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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掘一国财富潜力的钥匙。从静态的角度看，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和组织获取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收益的能力；从动态的角度看，制度决定了激励结构，组织正是在激励结构下经营和决定是否采取措施去改进技术。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鼓励推动增长；一个国家停滞不前，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造成经济停滞。
关键词：非制度要素；制度要素；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03-0143-02
一、教育、国家的资源水平、人口密度、技术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局限
第一，认为教育是促使一个经济体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为发达国家教育水平高。在现今这个复杂且技术多变的世界里，教育显得比过去更重要，一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越丰富，那么它的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在这里，人力资本是指人們学习并且具备了的知识存量。一个不会读写的工人在今天的劳动市场上处于极度的劣势，哪怕是那些取得了高中毕业证书的工人也发现自己被拒绝在许多劳动市场之外。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飞升，具有大学学位的工作者的工资水平提高了几倍，教育给予了人们更富于创造力和生产能力的技巧。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许多富裕国家适龄人口中的高等教育的录取比率超过90％，然而印度的录取率却只有48.5％。尽管如此，运用教育水平来解释生活水平差异的时候需要面对三个问题。(1)存在着违背这条规律的特例，一国人均GNP和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百分比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的关系，或者说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波兰、俄罗斯和韩国这些特例，这些国家具有相对较高水平的教育体系，但是他们的人均GNP却远低于日本、德国、加拿大和法国。(2)用教育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因果关系问题：是教育水平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推动了教育水平?显然，富国在教育上花费了更多的资金，但也许是因为他们富裕所以才花费了这么多。如果教育是原因，那么政策建议就非常容易给了，各国只要对其国民增加教育投入就可以了。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确实增加了其在教育上的投入，但是经济的显著增长却未能尾随其后。(3)第三个问题是它与实证结果相冲突。曼柯奥尔森比较了从海地迁移到美国的移民和从德国迁移到美国的移民。根据美国2010年的普查，海地移民的年均收入为30 900美元，而德国移民的年均收入为61900美元。因为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原因看起来好像是人力资本(广义上)的差距，所以奥尔森假设德国移民的人力资本是海地移民的两倍，如果人力资本是生活水平差距的唯一解释变量的话，那么海地移民的年均收入就是德国移民的一半。实际上，海地移民的年均收入是德国移民年均收入的1／10。因此，人力资本的差异最多只能解释生活水平差距的1/5。
第二，一个国家的资源水平常常用来作为解释人均收入差距的因素。美国幸运地拥有宽阔的河流、富饶的土地和茂密的森林，但是诸如巴西、尼日利亚和俄罗斯也同样资源丰富，虽然委内瑞拉具有大量的石油储量，但是它的经济问题持续不断。而另一些资源贫瘠的国家，如日本，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中的两个，虽然土地面积狭小、几乎没有资源，但是它们都获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资源可以使得一国的经济投入成本较低，但同时却会因此产生其他问题。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反而越低。他们认为，针对自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导致了腐败和官僚作风，从而减少了投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降低了。
第三，人口密度—_人口与土地面积的比例解释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这个假设下，一个拥有较高人口密度的国家是注定要受穷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上提高生产率。我们也许会猜测，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密度越高将会导致越低的人均GNP。但实际上，背离的例子大量存在，日本是一个高人口密度但同时又是高人均GNP的国家，人口密度较高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其人均收入却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在前列。而如巴西、俄罗斯，其人口密度低于诸如瑞士、德国这样的国家，但后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前面两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十倍。所以，人口密度并非决定着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的差异。
第四，技术是解释国家之间生活水平差异的因素。根据这个假设，一个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该国能够接触到技术，而正是技术提高了一国的生产率。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对这种解释同时作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证明。尽管如此，这个解释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我们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一些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而其他国家没有?许多技术是可以免费获得的，尽管另外一些技术需要购买。发展中国家购买技术的总额小于其GDP的千分之一。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去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呢?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生产先进的技术?一个国家通过技术改进来增加其财富，而技术进步需要一国合适的制度来促进创造性进程的实现。制度将迫使企业改进产品、提高生产技术或在竞争中改善业绩，一些国家没有实现这种动态增长，就是因为其组织机构的无效率并且刻意回避国内国际竞争造成的。
二、制度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基础与长效性的根本动力
各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现今有很多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包括依附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依附理论因它的无内部自省概念而没有被广泛采纳，其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核心层国家，提出的进口替代政策反而使很多国家的经济下滑。新古典增长理论描绘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但没有进行详细地解释，其预测的生活水平趋同现象也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出现。
制度因素是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科斯通过对交易成本的考察首先提出了制度理论，并指出交易成本(包括协调成本、检测成本、执行合同成本)是昂贵的。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测的经济效率可能就无法实现，因为它认为互利的交易是不存在的。科斯定理认为，只有零交易成本才可能带来最有效的结果，所以每个经济体的基本目标就是创建一个低交易成本的环境。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体系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交易成本水平，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正式规则是书面规则，而非正式规则是合同中未提及的规则。通过明确财产权制度，能降低检测和实施的费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如果交易过程中发生了争执，固定的程序和有效的司法机制能轻松解决问题。从技术领域来看，低交易成本环境有助于企业生产流程专业化，企业专注于一段较短的生产流程，利用市场购买其必需的生产资料，专业化和劳动力分工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产量和更高的收入，一个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国家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才能降低其交易成本，以此达到其生产可能性的边界。 如何制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很多正式制度来自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就必须通过政策来鼓励和保证市场有效地运行。市场保障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体系，它通过加大地方经济机构的竞争来促进市场的繁荣，专政的政府和不受遏制的国会更倾向于讨好其利益团体而不是制定有效的制度，所以需要一定的政策来保证制度的有效性。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发生巨大转变的10年，很多国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型并出台了大量改革措施，我们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种转型并用其来分析發展中国家的转型之路。转型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对制度框架进行修改，以此来促进市场交换、加速市场经济的发展。波兰、东德、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等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而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体国家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其区别就在于，成功的国家通过正确的制度改革激励组织机构管理好各项业务，而在俄罗斯就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改变制度，这样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竞争。过去50年，一些国家采用内向的进口替代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则采用出口导向政策，这两种政策都有其优缺点，但是出口导向政策拥有更强的动态激励性，很多拉美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并且贸易逆差恶化就是因为出口的低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亚洲国家通过高质量的出口进一步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虽然全球化使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打击，然而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创造性进程展现了更强大的竞争力。
改变都不尽相同，特别是制度的改变，不同的转型路径都能显著提升经济表现，如波兰、韩国、中国及其香港特区选择的路径虽然不同，但每个经济体都通过改善其制度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很多经济体的表现不是很成功，依靠制度框架的改善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条道路困难重重。全球3／4的人口生活在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当前的人口趋势，这一比例将会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制度的改善，相反，明确制度在经济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墨西哥近几年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制度的改革要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尽管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是韩国和其他一些新的工业国家近几十年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提出了大量的改革措施，而且制度是重中之重。每个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创造一个制度框架来改善经济，提高经济实力。依靠制度的改变使经济实力显著提高并不总是成功的，然而，随着对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将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来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结论
前面的讨论只是列出了一些关于人均收入差异的最流行的解释。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掘一国财富潜力的钥匙，从静态的角度看，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和组织获取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收益的能力；从动态的角度看，制度决定了激励结构，组织正是在激励结构下经营和决定是否采取措施去改进技术。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鼓励、推动着增长，一个国家停滞不前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阻障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在以前就已提出过，而且这个观点正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它在过去被接受的阻力较大，是因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并没有纳入制度的作用，制度在这些分析中是给定的，制度现在正在直接融合到经济学理论之中。
参考文献：
[1]斯密，国富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凯恩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4]高小勇，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5]陈桂玲，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袁凌云)
关键词：非制度要素；制度要素；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03-0143-02
一、教育、国家的资源水平、人口密度、技术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局限
第一，认为教育是促使一个经济体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为发达国家教育水平高。在现今这个复杂且技术多变的世界里，教育显得比过去更重要，一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越丰富，那么它的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在这里，人力资本是指人們学习并且具备了的知识存量。一个不会读写的工人在今天的劳动市场上处于极度的劣势，哪怕是那些取得了高中毕业证书的工人也发现自己被拒绝在许多劳动市场之外。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飞升，具有大学学位的工作者的工资水平提高了几倍，教育给予了人们更富于创造力和生产能力的技巧。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许多富裕国家适龄人口中的高等教育的录取比率超过90％，然而印度的录取率却只有48.5％。尽管如此，运用教育水平来解释生活水平差异的时候需要面对三个问题。(1)存在着违背这条规律的特例，一国人均GNP和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百分比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的关系，或者说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波兰、俄罗斯和韩国这些特例，这些国家具有相对较高水平的教育体系，但是他们的人均GNP却远低于日本、德国、加拿大和法国。(2)用教育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因果关系问题：是教育水平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推动了教育水平?显然，富国在教育上花费了更多的资金，但也许是因为他们富裕所以才花费了这么多。如果教育是原因，那么政策建议就非常容易给了，各国只要对其国民增加教育投入就可以了。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确实增加了其在教育上的投入，但是经济的显著增长却未能尾随其后。(3)第三个问题是它与实证结果相冲突。曼柯奥尔森比较了从海地迁移到美国的移民和从德国迁移到美国的移民。根据美国2010年的普查，海地移民的年均收入为30 900美元，而德国移民的年均收入为61900美元。因为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原因看起来好像是人力资本(广义上)的差距，所以奥尔森假设德国移民的人力资本是海地移民的两倍，如果人力资本是生活水平差距的唯一解释变量的话，那么海地移民的年均收入就是德国移民的一半。实际上，海地移民的年均收入是德国移民年均收入的1／10。因此，人力资本的差异最多只能解释生活水平差距的1/5。
第二，一个国家的资源水平常常用来作为解释人均收入差距的因素。美国幸运地拥有宽阔的河流、富饶的土地和茂密的森林，但是诸如巴西、尼日利亚和俄罗斯也同样资源丰富，虽然委内瑞拉具有大量的石油储量，但是它的经济问题持续不断。而另一些资源贫瘠的国家，如日本，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中的两个，虽然土地面积狭小、几乎没有资源，但是它们都获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资源可以使得一国的经济投入成本较低，但同时却会因此产生其他问题。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反而越低。他们认为，针对自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导致了腐败和官僚作风，从而减少了投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降低了。
第三，人口密度—_人口与土地面积的比例解释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这个假设下，一个拥有较高人口密度的国家是注定要受穷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上提高生产率。我们也许会猜测，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密度越高将会导致越低的人均GNP。但实际上，背离的例子大量存在，日本是一个高人口密度但同时又是高人均GNP的国家，人口密度较高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其人均收入却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在前列。而如巴西、俄罗斯，其人口密度低于诸如瑞士、德国这样的国家，但后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前面两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十倍。所以，人口密度并非决定着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的差异。
第四，技术是解释国家之间生活水平差异的因素。根据这个假设，一个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该国能够接触到技术，而正是技术提高了一国的生产率。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对这种解释同时作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证明。尽管如此，这个解释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我们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一些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而其他国家没有?许多技术是可以免费获得的，尽管另外一些技术需要购买。发展中国家购买技术的总额小于其GDP的千分之一。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去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呢?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生产先进的技术?一个国家通过技术改进来增加其财富，而技术进步需要一国合适的制度来促进创造性进程的实现。制度将迫使企业改进产品、提高生产技术或在竞争中改善业绩，一些国家没有实现这种动态增长，就是因为其组织机构的无效率并且刻意回避国内国际竞争造成的。
二、制度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基础与长效性的根本动力
各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现今有很多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包括依附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依附理论因它的无内部自省概念而没有被广泛采纳，其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核心层国家，提出的进口替代政策反而使很多国家的经济下滑。新古典增长理论描绘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但没有进行详细地解释，其预测的生活水平趋同现象也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出现。
制度因素是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科斯通过对交易成本的考察首先提出了制度理论，并指出交易成本(包括协调成本、检测成本、执行合同成本)是昂贵的。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测的经济效率可能就无法实现，因为它认为互利的交易是不存在的。科斯定理认为，只有零交易成本才可能带来最有效的结果，所以每个经济体的基本目标就是创建一个低交易成本的环境。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体系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交易成本水平，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正式规则是书面规则，而非正式规则是合同中未提及的规则。通过明确财产权制度，能降低检测和实施的费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如果交易过程中发生了争执，固定的程序和有效的司法机制能轻松解决问题。从技术领域来看，低交易成本环境有助于企业生产流程专业化，企业专注于一段较短的生产流程，利用市场购买其必需的生产资料，专业化和劳动力分工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产量和更高的收入，一个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国家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才能降低其交易成本，以此达到其生产可能性的边界。 如何制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很多正式制度来自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就必须通过政策来鼓励和保证市场有效地运行。市场保障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体系，它通过加大地方经济机构的竞争来促进市场的繁荣，专政的政府和不受遏制的国会更倾向于讨好其利益团体而不是制定有效的制度，所以需要一定的政策来保证制度的有效性。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发生巨大转变的10年，很多国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型并出台了大量改革措施，我们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种转型并用其来分析發展中国家的转型之路。转型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对制度框架进行修改，以此来促进市场交换、加速市场经济的发展。波兰、东德、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等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而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体国家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其区别就在于，成功的国家通过正确的制度改革激励组织机构管理好各项业务，而在俄罗斯就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改变制度，这样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竞争。过去50年，一些国家采用内向的进口替代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则采用出口导向政策，这两种政策都有其优缺点，但是出口导向政策拥有更强的动态激励性，很多拉美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并且贸易逆差恶化就是因为出口的低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亚洲国家通过高质量的出口进一步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虽然全球化使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打击，然而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创造性进程展现了更强大的竞争力。
改变都不尽相同，特别是制度的改变，不同的转型路径都能显著提升经济表现，如波兰、韩国、中国及其香港特区选择的路径虽然不同，但每个经济体都通过改善其制度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很多经济体的表现不是很成功，依靠制度框架的改善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条道路困难重重。全球3／4的人口生活在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当前的人口趋势，这一比例将会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制度的改善，相反，明确制度在经济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墨西哥近几年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制度的改革要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尽管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是韩国和其他一些新的工业国家近几十年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提出了大量的改革措施，而且制度是重中之重。每个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创造一个制度框架来改善经济，提高经济实力。依靠制度的改变使经济实力显著提高并不总是成功的，然而，随着对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将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来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结论
前面的讨论只是列出了一些关于人均收入差异的最流行的解释。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掘一国财富潜力的钥匙，从静态的角度看，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和组织获取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收益的能力；从动态的角度看，制度决定了激励结构，组织正是在激励结构下经营和决定是否采取措施去改进技术。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鼓励、推动着增长，一个国家停滞不前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阻障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在以前就已提出过，而且这个观点正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它在过去被接受的阻力较大，是因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并没有纳入制度的作用，制度在这些分析中是给定的，制度现在正在直接融合到经济学理论之中。
参考文献：
[1]斯密，国富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凯恩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4]高小勇，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5]陈桂玲，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袁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