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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六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六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五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了这块共和国最高的土地。
这块土地是喜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谜。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唤着“我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语文好，数学也好。语文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当个记者（不知为什么她从来没提到要我当作家，可能觉得当记者比较实际，而如何才能当上作家，她也不知道）。数学老师则说我以后可以上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女数学家。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地把这些话学给妈妈，没想到她训斥我说，这都是老师们逗你玩的，你永不要相信别人说你如何好的话。
我挺伤心的，从此对别人的夸奖总是半信半疑。我不知这习惯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荣誉面前天生的镇静起来。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据说是很难考的，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更不消说，各小学校都是把招生单给了最优秀的学生，使竞争出奇的激烈。而且女生录取很少，只及总数的四分之一。
我考上了，妈妈难得地高了一回兴，但是我已经养成了宠辱不惊的脾气，并没有特别兴奋。
在外语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平时都是五分，期末考试都是“优”。我后来在军医专业学习的时候，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由于一贯的优异，使我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在校学习这件事。你想啊，上边有老师喋喋不休在讲，周围有同学可研讨，你什么事都没有，一门心思学那点前人遗下的知识，你要是还学不好，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我在外语学校最大的收获，是见了一个比较大的世面，读了不少的书。退回去三十多年，许多社会名流的孩子已经在反帝反修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外语。我们这所学校干部子女的密集程度，大概超过了京城的任何一座学校。我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位正师级干部，但相比之下，我只能算做平民子弟。由于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保持了一种尊严的生活态度。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它的华贵，也看到它的羸弱。
读了许多的课外书，则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停课。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平日里我们是没有机会读小说的。功课压得非常紧，老师原本要求我们夜里说梦话都要用外语的。只是图书馆里的书可不是无偿看的，看一本，要写出一篇批判文章。
刚开始大伙觉得这个交易做得来，不就是看完之后胡乱照着报纸抄点革命词语就能交差了吗？于是大家都去借，并相约看完了自己的那本以后，彼此交换。这样各人写一篇批判稿，并可以看几本好小说。
但实践的结果并不美妙。很多人书是看了，但批判稿久久写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失去了继续借书的资格。我也不愿意写大批判文章，你想啊，都是世界名著，看的时候，对大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书皮一合上，就要批判他们，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管图书馆的小个子老师很严厉，交不了稿，你就永不要想从她的手里再借出一张纸。为了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我只有硬起头皮来批判大师们。
道理虽说明白了，但写的时候，心痛如绞。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看完《复活》，我就在纸上写：以下部分暴露出列夫·托尔斯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倾向……然后我开始大段地抄录老托尔斯泰的原文，抄得很仔细，连一个标点都不曾错落……
还书的时候心情好忐忑，生怕小个子老师看出什么。没想到她连连表扬我的认真，原来她是只看标题，看字迹是否整齐，看篇幅的长短，并不在意你写的是什么。
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借书和写批判稿了，同屋的同学开始央求我，要我看完了书暂不要还，让大家都传着看一遍。我当然不能拒绝，只是有的人看得很慢，已经过了好多天了，你问她看完了没有，她还说没完。知道书看到半截被人夺走的苦处，我不好意思催，只得耐心地等。但看惯了书的人，就像大烟瘾，是很难忍得住的。我就在下次借书时想办法——连借带偷。图书馆的小老师对我已是十分信任了，每次我来借书，她不跟着了，让我自己在书架里挑。
我们的图书馆是一座建于二十世纪初的西式楼房，窗户很高很小，像旧时的教堂。加上书架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走道幽暗深邃。这真是一个作案的好场所。我在书架里转啊转，看到一本好书，就夹在胳肢窝的衣服里……这样几圈下来，双臂就像机械的木偶，动也不敢动了。最后僵硬地走到老师跟前，只把手里抱着的书登记。
这样我看好几本书，只需写一本书的大批判稿，不但减轻了手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心灵的负担，不必昧着良心写那些可怕的话了。更不消说我的同学们也可以比较从容地看我借来的书了。
但还书的时候，气氛挺吓人的。借的时候，只图一时快活，完全忘记了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掏出来的书，可还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小老师是很认真的，一旦她发现大量的图书放错了地方，怀疑到了我的身上，我的秘密书库就彻底摧毁了。我谨慎地控制着偷书的数量，严格地完璧归赵。每次还书的时候，身上夹带着好几本书，像个沉重的孕妇，还要等着小老师验收批判文章，心中狂跳不止。待老师那里过了关，急急钻进书架的峡谷，拼命回想上次取书的位置，冷汗涔涔。好不容易放了回去，刚轻松了一秒钟，又贪婪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夹带…… 同学们坐享其成，却全然不体谅我的苦衷。轮到我要还书了，她们就耍赖，说还没看完呢。我紧着催她们，她们就说，谁能跟你似的，看得那么快啊，要不这样吧，书你现在就可以拿走，但是你得把书中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在北京城内一所古老的校舍里，每逢夜深人静，在一间住着八个女孩的房间里，就会传出我转述名著的声音。中外文学大师的智慧，像月光清冷地笼罩着我们，伴我们走进悠远的梦乡。为了给同学们讲得不露破绽，我读原著的时候就格外认真。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位现已在美国定居的朋友，说她至今记着我给她讲过的《笑面人》，而且拒绝看雨果的原著。她说，毕淑敏在那个夏夜所讲的笑面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笑面人，我再没听过比这更好的故事了。
对这个评价，我淡然一笑，知道这是她在怀念自己的少女时代。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
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班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给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给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来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我荣登榜首。好像是贮藏了十几滴水吧，在指甲中心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
我是一个优秀的卫生员。有一天，我在军报上看到了一个叫做“毕淑敏”的人写的一首诗，就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众，全中国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有几万叫这个名字的吧。但是我的姓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写了一首诗，觉得很亲切，就很仔细地读。
一读之下，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但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向任何一家报刊投过稿。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没有人负责向我解释。时间一长，我就把它忘了。但许久之后军邮车上高原的时候（由于道路封山，邮车很长时间才上来一趟），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黄色封面的采访本。我才得以确认那篇诗确是我的作品，这个本就是稿费了。我用那個本记了许多有关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知识。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对我说，你的那首诗啊，里面充满了鲜血和死亡的意识，真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所写。
我恍然大悟说，噢！原来我的那首诗是你给我投到报社去的啊！
他说，不是我。
他这才告诉我，是军报的一位记者到阿里高原采访。高原反应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毫不留情地击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记者很忠于职守，就在高原的这仅有的一天里，挣扎着看了一些单位的黑板报，摘了一些作品带回去，我的小诗也在其中。回去以后，别人的都没选中，只发了我的那一篇……
我不知道自己随手涂抹的句子还有这样的经历，但幼时妈妈的教育使我绝不大惊小怪。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喜悦，总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会再有第二个记者匆匆下山，不会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诗……
那大概是1971年的事吧。
我继续专心地学习医学知识，一点也没有因此想投稿搞创作什么的。
当了几年兵，我回家探亲。我的父亲很郑重地同我谈到了那首诗，说他很高兴。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愿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还是没想到写作，只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在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
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一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做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
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楔入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肌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那一瞬我苦恼至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的医生之意），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选自《作家》，1995年01期）
这块土地是喜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谜。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唤着“我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语文好，数学也好。语文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当个记者（不知为什么她从来没提到要我当作家，可能觉得当记者比较实际，而如何才能当上作家，她也不知道）。数学老师则说我以后可以上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女数学家。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地把这些话学给妈妈，没想到她训斥我说，这都是老师们逗你玩的，你永不要相信别人说你如何好的话。
我挺伤心的，从此对别人的夸奖总是半信半疑。我不知这习惯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荣誉面前天生的镇静起来。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据说是很难考的，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更不消说，各小学校都是把招生单给了最优秀的学生，使竞争出奇的激烈。而且女生录取很少，只及总数的四分之一。
我考上了，妈妈难得地高了一回兴，但是我已经养成了宠辱不惊的脾气，并没有特别兴奋。
在外语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平时都是五分，期末考试都是“优”。我后来在军医专业学习的时候，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由于一贯的优异，使我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在校学习这件事。你想啊，上边有老师喋喋不休在讲，周围有同学可研讨，你什么事都没有，一门心思学那点前人遗下的知识，你要是还学不好，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我在外语学校最大的收获，是见了一个比较大的世面，读了不少的书。退回去三十多年，许多社会名流的孩子已经在反帝反修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外语。我们这所学校干部子女的密集程度，大概超过了京城的任何一座学校。我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位正师级干部，但相比之下，我只能算做平民子弟。由于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保持了一种尊严的生活态度。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它的华贵，也看到它的羸弱。
读了许多的课外书，则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停课。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平日里我们是没有机会读小说的。功课压得非常紧，老师原本要求我们夜里说梦话都要用外语的。只是图书馆里的书可不是无偿看的，看一本，要写出一篇批判文章。
刚开始大伙觉得这个交易做得来，不就是看完之后胡乱照着报纸抄点革命词语就能交差了吗？于是大家都去借，并相约看完了自己的那本以后，彼此交换。这样各人写一篇批判稿，并可以看几本好小说。
但实践的结果并不美妙。很多人书是看了，但批判稿久久写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失去了继续借书的资格。我也不愿意写大批判文章，你想啊，都是世界名著，看的时候，对大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书皮一合上，就要批判他们，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管图书馆的小个子老师很严厉，交不了稿，你就永不要想从她的手里再借出一张纸。为了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我只有硬起头皮来批判大师们。
道理虽说明白了，但写的时候，心痛如绞。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看完《复活》，我就在纸上写：以下部分暴露出列夫·托尔斯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倾向……然后我开始大段地抄录老托尔斯泰的原文，抄得很仔细，连一个标点都不曾错落……
还书的时候心情好忐忑，生怕小个子老师看出什么。没想到她连连表扬我的认真，原来她是只看标题，看字迹是否整齐，看篇幅的长短，并不在意你写的是什么。
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借书和写批判稿了，同屋的同学开始央求我，要我看完了书暂不要还，让大家都传着看一遍。我当然不能拒绝，只是有的人看得很慢，已经过了好多天了，你问她看完了没有，她还说没完。知道书看到半截被人夺走的苦处，我不好意思催，只得耐心地等。但看惯了书的人，就像大烟瘾，是很难忍得住的。我就在下次借书时想办法——连借带偷。图书馆的小老师对我已是十分信任了，每次我来借书，她不跟着了，让我自己在书架里挑。
我们的图书馆是一座建于二十世纪初的西式楼房，窗户很高很小，像旧时的教堂。加上书架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走道幽暗深邃。这真是一个作案的好场所。我在书架里转啊转，看到一本好书，就夹在胳肢窝的衣服里……这样几圈下来，双臂就像机械的木偶，动也不敢动了。最后僵硬地走到老师跟前，只把手里抱着的书登记。
这样我看好几本书，只需写一本书的大批判稿，不但减轻了手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心灵的负担，不必昧着良心写那些可怕的话了。更不消说我的同学们也可以比较从容地看我借来的书了。
但还书的时候，气氛挺吓人的。借的时候，只图一时快活，完全忘记了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掏出来的书，可还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小老师是很认真的，一旦她发现大量的图书放错了地方，怀疑到了我的身上，我的秘密书库就彻底摧毁了。我谨慎地控制着偷书的数量，严格地完璧归赵。每次还书的时候，身上夹带着好几本书，像个沉重的孕妇，还要等着小老师验收批判文章，心中狂跳不止。待老师那里过了关，急急钻进书架的峡谷，拼命回想上次取书的位置，冷汗涔涔。好不容易放了回去，刚轻松了一秒钟，又贪婪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夹带…… 同学们坐享其成，却全然不体谅我的苦衷。轮到我要还书了，她们就耍赖，说还没看完呢。我紧着催她们，她们就说，谁能跟你似的，看得那么快啊，要不这样吧，书你现在就可以拿走，但是你得把书中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在北京城内一所古老的校舍里，每逢夜深人静，在一间住着八个女孩的房间里，就会传出我转述名著的声音。中外文学大师的智慧，像月光清冷地笼罩着我们，伴我们走进悠远的梦乡。为了给同学们讲得不露破绽，我读原著的时候就格外认真。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位现已在美国定居的朋友，说她至今记着我给她讲过的《笑面人》，而且拒绝看雨果的原著。她说，毕淑敏在那个夏夜所讲的笑面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笑面人，我再没听过比这更好的故事了。
对这个评价，我淡然一笑，知道这是她在怀念自己的少女时代。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
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班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给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给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来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我荣登榜首。好像是贮藏了十几滴水吧，在指甲中心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
我是一个优秀的卫生员。有一天，我在军报上看到了一个叫做“毕淑敏”的人写的一首诗，就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众，全中国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有几万叫这个名字的吧。但是我的姓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写了一首诗，觉得很亲切，就很仔细地读。
一读之下，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但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向任何一家报刊投过稿。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没有人负责向我解释。时间一长，我就把它忘了。但许久之后军邮车上高原的时候（由于道路封山，邮车很长时间才上来一趟），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黄色封面的采访本。我才得以确认那篇诗确是我的作品，这个本就是稿费了。我用那個本记了许多有关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知识。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对我说，你的那首诗啊，里面充满了鲜血和死亡的意识，真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所写。
我恍然大悟说，噢！原来我的那首诗是你给我投到报社去的啊！
他说，不是我。
他这才告诉我，是军报的一位记者到阿里高原采访。高原反应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毫不留情地击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记者很忠于职守，就在高原的这仅有的一天里，挣扎着看了一些单位的黑板报，摘了一些作品带回去，我的小诗也在其中。回去以后，别人的都没选中，只发了我的那一篇……
我不知道自己随手涂抹的句子还有这样的经历，但幼时妈妈的教育使我绝不大惊小怪。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喜悦，总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会再有第二个记者匆匆下山，不会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诗……
那大概是1971年的事吧。
我继续专心地学习医学知识，一点也没有因此想投稿搞创作什么的。
当了几年兵，我回家探亲。我的父亲很郑重地同我谈到了那首诗，说他很高兴。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愿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还是没想到写作，只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在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
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一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做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
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楔入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肌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那一瞬我苦恼至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的医生之意），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选自《作家》，199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