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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大拐点
有时候，人们喜欢用以诗人般的浪漫情怀憧憬未来，为自己设计出梦幻般的前程；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经济学者的头脑去理性思考：明天是否一定会比今天好？
1980-2007年间，全球经济增长了3.5倍多；全球GDP以实际价格计算增长了2.5倍；全球股票市场价值增长了近14倍；金融资产总价值从人均约2700美元飙升至约28500美元，这是全球经济扩张和财富创造的辉煌时期。
幸运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启动这轮全球化大发展的几大核心事件之一，同样重要的是，我们30年改革的巨大成果也得益于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中国，整整两代人都受益于这30年的变革。
于是，在大多数年轻人的记忆里，父辈们靠自己的努力从贫穷到小康，他们中的佼佼者更是凭借自己的拼搏和智慧真真切切地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所以到今天，他们仍会幸福地回忆自己半生的奋斗，乐观地告诉儿女，只要用心经营，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可如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繁荣，社会乐观情绪达到顶峰，企业大肆举债扩张，消费者过度消费，导致经济体的杠杆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
杠杆化使借贷与投资活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大，所需资本更少。但这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还本付息的难度增大，错误被放大，纠错的机会减少。于是，美国房地产的过度杠杆化引发了次贷危机，以此为导火索，暴露了金融系统的过度杠杆化，甚至是政府的过度杠杆化，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无可否认，美国两轮的“量化宽松”和中国的“4万亿”就像两剂强心针，让全球经济似乎又“生龙活虎”起来，但没多久就露出“虚假繁荣”的面孔。从种种迹象来，如今的欧债危机只是同一症结的持续不同反应罢了。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虽然有助于促使经济自动恢复，但是并不能改善经济状况本身，民间消费和投资才是维系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当两者萎靡不振时，增大政府财政支出仍然无济于事，就好像一个马拉松运动员最好的成绩是2小时30分，有时候可能因为生病或是受伤跑到3小时，这时候要想恢复去看医生就可以，但如果是因为平常训练不够造成体能下降，那么无论看多少医生都无济于事，因为提升体能最根本的方法只能是练习。
不得不承认，世界经济正处在去杠杆化的趋势中，衰退和停滞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身在其中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加棘手。即使没有过度杠杆化的问题，全球经济的衰退也必然遏制中国经济赖以依托的外部环境，再加上内部发展诸多矛盾的积累，新一轮改革迫在眉睫也危机重重。我们已经在经历经济增速的下滑，又怎知衰退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衰退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带着疑问去搜索答案时，对日本经济了解颇多的对外经贸大学亚洲经济共同体研究员副院长夏占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他提到一位今年已经94岁的日本朋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位朋友在东京都内离市区2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不错的别墅，几年后他把之前价值1亿日元的独栋别墅卖掉，搬到离市区35公里左右的地方，换了一套7000万日元左右的房子，而在他80多岁的时候又一次把房子卖掉，在离市区50公里的地方买了一套价值2000万日圆的两室一厅。每次换房的差价都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用来支付自己的养老和日常消费。所以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房子是越住越小的。
这就是所谓的衰退，当两代中国人都根深蒂固地认为房子应该越买越大、车应该越换越好的时候，日本人用现实提醒我们日子并不一定是越过越好。这甚至与个人能力和付出的努力无关，即使像“工蜂”一样工作，也不一定有真正的改善。也许日本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不仅源于他们骨子里杀身成仁的观念，更多的是源于漫长的经济衰退中对生活的迷茫和绝望。
在过去30年财富创造的辉煌时期，人们几乎不用做什么就能享受全球财富增长的盛宴，而当萧条来临时，做什么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希腊 家里没钱，还能怎么办？
《纽约时报》撰稿人罗塞尔·肖托近日在该报网站上刊载文章，对希腊人的当前生活进行了描述，“一个希腊的记者所在的左倾主流日报已经四个月没有发工资，他的其他同事也都是如此。尽管如此，仍旧几乎没有任何职员从这家报社离职(现在这家报社已经破产)，原因在于辞职后也无处可去。相比之下，Vafiadis一家的情况似乎比这位年轻的记者好一些，尽管现年56岁的Vafiadis已经在去年9月被他工作了10年的建筑公司裁员（公司由近千人裁至两人），但他妻子的工作还在（即使工资也在缩水）——在一个幼儿园自助餐厅中做厨师。”
裁员还不算什么，更可怕之处在于Vafiadis家里没有积蓄，原因是在2000年买房时他用毕生积蓄付了头期款。
在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盲目地尝试模仿其他国家，而这样做的代价是偏离了自己的自然优势和生活方式。有人说“现代希腊的民族精神是债务缠身的美国消费者至上主义的赝品版本”，他们贷款买豪华车，像有钱人一样生活、消费，他们过于放松而不愿运作一种有效率的经济。
可如今，许多指标都表明，希腊正在经历现代西方国家从来都没经历过的事情。
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希腊公司倒闭，一半的小企业称其无力发放工资。在2011年上半年中，希腊的自杀率上升了40%。一种实物交易经济已突然涌现出来，原因是人们试图在破碎的金融体系以外找到应急的办法。25岁的年轻人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正处于失业状态，在去年9月份，参加移民澳大利亚的政府赞助研讨会人数仅为42人，而一年后却达到了1.2万人。人们已将大约三分之一的钱从银行户头中取出，许多人一面将自己的积蓄藏在床底或埋在后院，一面感慨：“谁会信任一家希腊银行？”
据希腊农人工会称，在2008年到2010年之间（当时危机甚至还没有触及顶峰），随着“欧元资本主义”梦想的消亡，有3.8万人已经丢掉或是放弃了工作，重新回到土地上，通常都是回到各个岛上的故乡。前会计师和网络设计师们现在正在纳克索斯岛上种植土豆，在克里特岛上照料小麦田。一年前因无法忍受薪酬削减过多而放弃工作的一个雅典公务员将希望押注在一种名为“毒马草属”的药草上，他的贮藏室中塞满了存放产品的大箱子，等待着运到雅典的市场上出售。 对于一个正在危机中寻找可行性的国家来说，从这种个体的故事中也许能看见一丝希望，但现实是更多的人并无应对之策。最终希腊会发生什么，恐怕还是要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大环境。
西班牙 背着债务、跟着房价往下跳
古斯塔夫·坎特波米今年60岁，拥有建筑学博士学位，是西班牙的一位大学教授，也是巴塞罗那B23建筑公司的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同时还担任北京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的首席建筑顾问。他在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拥有自己的房子，在北京工作时租房子住，和很多如今面临危机的西班牙人相比，他显然要幸运很多。
在2008年英国报纸开始一本正经地报道西班牙的问题时，古斯塔夫就意识到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改变。西班牙是欧洲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有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险覆盖、免费的公共教育、65岁即可退休。危机爆发之后，政府财政紧缩，曾经享受的各种高福利都在大幅地被压缩，像古斯塔夫这样的中产也开始担心自己的养老金缩水，尽管他认为在养老方面，很多西班牙家庭的子女可以提供大力的支持，但糟糕的是，目前西班牙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失业，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已经达到了50%，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如果情况继续恶化，靠子女养老的希望也会越来越渺茫。
古斯塔夫告诉本刊记者，在危机来临之前，除了享受政府提供的高福利，西班牙人根本不理财，他们甚至对此一无所知；而在危机之后，西班牙普通老百姓就更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之策，他们也不会做投资，因为害怕失去手里的财产，危机当前，谁都不想冒风险。
尽管自己并不存在失业问题，但古斯塔夫认为，由于房地产市场已经饱和，信贷也受到限制，自己所处的建筑行业的确危机重重，与5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危机之前，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繁荣期，虽说西班牙人不懂理财，却对投资房地产颇有兴趣，这其中有诸多社会经济的原因：一大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成立家庭，单亲家庭和丁克家庭的增加使得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增加；大量拉美移民涌入也增加了住房需求；西班牙一些沿海城市的阳光和海滩，一直都是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度假别墅的首选地；最重要的还有，西班牙人均收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增加，更多人因此能够圆“买房梦”。
在1960年以前，大多数人以租房为主，但是上世纪70年代发生滞胀后。一浪接一浪的物价上涨让西班牙人认定，拥有一套房产是最安全的投资方式。西班牙人把大部分财富都投入房产，即使在收入最低的家庭中，也有大约10%拥有第二套房产。然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让陷入危机的西班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为了买房，西班牙人借了不少债。
今天西班牙经济的一大忧患，也是评级机构降低对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原因，便是高达GDP两倍以上的私人部门债务——虽然西班牙的公共债务水平在今天的欧盟中并不算高。2009年，西班牙所有银行贷款中对开发商、建筑商和买房者的贷款达到1.11万亿欧元，相当于西班牙GDP的105％，占到了西班牙私人部门贷款的60.3％，这个比例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高出近一倍。目前，3230亿欧元资产和房地产开发商借贷在银行的账上，接近1750亿欧元被西班牙政府认定为“麻烦资产”。
到目前为止，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全线下跌了35%左右，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班牙房产泡沫破灭到这种程度，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已，房价必然会一跌再跌。眼下的房价走势，好比是从山顶掉落的石子，目前看来，才落到山腰，要落到谷底，或是地势更为低洼的盆地，还需假以时日。
买房，这个西班牙人唯一的资产保值方式，成了大部分西班牙人资产缩水的元凶，对整个西班牙经济打击巨大，许多家庭此前存下的少量积蓄也在不断缩水，他们只有靠改变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勤俭度日。
意大利 理财？不懂！看政府咋办吧
今年27岁的劳拉来中国已经五年，最初只是来北京学习中文，现在已经在北京安了家，成了正宗的北京媳妇儿。听劳拉讲述意大利人的情况，比天天听各种财经评论员大谈欧债危机生动许多，不用堆砌经济数据就能让人感同身受。
已是北京媳妇儿的劳拉每年都要回一次意大利看望她的家人，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意大利家庭，居住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城郊小镇，劳拉告诉我们，意大利不像北京那么大，即使住在郊区，在城里上班的话开车20分钟就到了，而且意大利也不堵车。
劳拉家在意大利的房子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拥有前后花园和一大片农田的三层古老建筑，住着13位家庭成员，但并不拥挤。据劳拉说，房子是很多年前她的外祖父买下的，现在在她的外祖母名下，如果要过户给子女需要交房屋评估价15%的税。在意大利，这样颇有历史的老房子非常多，很多家庭代代相传，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贷款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感觉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然后又出现了欧债危机，但在意大利人眼里，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就一直很低迷，已经糟糕了四五年，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劳拉一个朋友的妈妈在国企（指警察、政府行政部门等工作）工作了15年，以前是1500欧元/月，但现在已经连续3个月每月只拿700欧元了，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加收了很多税。她已经离婚，没有老公，有两个孩子，一个已经独立，另一个还在上大学，除此之外，这个家庭还要支付每月600欧元的房贷，生活已经难以为继。据劳拉说，在意大利，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花销差不多需要2000欧元（包括600欧元左右的房贷）,但目前意大利人均工资只有1300欧元/月，也就是说，即使两个人都工作养家还是挺紧巴的。
尽管没有西班牙那么高的失业率，但意大利年轻人毕业后也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劳拉的妹妹学艺术专业，现在在一家艺廊实习，没有实习工资，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经济不景气，五年来一直有企业在倒闭，现在意大利很多企业招人都只招实习生，实习半年然后再找其他实习生顶替，这样可以支付较低的薪水，一般为400欧元左右。 从劳拉的描述中看得出，很多意大利人对政府还是非常失望的，对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评价尤其差，他们的家庭聚会上都会谈论老贝在任期间的种种恶行。但面对危机，他们对经济学家出身的马里奥·蒙蒂似乎还挺有信心，认为意大利的情况比希腊和西班牙都要强，政府最终能够解决眼前的困境。
劳拉承认，面对危机和衰退，大多数意大利人并没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她周围的人也没有任何理财意识。就投资而言，劳拉认为中国人是因为手里有钱才会做投资，比如，中国人大多全款买车，但在意大利即使车比中国卖得便宜也基本都是贷款买；中国人喜欢买房投资，但意大利普通人是没有钱买房投资的，他们更多的是把多余的钱存在银行，而且这种储蓄也不会太多。尽管很多人明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家的养老金有巨大的缺口，也在寅吃卯粮，但过去的高福利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晚年生活仍然是有保障的，就连在中国已经生活、工作了五年的劳拉，也打算将来回到自己的故乡补缴一定的养老保险，在意大利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日本 “忍辱偷生”二十年
全球性经济危机“充满杀气”，在我们讨论和恐惧全球性衰退时，只有日本人真正经历过漫长的衰退期站。在这个时点，日本这失去的二十年对所有人来说是如此的珍贵，提醒我们看清危机，也提醒我们学会应对。
前后十多年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夏占友和日本普通人一起挤过电车，住过廉租房，上至国会议员，下至社区管理员他都有深入的接触。
日本是最早崛起的亚洲国家之一，“二战”后只用了23年时间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夏占友第一次留学日本的时间正是日本最好的时候，那时候他总是感慨：中国什么时候能赶上日本就好了！最明显的差距就是，在日本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任何东西，很方便，物质极大丰富，而当时的中国正是改革前期非常落后和迷茫的时候，物资短缺。夏占友回忆说：“我们那时候回国连卫生纸和色拉油都往回带，保鲜膜和巧克力食品更是国内见都没见过的。”
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真正的转折是在1984年“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之后，但在很多日本人眼里平成元年（1989）年，就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原点。
经济崩溃前的全民大理财
夏占友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在他看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当时的股市和楼市跟2008年危机之前中国的情况一模一样，全民炒股，房价暴涨，认为只要炒股就赚钱，楼市永远不会下跌，银行永远不会倒闭。
在房价最疯狂的时候日本人认为，把东京23个区卖掉就能买下整个美国，在东京银座明信片那么大的一块地，连只脚都站不住就能卖一亿日元，合800万人民币。很多日本人贷款买房，银行也鼓励民众贷款买房，但那些贷款最终都成为坏账，几乎让所有的日本人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股市更是从最疯狂时的38915点，一路暴跌然后陷入长期低迷，直到现在也不到9000点。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股票上市就高达90万日元一股，大家抢着买，最高涨到了340万一股，而现在却不到30万日元一股，你想卖还卖不出去。经过了20年的调整，很多日本的大公司目前都在100日元以下一股，100日元什么概念，连瓶可乐都买不了（可乐价格约为120～150日元）。
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日本却经历了漫长的衰退期，虽说泡沫经济之后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虽然国内产业的空洞化导致税收空间越来越少，政府越来越穷，但股市和房市的大崩溃让日本人在理财的选择上异常谨慎，即使日本的银行基本都是零利率，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仍然以储蓄为主，因为日本已经有将近30年没有见过通货膨胀了，由于日元不断升值，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持续呈现负值，他们没有“跑赢CPI”这个课题。
据统计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中储蓄几乎占了一半的比例，这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是相当高的，一半的资产都属于保本经营，所以在资产构成上呈现出低风险、低报酬的偏好，高风险的市场发展不足。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外资证券大举进驻赤坂、六本木地区，正在大家都以为将告别储蓄时代、进入投资时代时，泡沫经济的破灭让这些证券公司很快撤出，消失得无影无踪。
“渡边太太”的零利率存款经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后，日本的银行储蓄利率降为0.02%，被称为“零利率”。这一政策促使许多原本靠银行利息理财的家庭主妇也在考虑其他理财策略。其中一个看似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手里的钱换成外国货币，存到利息较高的外国银行里去。而这种方式一旦操作熟练，就演变成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炒汇。
当时，家庭主妇们占据着日本外汇保证金市场近1/3的成交量，形成了一只具有强大金融影响力的“太太军团”。日本主妇们喜欢卖出手中的日元，买进银行利息较高的澳元或新西兰元，并存入当地银行。新西兰人发现日本人账户中有许多姓“W atanabe”(渡边，日本四大姓氏之一)的，就称呼这些外汇市场上的日本主妇为“渡边太太”(Mrs Watanabe)。这样，“渡边太太”一词也就和日本女性扯上了干系。
到了2007年，“渡边太太”大量抛售日元。买进他国货币的行为，甚至成为当时日元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这一绰号也随之名扬全球，不过随着经融危机的蔓延，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在不断降息刺激经济，“渡边太太”的利润空间也在不断被挤压，这也是持续五年的全球性危机对日本人最大的影响。
除不同货币和银行的储蓄外，日本人选择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财方式是购买国债。日本的政府债券已经超过GDP的1.9倍，在经合组织中状况最为糟糕，甚至远远高于目前陷入危机的欧洲债务大国，而且，发行国债是要返利的，所以日本一直面临着追发国债、陷入国债发行的恶性循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4年日本政府债务将达到GDP的2.3倍以上。虽然抱有巨额的财政赤字，但因为日本国债持有者约有95%为日本本国投资者，而其个人金融资产有1500万亿日元的规模，所以宏观上政府债务返还问题可以在国内得到解决，不会像希腊等欧洲国家90%的国债被本国以外投资者持有，出现无力偿还外债，甚至落到国家濒临破产的地步。
靠养老金度日，舍不得开电灯
日本是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漫长的经济衰退使政府无力解决养老问题。“在日本，如果你申请60岁开始领退休金，每年只有55万日元，平均每月4.58万日元；如果推迟到65岁再申请，每年能拿到79万日元，平均每月6.58万日元；如果你到70岁再申请，每年就能拿112万日元，也就是平均每月9.33万日元”，夏占友说。
用这种方法，政府鼓励大家延迟退休，所以很多日本人退休后都要再就业。在日本，高速公路收费员、食品工厂里做轻加工的工人、开大巴的司机和大学食堂、超市里的服务人员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20年中，日本人学会了节衣缩食、咬紧牙关生活，有很多只靠养老金过日子的老人，为了省电甚至不敢开电灯，靠电视机的那点亮光在桌前吃饭。其实大多数日本人都明白不能只靠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过日子，他们热衷于购买能够更好地实现养老计划的商业保险，而且愿意在上面支出很多。
在日本，大多数的金融机构设有“生活规划”、“财务规划”这样的服务项目，而是由持有执照的财务规划师为客户量身定做生活或者财务计划。近年来，因为日本人均收入的连年减少，加上养老问题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话题，年轻人也开始感到财务和将来养老的压力，定制“生活规划”、“财务规划”的人群开始向年轻人转化。
有时候，人们喜欢用以诗人般的浪漫情怀憧憬未来，为自己设计出梦幻般的前程；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经济学者的头脑去理性思考：明天是否一定会比今天好？
1980-2007年间，全球经济增长了3.5倍多；全球GDP以实际价格计算增长了2.5倍；全球股票市场价值增长了近14倍；金融资产总价值从人均约2700美元飙升至约28500美元，这是全球经济扩张和财富创造的辉煌时期。
幸运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启动这轮全球化大发展的几大核心事件之一，同样重要的是，我们30年改革的巨大成果也得益于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中国，整整两代人都受益于这30年的变革。
于是，在大多数年轻人的记忆里，父辈们靠自己的努力从贫穷到小康，他们中的佼佼者更是凭借自己的拼搏和智慧真真切切地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所以到今天，他们仍会幸福地回忆自己半生的奋斗，乐观地告诉儿女，只要用心经营，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可如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繁荣，社会乐观情绪达到顶峰，企业大肆举债扩张，消费者过度消费，导致经济体的杠杆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
杠杆化使借贷与投资活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大，所需资本更少。但这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还本付息的难度增大，错误被放大，纠错的机会减少。于是，美国房地产的过度杠杆化引发了次贷危机，以此为导火索，暴露了金融系统的过度杠杆化，甚至是政府的过度杠杆化，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无可否认，美国两轮的“量化宽松”和中国的“4万亿”就像两剂强心针，让全球经济似乎又“生龙活虎”起来，但没多久就露出“虚假繁荣”的面孔。从种种迹象来，如今的欧债危机只是同一症结的持续不同反应罢了。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虽然有助于促使经济自动恢复，但是并不能改善经济状况本身，民间消费和投资才是维系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当两者萎靡不振时，增大政府财政支出仍然无济于事，就好像一个马拉松运动员最好的成绩是2小时30分，有时候可能因为生病或是受伤跑到3小时，这时候要想恢复去看医生就可以，但如果是因为平常训练不够造成体能下降，那么无论看多少医生都无济于事，因为提升体能最根本的方法只能是练习。
不得不承认，世界经济正处在去杠杆化的趋势中，衰退和停滞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身在其中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加棘手。即使没有过度杠杆化的问题，全球经济的衰退也必然遏制中国经济赖以依托的外部环境，再加上内部发展诸多矛盾的积累，新一轮改革迫在眉睫也危机重重。我们已经在经历经济增速的下滑，又怎知衰退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衰退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带着疑问去搜索答案时，对日本经济了解颇多的对外经贸大学亚洲经济共同体研究员副院长夏占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他提到一位今年已经94岁的日本朋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位朋友在东京都内离市区2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不错的别墅，几年后他把之前价值1亿日元的独栋别墅卖掉，搬到离市区35公里左右的地方，换了一套7000万日元左右的房子，而在他80多岁的时候又一次把房子卖掉，在离市区50公里的地方买了一套价值2000万日圆的两室一厅。每次换房的差价都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用来支付自己的养老和日常消费。所以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房子是越住越小的。
这就是所谓的衰退，当两代中国人都根深蒂固地认为房子应该越买越大、车应该越换越好的时候，日本人用现实提醒我们日子并不一定是越过越好。这甚至与个人能力和付出的努力无关，即使像“工蜂”一样工作，也不一定有真正的改善。也许日本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不仅源于他们骨子里杀身成仁的观念，更多的是源于漫长的经济衰退中对生活的迷茫和绝望。
在过去30年财富创造的辉煌时期，人们几乎不用做什么就能享受全球财富增长的盛宴，而当萧条来临时，做什么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希腊 家里没钱，还能怎么办？
《纽约时报》撰稿人罗塞尔·肖托近日在该报网站上刊载文章，对希腊人的当前生活进行了描述，“一个希腊的记者所在的左倾主流日报已经四个月没有发工资，他的其他同事也都是如此。尽管如此，仍旧几乎没有任何职员从这家报社离职(现在这家报社已经破产)，原因在于辞职后也无处可去。相比之下，Vafiadis一家的情况似乎比这位年轻的记者好一些，尽管现年56岁的Vafiadis已经在去年9月被他工作了10年的建筑公司裁员（公司由近千人裁至两人），但他妻子的工作还在（即使工资也在缩水）——在一个幼儿园自助餐厅中做厨师。”
裁员还不算什么，更可怕之处在于Vafiadis家里没有积蓄，原因是在2000年买房时他用毕生积蓄付了头期款。
在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盲目地尝试模仿其他国家，而这样做的代价是偏离了自己的自然优势和生活方式。有人说“现代希腊的民族精神是债务缠身的美国消费者至上主义的赝品版本”，他们贷款买豪华车，像有钱人一样生活、消费，他们过于放松而不愿运作一种有效率的经济。
可如今，许多指标都表明，希腊正在经历现代西方国家从来都没经历过的事情。
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希腊公司倒闭，一半的小企业称其无力发放工资。在2011年上半年中，希腊的自杀率上升了40%。一种实物交易经济已突然涌现出来，原因是人们试图在破碎的金融体系以外找到应急的办法。25岁的年轻人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正处于失业状态，在去年9月份，参加移民澳大利亚的政府赞助研讨会人数仅为42人，而一年后却达到了1.2万人。人们已将大约三分之一的钱从银行户头中取出，许多人一面将自己的积蓄藏在床底或埋在后院，一面感慨：“谁会信任一家希腊银行？”
据希腊农人工会称，在2008年到2010年之间（当时危机甚至还没有触及顶峰），随着“欧元资本主义”梦想的消亡，有3.8万人已经丢掉或是放弃了工作，重新回到土地上，通常都是回到各个岛上的故乡。前会计师和网络设计师们现在正在纳克索斯岛上种植土豆，在克里特岛上照料小麦田。一年前因无法忍受薪酬削减过多而放弃工作的一个雅典公务员将希望押注在一种名为“毒马草属”的药草上，他的贮藏室中塞满了存放产品的大箱子，等待着运到雅典的市场上出售。 对于一个正在危机中寻找可行性的国家来说，从这种个体的故事中也许能看见一丝希望，但现实是更多的人并无应对之策。最终希腊会发生什么，恐怕还是要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大环境。
西班牙 背着债务、跟着房价往下跳
古斯塔夫·坎特波米今年60岁，拥有建筑学博士学位，是西班牙的一位大学教授，也是巴塞罗那B23建筑公司的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同时还担任北京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的首席建筑顾问。他在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拥有自己的房子，在北京工作时租房子住，和很多如今面临危机的西班牙人相比，他显然要幸运很多。
在2008年英国报纸开始一本正经地报道西班牙的问题时，古斯塔夫就意识到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改变。西班牙是欧洲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有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险覆盖、免费的公共教育、65岁即可退休。危机爆发之后，政府财政紧缩，曾经享受的各种高福利都在大幅地被压缩，像古斯塔夫这样的中产也开始担心自己的养老金缩水，尽管他认为在养老方面，很多西班牙家庭的子女可以提供大力的支持，但糟糕的是，目前西班牙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失业，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已经达到了50%，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如果情况继续恶化，靠子女养老的希望也会越来越渺茫。
古斯塔夫告诉本刊记者，在危机来临之前，除了享受政府提供的高福利，西班牙人根本不理财，他们甚至对此一无所知；而在危机之后，西班牙普通老百姓就更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之策，他们也不会做投资，因为害怕失去手里的财产，危机当前，谁都不想冒风险。
尽管自己并不存在失业问题，但古斯塔夫认为，由于房地产市场已经饱和，信贷也受到限制，自己所处的建筑行业的确危机重重，与5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危机之前，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繁荣期，虽说西班牙人不懂理财，却对投资房地产颇有兴趣，这其中有诸多社会经济的原因：一大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成立家庭，单亲家庭和丁克家庭的增加使得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增加；大量拉美移民涌入也增加了住房需求；西班牙一些沿海城市的阳光和海滩，一直都是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度假别墅的首选地；最重要的还有，西班牙人均收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增加，更多人因此能够圆“买房梦”。
在1960年以前，大多数人以租房为主，但是上世纪70年代发生滞胀后。一浪接一浪的物价上涨让西班牙人认定，拥有一套房产是最安全的投资方式。西班牙人把大部分财富都投入房产，即使在收入最低的家庭中，也有大约10%拥有第二套房产。然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让陷入危机的西班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为了买房，西班牙人借了不少债。
今天西班牙经济的一大忧患，也是评级机构降低对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原因，便是高达GDP两倍以上的私人部门债务——虽然西班牙的公共债务水平在今天的欧盟中并不算高。2009年，西班牙所有银行贷款中对开发商、建筑商和买房者的贷款达到1.11万亿欧元，相当于西班牙GDP的105％，占到了西班牙私人部门贷款的60.3％，这个比例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高出近一倍。目前，3230亿欧元资产和房地产开发商借贷在银行的账上，接近1750亿欧元被西班牙政府认定为“麻烦资产”。
到目前为止，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全线下跌了35%左右，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班牙房产泡沫破灭到这种程度，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已，房价必然会一跌再跌。眼下的房价走势，好比是从山顶掉落的石子，目前看来，才落到山腰，要落到谷底，或是地势更为低洼的盆地，还需假以时日。
买房，这个西班牙人唯一的资产保值方式，成了大部分西班牙人资产缩水的元凶，对整个西班牙经济打击巨大，许多家庭此前存下的少量积蓄也在不断缩水，他们只有靠改变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勤俭度日。
意大利 理财？不懂！看政府咋办吧
今年27岁的劳拉来中国已经五年，最初只是来北京学习中文，现在已经在北京安了家，成了正宗的北京媳妇儿。听劳拉讲述意大利人的情况，比天天听各种财经评论员大谈欧债危机生动许多，不用堆砌经济数据就能让人感同身受。
已是北京媳妇儿的劳拉每年都要回一次意大利看望她的家人，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意大利家庭，居住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城郊小镇，劳拉告诉我们，意大利不像北京那么大，即使住在郊区，在城里上班的话开车20分钟就到了，而且意大利也不堵车。
劳拉家在意大利的房子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拥有前后花园和一大片农田的三层古老建筑，住着13位家庭成员，但并不拥挤。据劳拉说，房子是很多年前她的外祖父买下的，现在在她的外祖母名下，如果要过户给子女需要交房屋评估价15%的税。在意大利，这样颇有历史的老房子非常多，很多家庭代代相传，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贷款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感觉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然后又出现了欧债危机，但在意大利人眼里，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就一直很低迷，已经糟糕了四五年，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劳拉一个朋友的妈妈在国企（指警察、政府行政部门等工作）工作了15年，以前是1500欧元/月，但现在已经连续3个月每月只拿700欧元了，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加收了很多税。她已经离婚，没有老公，有两个孩子，一个已经独立，另一个还在上大学，除此之外，这个家庭还要支付每月600欧元的房贷，生活已经难以为继。据劳拉说，在意大利，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花销差不多需要2000欧元（包括600欧元左右的房贷）,但目前意大利人均工资只有1300欧元/月，也就是说，即使两个人都工作养家还是挺紧巴的。
尽管没有西班牙那么高的失业率，但意大利年轻人毕业后也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劳拉的妹妹学艺术专业，现在在一家艺廊实习，没有实习工资，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经济不景气，五年来一直有企业在倒闭，现在意大利很多企业招人都只招实习生，实习半年然后再找其他实习生顶替，这样可以支付较低的薪水，一般为400欧元左右。 从劳拉的描述中看得出，很多意大利人对政府还是非常失望的，对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评价尤其差，他们的家庭聚会上都会谈论老贝在任期间的种种恶行。但面对危机，他们对经济学家出身的马里奥·蒙蒂似乎还挺有信心，认为意大利的情况比希腊和西班牙都要强，政府最终能够解决眼前的困境。
劳拉承认，面对危机和衰退，大多数意大利人并没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她周围的人也没有任何理财意识。就投资而言，劳拉认为中国人是因为手里有钱才会做投资，比如，中国人大多全款买车，但在意大利即使车比中国卖得便宜也基本都是贷款买；中国人喜欢买房投资，但意大利普通人是没有钱买房投资的，他们更多的是把多余的钱存在银行，而且这种储蓄也不会太多。尽管很多人明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家的养老金有巨大的缺口，也在寅吃卯粮，但过去的高福利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晚年生活仍然是有保障的，就连在中国已经生活、工作了五年的劳拉，也打算将来回到自己的故乡补缴一定的养老保险，在意大利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日本 “忍辱偷生”二十年
全球性经济危机“充满杀气”，在我们讨论和恐惧全球性衰退时，只有日本人真正经历过漫长的衰退期站。在这个时点，日本这失去的二十年对所有人来说是如此的珍贵，提醒我们看清危机，也提醒我们学会应对。
前后十多年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夏占友和日本普通人一起挤过电车，住过廉租房，上至国会议员，下至社区管理员他都有深入的接触。
日本是最早崛起的亚洲国家之一，“二战”后只用了23年时间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夏占友第一次留学日本的时间正是日本最好的时候，那时候他总是感慨：中国什么时候能赶上日本就好了！最明显的差距就是，在日本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任何东西，很方便，物质极大丰富，而当时的中国正是改革前期非常落后和迷茫的时候，物资短缺。夏占友回忆说：“我们那时候回国连卫生纸和色拉油都往回带，保鲜膜和巧克力食品更是国内见都没见过的。”
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真正的转折是在1984年“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之后，但在很多日本人眼里平成元年（1989）年，就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原点。
经济崩溃前的全民大理财
夏占友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在他看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当时的股市和楼市跟2008年危机之前中国的情况一模一样，全民炒股，房价暴涨，认为只要炒股就赚钱，楼市永远不会下跌，银行永远不会倒闭。
在房价最疯狂的时候日本人认为，把东京23个区卖掉就能买下整个美国，在东京银座明信片那么大的一块地，连只脚都站不住就能卖一亿日元，合800万人民币。很多日本人贷款买房，银行也鼓励民众贷款买房，但那些贷款最终都成为坏账，几乎让所有的日本人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股市更是从最疯狂时的38915点，一路暴跌然后陷入长期低迷，直到现在也不到9000点。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股票上市就高达90万日元一股，大家抢着买，最高涨到了340万一股，而现在却不到30万日元一股，你想卖还卖不出去。经过了20年的调整，很多日本的大公司目前都在100日元以下一股，100日元什么概念，连瓶可乐都买不了（可乐价格约为120～150日元）。
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日本却经历了漫长的衰退期，虽说泡沫经济之后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虽然国内产业的空洞化导致税收空间越来越少，政府越来越穷，但股市和房市的大崩溃让日本人在理财的选择上异常谨慎，即使日本的银行基本都是零利率，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仍然以储蓄为主，因为日本已经有将近30年没有见过通货膨胀了，由于日元不断升值，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持续呈现负值，他们没有“跑赢CPI”这个课题。
据统计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中储蓄几乎占了一半的比例，这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是相当高的，一半的资产都属于保本经营，所以在资产构成上呈现出低风险、低报酬的偏好，高风险的市场发展不足。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外资证券大举进驻赤坂、六本木地区，正在大家都以为将告别储蓄时代、进入投资时代时，泡沫经济的破灭让这些证券公司很快撤出，消失得无影无踪。
“渡边太太”的零利率存款经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后，日本的银行储蓄利率降为0.02%，被称为“零利率”。这一政策促使许多原本靠银行利息理财的家庭主妇也在考虑其他理财策略。其中一个看似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手里的钱换成外国货币，存到利息较高的外国银行里去。而这种方式一旦操作熟练，就演变成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炒汇。
当时，家庭主妇们占据着日本外汇保证金市场近1/3的成交量，形成了一只具有强大金融影响力的“太太军团”。日本主妇们喜欢卖出手中的日元，买进银行利息较高的澳元或新西兰元，并存入当地银行。新西兰人发现日本人账户中有许多姓“W atanabe”(渡边，日本四大姓氏之一)的，就称呼这些外汇市场上的日本主妇为“渡边太太”(Mrs Watanabe)。这样，“渡边太太”一词也就和日本女性扯上了干系。
到了2007年，“渡边太太”大量抛售日元。买进他国货币的行为，甚至成为当时日元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这一绰号也随之名扬全球，不过随着经融危机的蔓延，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在不断降息刺激经济，“渡边太太”的利润空间也在不断被挤压，这也是持续五年的全球性危机对日本人最大的影响。
除不同货币和银行的储蓄外，日本人选择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财方式是购买国债。日本的政府债券已经超过GDP的1.9倍，在经合组织中状况最为糟糕，甚至远远高于目前陷入危机的欧洲债务大国，而且，发行国债是要返利的，所以日本一直面临着追发国债、陷入国债发行的恶性循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4年日本政府债务将达到GDP的2.3倍以上。虽然抱有巨额的财政赤字，但因为日本国债持有者约有95%为日本本国投资者，而其个人金融资产有1500万亿日元的规模，所以宏观上政府债务返还问题可以在国内得到解决，不会像希腊等欧洲国家90%的国债被本国以外投资者持有，出现无力偿还外债，甚至落到国家濒临破产的地步。
靠养老金度日，舍不得开电灯
日本是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漫长的经济衰退使政府无力解决养老问题。“在日本，如果你申请60岁开始领退休金，每年只有55万日元，平均每月4.58万日元；如果推迟到65岁再申请，每年能拿到79万日元，平均每月6.58万日元；如果你到70岁再申请，每年就能拿112万日元，也就是平均每月9.33万日元”，夏占友说。
用这种方法，政府鼓励大家延迟退休，所以很多日本人退休后都要再就业。在日本，高速公路收费员、食品工厂里做轻加工的工人、开大巴的司机和大学食堂、超市里的服务人员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20年中，日本人学会了节衣缩食、咬紧牙关生活，有很多只靠养老金过日子的老人，为了省电甚至不敢开电灯，靠电视机的那点亮光在桌前吃饭。其实大多数日本人都明白不能只靠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过日子，他们热衷于购买能够更好地实现养老计划的商业保险，而且愿意在上面支出很多。
在日本，大多数的金融机构设有“生活规划”、“财务规划”这样的服务项目，而是由持有执照的财务规划师为客户量身定做生活或者财务计划。近年来，因为日本人均收入的连年减少，加上养老问题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话题，年轻人也开始感到财务和将来养老的压力，定制“生活规划”、“财务规划”的人群开始向年轻人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