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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是我国近现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金田起义、黑旗军抗法、镇南关战役等的策源地和发生地。
解放广西的战争,不仅让广西人民从桂系军阀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同时直接为解放云南省和海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全国解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及历史意义。
广西解放所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在这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进与退,追与逃,充满了传奇色彩。
“衡宝战役”结束,
解放军备战广西
1949年10月,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在衡宝战役中受到重创后,由湖南省退入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恢复番号和补充人员,其兵力有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10月下旬由广东逃到粤桂边界地区的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集团残部,共约20万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铁路(衡阳——柳州)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
桂系军阀大家耳熟能详,当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社论这么评价它:桂系军阀本来只是国民党反动军事集团中的二三等角色,但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悉数被歼之后,却成了国内外反动派所幻想的救命菩萨。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桂系反动军队和我解放大军的正面接触较少,暂时幸免于和蒋匪军主力同样的悉数被歼的境地,因此桂系反动派尚握有一注比较完整的军事赌本。他们利用封建地域观念以及欺骗麻痹和强力控制相结合,在桂系反动部队中造成一种封建雇佣部队所固有的凶顽的气质。特别是桂系军阀在其广西老巢有20多年的统治经验,又面临着死亡前的最后挣扎,所以我们估计解放广西全部和全歼桂系军阀的进军作战,将是在我国大陆上全歼残敌中的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
这个预计,切中了广西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意义。
事实上,白崇禧自从武汉撤退以来,由于连遭解放军的重创,内心方寸大乱,加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猜忌和争斗,使他不得不分神抽身,穷于应付。因此,此时的白崇禧已无昔日“小诸葛”的风采,在指挥决策上的一误再误,显得毫无章法。
相对来说,白崇禧集团是当时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中最强的一股势力,无论它逃向哪里,都会增加麻烦,遗患无穷。如何尽快地消灭它,对于提早结束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立刻把目光盯住了广西。1949年10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电示林彪等人要“相机占领广州”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广西战役问题。毛泽东指出:“祁阳以北被歼之第七军、第四十八军4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3个师,四十八军1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
大兵团作战中的
机动灵活战术
为协调前线指挥员们的作战指导思想,确保广西战役万无一失,毛泽东在24日16时致电林彪并告陈赓,提出了他的看法:“根据四野二十二日谍息,白崇禧决于二十三日起令其所部共16个师由博白、郁林(今玉林市)、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4个军,除一个军依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先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县,但未知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否。(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进攻,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24日夜至25日清晨,敌情一夕数变,加上我军各部电台之间联络出现了问题,四野前指度过了机器紧张忙碌的一夜。中午12时,林彪、谭政在给中央军委和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里说:“昨夜我们获悉敌一二六军从陆川撤贵阳,据此判断白匪又是放弃进攻计划改为向西撤退。因白匪每次都是布置打,而临时突然撤,因此我们今晨一时电令各部分路向敌进攻。但本晨八时获悉敌本日继续前进,一二六军仅其后方移贵县,部队仍南进,故本日作战部署已不符情况,此刻已来不及停止,要到本晚宿营时才可停下来,但今日尚不至大打。”
电报中反映:“我们与十四军电台联络尚未沟通,十三、十五军这两天才勉强通,但不畅,与陈赓电台有时9个钟头发不出报,已迭电设法改善,但尚未完全弄好,他们各师每日到达位置我们要两三天后才获悉。”
其实,到了25日下午,林、谭、萧根据敌情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主意。当夜22时半,他们给陈、郭发出一电:“根据本日黄昏时敌我位置,我十四、十五军赶不上打鲁道源,而敌第七军之二三四师已进至宝墟以北五公里处,一七一师则在二二四师以北五公里处。”“因此,四兵团应即布置就近首先歼灭第七军之两个师,仍以十三军及十四军之一个师在正面顽抗和消耗敌人,十四军主力及十五军全部向敌左侧后攻击,配合全面歼敌。”
由于通信不畅,四兵团的电台迟至26日清晨才接收到林、谭、萧上述电报。陈赓、郭天民看到命令,松了一口气。他们当即调整部署,命令各部加紧行动,做好歼灭敌第七军的一切准备。
在瞬息万变的大兵团作战中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正是陈赓用兵的一贯风格。他后来回忆:“为了逃命,白崇禧集团的来势是很猛的。但是我们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绝不能让它逃跑。同时我们估计到逃命之敌虽有一股猛劲,但当它遭受打击又冲不过去的时候,即可能转为溃败。所以我们既作了坚决阻击敌人的部署,又作了适时转入反攻,并勇猛追歼敌人的准备。”
“李白”分道:
桂系集团覆灭的象征
一位历史学家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自北伐军兴,新桂系涉足省外事务以来,世人多以‘李白’称呼李宗仁、白崇禧,也即:说到李宗仁便不能不说到白崇禧,说到白崇禧也不能不说到李宗仁,对于李、白的‘友情功业相得益彰’,时人曾有‘李白灯谜’一则传扬,其辞曰:‘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又是一人。’足见李、白交谊之厚,关系之深。在桂系团体中,白崇禧以智慧超人,用兵入神驰名;李宗仁则以深厚稳健,坚毅踏实著称。白性多疑,喜揽权,冲动易怒;而李则能忍让,顾大局,诚笃大度。故李、白合作能去短、兼其长,刚柔相济,相辅相成。可以说,新桂系团体中,没有李宗仁做‘老大哥’,操度全盘,收揽人心,恐有曲高和寡之痛,难以形成稳固基础;而若没有白崇禧鼎力弼助,新桂系也难在中国政坛、军界飞扬驰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李、白在私交上情同手足,事业上合作无间。从1924年崛起广西、开创大业起,中经北伐、抗战两大时期,以及长达10年的反蒋运动,不管遇到什么挫折,经过什么反复,李、白均能共体时艰,精诚团结。李、白的这种关系是新桂系集团形成之后能有稳固凝聚力、向心力的主要保证……”
面对严重的局势,桂系集团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纷纷准备后路。还在11月12日,李宗仁从昆明飞到桂林后,立即与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巨头开会,商量当前局势与桂系应对措施,进退方略。会上白崇禧提出两种方案,甲方案是准备自力更生,以桂系现有资本,依据广西老巢,与“共军”作一死战,冀以一搏收拾桂、黔、滇残局,万一失败,即退往海南岛、越南;乙方案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交白崇禧妥筹善后,是和是战由白崇禧决定。
此时的李宗仁已对收拾桂、黔、滇残局毫无信心,深知“西南弃守只是时间问题”,而“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但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他,自己在国内停留已毫无意义。于是他在13日的会上明确表示:“愿取第二方案,赴美就医”,桂局由白长官独立支撑,便宜行事。16日,李宗仁应白崇禧之请,飞往海口会晤了陈济棠等人,为桂系主力迫不得已时撤至海南岛作了安排,同时决定派程思远去香港为其出国准备一切。
蒋介石一方面不愿意让李宗仁头戴“代总统”的“名器”出国,一方面又想借重于白崇禧手中的那点力量。因此,当他得知李、白等人在桂林会晤的消息,急忙于14日下午乘“中美”号专机由台北飞抵重庆。他一到重庆便召见总统府秘书长秋昌渭、参军长刘士毅,请他们转告李宗仁:“盼即返渝,共商统筹全局、保卫西南大计”,并亲电李宗仁:“迭承兄电嘱来渝,共扶危机,昨闻贵阳危急,川东告急,故特于本日来渝,望兄即行反渝,共商一切。”同时,蒋介石致电白崇禧,要其向李宗仁“命驾”,即日返渝,并且再次放出话音,谓“白即将出组新阁,兼任国防部长,总领师干”等等。
蒋介石的电报虽被李宗仁拒绝,但是却令白崇禧再次心有所动。19日上午,白崇禧从桂林飞往南宁,向在那里候机出国的李宗仁建议:“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李宗仁答说:“不必。依法代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阎百川。”白崇禧知道李宗仁去意已决,表示同意他的这一做法。本来李宗仁已派李品仙去重庆回复蒋介石,但白崇禧此时附蒋心念已定,乃自请前行。
20日上午,李宗仁乘包机离开南宁飞往香港。下午,白崇禧也从南宁飞往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了此行经过。蒋介石听后“不胜骇异”,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掷”是他料想不到的。当晚,白崇禧在广播电台发表了下面的谈话:“于前(十八日)奉总裁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架返渝,共商国是。奉电后,遵于昨(十九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至表感谢。惟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邕后,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统已于今(二十日)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兹艰危时会,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于总裁及政府同人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愧疚。”从这一天起,30多年来患难与共的李宗仁、白崇禧各奔东西。
李、白分手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使纵横中国政坛20多年的桂系集团气数散尽,也预示着解放广西战争的节节胜利,黎明的曙光近在眼前。
兵贵神速,解放军
横扫溃桂“国军”
解放军素以行兵神速著称。在解放广西的战役中,这一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1月28日,我四十三军接连攻占了容县、北流,俘虏4300余人,缴获70多辆汽车。次日,四十三军攻陷郁林。当时,敌方张淦的司令部设在图书馆大院里,他没想到解放军来得如此迅速。当时的战地报道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企图窜往雷州半岛的白匪主力三兵团,在信宜廉江化县一线,遭到我兄弟部队的迎头痛击后,匪兵团司令张淦情知不妙,于是决定向“安全方向”撤退。他虽然知道十一兵团部已被消灭了,但解放军还在百里外,所以就带着指挥所的人员从陆川匆忙到博白,并下令七军、四十八军、一二六军3个军迅速西撤。到了博白以后,他得了第一个情报是:郁林发现解放军。他毫不考虑地说:“一定是五十八军找我们来了。”等到枪一响,他的警卫连被解放军打了下来,他还一口断定“自己人不用误会,共军来得没有这样快”。直到他的指挥所被包围了,他仍然肯定“我的判断不会错,一定是误会”。当他正在昏头昏脑的时候,猛听到解放军的战士们四面喊起“缴枪不杀”,这一下把他吓懵了。
于是,张淦连忙下令坚守图书馆(他的指挥所所在地),一面打电报求援,一面占卦求神,一面又把他的儿子、侄子、小舅子、女婿以及参谋等等都叫到身边,一个也不准离开,企待援兵来解围。而他的部队虽然离城只有9公里,但却为离城90公里的解放军抢先插入城内。解放军的炮弹一发接着一发地打中了他的指挥所,当他的两个参谋被打死,他的侄子、女婿也被打伤后,他的儿子和参谋长、政工处长便再也沉不住气而溜之大吉了。张淦本人则惊慌失措地钻到床板底下。这时候解放军某团七连的副连长卢福山等,勇猛突入张淦住的大楼,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张淦俯首帖耳地很快就供出了自己的身份。解放军这样神速的动作,使这个自称“当了18年中将38年士兵”的老军阀,连声惊叹:“没有估计到贵军挺进这样快。”
12月12日,解放军基本肃清了流窜于粤桂边境的成股逃敌,同时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祖国的最南端——镇南关(今友谊关),白崇禧手下除黄杰、鲁道源、刘嘉树率残部逃入越南外,其余如张文鸿、李本一等将领均被活捉。在这里,快速行兵让桂系军阀目瞪口呆。在一处关着上千名桂军军官俘虏和家眷的院子里,解放军记者记下了这样一幕:
这些俘虏见到我们,一齐围上来,打听解放军对待俘虏的各项政策,问我们杀不杀他们,私人财产没收不没收,是否释放他们回家,等等。从他们的神色和问话里,可以感到他们的心里充满恐惧、疑虑和不安。当我们把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向他们讲解之后,他们表示非常拥护。
一个戴着上校军衔的高个子军官对我们说:“我们从广西桂林出发,白长官命令我们4天赶到钦州报到,迟到不收。我们坐上汽车,白天跑,黑夜跑,来不及做饭,就到老百姓的地里去扒番薯吃,紧赶慢赶到这里,本想明天到钦州下海,没料到天没亮就被贵军把我们……把我们……解放了。”显然,这个俘虏对“解放”这个词儿讲来颇不习惯。
旁边一个烫着长发的官太太娇声怪气地说:“白崇禧这个老混蛋,叫我们跑出这么远来当俘虏,早知道这样,不如在湖南当俘虏好,离家还近。这里老百姓说话也不懂,都恨我们,即使解放军优待,放了我们,半路还不叫老百姓杀了?天哪,怎么办呢?”越说越伤心,她把身子一扭,低下头,捂住脸,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有一个矮胖子的俘虏过来安慰她说:“算了吧,别哭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你应该感谢解放军来得快,在这里解放了咱们,虽然离家远点,总算是大陆,比跑到台湾强得多呢。”
一个丢了军帽露着秃头顶的少将军官走过来,跟我们套近乎说:“我认识你们的司令员林彪,他是我黄埔军校的同学。”
“广西战役”结束,
广西全境解放
12月14日,广西战役宣告结束。在历时39天的战役中,解放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172900多人,其中俘获160000多人,缴获各种枪53000多枝、火炮1258门、舰艇3艘、汽车1176辆,击落飞机2架,击伤舰艇18艘,击毁汽车134辆,解放了广西全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战斗中,解放军伤亡2400多人。
广西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华中南大陆业已全部解放。12月11日,林、谭、萧向桂粤前线部队发出慰问电,指出:“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所豢养并奉为王牌,在全国残余反动势力中经常在精神上、实力上起支持作用的白匪部队之被消灭,不但对以后的海南岛作战有着重要意义,即对邻省的解放和在全国范围内提早结束战争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广西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我军进行的又一个重大而特殊的战役。
此战役歼灭了国民党残存于中国大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股武装力量——顽固而又狡猾的白崇禧桂系部队,解放广西;进而又历经艰难曲折彻底剿灭了盘踞在广西的形形色色的国民党政治土匪。
它有力地推进了全中国的解放进程,广西战役的胜利被毛泽东称之为“伟大胜利”。文
解放广西的战争,不仅让广西人民从桂系军阀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同时直接为解放云南省和海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全国解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及历史意义。
广西解放所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在这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进与退,追与逃,充满了传奇色彩。
“衡宝战役”结束,
解放军备战广西
1949年10月,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在衡宝战役中受到重创后,由湖南省退入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恢复番号和补充人员,其兵力有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10月下旬由广东逃到粤桂边界地区的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集团残部,共约20万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铁路(衡阳——柳州)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
桂系军阀大家耳熟能详,当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社论这么评价它:桂系军阀本来只是国民党反动军事集团中的二三等角色,但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悉数被歼之后,却成了国内外反动派所幻想的救命菩萨。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桂系反动军队和我解放大军的正面接触较少,暂时幸免于和蒋匪军主力同样的悉数被歼的境地,因此桂系反动派尚握有一注比较完整的军事赌本。他们利用封建地域观念以及欺骗麻痹和强力控制相结合,在桂系反动部队中造成一种封建雇佣部队所固有的凶顽的气质。特别是桂系军阀在其广西老巢有20多年的统治经验,又面临着死亡前的最后挣扎,所以我们估计解放广西全部和全歼桂系军阀的进军作战,将是在我国大陆上全歼残敌中的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
这个预计,切中了广西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意义。
事实上,白崇禧自从武汉撤退以来,由于连遭解放军的重创,内心方寸大乱,加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猜忌和争斗,使他不得不分神抽身,穷于应付。因此,此时的白崇禧已无昔日“小诸葛”的风采,在指挥决策上的一误再误,显得毫无章法。
相对来说,白崇禧集团是当时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中最强的一股势力,无论它逃向哪里,都会增加麻烦,遗患无穷。如何尽快地消灭它,对于提早结束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立刻把目光盯住了广西。1949年10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电示林彪等人要“相机占领广州”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广西战役问题。毛泽东指出:“祁阳以北被歼之第七军、第四十八军4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3个师,四十八军1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
大兵团作战中的
机动灵活战术
为协调前线指挥员们的作战指导思想,确保广西战役万无一失,毛泽东在24日16时致电林彪并告陈赓,提出了他的看法:“根据四野二十二日谍息,白崇禧决于二十三日起令其所部共16个师由博白、郁林(今玉林市)、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4个军,除一个军依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先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县,但未知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否。(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进攻,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24日夜至25日清晨,敌情一夕数变,加上我军各部电台之间联络出现了问题,四野前指度过了机器紧张忙碌的一夜。中午12时,林彪、谭政在给中央军委和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里说:“昨夜我们获悉敌一二六军从陆川撤贵阳,据此判断白匪又是放弃进攻计划改为向西撤退。因白匪每次都是布置打,而临时突然撤,因此我们今晨一时电令各部分路向敌进攻。但本晨八时获悉敌本日继续前进,一二六军仅其后方移贵县,部队仍南进,故本日作战部署已不符情况,此刻已来不及停止,要到本晚宿营时才可停下来,但今日尚不至大打。”
电报中反映:“我们与十四军电台联络尚未沟通,十三、十五军这两天才勉强通,但不畅,与陈赓电台有时9个钟头发不出报,已迭电设法改善,但尚未完全弄好,他们各师每日到达位置我们要两三天后才获悉。”
其实,到了25日下午,林、谭、萧根据敌情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主意。当夜22时半,他们给陈、郭发出一电:“根据本日黄昏时敌我位置,我十四、十五军赶不上打鲁道源,而敌第七军之二三四师已进至宝墟以北五公里处,一七一师则在二二四师以北五公里处。”“因此,四兵团应即布置就近首先歼灭第七军之两个师,仍以十三军及十四军之一个师在正面顽抗和消耗敌人,十四军主力及十五军全部向敌左侧后攻击,配合全面歼敌。”
由于通信不畅,四兵团的电台迟至26日清晨才接收到林、谭、萧上述电报。陈赓、郭天民看到命令,松了一口气。他们当即调整部署,命令各部加紧行动,做好歼灭敌第七军的一切准备。
在瞬息万变的大兵团作战中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正是陈赓用兵的一贯风格。他后来回忆:“为了逃命,白崇禧集团的来势是很猛的。但是我们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绝不能让它逃跑。同时我们估计到逃命之敌虽有一股猛劲,但当它遭受打击又冲不过去的时候,即可能转为溃败。所以我们既作了坚决阻击敌人的部署,又作了适时转入反攻,并勇猛追歼敌人的准备。”
“李白”分道:
桂系集团覆灭的象征
一位历史学家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自北伐军兴,新桂系涉足省外事务以来,世人多以‘李白’称呼李宗仁、白崇禧,也即:说到李宗仁便不能不说到白崇禧,说到白崇禧也不能不说到李宗仁,对于李、白的‘友情功业相得益彰’,时人曾有‘李白灯谜’一则传扬,其辞曰:‘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又是一人。’足见李、白交谊之厚,关系之深。在桂系团体中,白崇禧以智慧超人,用兵入神驰名;李宗仁则以深厚稳健,坚毅踏实著称。白性多疑,喜揽权,冲动易怒;而李则能忍让,顾大局,诚笃大度。故李、白合作能去短、兼其长,刚柔相济,相辅相成。可以说,新桂系团体中,没有李宗仁做‘老大哥’,操度全盘,收揽人心,恐有曲高和寡之痛,难以形成稳固基础;而若没有白崇禧鼎力弼助,新桂系也难在中国政坛、军界飞扬驰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李、白在私交上情同手足,事业上合作无间。从1924年崛起广西、开创大业起,中经北伐、抗战两大时期,以及长达10年的反蒋运动,不管遇到什么挫折,经过什么反复,李、白均能共体时艰,精诚团结。李、白的这种关系是新桂系集团形成之后能有稳固凝聚力、向心力的主要保证……”
面对严重的局势,桂系集团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纷纷准备后路。还在11月12日,李宗仁从昆明飞到桂林后,立即与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巨头开会,商量当前局势与桂系应对措施,进退方略。会上白崇禧提出两种方案,甲方案是准备自力更生,以桂系现有资本,依据广西老巢,与“共军”作一死战,冀以一搏收拾桂、黔、滇残局,万一失败,即退往海南岛、越南;乙方案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交白崇禧妥筹善后,是和是战由白崇禧决定。
此时的李宗仁已对收拾桂、黔、滇残局毫无信心,深知“西南弃守只是时间问题”,而“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但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他,自己在国内停留已毫无意义。于是他在13日的会上明确表示:“愿取第二方案,赴美就医”,桂局由白长官独立支撑,便宜行事。16日,李宗仁应白崇禧之请,飞往海口会晤了陈济棠等人,为桂系主力迫不得已时撤至海南岛作了安排,同时决定派程思远去香港为其出国准备一切。
蒋介石一方面不愿意让李宗仁头戴“代总统”的“名器”出国,一方面又想借重于白崇禧手中的那点力量。因此,当他得知李、白等人在桂林会晤的消息,急忙于14日下午乘“中美”号专机由台北飞抵重庆。他一到重庆便召见总统府秘书长秋昌渭、参军长刘士毅,请他们转告李宗仁:“盼即返渝,共商统筹全局、保卫西南大计”,并亲电李宗仁:“迭承兄电嘱来渝,共扶危机,昨闻贵阳危急,川东告急,故特于本日来渝,望兄即行反渝,共商一切。”同时,蒋介石致电白崇禧,要其向李宗仁“命驾”,即日返渝,并且再次放出话音,谓“白即将出组新阁,兼任国防部长,总领师干”等等。
蒋介石的电报虽被李宗仁拒绝,但是却令白崇禧再次心有所动。19日上午,白崇禧从桂林飞往南宁,向在那里候机出国的李宗仁建议:“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李宗仁答说:“不必。依法代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阎百川。”白崇禧知道李宗仁去意已决,表示同意他的这一做法。本来李宗仁已派李品仙去重庆回复蒋介石,但白崇禧此时附蒋心念已定,乃自请前行。
20日上午,李宗仁乘包机离开南宁飞往香港。下午,白崇禧也从南宁飞往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了此行经过。蒋介石听后“不胜骇异”,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掷”是他料想不到的。当晚,白崇禧在广播电台发表了下面的谈话:“于前(十八日)奉总裁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架返渝,共商国是。奉电后,遵于昨(十九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至表感谢。惟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邕后,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统已于今(二十日)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兹艰危时会,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于总裁及政府同人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愧疚。”从这一天起,30多年来患难与共的李宗仁、白崇禧各奔东西。
李、白分手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使纵横中国政坛20多年的桂系集团气数散尽,也预示着解放广西战争的节节胜利,黎明的曙光近在眼前。
兵贵神速,解放军
横扫溃桂“国军”
解放军素以行兵神速著称。在解放广西的战役中,这一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1月28日,我四十三军接连攻占了容县、北流,俘虏4300余人,缴获70多辆汽车。次日,四十三军攻陷郁林。当时,敌方张淦的司令部设在图书馆大院里,他没想到解放军来得如此迅速。当时的战地报道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企图窜往雷州半岛的白匪主力三兵团,在信宜廉江化县一线,遭到我兄弟部队的迎头痛击后,匪兵团司令张淦情知不妙,于是决定向“安全方向”撤退。他虽然知道十一兵团部已被消灭了,但解放军还在百里外,所以就带着指挥所的人员从陆川匆忙到博白,并下令七军、四十八军、一二六军3个军迅速西撤。到了博白以后,他得了第一个情报是:郁林发现解放军。他毫不考虑地说:“一定是五十八军找我们来了。”等到枪一响,他的警卫连被解放军打了下来,他还一口断定“自己人不用误会,共军来得没有这样快”。直到他的指挥所被包围了,他仍然肯定“我的判断不会错,一定是误会”。当他正在昏头昏脑的时候,猛听到解放军的战士们四面喊起“缴枪不杀”,这一下把他吓懵了。
于是,张淦连忙下令坚守图书馆(他的指挥所所在地),一面打电报求援,一面占卦求神,一面又把他的儿子、侄子、小舅子、女婿以及参谋等等都叫到身边,一个也不准离开,企待援兵来解围。而他的部队虽然离城只有9公里,但却为离城90公里的解放军抢先插入城内。解放军的炮弹一发接着一发地打中了他的指挥所,当他的两个参谋被打死,他的侄子、女婿也被打伤后,他的儿子和参谋长、政工处长便再也沉不住气而溜之大吉了。张淦本人则惊慌失措地钻到床板底下。这时候解放军某团七连的副连长卢福山等,勇猛突入张淦住的大楼,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张淦俯首帖耳地很快就供出了自己的身份。解放军这样神速的动作,使这个自称“当了18年中将38年士兵”的老军阀,连声惊叹:“没有估计到贵军挺进这样快。”
12月12日,解放军基本肃清了流窜于粤桂边境的成股逃敌,同时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祖国的最南端——镇南关(今友谊关),白崇禧手下除黄杰、鲁道源、刘嘉树率残部逃入越南外,其余如张文鸿、李本一等将领均被活捉。在这里,快速行兵让桂系军阀目瞪口呆。在一处关着上千名桂军军官俘虏和家眷的院子里,解放军记者记下了这样一幕:
这些俘虏见到我们,一齐围上来,打听解放军对待俘虏的各项政策,问我们杀不杀他们,私人财产没收不没收,是否释放他们回家,等等。从他们的神色和问话里,可以感到他们的心里充满恐惧、疑虑和不安。当我们把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向他们讲解之后,他们表示非常拥护。
一个戴着上校军衔的高个子军官对我们说:“我们从广西桂林出发,白长官命令我们4天赶到钦州报到,迟到不收。我们坐上汽车,白天跑,黑夜跑,来不及做饭,就到老百姓的地里去扒番薯吃,紧赶慢赶到这里,本想明天到钦州下海,没料到天没亮就被贵军把我们……把我们……解放了。”显然,这个俘虏对“解放”这个词儿讲来颇不习惯。
旁边一个烫着长发的官太太娇声怪气地说:“白崇禧这个老混蛋,叫我们跑出这么远来当俘虏,早知道这样,不如在湖南当俘虏好,离家还近。这里老百姓说话也不懂,都恨我们,即使解放军优待,放了我们,半路还不叫老百姓杀了?天哪,怎么办呢?”越说越伤心,她把身子一扭,低下头,捂住脸,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有一个矮胖子的俘虏过来安慰她说:“算了吧,别哭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你应该感谢解放军来得快,在这里解放了咱们,虽然离家远点,总算是大陆,比跑到台湾强得多呢。”
一个丢了军帽露着秃头顶的少将军官走过来,跟我们套近乎说:“我认识你们的司令员林彪,他是我黄埔军校的同学。”
“广西战役”结束,
广西全境解放
12月14日,广西战役宣告结束。在历时39天的战役中,解放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172900多人,其中俘获160000多人,缴获各种枪53000多枝、火炮1258门、舰艇3艘、汽车1176辆,击落飞机2架,击伤舰艇18艘,击毁汽车134辆,解放了广西全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战斗中,解放军伤亡2400多人。
广西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华中南大陆业已全部解放。12月11日,林、谭、萧向桂粤前线部队发出慰问电,指出:“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所豢养并奉为王牌,在全国残余反动势力中经常在精神上、实力上起支持作用的白匪部队之被消灭,不但对以后的海南岛作战有着重要意义,即对邻省的解放和在全国范围内提早结束战争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广西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我军进行的又一个重大而特殊的战役。
此战役歼灭了国民党残存于中国大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股武装力量——顽固而又狡猾的白崇禧桂系部队,解放广西;进而又历经艰难曲折彻底剿灭了盘踞在广西的形形色色的国民党政治土匪。
它有力地推进了全中国的解放进程,广西战役的胜利被毛泽东称之为“伟大胜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