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间有一种传说：心地善良的人年轻貌美、身强体壮、头脑敏捷，注定会获得财富和地位;而内心邪恶的人百病缠身、容易苍老，必将遭遇贫穷并被唾弃。
　　当代社会远远没有成熟到理解这些联想的出现，而是利用广告做比喻，建立既空洞又无法实现的理想。随着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物欲横流，社会正分裂成互不相关的自我迷恋个人主义，我们努力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而不是赞美我们自己，虽然这被宣扬为选择的自由，但它实际上是一种顺从和异化的表现。

　　法国艺术家丹尼斯·达扎克（Denis Darzacq）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对他来说，身体是一种社会批判工具，借以探索被物质社会边缘化的人们所遭受的限制和障碍，比如郊区的不满青年、身体或精神残疾者以及社会边缘者。在他的影像中，每一个身体都与其所处位置的固有环境相互作用。这些舞动的身体在打破空间常规表达存在感的同时，也打开了重新连接世界的可能性，并为其定义了新的角色。正是在这种新获得的自由中，我们才认识到，是我们的差异造就了人类，而我们的独特性也为社会增添了丰富性。

　　丹尼斯·达扎克于1961年出生在法国巴黎，1986年毕业于巴黎国立装饰艺术学院（NationalSchool of Decorative Arts，Paris），并開始拍摄摇滚乐队和电影剧照，1997年加入了法国著名图片社VU。1990年代中期，他开始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随后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多个国家举办展览，而他的作品已出版11本专著，以及许多目录和杂志文章。丹尼斯·达扎克还赢得了2000年的阿尔塔迪斯大奖赛和2012年的尼普斯大奖赛，2007年获世界新闻摄影奖（荷赛）艺术类组照一等奖。

　　与丹尼斯·达扎克（Denis Darzacq）对谈
　　同情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丹尼斯·达扎克：我是来自“拉丁”文化的法国人，在这种语言文化中，同情和怜悯的定义非常接近。但区分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对我来说，同情心意味着理解我和我拍摄的人没有本质区别。我对“怜悯”没有兴趣。

　　你是否试图鼓励观众产生同情心？
　　丹尼斯·达扎克：我对少数族裔的人的生活很感兴趣，无论是关于社会、种族、性、身体还是精神方面。我想鼓励人们反思少数族裔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也是我很多作品的主题。
　　我们先谈谈《超人》（Hyper）这个系列吧。（图02～04）
　　丹尼斯·达扎克：Hyper这个词来源于法语中的超市一词“hypermarché”，这个系列是对工薪阶层的普通年轻人在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社会中阶层地位的质疑。法国广告业巨头雅克·塞盖拉（JacquesSé gué la）曾公开表示，“如果50岁还没有一块劳力士手表，那你就是个失败者！” 是这样吗？不！ 我们的价值不是用物质积累来衡量的，而是表现在伦理和道德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感。这个系列背后的驱动力是我对我们的社会从“存在”到“拥有”转变的担忧。
　　每幅图像都将两种不同的现实并列在一起，这是在没有后期数字处理的情况下实现的。照片中的一部分是熟悉的商业背景，另一部分是年轻的身体在运动中拒绝被征服的骄傲力量。

　　这些表演者是谁？
　　丹尼斯·达扎克：他们是我家附近体育馆的业余运动员。他们参与不同的运动，有些人在练习卡波耶拉舞（Capoeira）。卡波耶拉舞是一种结合了非洲与巴西文化并融合了武术和杂技的舞蹈形式，在法国年轻人中非常流行。我让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来回应超市里那种极度物欲横流的环境。他们表示与我一起合作很开心，没有这些年轻人的智慧和才华，就不会有这些照片，正是他们的自律和努力使其能够挑战万有引力定律。
　　在创作《超人》系列一年后，你开始了更有挑战的项目《行动》，这个系列是怎么来的？（图05～15） 　　丹尼斯·达扎克：这两个系列的表达方式基本相同，只是围绕的社会环境和人物不同。《超人》展现的是来自工薪阶层背景的年轻人，而《行动》系列的焦点转移到了残疾人身上。
　　这些表演者是谁？
　　丹尼斯·达扎克：有的是遭遇过意外事故、目前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人;有的是身体健全、却患有精神残疾的人;还有些人由于神经肌肉疾病或遗传疾病，身体和智力都有缺陷。但他们所有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勇敢地体验生活，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他们在做什么？
　　丹尼斯·达扎克：和《超人》系列一样，我让每个演员在这些公共空间里完全自由地移动身体，这些地方都是重要的城市场所，包括博物馆、剧院、公园、市政大楼、火车站等。在这里，残疾人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他们愿意，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幻想、欢乐，还是古怪。因此，我要求他们完全放松，把自己从那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你为什么称这个系列为《行动》？
　　丹尼斯·达扎克：“Act”是唯一一个可以概括这些照片背后思想的词语。首先，Act有行动的概念，它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控制一个人的生活;其次，它有表演的概念，即像演员一样表演，拒绝社会分配的有限角色，通过喜剧、舞蹈等形式表达自我，打开更多可能性;最后，做一个积极分子，因为想要改变别人的看法是一种激进行为，意味着一种深深的民主承诺，就像西方早期为妇女、同性恋者或少数民族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一样。

　　你们是如何展开合作的？
　　丹尼斯·达扎克：我大概用了两年时间进行协调和拍摄，拍摄地点主要在英国布拉德福德的“小心空隙”戏剧公司、法国布列斯特附近的一个残疾青年中心，以及美国迈阿密附近的一个精神病院。每次拍摄持续一两个小时，我让表演者选择一个地点，然后用他们的身体来表达自己。
　　对于那些身患残疾的人，你有什么想和他们交流的吗？
　　丹尼斯·达扎克：简单地说，除了外表，我们都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生活。对他人的恐惧来自无知，而怜悯对激发共同的、共享的人性情感没有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被形象所定义的文明中，在书籍、画廊和博物馆中展示这些照片，让这些残疾人被人们知晓，使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坚持自己的存在。
　　我相信我们都有自己的差异和局限性，有时，所有人都会觉得生活充满困难。而我感兴趣的是什么使我们相似，而不是什么使我们不同，与其说是残疾，不如说是我们共同的人性。

　　可以舉个例子吗？
　　丹尼斯·达扎克：我给两位瘫痪的年轻情侣拍照，他们努力摆出各种姿势。后来我想给他们拍摄个人肖像，由于残疾导致他们无法独立移动，于是这位年轻女子借助升降机离开了画面。而当男士躺在那里时，我们听到这位女子惊叫道：“你真漂亮，我非常爱你，我超级爱你。”大家都惊呆了！我问自己：“在我的一生中，有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能说吗？”我不知所措。这就是我在作品中寻找的人性。（图11）
　　在《行动》系列完成四年后，你又创作了一个项目《行动2》（Act 2）。这两个系列有什么联系？（图16～18）
　　丹尼斯·达扎克：2015年，巴黎歌剧院请我为他们的在线数字艺术平台“3e Scene”（thirdstage）拍照。我主动提出在巴黎街头拍摄歌剧院芭蕾舞团的舞者，将这一新作品与为年轻残疾人拍摄的照片联系起来。
　　我给舞者们看了《行动》系列的照片，让他们从残疾表演者的表情和手势中汲取灵感。这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观点，现在那些残疾人才是最有才华舞蹈家的编舞。我想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是我们之间的分歧，而是共同语言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将我们联系起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丰富。

　　芭蕾舞演员对这种拍摄方式有何反应？
　　丹尼斯·达扎克：有人曾警告过我，要把歌剧演员从过度保护的环境中带出来是很困难的，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问题，这些舞者是年轻一代的一部分，他们比他们的前辈对现实世界更加开放。在这个项目中，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开心而充满热情。

　　你会把《行动》和《行动2》系列放在一起展示吗？
　　丹尼斯·达扎克：是的，我很幸运能够同时展示这两个系列，使它们产生一种对话，展示效果非常好。（如图14和17，图13和18）
　　在拍摄这些照片的过程中，关于共情，你有什么感悟？
　　丹尼斯·达扎克：说到底，没有什么比以共情的方式一起工作更有效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成为一个可以轻松面对未知挑战的人。这是一个持续的挑战，但我相信共情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