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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辞职
1976年1月10日下午,宋庆龄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和养女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她来到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强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详着已经十分消瘦、苍老的周恩来。
宋庆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还是在半个世纪前的1924年。当时这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年仅26岁,坚定沉稳、才干超群、精力充沛,给宋庆龄留下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是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时间最长的中共领导人。所以,他与宋庆龄有着最多的直接接触。1949年以后,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周恩来也是和宋庆龄走动最多的。生活、工作中桩桩件件的事情,无论大小,他都替宋庆龄安排得妥帖周到。
告别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到指责后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宋庆龄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因此,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给她造谣,但对她的个人行为却无法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在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之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不住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对中国政局心灰意冷。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养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1月27日。
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同一天,她写信给爱泼斯坦:“此信是为了告诉你,我必须回上海去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也不说那些我还没有告诉你的其他麻烦事。没有必要去麻烦你,你也不能帮助解决我的问题。”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回上海,这次离开北京,宋庆龄做好了切断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
对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的宋庆龄,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
数回京城
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带着满心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以后的5个多月中,宋庆龄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不带行李,拒绝回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1435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到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直接到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宋庆龄悲凉的心情无法解脱。18日,她写信给廖梦醒:“参加完我们敬爱的领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礼之后我又回来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爱抛头露面的。朱德同志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却如此低调。他得到每一个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爱的总理同志逝世不久,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9月1日,她将几个月来整理出的文物装了一面包车,由两位秘书护送到上海市博物馆。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7031房间。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她已经站立不住,斜靠在搀扶着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终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为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一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回上海。8日,宋庆龄和随从人员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专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在宋庆龄走向飞机舷梯时,突然接到停飞的命令。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大家都十分惊愕。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可以起飞了。宋庆龄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登机回到了上海。对这一突然变化的内幕,她真的毫不知情。
再履职责
1976年10月注定要在历史上重重地记上一笔。6日晚,“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被中央严密封锁。8日,“四人帮”上海老巢的死党们刚刚得到用暗语传递来的消息。中午他们召开会议,决定抓紧部署发动武装暴乱。而正在这个时候,宋庆龄要返回上海。这位著名的“总理帮”的安全有没有保证?如果临时取消飞行,会不会引起“上海帮”的怀疑?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宋庆龄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遗憾,她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统治一直维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学生冲破阻力,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一位服务人员慌慌张张地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说:“是打倒‘四人帮’!”
宋庆龄对“四人帮”是再熟悉不过了。早在当年3月9日,她就忍不住在一封信里明确地提到这个词。她说周恩来逝世后,“每个人都在分担她(指邓颖超)的损失,除了‘可怕的四人帮’以外”。紧接着她就对“四人帮”做出了评判:“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在风雨如磐的中国大地上,当时有几个人能够说出或者敢于说出“四人帮”这几个字?
如今听到这个消息,宋庆龄舒心地笑了。“四人帮”的结局她早就估计到了,只是没有料到这个“时机”会来得这样快!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参加会议。
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入住北京饭店。当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月8日,她再次飞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到北京后海寓所,开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职责。
历时一年多的辞职就此结束。
摘自《宋庆龄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年1月10日下午,宋庆龄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和养女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她来到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强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详着已经十分消瘦、苍老的周恩来。
宋庆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还是在半个世纪前的1924年。当时这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年仅26岁,坚定沉稳、才干超群、精力充沛,给宋庆龄留下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是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时间最长的中共领导人。所以,他与宋庆龄有着最多的直接接触。1949年以后,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周恩来也是和宋庆龄走动最多的。生活、工作中桩桩件件的事情,无论大小,他都替宋庆龄安排得妥帖周到。
告别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到指责后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宋庆龄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因此,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给她造谣,但对她的个人行为却无法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在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之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不住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对中国政局心灰意冷。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养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1月27日。
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同一天,她写信给爱泼斯坦:“此信是为了告诉你,我必须回上海去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也不说那些我还没有告诉你的其他麻烦事。没有必要去麻烦你,你也不能帮助解决我的问题。”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回上海,这次离开北京,宋庆龄做好了切断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
对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的宋庆龄,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
数回京城
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带着满心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以后的5个多月中,宋庆龄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不带行李,拒绝回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1435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到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直接到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宋庆龄悲凉的心情无法解脱。18日,她写信给廖梦醒:“参加完我们敬爱的领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礼之后我又回来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爱抛头露面的。朱德同志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却如此低调。他得到每一个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爱的总理同志逝世不久,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9月1日,她将几个月来整理出的文物装了一面包车,由两位秘书护送到上海市博物馆。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7031房间。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她已经站立不住,斜靠在搀扶着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终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为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一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回上海。8日,宋庆龄和随从人员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专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在宋庆龄走向飞机舷梯时,突然接到停飞的命令。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大家都十分惊愕。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可以起飞了。宋庆龄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登机回到了上海。对这一突然变化的内幕,她真的毫不知情。
再履职责
1976年10月注定要在历史上重重地记上一笔。6日晚,“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被中央严密封锁。8日,“四人帮”上海老巢的死党们刚刚得到用暗语传递来的消息。中午他们召开会议,决定抓紧部署发动武装暴乱。而正在这个时候,宋庆龄要返回上海。这位著名的“总理帮”的安全有没有保证?如果临时取消飞行,会不会引起“上海帮”的怀疑?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宋庆龄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遗憾,她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统治一直维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学生冲破阻力,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一位服务人员慌慌张张地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说:“是打倒‘四人帮’!”
宋庆龄对“四人帮”是再熟悉不过了。早在当年3月9日,她就忍不住在一封信里明确地提到这个词。她说周恩来逝世后,“每个人都在分担她(指邓颖超)的损失,除了‘可怕的四人帮’以外”。紧接着她就对“四人帮”做出了评判:“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在风雨如磐的中国大地上,当时有几个人能够说出或者敢于说出“四人帮”这几个字?
如今听到这个消息,宋庆龄舒心地笑了。“四人帮”的结局她早就估计到了,只是没有料到这个“时机”会来得这样快!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参加会议。
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入住北京饭店。当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月8日,她再次飞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到北京后海寓所,开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职责。
历时一年多的辞职就此结束。
摘自《宋庆龄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