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共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指中共从中日两国实际状况出发，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和实践了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一、中共形成了统一、系统的持久抗战思想认识，从而揭示并掌握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规律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虽也曾强调持久抗战是抗战的精神、战略、方针、目标等，但其关于持久抗战的核心观点在于：中国依靠自己的实力是无法取得抗战胜利的，只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赢得时间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从而避免亡国的命运。其本质是没有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广大的中国人民，而是将其寄托于外部力量介入的基础上。除蒋介石外，国民党重要将领陈诚等也论述了这一问题。综观国民党关于持久抗战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抽象空洞口号的层面上，而并未提出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途径、方法，并未揭示持久抗战涉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
对持久抗战形成统一认识，对其中各种基本问题、基本规律予以科学揭示，并在实践中加以彻底贯彻实行的工作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对日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①此后，坚持持久抗战成为中共的统一认识和指导原则。1937年7月15日，朱德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8月12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在分析中日两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该案还提出了7项对日作战的具体原则，并强调：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②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周恩来在《对日作战刍议》一文中指出“对日抗战是持久性的战争”。③1938年1月，他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巩固前线、建设新的军备、建立军事工业、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巩固后方、加强国防机构、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④同年5月，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系统分析并阐述了持久战的基本问题，揭示了持久抗战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中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具体历程、途径和方法，为中国如何取得抗战胜利指明了根本方向。
二、中共提出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团结了全民族的抗战力量
面对强敌入侵，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之一就是依靠什么力量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对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认识和实践有着本质区别。
蒋介石的逻辑是：抗战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政府和正规军；但是由于国力、军力与日本差距太大，因此，就应该尽量将对日战争往后拖延；这样，中国政府、军队就有时间增强实力；等到中国政府和军队做好准备后，就可以与日本进行战争了。⑤这一逻辑存在严重误区：首先，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它根本不可能给中国以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所以，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一再对日妥协，结果却是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不断膨胀。其次，中国的国力、军力与日本相差太大，而这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同时，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国抗战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应该扬长避短，找到抗日的最广大的力量。虽然，落后的中国抵抗强大日本的入侵，确实应该首先发挥政府与正规军的作用，但是，政府和正规军的落后却又决定了单纯依靠此部分力量，是绝对不能担负取得抗战胜利重任的。
此外，国民党以中共为主要敌人的武力安内策略，导致整合国内各种力量团结抗日的问题未能解决。“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基本政策。从理论上看，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中国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内部团结。因此，以团结内部来“安内”是“攘外”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而蒋介石却认为必须“翦除异己”，以实现所谓的“安内”。1932年12月，他强调：“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本是没有问题的。”⑥这种思路一方面造成了中国长期陷入内部分裂之中，无法进行有效的抗战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消耗在内战之中。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共开始提出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科学地解决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团结抗战力量的问题。1935年8月1日，中共发出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提出：“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12 月，中共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瓦窑堡会议后，在中共的推动下，西北地区首先实现抗日力量的联合。1936年4 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将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 月5 日，中共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5月25日，毛泽东致函阎锡山，呼吁共同抗日。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成为中共处理国内矛盾的主导原则。同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中共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这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1937年9月，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抗日力量的团结，这就克服了国民党武力 “安内”的缺陷；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程度地团结、动员了中华民族一切抗日力量，这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条件之一。 三、中共提出并实践了人民战争思想，制定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具体战略战术
坚持全民族持久抗战，必须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具体的战略战术。与日本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中国充分发挥这两方面的优势，关键在于全面动员、武装全国抗日民众，广泛发动游击战。
对于动员、武装全国抗日民众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民党方面也有所认识。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提出要“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但是，在实际中，无论全面武装、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还是发动游击战，国民党均存在诸多缺陷。
首先，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未能有效地武装、动员民众，进行抗战准备工作。当时，国民党奉行武力“安内”的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围剿”共产党。因此，至抗战全面爆发时，国民政府在这方面基本上是无所作为。正因如此，在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上，很少组织武装民众参与抗战。
其次，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所推行的游击战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危害人民群众。这就无法有效发挥人民群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最终导致国民党在敌后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收效甚微。正如何应钦所说：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国民党军队，“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游击队”⑦。这就使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失去民众基础，缺少民众的有力支持，最终既无法在敌后有效保存、发展壮大，更无法担负打击侵略者的任务。
再次，国民党本质上轻视建立在动员、武装民众基础上的游击战，认为游击战的主体应该是正规军。1938年1月12日，蒋介石强调：“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⑧正因国民党推行的敌后游击战存在诸多严重问题，故而其掌控的华北敌后游击战场于1943年全部丧失。
中共科学地提出并实践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首先，中共提出并实践了武装、动员民众投入抗战的思想。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明确提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⑨。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议提出：“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⑩1936年，中共强调：“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11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包括“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其次，中共将武装、动员民众与游击战结合起来。洛川会议讨论并决定在全国抗战到来后，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包括：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开展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工作。这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就被广泛武装了起来，被动员和武装起来的民众又在中共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战，从而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者各有分工、相互配合的强大的战斗力量，使游击战争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正因如此，日军逐步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作为其攻击的主要对象。1939年1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强调：“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121941年底，日本方面决定“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13
可见，提出并实践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总之，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特别体现在其从中日两国实际状况出发，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并且在此基础上开辟和实践了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时，我们更应牢记这段历史和历史经验，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注释：
①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594、596页。
②《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1页。
④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群众》1938年第1卷第5期。
⑤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295页。
⑥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679页。
⑦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上），第245页。
⑧《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五，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5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49页。
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1213日木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236页。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责编 雷蕾）
一、中共形成了统一、系统的持久抗战思想认识，从而揭示并掌握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规律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虽也曾强调持久抗战是抗战的精神、战略、方针、目标等，但其关于持久抗战的核心观点在于：中国依靠自己的实力是无法取得抗战胜利的，只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赢得时间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从而避免亡国的命运。其本质是没有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广大的中国人民，而是将其寄托于外部力量介入的基础上。除蒋介石外，国民党重要将领陈诚等也论述了这一问题。综观国民党关于持久抗战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抽象空洞口号的层面上，而并未提出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途径、方法，并未揭示持久抗战涉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
对持久抗战形成统一认识，对其中各种基本问题、基本规律予以科学揭示，并在实践中加以彻底贯彻实行的工作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对日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①此后，坚持持久抗战成为中共的统一认识和指导原则。1937年7月15日，朱德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8月12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在分析中日两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该案还提出了7项对日作战的具体原则，并强调：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②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周恩来在《对日作战刍议》一文中指出“对日抗战是持久性的战争”。③1938年1月，他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巩固前线、建设新的军备、建立军事工业、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巩固后方、加强国防机构、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④同年5月，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系统分析并阐述了持久战的基本问题，揭示了持久抗战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中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具体历程、途径和方法，为中国如何取得抗战胜利指明了根本方向。
二、中共提出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团结了全民族的抗战力量
面对强敌入侵，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之一就是依靠什么力量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对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认识和实践有着本质区别。
蒋介石的逻辑是：抗战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政府和正规军；但是由于国力、军力与日本差距太大，因此，就应该尽量将对日战争往后拖延；这样，中国政府、军队就有时间增强实力；等到中国政府和军队做好准备后，就可以与日本进行战争了。⑤这一逻辑存在严重误区：首先，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它根本不可能给中国以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所以，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一再对日妥协，结果却是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不断膨胀。其次，中国的国力、军力与日本相差太大，而这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同时，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国抗战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应该扬长避短，找到抗日的最广大的力量。虽然，落后的中国抵抗强大日本的入侵，确实应该首先发挥政府与正规军的作用，但是，政府和正规军的落后却又决定了单纯依靠此部分力量，是绝对不能担负取得抗战胜利重任的。
此外，国民党以中共为主要敌人的武力安内策略，导致整合国内各种力量团结抗日的问题未能解决。“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基本政策。从理论上看，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中国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内部团结。因此，以团结内部来“安内”是“攘外”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而蒋介石却认为必须“翦除异己”，以实现所谓的“安内”。1932年12月，他强调：“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本是没有问题的。”⑥这种思路一方面造成了中国长期陷入内部分裂之中，无法进行有效的抗战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消耗在内战之中。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共开始提出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科学地解决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团结抗战力量的问题。1935年8月1日，中共发出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提出：“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12 月，中共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瓦窑堡会议后，在中共的推动下，西北地区首先实现抗日力量的联合。1936年4 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将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 月5 日，中共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5月25日，毛泽东致函阎锡山，呼吁共同抗日。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成为中共处理国内矛盾的主导原则。同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中共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这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1937年9月，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抗日力量的团结，这就克服了国民党武力 “安内”的缺陷；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程度地团结、动员了中华民族一切抗日力量，这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条件之一。 三、中共提出并实践了人民战争思想，制定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具体战略战术
坚持全民族持久抗战，必须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具体的战略战术。与日本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中国充分发挥这两方面的优势，关键在于全面动员、武装全国抗日民众，广泛发动游击战。
对于动员、武装全国抗日民众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民党方面也有所认识。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提出要“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但是，在实际中，无论全面武装、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还是发动游击战，国民党均存在诸多缺陷。
首先，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未能有效地武装、动员民众，进行抗战准备工作。当时，国民党奉行武力“安内”的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围剿”共产党。因此，至抗战全面爆发时，国民政府在这方面基本上是无所作为。正因如此，在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上，很少组织武装民众参与抗战。
其次，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所推行的游击战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危害人民群众。这就无法有效发挥人民群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最终导致国民党在敌后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收效甚微。正如何应钦所说：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国民党军队，“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游击队”⑦。这就使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失去民众基础，缺少民众的有力支持，最终既无法在敌后有效保存、发展壮大，更无法担负打击侵略者的任务。
再次，国民党本质上轻视建立在动员、武装民众基础上的游击战，认为游击战的主体应该是正规军。1938年1月12日，蒋介石强调：“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⑧正因国民党推行的敌后游击战存在诸多严重问题，故而其掌控的华北敌后游击战场于1943年全部丧失。
中共科学地提出并实践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首先，中共提出并实践了武装、动员民众投入抗战的思想。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明确提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⑨。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议提出：“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⑩1936年，中共强调：“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11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包括“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其次，中共将武装、动员民众与游击战结合起来。洛川会议讨论并决定在全国抗战到来后，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包括：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开展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工作。这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就被广泛武装了起来，被动员和武装起来的民众又在中共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战，从而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者各有分工、相互配合的强大的战斗力量，使游击战争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正因如此，日军逐步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作为其攻击的主要对象。1939年1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强调：“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121941年底，日本方面决定“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13
可见，提出并实践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总之，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特别体现在其从中日两国实际状况出发，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并且在此基础上开辟和实践了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时，我们更应牢记这段历史和历史经验，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注释：
①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594、596页。
②《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1页。
④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群众》1938年第1卷第5期。
⑤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295页。
⑥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679页。
⑦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上），第245页。
⑧《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五，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5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49页。
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1213日木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236页。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