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岳阳楼，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不是登楼远眺的美景，而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所写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宋代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军事上也颇有天赋，可以说是当时的“全才”。但也因为“树大招风”。他的仕途起起落落，最后病死在奔赴颖州(今安徽阜阳竞内)任地方官的路上时64岁。
　　经过近千年传诵，《岳阳楼记》已被当做范仲淹的代表作，位于湖南岳阳西门城头的岳阳楼也因为这篇文章而闻名。这种文章、作者和景点的逻辑关系，与欧阳修作《醉翁亭记》颇为相似。虽然后者的广告效应明显大于前者，但范仲淹仅用300多字就把岳阳楼的远近、朝夕景致尽收其中，还特别放进了自己的感性解读，这些都比《醉翁亭记》略胜一筹。
　　岳阳楼与洞庭湖是紧密相连的，范仲淹将其概括为“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时间登楼，还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比如“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之时，傍晚天色昏暗，只听得见“虎啸猿啼”，登楼时普遍会想到“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不过，若是在“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或者“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时候登楼，则会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的“喜洋洋”之感。
　　范仲淹的文字虽简洁，却能把感情都渗透在一个个凝练的句子里。后人读到这篇文章的结尾，以为这样一轮描述也就差不多了，结果稍不留神儿就读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的警世良言。
　　谁知范仲淹又冲刺了一下，接着说出他的“忧乐”观点，更让人感到了思想的升华。连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都忍不住称赞范仲淹是“一肚皮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发而为才子文童”。
　　但是，这种感性文字的背后，却是深深的孤独感。在谈论“忧乐”之后，范仲淹忽然话锋一转：“微斯人，吾谁与归?”有谁知道，这位活动能力极强的实干官员，曾数次破起用，却又数次是非上身，被贬离京。尤其是有一次范仲淹因受朝廷内部党争所拖累，从开封走水路赴饶州(今江西鄱阳境内)就职，途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然无人愿意出门接待范仲淹，就怕受他牵连。到达饶州后，范仲淹捻着花白的髭缵，在官舍吟起了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以解心中烦闷。
　　在写《岳阳楼记》之前，范仲淹曾有一段改变其命运的戍边经历。当时，党项族首领元昊另建西夏国，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已年过半百的范仲淹受到朝廷的起用，挂帅赶赴延州。虽然仕途上的艰辛蹉跎已使他霜染鬓发，但他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
　　边疆的战事持续了两三年，边防才大体接近巩固。宋代庆历二年(1042年)的暮春季节，疲惫的范仲淹看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若是在江南，早已百花烂漫了。他随口吟起：“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这四句诗用简练晰吾言，描绘出了当时陕北横山一带宋夏边境的情景，也透露了范仲淹的思乡感怀。
　　范仲淹的代表词作《渔家傲·秋思》，也是创作于戌边期间。开头一句“塞下秋来风景异”，反映出延州的秋景同样使他感到惊异；而“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更给人一种充满肃杀之气的战地风光画面，隐隐地呈现出他处于不利的军事境地，带着浓厚的悲凉气氛。尽管当时范仲淹还在感叹“归无计”，但很快在庆历三四年间，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范件淹也被调回了京师。
　　不过，回京后的范仲淹由于急于纳谏改革，又惹上了党争是非，终于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一同被贬居到各地。年近58的他被放到邓州(今河南邓州)做知州，富弼被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滕宗谅(即《岳阳楼记》开头所指的滕子京)被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至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
　　直到了解这段背景，才能理解范中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陇，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不是心头一热的政治口号，也更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在文末无助地司“吾谁与归”了。
　　如今的岳阳楼，虽与江两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却是1984年照清朝康熙年间的形制重修的，可以说早已不是范仲淹当年所提及那座岳阳楼。不知今人登楼放眼望去时，是否还能看到一丁点儿宋代遗留下来的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