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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西大同人，早年间家境还凑合，所以上了几年学，在当时算个知识分子，这也是我能当上空军的最大优势所在。
太原战役以后，华北完全解放。我们驻在秦皇岛附近一个叫木易寨的地方。有人讲：这个地方曾经是杨四郎驻军的地方，金沙滩一仗之后，杨四郎不是化名木易留在大辽国当了附马吗?从各种情况分析，这个传说还是有点道理。
当时我在3营当书记员，负责收发文件开会记录等工作，有空闲的时间，就去连队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一天我和战士们正在北宁线旁的田里劳动，一列客车呼啸而过，我羡慕地说：“啥时咱们也坐一回这车啊。”可没想到几天后我真的坐上了客车——被推选上空军了，坐车到长春航校学习。
开始我们这36个人(从各野战军来的都有)，是分射击员、通讯员和领航员开始训练的。可没几天，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线急需飞行员，于是就全部改学飞行了，这样就到了哈尔滨第一航校学习驾驶。我们是一航校一期2班，当时学校有许多苏联教官，他们不穿军装只着便衣。一航校的首任校长是刘善本，我们当时校长是吴凯。
当时的学习是速成性质的，半年的功课俩月就得完，很紧张。我们飞的初级教练机是苏制雅克18。教官对我们讲：“你们很幸运，一开飞就用这样的好飞机，以前苏军飞行员都是用波一2当初教机，那种飞机连座舱盖都没有，也没有无线电通讯，靠地面用旗语指挥。”我们当时的机场是哈尔滨双榆树机场，是恶魔部队731细菌部队的专用机场(后来我们又扩建了)。
1950年9月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清晨，我在苏联教官马祖罗夫的指导下，第一次驾机飞上蓝天，四十分钟飞完了，教官一拍我的肩膀说了声“哈拉少”(俄语“好”的意思)。
以后我们又去位于山东济南的5航校飞完了雅克－11高教机，1951年2月1日正式毕业，我得到了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盖章的奖状。我们被分配到刚组建的空12师，驻在上海大场机场。当时，苏联援华空军的米格15两个团也在大场。
我们开始飞米格－9，那种飞机比雅克－11先进，但比米格－15就差多了。座舱不能密封，留空时间只有20多分钟，而且起动非常困难，在苏军中只服役了很短时间就卖给我们了。后来我们也飞米格15了，在这期间还出了大事。我们汪师长在单飞时，落地时没掌握好，结果牺牲了，我们都很伤心。师长出事后的第三天，我们结束了很短的由苏联教官带飞的阶段，开始放单飞。因为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一年多了，我们陆军在几乎没有飞机掩护的情况下，和老美拼了十个月，前线太需要空军支援了。
我们组我第一个放单飞。那时没有指挥塔，苏军专家就在卡车上指挥，而且还要有翻译，指挥讲一句，翻译就翻一句。米格15比米格－9好飞多了，我连着平安飞了3天。可第四天落地时，飞机又发生了汪师长出事那天的情况，机轮一落地，就跳了起来，指挥员连续发出命令让我稳住操纵杆，可飞机还是越跳越高，最后飞机跳出跑道，撞断了前起落架，才算停了下来。从飞机上下来，我难为情极了，红着脸说：“真没用，丢人之极。”副团长王华清安慰了我一句，“人安全就好，不要难过了”。孙念金拉着我的衣袖偷着说：“万幸啊!我们以为你完了呢!”
当时由于知识太少，初次掌握喷气式飞机这样的“高科技”武器，不仅出问题，而且还闹了不少笑话。直到现在，我还记着那次上海天空的“二龙”。
那次我和孙念金在上海青浦上空飞8000米双机编队，我是长机。飞机在盘旋中升高到9000米，忽然我的飞机开始拉烟了。其实这在高空飞行是经常发生的情况，但当时我是第一次碰到，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大孙在我后头，他马上问我，是不是发动机出了毛病?赶紧检查一下。其实他的飞机也拉烟了。头一次遇到 这种情况，我的心咯噔一下子就紧张了： 万一出了大事，自己的性命是小，国家花 金子买来的飞机摔了可怎么办?我定了 定神，赶紧查看了一下仪表，还行，一切 正常，这下我放心点了。后来飞到9300 米时，又不拉烟了，我猜想可能是高度搞 的鬼吧。
着陆之后，我们心里还犯嘀咕。虽然 一切平安，但毕竟不是在规定的8000 米高度上飞，飞机才拉烟了，领导不会放 过我们的。果然，王华清副团长刚从指挥 车上下来，就问我和大孙：你们飞了多 高?我是长机，可又害怕，只含糊地说比 规定高了一点，大孙也说高得不多。王副 团长又问：“那拉烟是怎么回事?”我说： “可能与高度有关吧?”然后又讲了一些 自己认为可能发生的情况。王副团长说： “这个现象在打仗时，可用于声东击西， 迷惑敌人。”
第二天司机从市区回来讲：“昨天好 多上海市民都说他们看见天上有两条白 龙，不见头尾，盘旋在一起，大家都吃惊 得不得了。”我们听了暗暗发笑，嗨!都是 违规惹的“祸”。
２
1951年底，我们集中学习跳伞， 这是飞行员逃生的必修课，那时3、4师 在朝鲜打仗时，有的飞行员就因为跳伞 不成牺牲的。
我们练跳伞的飞机是苏制伊尔-12， 每次可乘24名，在大场机场进行跳伞训 练。34团比我们早登机，那天有点风，但 还可以跳，所以他们团都顺利跳完了。临 到我们时，风速加大，已经不适合跳伞 了。指挥员连忙命令停跳，但无线电受风 影响，我们只听到了一个“跳”字，结果那 天我们团出了大娄子：王副团长掉进大 池塘里，大孙和王锡模跳到大机库顶又 滚落在地，刘连树掉到了 指挥车上。我使劲拉住伞 绳，总算在离铁丝网不远 处停了下来，一头撞在修 机场剩下的碎石堆上，造 成脑震荡，住了半个多月 医院才恢复。那次教训太 深刻了，不按规定办事， 真是太危险了。
1952年2月4日，我 们12师分6个机群，每 群8架，转场开赴辽宁大 孤山机场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我们的航 线是上海—流亭—塘沽—唐山—锦州—辽 阳—凤城—大孤山落地。为什么不走海上 呢?一来当时我们没有海上救生设备 (船)，也没进行过类似训练。二来走海上 必经大连地区，那时苏军还驻在那里，空 中根本不允许我们飞越。
在飞到胶州湾上空时，我的飞机突 然撞上了一只大雁，血肉模糊地粘在风 挡玻璃上，幸亏没出大事，落地后发现机 体被撞了一个大坑。
3月19日，12师安全飞抵大孤山机 场，这个机场与3、4师及苏联空军驻的 安东浪头机场相距不远，是个临时野战 机场。所谓临时就是指跑道不是水泥的 永久跑道，而是由5米长、0.5米宽、3厘 米厚，中间有孔，四边有钩的特种钢片咬 合后，平铺在垫有三层草袋的地上，打完 仗就可拆走了。用草袋，是为了防止飞机 喷出的气把钢板下面的土吹走。
在钢板跑道上起降飞机，尤其多架 次连续起飞，很困难。因为头一架飞机喷 气吹起的草垫末，会在其后形成“黄龙”， 严重影响后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工作和驾 驶员视野，升空30米左右才能看清前 机，我们只能压着跑道边往扬尘里钻，这 需要勇气和熟练的技术。我们全师的同 志抱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克 服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大机群起飞、空中编队、单机特拨等战术 动作的训练，达到了随时可以升空作战 的水平。
以后不久，34团在平壤以南巡逻 时，那启明首先击落了一架美军的F-80 飞机，12师隆重地表彰了他，这更激发 了我们求战求胜的决心。
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决心要启 用12师唱“主角”了，于是我们进驻了刚 刚修完的凤凰城大堡机场，这个机场的 南部驻着苏军的两个米格-15“比斯”团。 转场后的第一次作战飞行是由王华清副 团长带领16架飞机前往熙川迎敌。战 后，我和大孙回到大堡，其它飞机大多落 在浪头机场，张忠湘落在开原机场。罗煜 被敌机击落，残骸落在原始森林里，我们 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他的僚机张忠湘 擅离战位，被军事法庭判了7年徒刑。
仗还没正式开打，就损兵折将，战争 就是这么无情。
接着许如行——一位朝鲜族飞行 员，也在击落一架“野马”式后坠海牺牲。
我们师于1952年八九月份回沈阳 北陵机场改装米格15“比斯”。它比米 格15要强多了，所以在我们空军中服 役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从 航校中退役)。
1952年深秋，12师改换新装备后， 回到整修过跑道的大孤山机场。几天后， 我们36团与敌人在清川江大桥上空发 生了参战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空战，大队 长鲁珉在铁杆僚机董长仁的紧密配合 下，一举击落两架F-86。这次，副团长王 华清和僚机吴祥志，我和僚机孙念金与 老美两架F-86缠斗在一起。虽然我机数 量占优势，但敌机占了有利主动位置。孙 念金首先发现敌机，急速呼叫我告诉敌 机追上来了。我迅速扔掉副油箱并回身 察看，两架F-86正从有利高度向我追过 来了。已近400多米了，如何迅速摆脱敌 人追击，并设法攻击呢?我的脑子在飞快 地旋转，大孙此时也扔掉副油箱，紧紧地 保护着我。我把飞机猛一加速，突然向左 900急速上升。飞机从云缝中直插蓝天， 敌机仍在后边紧追。我想敌机在爬升中 不会开火，于是又急速上升，2000多米 后，掉头急速下降。由于动作变化太大， 飞机急速抖动。我这一升一降，摆脱了敌 机，反而绕到敌机的后部，占领了有利阵 位，但孙念金却没跟上来。此时我也顾不 上了，紧紧咬住敌人的僚机。敌机一看被 我咬住，马上来了个盘旋急速下降并横 滚。这种高难度机动摆脱动作确实影响 了我的射击，但我丝毫不放松，一面紧 追，一面利用瞬间瞄准敌机，三炮齐发， 炮弹钻进了F-86的机身，我看着敌机燃 起大火撞向下面的山林。这时孙念金还 没跟上，于是我把飞机拉上9000米的 高空，还是没找着他，呼叫他也没有。后 来才知道，他实在找不到我以后就单独 返航了。
这次作战，我们36团损失挺大的。 郭道远被敌机击落后跳伞，美军F-86竟 不顾国际公法，用机炮打他，他只能用手 枪向敌机还击。但这管什么用呢，最后伞 绳被打断，他也身中数弹牺牲了。张清扬 跳伞后一个朝鲜阿妈妮给救了，还给他 杀了自己唯一的老母鸡，直到收容队找 到他。
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我因鼻炎休息 了一段时间。战斗是残酷的，我的好兄 弟、好搭档僚机孙念金，也在一次战斗中 光荣牺牲了。我知道后，痛哭了好久，病 刚好就坚决要求参战。由于我们战损也 很严重(根据权威军史记载，空12师在 抗美援朝空战共被击落飞机27架，击伤 40架，牺牲飞行员7人，共击落美机57 架，击伤11架)，后来从上海调来的谢荣 川成了我的僚机。小谢是五航校的，技术 很好，原是驻上海18歼击机大队的，多 次请求后才被调到我们这里。他和我讲 他太想参战了。我说：“大上海也需要保 卫啊!”他说：“是。但在上海总没有在这 里参战的机会多啊!”说实话，让他给我 当僚机，我是有顾虑的，因为他比我早一 期毕业，而且军龄也比我长。虽然长僚机 在作战中是互相配合的，但长机的攻击 机会多，容易有战功，僚机则主要执行掩 护任务，而且受敌人攻击的危险性大：但 荣川很诚恳地说：“子明，我服从组织决 定，当好你的僚机。你怎么飞，我就怎么 跟着你!”在以后的训练中，他果然飞得 很出色，和我配合得也很默契，我们很快 就加入双机作战序列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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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几次实战中，美军采取 了“缩头乌龟”的战术，不和我们对打，一 接触，掉头就跑，但暗地里却打着鬼主 意，而且他们的飞机也从F-86E改成了 F-86F，装上了加力器，因此速度和机动 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美军战术也 往往是变化多端的，很会利用我们装备 的弱势。有一次他们钻我们雷达性能不 好的空子，竟派飞机来袭击我们的大孤 山机场，幸亏有防卫机场的高炮猛烈开 火，赶走了敌机，否则整齐排列在跑道上 的战机就危险了。
1953年2月17日下午，我和谢荣 川坐在停机坪的跑道旁，谈论着上午那 场没有战果的空战。荣川很注意仪表，用 手套轻轻擦去皮靴上的浮尘。入朝参战 好几个月了，他还没有战绩，所以有些着 急，但他还是不断地对我说：“上了天，你 放心大胆地攻击，掩护有我呢。不过一旦 有机会，可别忘了让我也吃肉啊!”我笑 着说：“不会忘的。”过了一会儿，荣川从 兜里掏出了一包巧克力递给我说：“你拿 着，万一跳伞落在无人区，也能管点用。” 我接过巧克力，感激地望着自己的战友。 他是那样年轻、英俊，一位美丽的姑娘正 在热望着他凯旋归来的那一天……
我默默地祝福荣川，但谁能想到这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突然，我们听到机械员大喊一声“红 旗!红旗!”(一等准备)。我们俩人一跃 而起，奔向自己的战鹰，安全带还没系 好，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们的机群轰 鸣，依次冲上蓝天。
那天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耳机里 也非常安静(因为没有不良天气造成的 干扰)，机群很快爬升到1万多米的高 空。过了一会儿，耳机中传来聂凤智司令 员的声音：敌机12架在你们前方，你们 即刻投副油箱，到x号空域迎敌。我仔细 地检查了一下仪表，飞机各方面一切正 常。到达龟城地区上空以后，耳机里突然 传来谢荣川急切的声音：敌机从后边跟 上来了。我发现8架F-86已经将我们从 大机群中割裂出来(因为我们是机群殿 后的)，此时敌我数量相差悬殊，敌8我 2，形势万般危急，再请示也来不及了。我 不断地做着大幅度的机动动作，摆脱敌 人的追击，一面寻找战机。在这种情况 下，一味逃跑只能是自取灭亡。荣川紧紧 地跟在我身后，这时我一个反扣咬住了 前头正向我大机群攻击的敌机。为了满 足荣川立功的心愿，我对他说：“快!你攻 击!”荣川马上投入攻击，击伤了敌机，迫 使敌机放弃对我机群的攻击，急下转弯 溜了。这时另一架敌机的长机已经咬住 了我，荣川急忙通知我后，向敌人来了个 急速阻拦射击，我乘机爬高向太阳飞去， 利用阳光妨碍敌机瞄准。敌机毫不放松， 紧追过来。荣川为了掩护我，操纵飞机向 敌机撞去，未果，但被敌机开炮击中、，我 随后攻击这架敌机，三次开炮，敌机被打 得凌空爆炸。这时我的油和炮弹都不多 了，必须立即返航。在摆脱敌人的过程 中，我的飞机也负伤了，紧急着陆后，机 械师发现中弹27处，但没有击中要害， 经过地勤人员连夜抢修，还能升空作战， 这次龟城上空的战斗，我击落了一架F- 86，但我亲爱的战友和好兄弟——谢荣 川，却因跳伞机构被打坏而牺牲了。几十 年了，我一想起他就忍不住想哭。
朝鲜战争还在进行，由于战损加大， 单个团已经不能组成机群了，34、36两 个团合起来才有16架飞机。说实话，仗 打得很苦，34团的那启明无意中说了 句：“油都熬干了，可还要熬!”结果被政 工人员报告了师政委，遭到了严厉批评， 还被定为“有右倾情绪”。那启明是满族 人，“文革”后曾任11航校的政委。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以后的空战 里，12师34团团长郑长华的战机被击 落，4师12团团长陈亮的战机被击落，3 师9团团长王海的战机也被击落，跳伞 落于本溪和凤城之间的地域。战争就是 这样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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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我 心里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我们这样 一个百多年来受人欺侮的国家，通过抗 美援朝战争打得美国人服了：悲伤的是 一起入朝参战的亲爱战友们很多都血洒 长空，为国捐躯了。
不久，12师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全 师60架飞机，分为20个3机编队，参加 1953年国庆阅兵。全师上下兴高采烈， 随即投入了艰苦的训练。参加阅兵，虽然 不是作战，但某种意义上讲比打仗还难，要百分之百地准确，万无一失，不能出一点差错。受阅飞行编队最难之处在于前3机与后3机距离的保持，时速600千米，3秒半1个机组，20个机组要排成1条直线，跟在10队(30架)轰炸机的后面，间隔也是三秒半，左右僚机都是10x10米的间隔。而且各型飞机不在一个机场起飞，轰炸机从南苑机场。战斗机从杨村机场，在通县机场上空会合。这在图上作很容易，真上了天，确实太难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拿出战争时期那样一种拼命精神，苦练巧练，终于成功了，我是第7机组的长机，左僚机是航校的老同学薄艺师，右僚机是王函怀。“十一”那天天气很好，受阅时，刘亚楼司令员不停地用手指向天空与主席交谈，“这是12师的飞机，刚从朝鲜回来不久，是个很有战斗力的师。”主席说：“战争锻炼了战斗力。”
受阅完成落地之后，14师负责我们的空勤灶，那天的主菜是每人一条半斤多的糖醋鲫鱼，这样大的鲫鱼是很少见的。我喝了几瓶青岛啤酒，回到宿舍，下午连着晚上，睡了个痛快，太困了。
阅兵完成之后，我们12师进驻杭州笕桥机场。这个机场民国时期就有，著名的抗日英雄高志航指挥的“八一四”空战就发生在这里，建国以后，我军又对这个机场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在当时东南沿海机场尚未建成的情况下，笕桥机场就成了我们对台空战的最前哨。12师的进驻，让台湾方面惊呼：“共军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师进驻杭州，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我们也是针锋相对，战备任务很紧。1954年2月，我和鲁珉、刘连树、张清杨去上海参加复杂气象培训班，训练内容主要以暗舱仪表飞行为主。在这之前，我军在沈阳也搞过训练，但出了问题，3师罗沧海在穿云下降时撞山牺牲。这次上海训练非常紧张，我们两个月没休息一天，圆满完成任务后回到笕桥，由学员变成了教员，带出了合格的学生。
这一年国庆节，是建国五周年，按当时的要求是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所以比较隆重。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参加过庆典之后，要来杭州游览一番。我们奉命进入一等战备。我看见他们专机落地后乘车而去，刚进入三等战备，水还没喝一口，又驾机升空，情报讲有敌机骚扰，但升空以后并没发现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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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放一江山岛，我们奉命进入刚建成的宁波机场。落地时。施工人员就围了上来问：“你们的飞机前头怎么没有轮子(螺旋桨)?”没容我们回答，他们中间的一位老兄就说开了：“你们真糊涂!现在是春天，还挺凉的，等天热了，人家自然就安上‘轮子’了。”我们几个人听了，笑得肚子都疼了，我们是秘密进入宁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攻占一江山岛的陆军提供制空权。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岛的战-斗打响。空军先是出动图－2轰炸机，掩护的是拉－9螺旋桨战斗机，轰炸一结束，11师的伊尔10强击机低空进入扫射敌人碉堡，我们36团的12架米格15“比斯”由鲁珉带领在6000米高空实行警戒。但蒋机一直没敢来，我们也就带着副油箱着陆了。 “全天候”是指白天云雨和夜航夜间云雨，也叫四种气象。1954年，全空军的几个主力师的绝大部分飞行员都达不到这个飞行标准，驾驶米格－15“比斯”夜航作战的只有4师的侯书军一人。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国土防空任务，因为国民党飞机经常在夜间入侵大陆骚扰。为了尽快培养全天候飞行员，经空间报请军委批准，由当时驻旅顺的苏联空军为我们培养全天候飞行员。当然，培训的费用也是很高的。
1954年11月份，12师派出了我、刘连树、张清扬等六人去大连向苏军学习全天候飞行。我们不驾飞机，带自己的行装具和衣物。12师的老政委李明刚在那里负责接洽，他配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手下有几个参谋办事员。我们住的宿舍条件很差，宽不到1米、长约2米的硬木板床，褥子是用粗军毯包的干草垫子，一个白布枕头，里面也是干草，一件军毯和粗呢军大衣就是被子了。苏军的空勤灶也很差，听说食品原料还都是从其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运来的，由基地的厨师烹制。几乎顿顿黑面包，只有少量的白面包，没有新鲜水果，每人一听杏泥罐头，黄油也不新鲜，再就是土豆和洋白菜，比我们的空勤灶差多了。我们经常吃不饱，有时只好等别的苏军吃完走了，再向他们餐厅服务员偷着要点酸黄瓜、腌青西红柿，对付着下饭。
其它师也有去大连培训的，加上其他人员一共有80多人，共分为两部分，分别到复州机场和普兰店机场向驻在那里的苏军学习。我、刘连树、郑友奎和王函怀四人一组，教官是比克瑟绍夫大尉，人很不错，正直勇敢、严肃认真。
苏军的飞行团人数比我们的少得多，但效率却很高，全团就一个党支部，书记是一名志愿兵，平时很少有党的活动，部队实行一长制。当时我们觉得很不理解：“难道他们不是党指挥枪吗?”
第一阶段飞行训练是昼间复杂气象飞行，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学习过，所以很快熟悉过关了，并得到教官的表扬。苏军团长伊万诺夫还让我到其它大队介绍经验，我觉得这不仅是自己的光荣，更是中国军人的光荣。
夜航飞行是全天候飞行中最难的，因为在夜晚飞行，人会产生错觉，不相信仪表的正确，执意按自己的错觉飞行，结果产生严重后果。后来14师1大队副大队长杨青飞夜航训练时，在普兰店南二十千米处坠毁，最后的事故结论就是“产生错觉，没有按仪表飞行”。我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按照苏军的规定，杨青的教官，一位三十多岁的上尉彼德涅夫，手捧着杨青的遗像，低着头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以表示他没有教好而赎罪的意思。
有一次我驾驶“比斯”飞越梁家店机场上空时，也产生了错觉，老觉得自己是头朝下，在倒着飞，而仪表显示一切正常。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按仪表指示操纵飞机，并在短时间闭上眼睛，摇晃头，以便纠正错觉，心里不时告诫自己：“放松，别害怕，马上就过去了。”过了一小会儿，错觉消失了，我终于驾机一、安全地返回机场。
我是山西大同人，早年间家境还凑合，所以上了几年学，在当时算个知识分子，这也是我能当上空军的最大优势所在。
太原战役以后，华北完全解放。我们驻在秦皇岛附近一个叫木易寨的地方。有人讲：这个地方曾经是杨四郎驻军的地方，金沙滩一仗之后，杨四郎不是化名木易留在大辽国当了附马吗?从各种情况分析，这个传说还是有点道理。
当时我在3营当书记员，负责收发文件开会记录等工作，有空闲的时间，就去连队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一天我和战士们正在北宁线旁的田里劳动，一列客车呼啸而过，我羡慕地说：“啥时咱们也坐一回这车啊。”可没想到几天后我真的坐上了客车——被推选上空军了，坐车到长春航校学习。
开始我们这36个人(从各野战军来的都有)，是分射击员、通讯员和领航员开始训练的。可没几天，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线急需飞行员，于是就全部改学飞行了，这样就到了哈尔滨第一航校学习驾驶。我们是一航校一期2班，当时学校有许多苏联教官，他们不穿军装只着便衣。一航校的首任校长是刘善本，我们当时校长是吴凯。
当时的学习是速成性质的，半年的功课俩月就得完，很紧张。我们飞的初级教练机是苏制雅克18。教官对我们讲：“你们很幸运，一开飞就用这样的好飞机，以前苏军飞行员都是用波一2当初教机，那种飞机连座舱盖都没有，也没有无线电通讯，靠地面用旗语指挥。”我们当时的机场是哈尔滨双榆树机场，是恶魔部队731细菌部队的专用机场(后来我们又扩建了)。
1950年9月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清晨，我在苏联教官马祖罗夫的指导下，第一次驾机飞上蓝天，四十分钟飞完了，教官一拍我的肩膀说了声“哈拉少”(俄语“好”的意思)。
以后我们又去位于山东济南的5航校飞完了雅克－11高教机，1951年2月1日正式毕业，我得到了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盖章的奖状。我们被分配到刚组建的空12师，驻在上海大场机场。当时，苏联援华空军的米格15两个团也在大场。
我们开始飞米格－9，那种飞机比雅克－11先进，但比米格－15就差多了。座舱不能密封，留空时间只有20多分钟，而且起动非常困难，在苏军中只服役了很短时间就卖给我们了。后来我们也飞米格15了，在这期间还出了大事。我们汪师长在单飞时，落地时没掌握好，结果牺牲了，我们都很伤心。师长出事后的第三天，我们结束了很短的由苏联教官带飞的阶段，开始放单飞。因为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一年多了，我们陆军在几乎没有飞机掩护的情况下，和老美拼了十个月，前线太需要空军支援了。
我们组我第一个放单飞。那时没有指挥塔，苏军专家就在卡车上指挥，而且还要有翻译，指挥讲一句，翻译就翻一句。米格15比米格－9好飞多了，我连着平安飞了3天。可第四天落地时，飞机又发生了汪师长出事那天的情况，机轮一落地，就跳了起来，指挥员连续发出命令让我稳住操纵杆，可飞机还是越跳越高，最后飞机跳出跑道，撞断了前起落架，才算停了下来。从飞机上下来，我难为情极了，红着脸说：“真没用，丢人之极。”副团长王华清安慰了我一句，“人安全就好，不要难过了”。孙念金拉着我的衣袖偷着说：“万幸啊!我们以为你完了呢!”
当时由于知识太少，初次掌握喷气式飞机这样的“高科技”武器，不仅出问题，而且还闹了不少笑话。直到现在，我还记着那次上海天空的“二龙”。
那次我和孙念金在上海青浦上空飞8000米双机编队，我是长机。飞机在盘旋中升高到9000米，忽然我的飞机开始拉烟了。其实这在高空飞行是经常发生的情况，但当时我是第一次碰到，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大孙在我后头，他马上问我，是不是发动机出了毛病?赶紧检查一下。其实他的飞机也拉烟了。头一次遇到 这种情况，我的心咯噔一下子就紧张了： 万一出了大事，自己的性命是小，国家花 金子买来的飞机摔了可怎么办?我定了 定神，赶紧查看了一下仪表，还行，一切 正常，这下我放心点了。后来飞到9300 米时，又不拉烟了，我猜想可能是高度搞 的鬼吧。
着陆之后，我们心里还犯嘀咕。虽然 一切平安，但毕竟不是在规定的8000 米高度上飞，飞机才拉烟了，领导不会放 过我们的。果然，王华清副团长刚从指挥 车上下来，就问我和大孙：你们飞了多 高?我是长机，可又害怕，只含糊地说比 规定高了一点，大孙也说高得不多。王副 团长又问：“那拉烟是怎么回事?”我说： “可能与高度有关吧?”然后又讲了一些 自己认为可能发生的情况。王副团长说： “这个现象在打仗时，可用于声东击西， 迷惑敌人。”
第二天司机从市区回来讲：“昨天好 多上海市民都说他们看见天上有两条白 龙，不见头尾，盘旋在一起，大家都吃惊 得不得了。”我们听了暗暗发笑，嗨!都是 违规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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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底，我们集中学习跳伞， 这是飞行员逃生的必修课，那时3、4师 在朝鲜打仗时，有的飞行员就因为跳伞 不成牺牲的。
我们练跳伞的飞机是苏制伊尔-12， 每次可乘24名，在大场机场进行跳伞训 练。34团比我们早登机，那天有点风，但 还可以跳，所以他们团都顺利跳完了。临 到我们时，风速加大，已经不适合跳伞 了。指挥员连忙命令停跳，但无线电受风 影响，我们只听到了一个“跳”字，结果那 天我们团出了大娄子：王副团长掉进大 池塘里，大孙和王锡模跳到大机库顶又 滚落在地，刘连树掉到了 指挥车上。我使劲拉住伞 绳，总算在离铁丝网不远 处停了下来，一头撞在修 机场剩下的碎石堆上，造 成脑震荡，住了半个多月 医院才恢复。那次教训太 深刻了，不按规定办事， 真是太危险了。
1952年2月4日，我 们12师分6个机群，每 群8架，转场开赴辽宁大 孤山机场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我们的航 线是上海—流亭—塘沽—唐山—锦州—辽 阳—凤城—大孤山落地。为什么不走海上 呢?一来当时我们没有海上救生设备 (船)，也没进行过类似训练。二来走海上 必经大连地区，那时苏军还驻在那里，空 中根本不允许我们飞越。
在飞到胶州湾上空时，我的飞机突 然撞上了一只大雁，血肉模糊地粘在风 挡玻璃上，幸亏没出大事，落地后发现机 体被撞了一个大坑。
3月19日，12师安全飞抵大孤山机 场，这个机场与3、4师及苏联空军驻的 安东浪头机场相距不远，是个临时野战 机场。所谓临时就是指跑道不是水泥的 永久跑道，而是由5米长、0.5米宽、3厘 米厚，中间有孔，四边有钩的特种钢片咬 合后，平铺在垫有三层草袋的地上，打完 仗就可拆走了。用草袋，是为了防止飞机 喷出的气把钢板下面的土吹走。
在钢板跑道上起降飞机，尤其多架 次连续起飞，很困难。因为头一架飞机喷 气吹起的草垫末，会在其后形成“黄龙”， 严重影响后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工作和驾 驶员视野，升空30米左右才能看清前 机，我们只能压着跑道边往扬尘里钻，这 需要勇气和熟练的技术。我们全师的同 志抱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克 服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大机群起飞、空中编队、单机特拨等战术 动作的训练，达到了随时可以升空作战 的水平。
以后不久，34团在平壤以南巡逻 时，那启明首先击落了一架美军的F-80 飞机，12师隆重地表彰了他，这更激发 了我们求战求胜的决心。
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决心要启 用12师唱“主角”了，于是我们进驻了刚 刚修完的凤凰城大堡机场，这个机场的 南部驻着苏军的两个米格-15“比斯”团。 转场后的第一次作战飞行是由王华清副 团长带领16架飞机前往熙川迎敌。战 后，我和大孙回到大堡，其它飞机大多落 在浪头机场，张忠湘落在开原机场。罗煜 被敌机击落，残骸落在原始森林里，我们 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他的僚机张忠湘 擅离战位，被军事法庭判了7年徒刑。
仗还没正式开打，就损兵折将，战争 就是这么无情。
接着许如行——一位朝鲜族飞行 员，也在击落一架“野马”式后坠海牺牲。
我们师于1952年八九月份回沈阳 北陵机场改装米格15“比斯”。它比米 格15要强多了，所以在我们空军中服 役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从 航校中退役)。
1952年深秋，12师改换新装备后， 回到整修过跑道的大孤山机场。几天后， 我们36团与敌人在清川江大桥上空发 生了参战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空战，大队 长鲁珉在铁杆僚机董长仁的紧密配合 下，一举击落两架F-86。这次，副团长王 华清和僚机吴祥志，我和僚机孙念金与 老美两架F-86缠斗在一起。虽然我机数 量占优势，但敌机占了有利主动位置。孙 念金首先发现敌机，急速呼叫我告诉敌 机追上来了。我迅速扔掉副油箱并回身 察看，两架F-86正从有利高度向我追过 来了。已近400多米了，如何迅速摆脱敌 人追击，并设法攻击呢?我的脑子在飞快 地旋转，大孙此时也扔掉副油箱，紧紧地 保护着我。我把飞机猛一加速，突然向左 900急速上升。飞机从云缝中直插蓝天， 敌机仍在后边紧追。我想敌机在爬升中 不会开火，于是又急速上升，2000多米 后，掉头急速下降。由于动作变化太大， 飞机急速抖动。我这一升一降，摆脱了敌 机，反而绕到敌机的后部，占领了有利阵 位，但孙念金却没跟上来。此时我也顾不 上了，紧紧咬住敌人的僚机。敌机一看被 我咬住，马上来了个盘旋急速下降并横 滚。这种高难度机动摆脱动作确实影响 了我的射击，但我丝毫不放松，一面紧 追，一面利用瞬间瞄准敌机，三炮齐发， 炮弹钻进了F-86的机身，我看着敌机燃 起大火撞向下面的山林。这时孙念金还 没跟上，于是我把飞机拉上9000米的 高空，还是没找着他，呼叫他也没有。后 来才知道，他实在找不到我以后就单独 返航了。
这次作战，我们36团损失挺大的。 郭道远被敌机击落后跳伞，美军F-86竟 不顾国际公法，用机炮打他，他只能用手 枪向敌机还击。但这管什么用呢，最后伞 绳被打断，他也身中数弹牺牲了。张清扬 跳伞后一个朝鲜阿妈妮给救了，还给他 杀了自己唯一的老母鸡，直到收容队找 到他。
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我因鼻炎休息 了一段时间。战斗是残酷的，我的好兄 弟、好搭档僚机孙念金，也在一次战斗中 光荣牺牲了。我知道后，痛哭了好久，病 刚好就坚决要求参战。由于我们战损也 很严重(根据权威军史记载，空12师在 抗美援朝空战共被击落飞机27架，击伤 40架，牺牲飞行员7人，共击落美机57 架，击伤11架)，后来从上海调来的谢荣 川成了我的僚机。小谢是五航校的，技术 很好，原是驻上海18歼击机大队的，多 次请求后才被调到我们这里。他和我讲 他太想参战了。我说：“大上海也需要保 卫啊!”他说：“是。但在上海总没有在这 里参战的机会多啊!”说实话，让他给我 当僚机，我是有顾虑的，因为他比我早一 期毕业，而且军龄也比我长。虽然长僚机 在作战中是互相配合的，但长机的攻击 机会多，容易有战功，僚机则主要执行掩 护任务，而且受敌人攻击的危险性大：但 荣川很诚恳地说：“子明，我服从组织决 定，当好你的僚机。你怎么飞，我就怎么 跟着你!”在以后的训练中，他果然飞得 很出色，和我配合得也很默契，我们很快 就加入双机作战序列中了。
3
在以后的几次实战中，美军采取 了“缩头乌龟”的战术，不和我们对打，一 接触，掉头就跑，但暗地里却打着鬼主 意，而且他们的飞机也从F-86E改成了 F-86F，装上了加力器，因此速度和机动 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美军战术也 往往是变化多端的，很会利用我们装备 的弱势。有一次他们钻我们雷达性能不 好的空子，竟派飞机来袭击我们的大孤 山机场，幸亏有防卫机场的高炮猛烈开 火，赶走了敌机，否则整齐排列在跑道上 的战机就危险了。
1953年2月17日下午，我和谢荣 川坐在停机坪的跑道旁，谈论着上午那 场没有战果的空战。荣川很注意仪表，用 手套轻轻擦去皮靴上的浮尘。入朝参战 好几个月了，他还没有战绩，所以有些着 急，但他还是不断地对我说：“上了天，你 放心大胆地攻击，掩护有我呢。不过一旦 有机会，可别忘了让我也吃肉啊!”我笑 着说：“不会忘的。”过了一会儿，荣川从 兜里掏出了一包巧克力递给我说：“你拿 着，万一跳伞落在无人区，也能管点用。” 我接过巧克力，感激地望着自己的战友。 他是那样年轻、英俊，一位美丽的姑娘正 在热望着他凯旋归来的那一天……
我默默地祝福荣川，但谁能想到这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突然，我们听到机械员大喊一声“红 旗!红旗!”(一等准备)。我们俩人一跃 而起，奔向自己的战鹰，安全带还没系 好，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们的机群轰 鸣，依次冲上蓝天。
那天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耳机里 也非常安静(因为没有不良天气造成的 干扰)，机群很快爬升到1万多米的高 空。过了一会儿，耳机中传来聂凤智司令 员的声音：敌机12架在你们前方，你们 即刻投副油箱，到x号空域迎敌。我仔细 地检查了一下仪表，飞机各方面一切正 常。到达龟城地区上空以后，耳机里突然 传来谢荣川急切的声音：敌机从后边跟 上来了。我发现8架F-86已经将我们从 大机群中割裂出来(因为我们是机群殿 后的)，此时敌我数量相差悬殊，敌8我 2，形势万般危急，再请示也来不及了。我 不断地做着大幅度的机动动作，摆脱敌 人的追击，一面寻找战机。在这种情况 下，一味逃跑只能是自取灭亡。荣川紧紧 地跟在我身后，这时我一个反扣咬住了 前头正向我大机群攻击的敌机。为了满 足荣川立功的心愿，我对他说：“快!你攻 击!”荣川马上投入攻击，击伤了敌机，迫 使敌机放弃对我机群的攻击，急下转弯 溜了。这时另一架敌机的长机已经咬住 了我，荣川急忙通知我后，向敌人来了个 急速阻拦射击，我乘机爬高向太阳飞去， 利用阳光妨碍敌机瞄准。敌机毫不放松， 紧追过来。荣川为了掩护我，操纵飞机向 敌机撞去，未果，但被敌机开炮击中、，我 随后攻击这架敌机，三次开炮，敌机被打 得凌空爆炸。这时我的油和炮弹都不多 了，必须立即返航。在摆脱敌人的过程 中，我的飞机也负伤了，紧急着陆后，机 械师发现中弹27处，但没有击中要害， 经过地勤人员连夜抢修，还能升空作战， 这次龟城上空的战斗，我击落了一架F- 86，但我亲爱的战友和好兄弟——谢荣 川，却因跳伞机构被打坏而牺牲了。几十 年了，我一想起他就忍不住想哭。
朝鲜战争还在进行，由于战损加大， 单个团已经不能组成机群了，34、36两 个团合起来才有16架飞机。说实话，仗 打得很苦，34团的那启明无意中说了 句：“油都熬干了，可还要熬!”结果被政 工人员报告了师政委，遭到了严厉批评， 还被定为“有右倾情绪”。那启明是满族 人，“文革”后曾任11航校的政委。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以后的空战 里，12师34团团长郑长华的战机被击 落，4师12团团长陈亮的战机被击落，3 师9团团长王海的战机也被击落，跳伞 落于本溪和凤城之间的地域。战争就是 这样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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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我 心里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我们这样 一个百多年来受人欺侮的国家，通过抗 美援朝战争打得美国人服了：悲伤的是 一起入朝参战的亲爱战友们很多都血洒 长空，为国捐躯了。
不久，12师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全 师60架飞机，分为20个3机编队，参加 1953年国庆阅兵。全师上下兴高采烈， 随即投入了艰苦的训练。参加阅兵，虽然 不是作战，但某种意义上讲比打仗还难，要百分之百地准确，万无一失，不能出一点差错。受阅飞行编队最难之处在于前3机与后3机距离的保持，时速600千米，3秒半1个机组，20个机组要排成1条直线，跟在10队(30架)轰炸机的后面，间隔也是三秒半，左右僚机都是10x10米的间隔。而且各型飞机不在一个机场起飞，轰炸机从南苑机场。战斗机从杨村机场，在通县机场上空会合。这在图上作很容易，真上了天，确实太难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拿出战争时期那样一种拼命精神，苦练巧练，终于成功了，我是第7机组的长机，左僚机是航校的老同学薄艺师，右僚机是王函怀。“十一”那天天气很好，受阅时，刘亚楼司令员不停地用手指向天空与主席交谈，“这是12师的飞机，刚从朝鲜回来不久，是个很有战斗力的师。”主席说：“战争锻炼了战斗力。”
受阅完成落地之后，14师负责我们的空勤灶，那天的主菜是每人一条半斤多的糖醋鲫鱼，这样大的鲫鱼是很少见的。我喝了几瓶青岛啤酒，回到宿舍，下午连着晚上，睡了个痛快，太困了。
阅兵完成之后，我们12师进驻杭州笕桥机场。这个机场民国时期就有，著名的抗日英雄高志航指挥的“八一四”空战就发生在这里，建国以后，我军又对这个机场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在当时东南沿海机场尚未建成的情况下，笕桥机场就成了我们对台空战的最前哨。12师的进驻，让台湾方面惊呼：“共军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师进驻杭州，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我们也是针锋相对，战备任务很紧。1954年2月，我和鲁珉、刘连树、张清杨去上海参加复杂气象培训班，训练内容主要以暗舱仪表飞行为主。在这之前，我军在沈阳也搞过训练，但出了问题，3师罗沧海在穿云下降时撞山牺牲。这次上海训练非常紧张，我们两个月没休息一天，圆满完成任务后回到笕桥，由学员变成了教员，带出了合格的学生。
这一年国庆节，是建国五周年，按当时的要求是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所以比较隆重。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参加过庆典之后，要来杭州游览一番。我们奉命进入一等战备。我看见他们专机落地后乘车而去，刚进入三等战备，水还没喝一口，又驾机升空，情报讲有敌机骚扰，但升空以后并没发现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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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放一江山岛，我们奉命进入刚建成的宁波机场。落地时。施工人员就围了上来问：“你们的飞机前头怎么没有轮子(螺旋桨)?”没容我们回答，他们中间的一位老兄就说开了：“你们真糊涂!现在是春天，还挺凉的，等天热了，人家自然就安上‘轮子’了。”我们几个人听了，笑得肚子都疼了，我们是秘密进入宁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攻占一江山岛的陆军提供制空权。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岛的战-斗打响。空军先是出动图－2轰炸机，掩护的是拉－9螺旋桨战斗机，轰炸一结束，11师的伊尔10强击机低空进入扫射敌人碉堡，我们36团的12架米格15“比斯”由鲁珉带领在6000米高空实行警戒。但蒋机一直没敢来，我们也就带着副油箱着陆了。 “全天候”是指白天云雨和夜航夜间云雨，也叫四种气象。1954年，全空军的几个主力师的绝大部分飞行员都达不到这个飞行标准，驾驶米格－15“比斯”夜航作战的只有4师的侯书军一人。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国土防空任务，因为国民党飞机经常在夜间入侵大陆骚扰。为了尽快培养全天候飞行员，经空间报请军委批准，由当时驻旅顺的苏联空军为我们培养全天候飞行员。当然，培训的费用也是很高的。
1954年11月份，12师派出了我、刘连树、张清扬等六人去大连向苏军学习全天候飞行。我们不驾飞机，带自己的行装具和衣物。12师的老政委李明刚在那里负责接洽，他配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手下有几个参谋办事员。我们住的宿舍条件很差，宽不到1米、长约2米的硬木板床，褥子是用粗军毯包的干草垫子，一个白布枕头，里面也是干草，一件军毯和粗呢军大衣就是被子了。苏军的空勤灶也很差，听说食品原料还都是从其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运来的，由基地的厨师烹制。几乎顿顿黑面包，只有少量的白面包，没有新鲜水果，每人一听杏泥罐头，黄油也不新鲜，再就是土豆和洋白菜，比我们的空勤灶差多了。我们经常吃不饱，有时只好等别的苏军吃完走了，再向他们餐厅服务员偷着要点酸黄瓜、腌青西红柿，对付着下饭。
其它师也有去大连培训的，加上其他人员一共有80多人，共分为两部分，分别到复州机场和普兰店机场向驻在那里的苏军学习。我、刘连树、郑友奎和王函怀四人一组，教官是比克瑟绍夫大尉，人很不错，正直勇敢、严肃认真。
苏军的飞行团人数比我们的少得多，但效率却很高，全团就一个党支部，书记是一名志愿兵，平时很少有党的活动，部队实行一长制。当时我们觉得很不理解：“难道他们不是党指挥枪吗?”
第一阶段飞行训练是昼间复杂气象飞行，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学习过，所以很快熟悉过关了，并得到教官的表扬。苏军团长伊万诺夫还让我到其它大队介绍经验，我觉得这不仅是自己的光荣，更是中国军人的光荣。
夜航飞行是全天候飞行中最难的，因为在夜晚飞行，人会产生错觉，不相信仪表的正确，执意按自己的错觉飞行，结果产生严重后果。后来14师1大队副大队长杨青飞夜航训练时，在普兰店南二十千米处坠毁，最后的事故结论就是“产生错觉，没有按仪表飞行”。我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按照苏军的规定，杨青的教官，一位三十多岁的上尉彼德涅夫，手捧着杨青的遗像，低着头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以表示他没有教好而赎罪的意思。
有一次我驾驶“比斯”飞越梁家店机场上空时，也产生了错觉，老觉得自己是头朝下，在倒着飞，而仪表显示一切正常。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按仪表指示操纵飞机，并在短时间闭上眼睛，摇晃头，以便纠正错觉，心里不时告诫自己：“放松，别害怕，马上就过去了。”过了一小会儿，错觉消失了，我终于驾机一、安全地返回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