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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成立之前,流亡日本的华兴会成员(以宋教仁为主),曾办有《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此刊虽仅出两期,社会影响却逐渐变大,舆论的威力渐渐显露,同时也引起了孙中山的特别注意。同盟会成立后,由原华兴会会长黄兴提议,《二十世纪之支那》并入同盟会成为机关刊物。后经孙中山同意,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基础上另定名为《民报》,同年11月正式创刊。
《民报》的主编,如果按刊物上的署名,本不成问题。但历史的复杂之处恰在于原始资料上的记载与实际的情况并不一定全部相符。比如《民报》前五期的“编辑人兼发行人” 栏上均署名张继,但另一位同盟会及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却并不认同,他始终坚持认为张继的主编只是“名义上”的,而实际的编辑人是他自己。
胡汉民说,《民报》创刊,“定党报名为《民报》”,主要是孙中山采纳他个人的意见,故国民党中“推余为编辑”(参见《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下同)。但胡汉民得以出任《民报》编辑也有一个小插曲。
国民党原拟推荐名气更大、著有《警世钟》《猛回头》的革命党人陈天华出任主编,可就在《民报》创刊前,胡汉民被孙中山派去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在东京举办的追悼戊戌烈士的“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会上,胡汉民慷慨陈词三小时,力驳保皇派主张之谬误,让国民党中诸人“乃大叹服”,从而获推举为主编。
至于《民报》第1～5号署名的“编辑人兼发行人”张继为何是“名义上”的,胡汉民的解释是“以张继长于日语,能对日人交涉,故用其名为发行人”。但他强调说:“张(继)始终未尝问《民报》编辑事。”
胡汉民有一点说得不错,张继“长于日语”。虽然同样留学日本,但胡张之间的日语程度似差别相当地大。胡汉民首次赴日留学是1902年,其时他进入弘(宏)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可是只呆了两个月,就因故退学回国。从语言程度上看,显然还没有入门。1904年冬,胡汉民再次赴日,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到1905年11月《民报》创刊也只学习了一年。相比之下,张继1899年即入日本早稻田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系读书,虽然后来几年在国内从事反清活动,但潜心学习总有两三年。而1903年张继利用日文资料编译出版《无政府主义》一书,也是其日语水平较高的一个佐证。
张继的另一个特点,胡汉民没有说,那就是性好交友。在日本期间,张继不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大杉荣等人过从甚密,而且与革命派中革命家、学者和思想家,如黄兴、邹容、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等人更结为莫逆之交。这倒也与胡所说“能对日人交涉”有些关系。
但《胡汉民自传》里过多的自我标榜,多少冲淡了其所述内容的历史可信度。而考虑到他与张继之间关系微妙,及至写自传时已经不和,包括胡汉民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一贯的不赞同,对张的贬抑就不难理解了。
对《民报》前五期的主编一事,另一当事人张继也有自己的说法。不过,张继的回忆录(《张溥泉回忆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总有些简略和漫不经心,对于《民报》创办及主编一事也不例外。
在《民报》创刊号封底“本社简章”栏中附列的“本志之主义”,即颠覆现今之恶政府,建设共和政体,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土地国有,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六点主张后来成为同盟会著名的“六大主义”。但张继的回忆却有些轻描淡写,他说:同盟会“发行《民报》杂志,余任发行人,为向倭(指日本——引者注)申请警视厅立案,非载明宗旨不可。《民报》后页所附六大要点,乃余为应付倭警视厅计而列,非本党决议如此”。
这种看似随意的说法其实一点儿也不随意。先看后面的话,张继说:“后(胡)汉民撰文解释六大主张,亦应付环境之计,并非真欲中日两国民联合也。现行党史(指国民党党史——引者注)多认为同盟有此主张,亦不知真情。同盟之主张,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并无其他枝叶。”
众所周知,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上写有《民报之六大主义》,从理论上全面阐述“六大主义”,这比张继所单单罗列出的“六大主义”更具理论色彩,胡汉民本人也以此为丰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家自居。而依张继的说法,“六大主义”根本只是他个人为应付当时日本警视厅审查而临时编出来的几条,与同盟会核心无关,自然也与孙中山无关。进而言之,在张继看来,胡汉民对“六大主义”的解释并不存在丰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问题。可见,这看上去“轻描淡写”的说法,实际却从根本上解构了胡汉民自塑的三民主义理论家形象。而有趣的是,后来的研究著作大多视“六大主义”的始作俑者张继的解说而不见,如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中均将“六大主义”作为解析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同盟会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
《胡汉民自传》和张继的回忆录,一个直言不讳,一个绵里藏刀,表面看似各说各话,实际是却针锋相对。但揆诸史实,也只能说是各说对了一半。
胡汉民所述似有两个史实作为旁证,一是彼时同盟会中已具举足轻重地位的宋教仁在1906年2月7日日记中记有“戍正,又至《民报》社。值张溥泉不在,写一信责其太不理事”(《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这是说,宋教仁晚上七点到《民报》社,但到九点(即日记中的“亥正”)他走时,张继仍未到场。可是,查宋教仁日记,从1905年11月至1906年2月间,宋可谓是三天两头来《民报》社。2月7日这一天,他就先后两次来《民报》社。可见,宋说大约只能算是“仅供参考”一类。
有意思的是,张继自己在日记中说,他1905年冬赴南洋,到印尼等地联络革命者和发行《民报》。期间与正在南洋的孙中山见面,后返回中国,直到1906年底才回东京。这似乎成了后来一些研究论著中将张继当成“名义上”的“编辑人兼发行人”,而把胡汉民说成是“实际主编”的最有力的证据。可是,张继回忆录里的说法显然与上述宋教仁日记所记有冲突。
二是在《民报》第1～5号中,张继竟未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而从1～5号,胡汉民则每期均有文章,有的还不止一篇。据统计,胡汉民在《民报》上共发表文章,计二十篇,论数量列章太炎之后,居《民报》作者第二位(参见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429页)。
不过,对文章之事,作为革命的行动派的典型,张继本人倒也坦然,他在回忆录中说到,“《苏报》案”前,与其一道鼓吹革命的友人,如太炎(章炳麟)、行严(章士钊)、威丹(邹容)均能文,著有《驳康有为致总理书》、《革命军》等,而他自己却不能文,“仅将报内纪事多添满贼字样而已”。
虽然如此说,但并不能否认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中影响极大、曾任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的张继对《民报》第1～5号的贡献。外联方面无异议,暂且不论。就是内部编辑过程中,张继的影响也有所显现。与《民报》编辑、撰稿和筹划有关的同盟会内外的著名人士中如马君武、廖仲恺、刘师培都是对欧洲无政府主义兴味十足的人物。马君武1902年即在《〈俄罗斯大风潮〉序》中公开介绍无政府主义,时间上算是近代中国最早,但在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中,张继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1903年他以“自然生”为笔名从日文译出的《无政府主义》一书虽为译作,却如同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一样,是意译或编译,即同时表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见解。这也奠定了张继在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的地位。此后张继又与刘师培、何震等人组建“社会主义讲习会”,更为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中坚人物。
而《民报》第一号上图画版中有“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像,第二号上有“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第三号上“无政府党首创者巴枯宁”像以及第四号译丛《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一文中介绍的“无政府党”等,虽不能说全是张继的推动,但至少是与他个人笃信的无政府主义相关的。
胡汉民“张始终未尝问《民报》编辑事”一句在说法上也太绝对。张继回忆录中明确说, “总理《民报》事务”。时间虽记在了1907年,但也表明张继对《民报》编辑事并非“始终未尝问”。另外,如果张继担任《民报》第1～5号“编辑人兼发行人”时纯粹是尸位其职,待第6～18号的“编辑人兼发行人”章太炎生病后,第19号的接编者不是别人正是张继,则显然于理无据。而前引宋教仁日记中到《民报》社找张继,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张继还是常在《民报》社的。
查近二三十年出版的各种《民报》介绍或相关的论著,关于主编一条,或前后说法不一,或将宋教仁、陈天华、朱执信也一并列入;而研究胡汉民者谈及《民报》主编极少提到张继,研究张继者则又反过来扬张继而贬胡汉民,这些都是与史实不符的。《民报》封底列出的“编辑人兼发行人”,只有张继、章太炎、陶成章和汪兆铭(精卫)四人,其中张继主编了第1～5号、第19号,章太炎主编了第6～18号、第23、24号,陶成章主编了第20～22号,第25～26号“编辑人兼发行人”改称“总编辑人”,由汪兆铭(精卫)担任“总编辑人”。至于说胡汉民是第1～5号的“实际主编”则并不完全意味着张继全是“名义上”的。总之,谈《民报》第1～5号主编,不可径呼胡汉民而不提张继。
《民报》的主编,如果按刊物上的署名,本不成问题。但历史的复杂之处恰在于原始资料上的记载与实际的情况并不一定全部相符。比如《民报》前五期的“编辑人兼发行人” 栏上均署名张继,但另一位同盟会及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却并不认同,他始终坚持认为张继的主编只是“名义上”的,而实际的编辑人是他自己。
胡汉民说,《民报》创刊,“定党报名为《民报》”,主要是孙中山采纳他个人的意见,故国民党中“推余为编辑”(参见《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下同)。但胡汉民得以出任《民报》编辑也有一个小插曲。
国民党原拟推荐名气更大、著有《警世钟》《猛回头》的革命党人陈天华出任主编,可就在《民报》创刊前,胡汉民被孙中山派去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在东京举办的追悼戊戌烈士的“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会上,胡汉民慷慨陈词三小时,力驳保皇派主张之谬误,让国民党中诸人“乃大叹服”,从而获推举为主编。
至于《民报》第1～5号署名的“编辑人兼发行人”张继为何是“名义上”的,胡汉民的解释是“以张继长于日语,能对日人交涉,故用其名为发行人”。但他强调说:“张(继)始终未尝问《民报》编辑事。”
胡汉民有一点说得不错,张继“长于日语”。虽然同样留学日本,但胡张之间的日语程度似差别相当地大。胡汉民首次赴日留学是1902年,其时他进入弘(宏)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可是只呆了两个月,就因故退学回国。从语言程度上看,显然还没有入门。1904年冬,胡汉民再次赴日,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到1905年11月《民报》创刊也只学习了一年。相比之下,张继1899年即入日本早稻田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系读书,虽然后来几年在国内从事反清活动,但潜心学习总有两三年。而1903年张继利用日文资料编译出版《无政府主义》一书,也是其日语水平较高的一个佐证。
张继的另一个特点,胡汉民没有说,那就是性好交友。在日本期间,张继不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大杉荣等人过从甚密,而且与革命派中革命家、学者和思想家,如黄兴、邹容、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等人更结为莫逆之交。这倒也与胡所说“能对日人交涉”有些关系。
但《胡汉民自传》里过多的自我标榜,多少冲淡了其所述内容的历史可信度。而考虑到他与张继之间关系微妙,及至写自传时已经不和,包括胡汉民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一贯的不赞同,对张的贬抑就不难理解了。
对《民报》前五期的主编一事,另一当事人张继也有自己的说法。不过,张继的回忆录(《张溥泉回忆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总有些简略和漫不经心,对于《民报》创办及主编一事也不例外。
在《民报》创刊号封底“本社简章”栏中附列的“本志之主义”,即颠覆现今之恶政府,建设共和政体,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土地国有,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六点主张后来成为同盟会著名的“六大主义”。但张继的回忆却有些轻描淡写,他说:同盟会“发行《民报》杂志,余任发行人,为向倭(指日本——引者注)申请警视厅立案,非载明宗旨不可。《民报》后页所附六大要点,乃余为应付倭警视厅计而列,非本党决议如此”。
这种看似随意的说法其实一点儿也不随意。先看后面的话,张继说:“后(胡)汉民撰文解释六大主张,亦应付环境之计,并非真欲中日两国民联合也。现行党史(指国民党党史——引者注)多认为同盟有此主张,亦不知真情。同盟之主张,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并无其他枝叶。”
众所周知,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上写有《民报之六大主义》,从理论上全面阐述“六大主义”,这比张继所单单罗列出的“六大主义”更具理论色彩,胡汉民本人也以此为丰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家自居。而依张继的说法,“六大主义”根本只是他个人为应付当时日本警视厅审查而临时编出来的几条,与同盟会核心无关,自然也与孙中山无关。进而言之,在张继看来,胡汉民对“六大主义”的解释并不存在丰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问题。可见,这看上去“轻描淡写”的说法,实际却从根本上解构了胡汉民自塑的三民主义理论家形象。而有趣的是,后来的研究著作大多视“六大主义”的始作俑者张继的解说而不见,如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中均将“六大主义”作为解析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同盟会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
《胡汉民自传》和张继的回忆录,一个直言不讳,一个绵里藏刀,表面看似各说各话,实际是却针锋相对。但揆诸史实,也只能说是各说对了一半。
胡汉民所述似有两个史实作为旁证,一是彼时同盟会中已具举足轻重地位的宋教仁在1906年2月7日日记中记有“戍正,又至《民报》社。值张溥泉不在,写一信责其太不理事”(《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这是说,宋教仁晚上七点到《民报》社,但到九点(即日记中的“亥正”)他走时,张继仍未到场。可是,查宋教仁日记,从1905年11月至1906年2月间,宋可谓是三天两头来《民报》社。2月7日这一天,他就先后两次来《民报》社。可见,宋说大约只能算是“仅供参考”一类。
有意思的是,张继自己在日记中说,他1905年冬赴南洋,到印尼等地联络革命者和发行《民报》。期间与正在南洋的孙中山见面,后返回中国,直到1906年底才回东京。这似乎成了后来一些研究论著中将张继当成“名义上”的“编辑人兼发行人”,而把胡汉民说成是“实际主编”的最有力的证据。可是,张继回忆录里的说法显然与上述宋教仁日记所记有冲突。
二是在《民报》第1～5号中,张继竟未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而从1～5号,胡汉民则每期均有文章,有的还不止一篇。据统计,胡汉民在《民报》上共发表文章,计二十篇,论数量列章太炎之后,居《民报》作者第二位(参见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429页)。
不过,对文章之事,作为革命的行动派的典型,张继本人倒也坦然,他在回忆录中说到,“《苏报》案”前,与其一道鼓吹革命的友人,如太炎(章炳麟)、行严(章士钊)、威丹(邹容)均能文,著有《驳康有为致总理书》、《革命军》等,而他自己却不能文,“仅将报内纪事多添满贼字样而已”。
虽然如此说,但并不能否认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中影响极大、曾任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的张继对《民报》第1～5号的贡献。外联方面无异议,暂且不论。就是内部编辑过程中,张继的影响也有所显现。与《民报》编辑、撰稿和筹划有关的同盟会内外的著名人士中如马君武、廖仲恺、刘师培都是对欧洲无政府主义兴味十足的人物。马君武1902年即在《〈俄罗斯大风潮〉序》中公开介绍无政府主义,时间上算是近代中国最早,但在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中,张继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1903年他以“自然生”为笔名从日文译出的《无政府主义》一书虽为译作,却如同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一样,是意译或编译,即同时表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见解。这也奠定了张继在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的地位。此后张继又与刘师培、何震等人组建“社会主义讲习会”,更为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中坚人物。
而《民报》第一号上图画版中有“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像,第二号上有“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第三号上“无政府党首创者巴枯宁”像以及第四号译丛《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一文中介绍的“无政府党”等,虽不能说全是张继的推动,但至少是与他个人笃信的无政府主义相关的。
胡汉民“张始终未尝问《民报》编辑事”一句在说法上也太绝对。张继回忆录中明确说, “总理《民报》事务”。时间虽记在了1907年,但也表明张继对《民报》编辑事并非“始终未尝问”。另外,如果张继担任《民报》第1～5号“编辑人兼发行人”时纯粹是尸位其职,待第6～18号的“编辑人兼发行人”章太炎生病后,第19号的接编者不是别人正是张继,则显然于理无据。而前引宋教仁日记中到《民报》社找张继,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张继还是常在《民报》社的。
查近二三十年出版的各种《民报》介绍或相关的论著,关于主编一条,或前后说法不一,或将宋教仁、陈天华、朱执信也一并列入;而研究胡汉民者谈及《民报》主编极少提到张继,研究张继者则又反过来扬张继而贬胡汉民,这些都是与史实不符的。《民报》封底列出的“编辑人兼发行人”,只有张继、章太炎、陶成章和汪兆铭(精卫)四人,其中张继主编了第1～5号、第19号,章太炎主编了第6～18号、第23、24号,陶成章主编了第20～22号,第25～26号“编辑人兼发行人”改称“总编辑人”,由汪兆铭(精卫)担任“总编辑人”。至于说胡汉民是第1～5号的“实际主编”则并不完全意味着张继全是“名义上”的。总之,谈《民报》第1～5号主编,不可径呼胡汉民而不提张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