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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四川文综试卷第16题:1918年底到1919年4月,中国人普遍对协约国的胜利持高度肯定的态度;但1919年4月后,列宁批判帝国主义的理论却迅速流行开来。舆论的这种变化反映出()。
A.国人一度对借巴黎和会获得世界强国地位充满信心
B.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官的退让引发了国人情绪的变化
C.马列主义思想给国人带来了重组世界新秩序的希望
D.马列主义成为了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指导思想
答案给定为C。笔者认为由于这道试题牵涉的知识背景多、能力层次高,命题人又试图从社会心态史角度实施对考生的考查,难度大。可以断言,对于历史学科客观题,多数考生会出错,从严格意义上讲选D比选C更恰当。理由如下:
中国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8月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作战,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为“建立战后世界和平”,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到6月28日在巴黎举行了和平会议,主要讨论对德国的处置问题,会议完全由美、英、法三国操纵。作为与会战胜国,中国主要是山东问题与德国有关,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七项“希望条件”: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和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和租界,中国关税自主,再加两项补充要求:一是废除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二是把一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权益归还中国。可见当时中国最迫切的希望是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在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尤其希望美国主持“正义”,因而一直采取“联美制日”策略,后因威尔逊对日妥协而失败,最后只能选择拒约。这一过程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4月22日威尔逊等三巨头向中国代表“劝降”,顾维钧还与威尔逊、劳合·乔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口舌争辩,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等国作出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最后决定,并由《凡尔赛和约》第156、157、158等三条加以规定,这无情的事实深深地刺痛了国人,使之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
西方文化危机因一战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加剧而表现出信仰破灭、精神空虚、悲观绝望,“一切道德传统、宗教戒律均不足以维系人心”,反映在思想界则表现为悲观主义、怀疑主义、人道主义及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这种文化危机波及渗透到中国思想界,使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在中国建立西方式文明的理想被打破。那些原先热衷于传播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文明怀疑和反思,在观念上发生深刻转变,表现在:一是否定以生存竞争为中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二是否定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三是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民主议会制的失望,四是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求逐渐强烈。
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展现的新境界、开拓的新天地,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受到强烈震撼,他们的视线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通过两个途径了解十月革命:一是约四万名旅俄华工于十月革命后陆续回国,带回了耳濡目染的实况,二是当时一些报刊的简单报道。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入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12月28日《中华新报》刊登了扬匏安阐述列宁理论观点的文章,1918年2月15日上海《申报》介绍了苏维埃政府宣言:以前帝俄“缔结之一切国际条约,限于1918年1月末以后概行作废”。此后中国舆论更加关注苏俄。1918年3月《劳动》第1号发表《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列宁)事略》,《东方杂志》第3号发表了一位日本学者所写的《关于列宁——俄国极端主义党派领导人》,列宁的著作如《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的英译本开始在中国流传。自1918年起苏俄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粉碎协约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叛乱的斗争,到1918年底粉碎了国内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又两次打退了白匪对察里津的进攻,1919年4月红军转入对协约国干涉的反攻。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胜利既显示了马列主义的巨大力量,又给中国先进分子鼓舞和启迪,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和新希望,并开始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中国问题,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女子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从1918年7月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会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也开始在部分刊物上刊载。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而《共产党宣言》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尽管1920年8月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才在中国出版,而中国人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在十月革命前,国人并不能真正区别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在不断鉴别求索的基础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18年12月李大钊创刊《每周评论》,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1919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新青年》第6卷第5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中国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自新文化运动后期到1949年,马列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中国并行三大思潮)。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人真正的指导思想)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转变才实现的。
巴黎和会拒绝苏俄参加,作为一个走向新制度的大国被排斥,列宁批判帝国主义的理论更不会使操纵会议的巨头们作为思考战后世界秩序的依据,就连威尔逊“公平解决殖民地纠纷”、“国无大小一律享有同等之权利”的鼓躁在和会上都成为欺人之谈,显而易见和会无法重组世界新秩序。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主导着运动的方向,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时北京和上海可以说是中国舆论的中心,只有当马列主义成为部分社会精英分子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指导思想时,他们才可能引领更多的志士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作坚决斗争,才会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才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审视中国问题,正是这些举动成为他们走向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前奏。
谈及社会心态,不能忽视我国已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八十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即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蹂躏,以及国家主权的维护,民族独立富强的实现,而非遥远的“重组世界新秩序”。
最后就题目的表达的情景看,“国人”的内涵不应是指全体中国人,而主要指作为社会晴雨表的知识界,甚至是知识界的激进分子。正是1919年4月以后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新阶段),巴黎和会也进入了最后阶段,6月28日其分赃本质大白于天下。从试题的备选项看,根据前面的叙述,A、B两项可直接排除,C中“国人……重组世界新秩序的希望”既过于拔高又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心态实际,即使国人一度抱着“重组世界新秩序的希望”,但4月以后也幻灭了。尽管D项“……指导思想”有拔高之嫌,但较符合历史现实,而且从整个题意来看是要考生明了4月以后国人的心态,而近代中国最直接、最紧迫的一是实现民族独立,二是走向近代化,国人的心态是无法逾越这一现实的,如果在“国人”前加上“部分”二字更好。
A.国人一度对借巴黎和会获得世界强国地位充满信心
B.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官的退让引发了国人情绪的变化
C.马列主义思想给国人带来了重组世界新秩序的希望
D.马列主义成为了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指导思想
答案给定为C。笔者认为由于这道试题牵涉的知识背景多、能力层次高,命题人又试图从社会心态史角度实施对考生的考查,难度大。可以断言,对于历史学科客观题,多数考生会出错,从严格意义上讲选D比选C更恰当。理由如下:
中国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8月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作战,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为“建立战后世界和平”,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到6月28日在巴黎举行了和平会议,主要讨论对德国的处置问题,会议完全由美、英、法三国操纵。作为与会战胜国,中国主要是山东问题与德国有关,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七项“希望条件”: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和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和租界,中国关税自主,再加两项补充要求:一是废除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二是把一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权益归还中国。可见当时中国最迫切的希望是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在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尤其希望美国主持“正义”,因而一直采取“联美制日”策略,后因威尔逊对日妥协而失败,最后只能选择拒约。这一过程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4月22日威尔逊等三巨头向中国代表“劝降”,顾维钧还与威尔逊、劳合·乔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口舌争辩,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等国作出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最后决定,并由《凡尔赛和约》第156、157、158等三条加以规定,这无情的事实深深地刺痛了国人,使之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
西方文化危机因一战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加剧而表现出信仰破灭、精神空虚、悲观绝望,“一切道德传统、宗教戒律均不足以维系人心”,反映在思想界则表现为悲观主义、怀疑主义、人道主义及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这种文化危机波及渗透到中国思想界,使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在中国建立西方式文明的理想被打破。那些原先热衷于传播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文明怀疑和反思,在观念上发生深刻转变,表现在:一是否定以生存竞争为中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二是否定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三是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民主议会制的失望,四是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求逐渐强烈。
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展现的新境界、开拓的新天地,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受到强烈震撼,他们的视线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通过两个途径了解十月革命:一是约四万名旅俄华工于十月革命后陆续回国,带回了耳濡目染的实况,二是当时一些报刊的简单报道。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入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12月28日《中华新报》刊登了扬匏安阐述列宁理论观点的文章,1918年2月15日上海《申报》介绍了苏维埃政府宣言:以前帝俄“缔结之一切国际条约,限于1918年1月末以后概行作废”。此后中国舆论更加关注苏俄。1918年3月《劳动》第1号发表《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列宁)事略》,《东方杂志》第3号发表了一位日本学者所写的《关于列宁——俄国极端主义党派领导人》,列宁的著作如《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的英译本开始在中国流传。自1918年起苏俄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粉碎协约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叛乱的斗争,到1918年底粉碎了国内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又两次打退了白匪对察里津的进攻,1919年4月红军转入对协约国干涉的反攻。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胜利既显示了马列主义的巨大力量,又给中国先进分子鼓舞和启迪,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和新希望,并开始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中国问题,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女子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从1918年7月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会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也开始在部分刊物上刊载。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而《共产党宣言》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尽管1920年8月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才在中国出版,而中国人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在十月革命前,国人并不能真正区别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在不断鉴别求索的基础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18年12月李大钊创刊《每周评论》,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1919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新青年》第6卷第5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中国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自新文化运动后期到1949年,马列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中国并行三大思潮)。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人真正的指导思想)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转变才实现的。
巴黎和会拒绝苏俄参加,作为一个走向新制度的大国被排斥,列宁批判帝国主义的理论更不会使操纵会议的巨头们作为思考战后世界秩序的依据,就连威尔逊“公平解决殖民地纠纷”、“国无大小一律享有同等之权利”的鼓躁在和会上都成为欺人之谈,显而易见和会无法重组世界新秩序。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主导着运动的方向,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时北京和上海可以说是中国舆论的中心,只有当马列主义成为部分社会精英分子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指导思想时,他们才可能引领更多的志士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作坚决斗争,才会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才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审视中国问题,正是这些举动成为他们走向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前奏。
谈及社会心态,不能忽视我国已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八十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即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蹂躏,以及国家主权的维护,民族独立富强的实现,而非遥远的“重组世界新秩序”。
最后就题目的表达的情景看,“国人”的内涵不应是指全体中国人,而主要指作为社会晴雨表的知识界,甚至是知识界的激进分子。正是1919年4月以后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新阶段),巴黎和会也进入了最后阶段,6月28日其分赃本质大白于天下。从试题的备选项看,根据前面的叙述,A、B两项可直接排除,C中“国人……重组世界新秩序的希望”既过于拔高又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心态实际,即使国人一度抱着“重组世界新秩序的希望”,但4月以后也幻灭了。尽管D项“……指导思想”有拔高之嫌,但较符合历史现实,而且从整个题意来看是要考生明了4月以后国人的心态,而近代中国最直接、最紧迫的一是实现民族独立,二是走向近代化,国人的心态是无法逾越这一现实的,如果在“国人”前加上“部分”二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