性主义的这种绝对理性立场完全排除人的多元化存在，否定人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这种理性的先定本体论排斥主体的价值，人在现实面前只能适应规律，而不能改变它。
基于传统理性主义的极端理性立场和倾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做出科学认识理性的时代判断。这不仅要求我们要把理性活动置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使理性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要求对现代理性持有一种动态发展的观点，使理性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具体实践。何况在具体实践活动指导下的科学理性，既不同于传统理性主义的极端理性主义立场，也不同于现代理性对主体价值的过度追捧。因此，传统理性主义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必然面临着普遍价值的失落及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动摇，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其极端理性主义立场作用，使它放弃了价值主体本身的多元化需求，因而不得不转道从某种外在的普遍的原因上寻找价值。与之相反，现代人本主义密切关注现实人的主体诉求，突出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不否认其具有合理性的一面。然而，现代人本主义将多元的主体理性发展到了极端，因而完全否定了普遍的理性规范的存在，否定了社会发展的确定性因素。在它看来，现代理性主义中的主体价值是一种多元的存在，把人仅仅理解为一种非理性的主观存在，没能从人的社会性存在和发展及其现实体现的社会实践来理解价值。“随着传统的超越性秩序的瓦解，人们在不得不建构一个程序化、形式化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同时能够兼容一种实质的价值理想？能否重建具有精神深度的心性结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它们共同凸显的是现代社会价值的虚无化，生活的无意义感这一实质问题”[17]。
由于对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欲望，现代人本主义使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经济问题时，常常对传统价值采取一种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态度。故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再被视为一种内在的、神圣的、美好的东西而为人们所认同，而是基于工具的、实用的考虑，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为人们所利用。而事实是，现代理性主义要想消除绝对理性的障碍，就必须确定理性的合理强度：一方面，我们应关注人现实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从理性出发确立价值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价值的社会性并建立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观。中国的启蒙运动引进了现代性，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摆脱了传统的“圣人”文化，具有了“脱圣入俗”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孔子的绝对权威。“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摆脱了“圣人文化”的制约。但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的超越功能丧失殆尽，人们缺乏终极价值理念的关怀与指导。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造成了现代人放弃对终极价值与信仰的追求。尤其是对处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情形下，人们的一切精神文化似乎都在为工业生产服务，因而盈利便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譬如大量的“文化商品”为了迎合人们对娱乐的需求，硬塞进人们的头脑，进而产生了一系列“快餐文化”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积极引进西方的文化，但是却仅限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样的实用型文化体系，缺乏对西方哲学审美等形而上层面的积极涉入。因此，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构在精神性维度层面上的紧迫需求，就是应确立终极的价值目标，在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的状况下，坚定理论信仰。从这点出发，哲学作为一定意义上的“普照光”以及时代精神的理论表征，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体现出来的。也正是哲学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义之所在，所以哲学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中成为“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生活价值之所在”[2] 224。
在当今中国，有一部分人根本无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漠视民众的呼声和全社会的诉求，“一意孤行”地走下去；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却把这些问题说成是现代性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既不能无视中国现代性事业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更不能把这些问题说成是现代性本身所造成，否则就会失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时机，任其随意扩大，直至影响中国现代化下一阶段的发展。从对传统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过程中吸取理性自身发展不足的经验教训，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理论经验，特别是马克思对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历史实践的唯物主义原理，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已成为21世纪现代性发展所应重视的主要任务。正如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文化自觉”立场一样，“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8] 190。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本土文化领域，充分尊重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实的人的活动提供积极的价值规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现代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是一种“全球多元”的现代性，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拜西方，要真正实现由“外力依靠”走向“自主创新”，依靠自身的主观创造能力和实践活动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而要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助推器”，积极树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营造一种平等和公平的国际环境。因此，“现代性问题涉及传统与现代两者之关系，在前者，我曾说‘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在后者，我要说‘没有’没有地方的全球化”[19] 22。总之，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批判的立场和方法，把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确立以建设为核心的观念，以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构造一套符合全球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及长治久安，并具有自检与防御机制及能力的开放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既要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成果，又要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及其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文明格局中，既体现全球性、又实现中国性的中国现代性，才是我们基于历史，明智、辩证的理性选择。这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新的发展任务，也是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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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偲偲]
[关键词] 传统理性主义；现代理性主义；历史实践论；中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B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7-0077-12
告别传统理性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时代主题，然而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的是，在传统理性主义弊端日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创造一种怎样的现代理性主义？因此，新时期背景下现代理性主义的建构，不仅需要我们对传统理性主义追根溯源，规避其自身发展的理论缺陷，揭示理性主义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进，而且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性主义发展链条上所应做出的重要贡献，以马克思的历史实践观不断丰富现代理性主义的思想内容。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合理建构而言，则更需要现代理性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现时代的深刻关系。
一、 传统理性主义的“陨落”
理性主义与现代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一对“孪生兄弟”，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理性主义的历史展开过程就是一部现代性的发展史。但是，理性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现代社会。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特别是古希腊时期，理性主义就已经产生并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作用。人们把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称作是古典理性主义，古典理性主义是人类最早并自觉地确立的理性主义原则。但是，古典理性主义的理性原则并没有体现出主体自觉的理性要求，而是从宇宙论或本体论层面为理性主义做辩护，从而陷入了一种命定循环论的理论怪圈。回顾基督教文明语境中的“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唯一的存在”、斯多葛学派的“世界灵魂”和“宇宙理性”、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等等，理性无不在宇宙论原则的控制下发挥着社会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上帝已成为社会的绝对基础，人的主体性完全被上帝所操纵。
真正触及到社会发展问题的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伴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类已经对主体理性加以重视。在近代理性主义看来，理性是人类优于自然的永恒原则，人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把握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进而控制和操纵自然。因此，近代理性主义也被称为是技术理性主义。诸如培根发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理性呼喊；笛卡尔更是自信地提出“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构造出宇宙来”；康德在继承卢梭“公意”学说的基础上，对主体理性进行了改造，把主体理性上升为一种普遍理性，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确立了人为自然立法的理性原则，否定了世界的秩序出于上帝，进而肯定了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从笛卡尔起，贯穿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就会得以重建”[1] 27。
抛开古典理性主义与技术理性主义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单就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理论特征，明显有其共同性。对于这些共同的理论特征，我们可以从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真、善、美三个层次进行理论的探寻。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言：“人对世界的关系，主要地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认知关系（真与假）、评价关系（善与恶）和审美关系（美与丑），因此，哲学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反思，集中地表现为对真善美的寻求与阐扬。”[2] 225因此，从真、善、美三个层次来看，古典理性主义与技术理性主义有3个主要的共同点：1.在本体论层面，传统理性主义表现为理性本体论。从世界存在的本体出发来看，理性本体论也可称作是理性先定论或理性还原论。传统理性主义把理性高高举在头顶，认为其地位不可动摇，提出理性不仅先于人的经验而存在，并且主宰和统治一切现存世界。宣称通过理性的运用，人类可以操控自然、征服世界。以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得出“人是机器”的结论，这是一种“纯粹”的理性主义，是不掺杂任何情感和非理性因素在内的极端理性主义。2.在价值论层面，传统理性主义表现为理性万能论。在传统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不仅仅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本体论根源，更是判断人类事实活动与道德活动的价值标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一条普遍的道德律令，即“使你的意识的准则同时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3] 152。康德从普遍的道德理性入手，对（传统）理性主义价值观进行辩护。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理性主义中作为价值层面的理性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而不包含现代理性所关注的价值理性因素。3.在艺术层面，表现为理性至善论。在传统理性主义看来，万能的理性不仅创造出无限的世界，更确证了人的本质的至善。因此认为，在（传统）理性主义的指导下，人类可以战胜现实中的任何困难和险阻。而且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将可以进入一个完满的世界——即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自由走向自为，最终达至人类的极乐世界。黑格尔的主客统一的“绝对理念”，正是这种万能理性的真切表达，而这一绝对理性的衰落，也成为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开端。
由于古典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极端化发展，自然遭到代表世俗和现实的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4] 4。随着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高速发展，以功利为目的的现代理性精神逐步兴起，传统理性主义的价值体系开始陨落，同时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现代理性主义开始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马克思的现代理性主义正是迎合了这一社会发展潮流，超越了传统理性主义，顺应了时代变革的需求。 二、 马克思的历史实践转向及其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
传统理性主义的极端理性化立场随着现代社会世俗化的发展，遭到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的批判。“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4] 133伴随着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发展，人类的工业文明呈现出巨大的发展势头，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有所成就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因而造成了现代人“无寄托感”的生存焦虑。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曾指出：“人类史前时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进入不再面临冲突和困扰的和谐状态，相反，人的生存永远为各种矛盾所困扰，人必须去解决那些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人的命运……他将不得不成为爱冒险的、勇敢的和富于想象力的人，他必须能够忍受痛苦和享受欢乐，他的力量将奉献给死亡，如果这个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会实现的话，它将是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一种结束。”[5] 52现代理性主义正是出于对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危机的一种批判和反思，从而主张重新定义理性，扩大理性的范围，把情感、心理等非理性因素也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来。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精神分析理论，韦伯和齐美尔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都深切地表达着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哀思。
现代理性主义认识到传统理性主义的有限性，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积极融入非理性因素，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不断丰富传统理性主义的内容。同时，相对于传统理性主义之注重理性主义技术层面的应用而言，现代理性主义出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反思，更加注重理性主义价值层面的内涵，更加关注现代人的生存价值转向。与传统理性主义对理性发展的盲目乐观主义立场不同，现代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抱有一种悲观主义的理论情怀。但这种悲观主义却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盲目乐观主义比较来看，这种悲观主义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恰如衣俊卿所言：“这种悲剧意识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因为正是理性的有限性和人的不完善性提供了人继续存在、继续创造的根据”。[6]
马克思作为现代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察觉到现代性的影响具有破坏性，并意识到这种破坏性是不可逆转的。同时，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贴切称呼的那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马克思认识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有限性、不完善性和盲目的乐观主义倾向，进而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主张从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理性主义的内涵，实现理性主义的历史实践转向。马克思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具体而言，马克思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本体决定论走向实践本体论
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并没有被困于理性主义的立场，而是积极走入具体的历史情境，指出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由简单走向复杂、由低级走向高级，而这一社会历史的具体展开过程，并不是单靠什么理性主义就可以实现的，它依赖于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简单的说，现实社会的发展不是由外在的、先验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人的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创造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 63。并且这种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并不是盲目的、无目的的，而是包含着“人的尺度”的自由创造性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8] 32。因此，以人的尺度和自由创造活动为依托的实践理性，就大大丰富了理性的内涵，超越了以宇宙理性和认知理性为基础所构成的传统的绝对理性。
2.由“服从规律”走向“创造规律”
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本体论、理性万能论和理性至善论的理论立场，把理性高高举在头顶，先验的理性原则就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切准则，它是完满的、不容触犯的，并且先于人而存在的。人类在大自然的规律面前，只能顺从、不能抵抗。“这种先定的规律本质上是排斥主体价值与实践的，在这种解释中，人的活动实质上只是适应规律，而不是造就或改变它”[9]。而现代理性主义主张科学地认识理性，将理性奠基于人的实践及其所体现的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人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不再是超人的理性或与人活动无关的规律和必然性，而是人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10] 165。实践作为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方式，决定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理性的合理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只能从主体方面来寻求。实践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人不会被动地接受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会积极主动地去改造自然与社会，创造价值规律，并最终实现“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
3.由“盲目乐观主义”走向“积极的悲观主义”
马克思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作为现存感性世界和人的本质规定性，进而肯定人类对现存世界的积极改造。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现实社会的异化劳动，并对人的存在进行负面评价，进而超越了传统理性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提出了对人之存在有至关重要的批判理性理论。
传统理性主义相信理性具有无限的万能力量。因此，传统理性主义对人与历史前景持乐观的态度，现存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随着理性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人类终将战胜一切，进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地。与传统理性主义不同，马克思并未对未来社会发展做出盲目乐观的结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互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同人相异化。这表明马克思深刻认识到现实社会危机之所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存在的复杂社会矛盾。这就不得不使马克思从传统理性主义对社会发展的乐观主义立场中走出来，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做出一种悲观主义式的论断。但是，马克思对社会前景所做的悲观主义论断却不同于自暴自弃式的人的消极主义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马克思正是认识到现实世界发展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有限性，才更加激励人们进行自我创造，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最终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实现人的“自为”的存在。这样马克思就从实践理性出发，确立了批判理性理论，这种批判主义的理性观也就构成了现代理性主义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认为，实践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是人类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适应自然，改造世界，进而使客观世界符合人的发展需求的一种实践活动。他提出作为实践而存在的主体从来不相信某种先天的命定论，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达至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强调了社会发展的自主自决。马克思的这种历史实践论转向更是为我国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而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发展的动力，并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命运最值得关注的实施和最根本的特质”[11]。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发展观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为我国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做出了积极的预见。
三、 中国现代性的合理建构
从理性主义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马克思对传统理性主义批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理性主义极大地促进了人的主体性启蒙和觉醒，但是理性主义的泛滥，特别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过度猖獗，会造成对主体的压迫，使人完全受制于理性，陷入一种宿命论和循环论的怪圈，并且完全排斥人的活动对社会形成的重要影响。正如高清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发展犹如一列在既定轨道上行驶的列车，道路和归宿已被某种强制力量预定，而人类不过是列车上可有可无、一筹莫展的乘客”[12]。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根本意义上，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或者换一种说法，既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这是中国人20世纪未竟之事，也是中国21世纪最根本的大业”[13] 121。破除传统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代之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将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合理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3方面：
1.杜绝唯理性论，注重发挥人的自我批判精神
理性启蒙把人们拉进了现代文明社会当中，特别是随着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水平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然而有些人仍认为这些发展是失败和衰落。这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观把理性主义推向了神坛，陷入了一种理性还原、理性万能和理性至善的宿命论怪圈，因而大大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批判精神，从而放弃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思想阵地。而马克思的理性主义通过对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所做的正面分析（自由自觉的活动）和负面分析（异化劳动），极大地弘扬了人类自我批判的理性精神。
传统理性主义是一种“被迫的理性主义”，它只适用于自然界。自然界本身是不会主动发展的，只要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就能实现其自身的发展。与此相反，现代理性主义的发展则是一种“积极的理性主义”，它存在于现代人类社会当中。社会作为人类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发展的，是人有目的的活动促进了社会的不断进步。人通过自身的批判性实践活动，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回顾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与西方社会主动的理性启蒙的现代性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不是“内发的力量”，而是“外发的压力”所造成的。最早是从清中叶西方帝国主义以武力叩关，打破天朝中国的“光荣孤立”时产生的。在这种“逼迫”下所产生的现代性，促使国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绝对理性主义的立场，发扬人的自我批判精神，在实际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选择一条真正适合我国的现代性发展道路。从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和台湾跃进亚洲“小龙”，再到1978年中国历史性转折点的改革开放、90年代后期中国被称作“世界工厂”，一直到21世纪中国加入WTO，到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始终保持着历史的前进方向。探其根本，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人民的历史选择，离不开广大人民对历史进程的主动参与，所以说人民创造了历史。
现代理性主义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个人主义被许多人冠以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人们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理论信仰，有权利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形态等等，并且这些权利在现代社会中也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人们在为现代理性主义所带来的个体解放欢呼雀跃的同时，个体主义的泛滥也接踵而至。个体主义反对一切体系的束缚，反对神圣体系对自身自由的限制。但是，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赋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14] 52。因此，在主体的自我创造性与体系的规范制约性之间，我们应保持适当的张力，在规范的制度约束范围内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2.防范主体性危机，重新确立社会合理的根据与规范
与传统理性主义相比，现代理性主义在带给人个体解放的同时，也造成主体性的危机和社会规则制度的缺失。“所谓主体性危机，就是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迅速发展的生产力所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非但没有使人成为真正的主体反而在欲望的享受的支配下，人们迷失了自我，陷入欲求不满的怪圈”[15]。具体来说，主体性危机又可以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造成对主体理性的压抑；二是主体感觉欲望的过度扩张将会导致个人主义的盛行，造成现代性的分裂。而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为基础建构的现代理性主义，将为人类的行为提供合理的根据与规范。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构成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工具理性主义”，在韦伯看来，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16] 46。因此，经济效益成为了工具理性的唯一指数，而传统秩序的陨落也大大拓宽了工具理性的范围，工具理性日益替代传统理性，成为现代性的规范尺度，然而工具理性的规范尺度却带给人类一种忧虑和不安。韦伯深刻地将工具理性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称作是“铁笼”，这个“铁笼”使那种永恒的规范体系让位于一种快捷的个体商品。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而言，“五四运动”时期所引进的“科学”和“民主”的现代化口号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五四运动”后的革命进程中，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呈现出一种“畸形化”发展态势，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在“五四运动”以后，科学的工具理性精神逐渐壮大并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随着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主体利益的多元化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在现代工具理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主体理性的多元化发展易造成社会的分裂，小利益集团体的形成，造成一些利益集团的专制统治。卢梭、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致力于解决由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而导致的现代性问题，力图打破现代理性的意识形态化统治，树立公共理性的权威。特别是马克思，不仅在现实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着力批判了工具理性，还专力为现代社会公民树立了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取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要注意强化公平性的制度化规范理性，强调与此前神性理论、圣人集权相比，现代社会更应注重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发展，强调对主体利益的保护。然而缺乏规范统一的理性多元化会造成现代社会的分裂和混乱，更会使一部分利益集团形成专制统治并上升为某种意识形态，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应防范在工具理性控制下的制度规范理性，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
3.确定理性的合理强度观念，寻找理性的终极价值目标
传统理性主义具有反主体性的倾向，这种反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传统理性把凌驾于主体性之上的绝对客观理性，例如“道”“理”“规律”“绝对精神”和“上帝”等等，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合理性根据以及价值的本体。传统理性主义的这种绝对理性立场完全排除人的多元化存在，否定人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这种理性的先定本体论排斥主体的价值，人在现实面前只能适应规律，而不能改变它。
基于传统理性主义的极端理性立场和倾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做出科学认识理性的时代判断。这不仅要求我们要把理性活动置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使理性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要求对现代理性持有一种动态发展的观点，使理性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具体实践。何况在具体实践活动指导下的科学理性，既不同于传统理性主义的极端理性主义立场，也不同于现代理性对主体价值的过度追捧。因此，传统理性主义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必然面临着普遍价值的失落及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动摇，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其极端理性主义立场作用，使它放弃了价值主体本身的多元化需求，因而不得不转道从某种外在的普遍的原因上寻找价值。与之相反，现代人本主义密切关注现实人的主体诉求，突出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不否认其具有合理性的一面。然而，现代人本主义将多元的主体理性发展到了极端，因而完全否定了普遍的理性规范的存在，否定了社会发展的确定性因素。在它看来，现代理性主义中的主体价值是一种多元的存在，把人仅仅理解为一种非理性的主观存在，没能从人的社会性存在和发展及其现实体现的社会实践来理解价值。“随着传统的超越性秩序的瓦解，人们在不得不建构一个程序化、形式化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同时能够兼容一种实质的价值理想？能否重建具有精神深度的心性结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它们共同凸显的是现代社会价值的虚无化，生活的无意义感这一实质问题”[17]。
由于对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欲望，现代人本主义使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经济问题时，常常对传统价值采取一种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态度。故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再被视为一种内在的、神圣的、美好的东西而为人们所认同，而是基于工具的、实用的考虑，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为人们所利用。而事实是，现代理性主义要想消除绝对理性的障碍，就必须确定理性的合理强度：一方面，我们应关注人现实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从理性出发确立价值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价值的社会性并建立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观。中国的启蒙运动引进了现代性，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摆脱了传统的“圣人”文化，具有了“脱圣入俗”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孔子的绝对权威。“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摆脱了“圣人文化”的制约。但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的超越功能丧失殆尽，人们缺乏终极价值理念的关怀与指导。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造成了现代人放弃对终极价值与信仰的追求。尤其是对处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情形下，人们的一切精神文化似乎都在为工业生产服务，因而盈利便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譬如大量的“文化商品”为了迎合人们对娱乐的需求，硬塞进人们的头脑，进而产生了一系列“快餐文化”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积极引进西方的文化，但是却仅限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样的实用型文化体系，缺乏对西方哲学审美等形而上层面的积极涉入。因此，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构在精神性维度层面上的紧迫需求，就是应确立终极的价值目标，在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的状况下，坚定理论信仰。从这点出发，哲学作为一定意义上的“普照光”以及时代精神的理论表征，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体现出来的。也正是哲学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义之所在，所以哲学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中成为“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生活价值之所在”[2] 224。
在当今中国，有一部分人根本无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漠视民众的呼声和全社会的诉求，“一意孤行”地走下去；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却把这些问题说成是现代性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既不能无视中国现代性事业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更不能把这些问题说成是现代性本身所造成，否则就会失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时机，任其随意扩大，直至影响中国现代化下一阶段的发展。从对传统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过程中吸取理性自身发展不足的经验教训，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理论经验，特别是马克思对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历史实践的唯物主义原理，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已成为21世纪现代性发展所应重视的主要任务。正如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文化自觉”立场一样，“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8] 190。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本土文化领域，充分尊重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实的人的活动提供积极的价值规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现代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是一种“全球多元”的现代性，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拜西方，要真正实现由“外力依靠”走向“自主创新”，依靠自身的主观创造能力和实践活动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而要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助推器”，积极树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营造一种平等和公平的国际环境。因此，“现代性问题涉及传统与现代两者之关系，在前者，我曾说‘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在后者，我要说‘没有’没有地方的全球化”[19] 22。总之，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批判的立场和方法，把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确立以建设为核心的观念，以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构造一套符合全球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及长治久安，并具有自检与防御机制及能力的开放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既要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成果，又要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及其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文明格局中，既体现全球性、又实现中国性的中国现代性，才是我们基于历史，明智、辩证的理性选择。这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新的发展任务，也是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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