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记者约好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采访沈昌文先生，没想到巧遇丁聪夫妇。
　　丁聪先生是在老伴的陪伴下到编辑部拿稿的。很难想象，一位年届九旬、重病缠身的老画家，现在还在给一本杂志画版式。32开配一副图的封面，简洁的版式，还有每期必有的一两副漫画，读书的标准像25年不变，就是因为有了这“从一而终”的丁聪。
　　为读书作画是丁聪生活里一桩顶顶重要的事。他盯稿子盯得很紧，稿若没按时来，就急得亲自到编辑部去取。这位抗战时就开始漫画创作、并曾在香港创办《良友》杂志的老画家说，他真的“欢喜这份工作”。
　　不变的丁聪经历了《读书》的好几茬领导。“他们都对我挺好的”，沈昌文曾在办公室里做红烧肉和宁波炝蟹食诱他，范用待这位性情酣醇的老友更如家人。
　　对《读书》割舍不下的情怀是几位老先生共有的。《读书》早期惟一的编辑史枚先生现已去世多年。据说，他最后倒在书桌上的时候，手边就摊开着《读书》的稿子。
　　在《读书》的第一批作者中，有吕叔湘、王祖良、张中行、金克木等国宝级学者，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对国家、人民和知识的命运始终非常关切。其中，张中行和金克木是只给《读书》供稿的。
　　沈昌文回忆说，每次到金克木家，老先生都神采飞扬侃侃而谈，告辞的时候，在楼梯口还要拉着他说上十分钟的话。金先生常笑说身体不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供稿了。但后面不断有稿过来，而且一寄就是三篇。吕叔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坚持每月到编辑部开会。还随身携带勘误表，指出文中的错字。不能亲自来时，就写一封信给主编交流感受。
　　《读书》的老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陆建德还记得，90年代中后期，《读书》杂志的活动比较多。
　　那时经常过两三个月大家就聚会，知识界的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参加，像于光远、丁聪。参加《读书》杂志的聚会是一种知识和趣味的旅行，能遇到一些只闻其名未曾见面的朋友。每次去都很开心。
　　陆建德认为，《读书》在文化界的影响是和众编辑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他接触比较多的是赵丽雅，“她看上去像个工人，剪一头短发，说自己文化大革命时是抄刀卖西瓜的，很不拘小节的样子，但其实是个很好的学者。”
　　赵丽雅现在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做《诗经》研究，她中国古典文学工夫很深厚，在中国散文方面也很有追求。很多年前，她给陆建德写信约稿，字很娟秀，内容文绉绉的，陆建德看人家信写得这么认真，也就不好意思推辞了。而且赵丽雅连他的生日也记得，这让他大为感动。
　　1993年深秋，《读书》的追随者刘苏里(现为万圣书园负责人)第一次造访《读书》编辑部，震惊于房间的逼仄和其乐融融的气氛，最具代表性的物件就是那间不足30平米的办公室里煮咖啡的“厨房”。
　　1996年，《读书》就要搬出阁楼了，刘苏里身不由己似地再次来到编辑部，心里想着向那块写着“《读书》编辑部”斑驳字样的小牌子道别。编辑吴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开放了一间隐秘的“藏宝室”，里面堆放着好多书。关门时她调侃说，“你算是幸运的。”很多年后犹记得，吴彬说话的那一刹间，脸上分明飘过了一丝留恋、惋惜和无奈的神情。
　　也就在当年，沈昌文去任，汪晖继任主编。刘苏里隐约感到，编辑部搬迁到大厦里告别的不只是“阁楼”，或许告别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