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馒頭血案”风行以来，恶搞就已经成疯。如今无论是“不打酱油了,来躲猫猫”的热炒，还是《康熙来了》的劲爆，或湖南卫视的“娱乐至死”，恶搞已从最早的电影娱乐领域扩大成为一种现代大众传播现象。这股恶搞旋风不仅流行于各种论坛、贴吧、聊天室等网络社区，也层出不穷反映在各种报纸、杂志、电视等传播媒介上。恶搞现象的流行正在引发着传媒的话语革命。
　　对于“恶搞”，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对公众熟悉的人物或事物根据自己个人的意愿进行大胆、夸张、具有讽刺意味的重新定义和打破传统理解的没有明确因果关系的重新论释；这种阐释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个人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强烈，对被‘恶搞’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正面或侧面的讽刺与嘲弄。”恶搞和传媒交锋的对象既包括社会政治、法律、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重大问题，也包括个人观点、意见、评论甚至隐私。不同于传统社会舆论那样因事而发，恶搞往往追求“眼球效应”，常常涉及到社会敏感问题。正如心理分析告诉我们，恶搞行为无非就是表白或遮掩的潜意识欲望。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恶搞现象，意味着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话语实践，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愿传播于社会当中，表达自己诉求的公共参与过程。
　　我国长久以来，就一直处于计划经济、权威政治和单一文化的封闭社会，人们的娱乐神经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才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民主、开放特征越来越鲜明，使长期压抑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娱乐细胞得到爆发，多样化和娱乐天下成为可能。湖南电视台曾经就把“娱乐至上”作为本台的台号，并曾在其广告中宣称“这是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可见受众对娱乐的渴望和推崇。人们早已经厌倦了严肃的、刻板的、经典式的说教，只想开心笑笑就好。
　　恶搞流行就代表着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恶搞有时就是一种自我自由表达的态度，哪怕是以极其玩世不恭的气息到处煽风点火。于是，有了《无极》中无欢由人性分裂所造成的悲剧在《馒头》中就变成了由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也有了《满城尽带黄金甲》里权力、欲望和伦理之间的悲剧要么成了减肥的秘方、要么则成了丰胸的秘笈；更有了“史诗大片”《赤壁》中关羽的那句雷人的“你已经过时了”。从表面上看,这些恶搞作品只是一种没有深度的娱己娱人, 一种轻松幽默的休闲方式，而从深层次看，却是在解构，以庸俗化的表现手法颠覆被大家视为神圣的事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打破传统审美观念,来表达个体的主观情感和体验。
　　恶搞对精英文化进行颠覆和革命，运用的也正是具有强烈解构策略的嘲弄和反讽。具有流行文化气质的恶搞，特别是在网络社区，大肆的张扬着广大民众的话语权。比如前段时间发生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的命案，新闻发布会后，“躲猫猫”一语即流行于网络。官方的说法在当时的情境下明显缺乏合理的逻辑依据，许多民众怀疑另有内情，于是网上出现了“不打酱油了，我是来躲猫猫的”等大量言语来戏谑，以示不满。最终促成当地有关司法部门高度重视，扩大网民参与社会热点事件，最大限度地探寻到真相，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由此可见，恶搞也逐渐成为公民社会中群众公共事务参与的另类形式，部分民众尝试着借助恶搞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吸引全社会的注意力，在网络社区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由网络社会行动来促使当政者重视自己的呼声和要求。
　　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户籍、住房、教育、就业等种种压力让置身其中的人备感焦虑，这种情况下，再来审视“恶搞成风”，自然会有新的感觉。面对着日常生活中的强大压力，个体受到的焦虑必然要即时地进行宣泄。于是部分受众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借丑化、搞怪公众人物、电影、广告等强势群体来满足自尊或自我美化，从而达到心理防御机制的自我保护功能，从心理层面上起到一种对现实的补偿作用。
　　这从另一个侧面释放了人们潜意识被压抑的欲望，或者实现了早已破灭的理想，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个体逃避现实压力、集体幻想的心理需要。
　　事实上，恶搞的商业特性也早已被商家充分发掘。无论舆论怎么评价说《赤壁》不过是一个闹哄哄的历史喜剧，亦无论影迷怎么纳闷曹操的那句“别闹”，《赤壁》就是不过时，越是骂的厉害越有人缘，赤壁两集票房鼓得惊人。随着我国传媒消费时代的来临，在消费主义娱乐性、商业性和消遣性逻辑下，任何经典文化和高雅事物都不能避免被拿来“恶搞”的危险。而在这方面正是大众传媒展示其空前魅力的时候，在这里，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打趣、搞怪、恶作剧不觉中也蜕变成一种商业炒作的手段，一种传媒互动的工具。恶搞的流行促使着大众传媒进行划时代的变革，它己不再仅仅是一个信息交换的媒介，更是大众自我表达的文化广场。
　　然而，在现代传媒快速运转的时代，什么都会过期，凤梨罐头会过期，感情会过期，恶搞也会过期，具有自己特定的时效。在即用即扔的快餐时代，传媒的发展更加速了人们遗忘的速度。米兰·昆德拉在《慢》中就讲述了一个人们经常习惯了的场景：当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如果他突然想回想什么事情，就会机械地放慢脚步；如果他想要忘记刚刚碰到的倒霉事，就会无意识地加快脚步。上述现象暗示出速度与遗忘的某种关系，并由此推论，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就会不自觉地加速人们遗忘的程度，反过来，如果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它就会迷上速度魔鬼。如果说技术是在不断地改变人们的想象力，则传媒的功能就是在遗忘，不断用新奇的资讯刷新人们的记忆结构。恶搞者，无论是利益炒作还是纯属娱乐，都深知“群众不思考、观众很健忘”的真谛，因此像《康熙来了》、《快乐大本营》等综艺节目能在大众传媒时代畅所欲为、言所未言，并不断制造新的视觉、听觉刺激满足更新速度。
　　笔者认为，传媒恶搞现象的流行，这种主张消解权威、反对文化霸权、张扬主观情感和体验的话语权思想是值得借鉴和深思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走向全面否定现代文化本身，却是错误的。2006年，“馒头”开启的恶搞旋风，愈演愈烈，甚至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常常丧失理性判断和价值准则，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由此，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必需要认清，这并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搞怪”，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和法律底线，那就是不能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公共社会的安全稳定。否则，有学者担忧，恶搞继续无底线地泛滥下去，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人们开始变得不爱思考，或者说根本不去思考，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种忧虑，也非全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