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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周立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杰出作家。2008年8月9日，是周立波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了学习他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奋斗终身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弘扬他贯穿一生的崇高的革命品格，继承他锲而不舍的文学探索精神，本刊特推出3篇文章，以示纪念。
周扬、周立波两人虽是同年出生，但从家族辈分论，却是叔侄关系。他们年轻时为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所激励，志同而气和，相互扶持、相互激励，成为革命的勇敢而坚定的追随者。其后，两人同属于文化界，相知相交的人生轨迹曲折漫长。
“少年叔侄如兄弟”
在周扬与周立波初次相识的1926年，周扬已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大学生，而周立波则是长沙省立一中的中学生。虽然学历不同，对革命思想的接受程度不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憧憬革命并渴望成为这股洪流中的一员。因此，经过周立波的表哥也是周扬的好友林伯陶的引见后，两人促膝长谈，相见恨晚。
这次谈话，对周立波的触动很深，若干年后他还记忆犹新。他后来回忆说，周扬“和我谈尼采的一切都要重新估计价值和中国的新文艺思想”，“又谈鲁迅、郭沫若”。“我受了影响，开始看鲁迅、郭沫若和汪静之的作品，郭沫若的诗和散文给了我很大影响”。而对周扬来说，也同样如此。周扬后来回忆说：“那时他刚刚中学毕业，而我已是个大学生，使我感到惊奇的，他当时已经读完《资治通鉴》，知识并不比我少多少。虽然在宗族辈分上是叔侄关系，但在年龄上相仿，更像亲兄弟。他和我一见如故，结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甘苦与共的深交。”
这次畅谈后，周扬返回上海，周立波依然留在长沙。1927年，在蒋介石和各地军阀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在上海的周扬坚定地站在镰刀斧头旗帜下宣誓，而在长沙的周立波也心同此理，到处寻找CY(共产主义青年团)。
此后，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党组织遭到破坏。周扬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去了日本。失掉了组织关系的周扬，只好在苦闷中回到益阳老家。两位好友又相见了。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白色恐怖，但两人加入革命的勇气弥坚。有革命的勇气，还需要找到革命的组织。这是两人当下最苦恼的事情。周立波为了错过入团的机会，找不着党的组织，不止一次地伤心流泪；周扬也为失去了夏钟润的踪迹，而郁郁寡欢。为了寻找党组织，他们听说曾三是党员，就找到他家里，曾三家与周立波家三代联姻，但他们没能找着曾三。最后两人相约，一起到当时的革命中心上海继续寻找。1928年1月，周立波随着周扬到了上海。
在上海，因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周扬与周立波是“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的生活着”。两人住在一起，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主要靠周扬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点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为减轻生活负担，周立波在读过英文系的周扬的帮助下，拼命自修英文。周立波的聪慧、好学，使他很快掌握了英文翻译的技能，翻译出版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书。
1929年秋，周立波凭着一张假文凭考进免收学费的上海劳动大学，解决了生计问题。但一心向往革命的周立波，经常与进步同学到街头参加“飞行集会”和散发传单，引起校方的反感，1930年五一节前夕被校方开除了学籍。
为了维持生计，周立波经人介绍，到神州国光社印刷所当校对。作为一个思想激进的革命青年，他仍然不安分。他被工人推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张贴标语时与工头发生争执，被扭送到巡捕房。接着从床下被搜出违禁书籍，他便被捕了。神州国光社的总编辑胡秋原与周扬有一面之缘，周扬请他把周立波保释出来，被他断然拒绝。周扬很气愤。以后，周扬在主编《文学月报》时，在批判胡秋原的第三种人论点时，发表了芸生痛骂胡秋原的讽刺诗《汉奸的供状》。周扬此举，除了批判胡秋原的错误观点外，与周立波一事也不无关系。为此，周扬还挨了鲁迅写的《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致起应的一封信》一文的批评。
胡秋原不帮忙，周扬只好找律师为周立波辩护。请辩护律师要花很多钱，周扬为此东借西借的花了三四十块光洋，对旅居上海的周扬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了。潘震亚是有名的红色律师，他义正词严进行辩护，周立波还是被判了两年半徒刑。据廖沫沙的朋友林岳松后来回忆，周立波被判刑那天他和周扬都在场，周扬很难过，从法庭出来以后不愿回家，由他陪着在黄浦江畔走了一夜。周立波被关押在西牢，同时被关押的有吴亮平、曹荻秋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这段时间周扬回家一次，专程到邓石桥清溪村看望周立波的父亲。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很坚强，当周扬告别后走了很远，回头还看见老人伫立在村口。
1934年8月，周立波出狱时，周扬不但找到了党组织，而且还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和上海局文委书记。他先介绍周立波进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又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亲如兄弟的叔侄俩终于找到了组织。两人一起，钻研普罗文艺理论、翻译苏联和外国进步作家的作品、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共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成为党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坛的主将。
“文武”周立波
熟悉周扬和周立波的人，都能体会到两人这样的特点：从外表看起来，两人都挺拔俊秀、斯斯文文，周立波比周扬多了一幅眼镜，倒更显得儒雅一些；但是，从性格上看，周扬表里一致，而周立波则有着巨大的反差。他虽然在周扬的影响下，活跃于左翼文坛，但他此前曾经单枪匹马和外国巡捕搏斗，因鼓动工潮而被捕。在周扬眼中，“他的所有这些活动，大多是自发的，带有盲目冲动的性质，但他要求革命的心却比天还高”。正因为这种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使周立波具有了“尚武”的性格特点。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扬、周立波、李初梨、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一道奔赴延安。途经西安，在留住八路军办事处期间，由党组织分配，周立波随同史沫特莱去了前方，后来又一度为美国卡尔逊将军任翻译。这项分配，很适合周立波“尚武”的性格，他早就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战地访问，经过炮火硝烟的战地生活的磨炼，这个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化人简直变了一个人，他“学会了骑马，也学会了跑路，晚上还能摸着走夜路”。他在写给周扬的一封信中表示：
我打算正式参加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 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纸笔, 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 也无所畏惧。
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我爱这种生活, 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
后来因为被周恩来派遣去主持《抗战日报》，周立波没能在华北当游击队员。但作为革命记者，他几乎走遍了华北的革命战场。1938年3月，他出版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两书，最早地向全国人民介绍了以聂荣臻为首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周扬与周立波，一个延安，一个敌后，但战火阻隔不住彼此的牵挂。周立波在八路军总部得到了任弼时赠送的战利品，一双日本长靴，便想带来送给周扬，只是没有鞋子穿，才留下来了。当周扬知道周立波受党的派遣，从武汉辗转长沙、沅陵到了桂林《救亡日报》工作，便和张闻天商议联名电调周立波回延安。当周立波1939年底来到延安，周扬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以后周扬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而周立波也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者。
在延安，周扬与周立波同在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副院长，周立波是教师，两人都在鲁艺开课。荣天屿在回忆周扬与周立波的文章中写道：
当年鲁艺的一些学员，回忆起周扬与立波的讲课，都说他们是两种风格，同具吸引人的魅力。周扬是理论家的风度，并显露领导者的才能，讲起话来充满慑服人的逻辑力量，与人论战式的雄辩，讲话从不用什么提纲，出口成章。记忆力也惊人，谈论艺术问题时，时常引用毛主席、鲁迅或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论述的语句。立波与周扬不同，更像一个平静的学者，以其广博的学识、清晰的分析来慑服人。他上课的办法是先让学员读作品，开会讨论，然后他才开课，细致入微，条理清晰的分析，娓娓动听，很快在学员中赢得赞誉。
但举止优雅的周立波，还依然保留有“尚武”的性格。在鲁艺，有一段时间，周立波曾与蔡若虹为邻。有一次，两人闲谈中，周立波提到宋庆龄。蔡若虹在上海时，曾对宋庆龄的情况有所了解，对宋庆龄印象非常好，就对周立波说：宋庆龄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周立波就不高兴了，说： 伟人多着哪，我们党还有很多伟人， 为什么你不提？说话间他就扯着蔡若虹，火了。为此两个人吵了起来。
周立波就是这么一个容易“爆炸”的性格。据周扬的女儿周密回忆，周立波为人单纯、质朴，天真得不行。1940年夏天，有一次鲁艺院部举行茶话会，欢迎从新疆来到延安的茅盾。音乐系教师杜矢甲在会上唱了那首有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跳蚤之歌》，这是他的保留节目。周立波听了，以为他是故意捣乱会场，侮慢茶话会的主持者，便随手把一把茶壶甩了过去，打个粉碎，主人和客人都为此感到很尴尬，茶话会因此不欢而散。周扬也慌乱起来，说：“你怎么能只是匹夫之勇？”此后，他在上海参加“飞行集会”时，经常带一把刀子准备与敌人搏斗，以及他被捕时，赤手空拳和手执铁棍的巡捕打斗的事，也像传奇一样在学员中传开。
1944年, 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到南方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时已离开鲁艺、调至《解放日报》编副刊的周立波，积极要求参加这次南征。他穿上了军装，加入到王震、王首道带领的三五九旅指战员的行列里。在这次征程一万五千里，在日、伪、国民党军的夹击合围中浴血奋战， 艰苦卓绝的南征北返中，周立波作为司令部的秘书，不肯接受任何特殊照顾，和普通战士一样，背着背包，冲过了100多条封锁线，往返于7个省的战场，无愧地接受了这场残酷空前，堪与内战时期的长征相比的战争的考验。在一次情况十分危急，必须轻装突围的战斗中，他把什么都丢了，只保留下几本在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记录下来许多指战员可歌可泣事迹的日记本。这就是他后来整理成《南下记》、《万里征程》等文艺作品的素材和基础。政委王首道充满情谊地这样谈起周立波：“如果说我们南下的同志是钢铁战士的话, 周立波就是钢铁的文艺战士。”
1946年，周扬和周立波都撤离延安，转赴东北。周立波随干部队到松江省珠和县元宝镇参加土地改革，并兼任了中共元宝区委书记。而周扬一家则被阻隔在张家口。周密清晰地记得，那是在1947年的春节。在鞭炮声中，周扬说：“立波他们应该平安到东北了吧？”这种浓浓的挂怀，在接到周立波的信后才释念。
在东北，周立波用半年多时间与农民共同生活，熟悉了东北农民的生动语汇。他的传世之作、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暴风骤雨》，便是这次参加土改斗争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周立波不断深入到工厂、农村中去，创作出《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以及大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新人新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蜚声于新中国文坛。
周立波在创作过程中，每写完一部分，在送给周扬征求意见的同时，也送给周密看。周密回忆说：因为周扬和立波是叔侄关系，我对周立波都直呼“立波”，却称立波夫人林蓝为“阿姨”，很有意思。立波也没有把我当小孩看。他后来写的《铁水奔流》、《山乡巨变》，都送给我看，还认真地征求我的意见。读他的《铁水奔流》的时候，我还是中学生，哪里会有什么意见？读《山乡巨变》倒还是认真地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可见，立波在创作上是非常认真的。
谈到周立波的文学成就，周密说：很多人都知道，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但立波还有两部作品也获得了这一奖项，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拍了两部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周立波是撰稿人。这两部片子也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周立波其实是三次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奖，是非常值得自豪的。
“主将”周扬和“黑干将”周立波同遭磨难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又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伴随着江青在文艺界的复出，文艺界开始了一系列的所谓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在这一过程中，周扬居然变成了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主将”，而周立波也成为“黑干将”了。
早在1964年夏，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周立波的儿子周建明就听到消息，说“要拿周扬开刀了”。周建明把这话告诉周立波，他还不相信。但是，很快周立波就接到通知回京参加新侨饭店的会议。在会上，他才知道儿子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在那次会上，赵树理和周立波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周立波对这样的无理批判拒绝接受，在吃饭桌上同别人吵起来。会议的主持人为了按下他的火气，低声对他说：“上面要批判周扬了!”周立波到此才明白，这次会议对他和赵树理的批判，实际上是为批判周扬作准备。赵树理与周立波是外围，新侨饭店会议打了周扬的外围。
1966年“文革”爆发后，周扬首当其冲，遭到口诛笔伐。既然“国防文学”被判定为反革命口号，当年共同倡导这一口号的叔侄俩首先就被牵连进所谓“三十年代文艺”一案中。周扬被关押后，周立波也遭到了非人的折磨。
1967年2月1日，江青在对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群众代表的讲话中，批判了周立波：“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被一些人吹捧，他的创作思想那就是好人最后就要死，很坏。”
周立波写的一篇热爱和敬仰毛泽东的散文《韶山的节日》，被江青批为“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周立波在这篇散文里写到了杨开慧，张春桥就给康生写了一份报告，康生又将其转给江青。于是对他的迫害就这样开始了。开始批斗周立波时，批判者问：毒在哪里？周立波却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作答。他们说：“你的东西坏到什么程度？坏到不能登报批评，也不能公开检讨！”因为文章是发表在《羊城晚报》，因而连当年主持《羊城晚报》的王匡都被勒令检讨，陶铸也受到连累。
批判周立波时，有不少可笑又令人气恼的事。周立波性格倔强，即使是接受批判，他也腰杆笔直。当有人说到江青对周立波小说的定调时，周立波竟还说：“我是个写小说的，要打倒我，就要先打倒我的作品。”“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有活着的，也有死去的，应该都可以写……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政治问题?!”
又有人批判说：“康生同志在一个会上说，周扬有个侄子，叫什么周立波，写了一篇大毒草《韶山的节日》……这是你造谣生事，写毛主席上坟，丑化了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
周立波面无表情地说：“说我是周扬的侄子，屈指一算，相隔十几代，300年前共祖宗。即便我是周扬的侄子，也不能算什么罪状嘛。”他还申辩道：“毛泽东同志回韶山，上山看父母的坟，确有其事。我不知毒在何处……”面对那么气势汹汹的批判者，他更有力地加上一句：“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要父母的嘛。”
面对穷凶极恶的“革命大批判”，他这么死不悔改，在外人看来，真是不要命了。他的雄辩，只能招致更加残酷的“围剿”，一次比一次升级，文斗不行，便是武斗了。以至于他回到牛棚，摸摸头上给揪斗得没剩几根的头发，只能痛苦地落下泪来，对同情者说上几句：“你们看，我的头发都快脱光了。过去我每写部小说，几乎都要病一场，真想不到今天会要挨这种批判。”残酷的批判、斗争、关押，周立波被折磨到1973年，才算解除监护审查。
周扬遭受的苦难，那就更不消说，折磨达9年多之久，最后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指示要调整文艺政策，对久关周扬不满，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1975年7月，周扬才得以释放出来。
老年相惜情更重
1977年底，周立波到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与文学工作座谈会，叔侄两人在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相见。劫后重逢了，两人谈得最多的还是“文革”的磨难。
据周扬的秘书露菲回忆，周立波说他在湖南挨斗时，为了配合对他的批斗，“造反派”还编了一个活报剧，对他批斗完了，就演剧，看的人很多。
周扬饶有趣味地问：“噢？还演剧，演什么？”
“演你给我挂奖牌。”周立波回答。
周扬知道，那是指周立波名著《暴风骤雨》得苏联斯大林文学奖的事。活报剧就演绎成周扬给周立波发奖牌。一个演员扮周扬，一个演员扮周立波。主要情节就是“周扬”将奖牌挂在“周立波”身上，“周立波”毕恭毕敬地接受……
周扬认真地问：“演得像不像？”
周立波认真地回答：“不像！”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他们轻松幽默交谈的时候，“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罪名”还没有平反。他们坦荡的胸怀，正是对“四人帮”的嘲笑和蔑视！
这次重逢后，周立波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1978年1月14日，题诗两首赠周扬及其夫人苏灵扬，说的都是20世纪30年代就结为知己的往事：
回忆五十年前初到上海赠运宜(即周扬)
五十年前到沪时，
笑谈奔放展英姿。
毕生驰骋文园里，
赢得清芬裕后知。
回忆灵扬二十弃学入“左联”
少小年华旧布装，
倾心革命沐朝阳。
毅然抛却绮罗梦，
换取清贫稻菽香。
其后，两人关系更加紧密，共同投身到新时期文艺复兴事业中去。周扬先在社科院，后又回到中宣部工作。在邓小平、胡耀邦的关心与指示下，他全神贯注投入到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工作。周立波也立下宏愿，晚年要继续创作两部长篇小说，一部以三五九旅南征抗日的英雄事迹为题材;另一部计划以农业现代化为题材，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连起来，组成反映中国农村伟大历史性变革发展的“三部曲”。为此，他还想待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回湖南农村去深入生活。哪知终因身心长期遭受迫害，1978年初夏，他就病倒了，1979年9月不幸去世。但他伏在病榻上，仍然将南征抗日的事迹片断，写成一个短篇《湘江一夜》，发表在1978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上。
周立波的逝世，周扬甚为悲痛。他说，人生难得一知己，他一生的知己就是周立波。谈到周立波晚年创作宏愿未竟身先死，更是不胜感慨。在1979年11月18日为周立波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扬代表中国文联致了悼词。由于过度悲伤，周扬竟然哽咽得读不下去。
周立波的早逝，始终是周扬心中的痛，他和周立波之间的“许多往事犹历历在目，不时涌现胸间，使人难以忘怀”，他还有许多话要说。1982年，在周立波逝世3周年时，他找顾骧来，满含深情地追述了与周立波交往的点滴。顾骧为他起草了怀念周立波的文章。据顾骧回忆，在讲述过程中，周扬时常老泪纵横，语音哽咽。顾骧文章完成后，周扬又作了多次修改，在稿纸上能够清晰地看到泪水打湿的痕迹。
1983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怀念立波》一文。周扬在叙说了两人几十年交往的历程后说:“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他天真乐观，总是以微笑看待生活，从不为抚摸自己的伤痕而叹息，也很少炫耀自己的才华而表露自满。”“立波确实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留下的不仅有着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贡献的文集，还有他为革命文艺身体力行的优良品格，更有着可贵的贯穿他一生的共产主义精神。”
1986年6月10日，周扬与苏灵扬生前共同立的遗嘱上，特别说明，周扬死后的骨灰希望带回益阳会龙山择地安葬，不立碑，但要求与好友周立波为邻。生为友，死相伴，周扬至死不忘他与立波的真挚情谊。
周扬、周立波两人虽是同年出生，但从家族辈分论，却是叔侄关系。他们年轻时为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所激励，志同而气和，相互扶持、相互激励，成为革命的勇敢而坚定的追随者。其后，两人同属于文化界，相知相交的人生轨迹曲折漫长。
“少年叔侄如兄弟”
在周扬与周立波初次相识的1926年，周扬已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大学生，而周立波则是长沙省立一中的中学生。虽然学历不同，对革命思想的接受程度不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憧憬革命并渴望成为这股洪流中的一员。因此，经过周立波的表哥也是周扬的好友林伯陶的引见后，两人促膝长谈，相见恨晚。
这次谈话，对周立波的触动很深，若干年后他还记忆犹新。他后来回忆说，周扬“和我谈尼采的一切都要重新估计价值和中国的新文艺思想”，“又谈鲁迅、郭沫若”。“我受了影响，开始看鲁迅、郭沫若和汪静之的作品，郭沫若的诗和散文给了我很大影响”。而对周扬来说，也同样如此。周扬后来回忆说：“那时他刚刚中学毕业，而我已是个大学生，使我感到惊奇的，他当时已经读完《资治通鉴》，知识并不比我少多少。虽然在宗族辈分上是叔侄关系，但在年龄上相仿，更像亲兄弟。他和我一见如故，结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甘苦与共的深交。”
这次畅谈后，周扬返回上海，周立波依然留在长沙。1927年，在蒋介石和各地军阀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在上海的周扬坚定地站在镰刀斧头旗帜下宣誓，而在长沙的周立波也心同此理，到处寻找CY(共产主义青年团)。
此后，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党组织遭到破坏。周扬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去了日本。失掉了组织关系的周扬，只好在苦闷中回到益阳老家。两位好友又相见了。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白色恐怖，但两人加入革命的勇气弥坚。有革命的勇气，还需要找到革命的组织。这是两人当下最苦恼的事情。周立波为了错过入团的机会，找不着党的组织，不止一次地伤心流泪；周扬也为失去了夏钟润的踪迹，而郁郁寡欢。为了寻找党组织，他们听说曾三是党员，就找到他家里，曾三家与周立波家三代联姻，但他们没能找着曾三。最后两人相约，一起到当时的革命中心上海继续寻找。1928年1月，周立波随着周扬到了上海。
在上海，因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周扬与周立波是“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的生活着”。两人住在一起，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主要靠周扬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点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为减轻生活负担，周立波在读过英文系的周扬的帮助下，拼命自修英文。周立波的聪慧、好学，使他很快掌握了英文翻译的技能，翻译出版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书。
1929年秋，周立波凭着一张假文凭考进免收学费的上海劳动大学，解决了生计问题。但一心向往革命的周立波，经常与进步同学到街头参加“飞行集会”和散发传单，引起校方的反感，1930年五一节前夕被校方开除了学籍。
为了维持生计，周立波经人介绍，到神州国光社印刷所当校对。作为一个思想激进的革命青年，他仍然不安分。他被工人推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张贴标语时与工头发生争执，被扭送到巡捕房。接着从床下被搜出违禁书籍，他便被捕了。神州国光社的总编辑胡秋原与周扬有一面之缘，周扬请他把周立波保释出来，被他断然拒绝。周扬很气愤。以后，周扬在主编《文学月报》时，在批判胡秋原的第三种人论点时，发表了芸生痛骂胡秋原的讽刺诗《汉奸的供状》。周扬此举，除了批判胡秋原的错误观点外，与周立波一事也不无关系。为此，周扬还挨了鲁迅写的《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致起应的一封信》一文的批评。
胡秋原不帮忙，周扬只好找律师为周立波辩护。请辩护律师要花很多钱，周扬为此东借西借的花了三四十块光洋，对旅居上海的周扬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了。潘震亚是有名的红色律师，他义正词严进行辩护，周立波还是被判了两年半徒刑。据廖沫沙的朋友林岳松后来回忆，周立波被判刑那天他和周扬都在场，周扬很难过，从法庭出来以后不愿回家，由他陪着在黄浦江畔走了一夜。周立波被关押在西牢，同时被关押的有吴亮平、曹荻秋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这段时间周扬回家一次，专程到邓石桥清溪村看望周立波的父亲。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很坚强，当周扬告别后走了很远，回头还看见老人伫立在村口。
1934年8月，周立波出狱时，周扬不但找到了党组织，而且还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和上海局文委书记。他先介绍周立波进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又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亲如兄弟的叔侄俩终于找到了组织。两人一起，钻研普罗文艺理论、翻译苏联和外国进步作家的作品、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共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成为党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坛的主将。
“文武”周立波
熟悉周扬和周立波的人，都能体会到两人这样的特点：从外表看起来，两人都挺拔俊秀、斯斯文文，周立波比周扬多了一幅眼镜，倒更显得儒雅一些；但是，从性格上看，周扬表里一致，而周立波则有着巨大的反差。他虽然在周扬的影响下，活跃于左翼文坛，但他此前曾经单枪匹马和外国巡捕搏斗，因鼓动工潮而被捕。在周扬眼中，“他的所有这些活动，大多是自发的，带有盲目冲动的性质，但他要求革命的心却比天还高”。正因为这种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使周立波具有了“尚武”的性格特点。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扬、周立波、李初梨、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一道奔赴延安。途经西安，在留住八路军办事处期间，由党组织分配，周立波随同史沫特莱去了前方，后来又一度为美国卡尔逊将军任翻译。这项分配，很适合周立波“尚武”的性格，他早就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战地访问，经过炮火硝烟的战地生活的磨炼，这个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化人简直变了一个人，他“学会了骑马，也学会了跑路，晚上还能摸着走夜路”。他在写给周扬的一封信中表示：
我打算正式参加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 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纸笔, 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 也无所畏惧。
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我爱这种生活, 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
后来因为被周恩来派遣去主持《抗战日报》，周立波没能在华北当游击队员。但作为革命记者，他几乎走遍了华北的革命战场。1938年3月，他出版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两书，最早地向全国人民介绍了以聂荣臻为首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周扬与周立波，一个延安，一个敌后，但战火阻隔不住彼此的牵挂。周立波在八路军总部得到了任弼时赠送的战利品，一双日本长靴，便想带来送给周扬，只是没有鞋子穿，才留下来了。当周扬知道周立波受党的派遣，从武汉辗转长沙、沅陵到了桂林《救亡日报》工作，便和张闻天商议联名电调周立波回延安。当周立波1939年底来到延安，周扬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以后周扬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而周立波也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者。
在延安，周扬与周立波同在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副院长，周立波是教师，两人都在鲁艺开课。荣天屿在回忆周扬与周立波的文章中写道：
当年鲁艺的一些学员，回忆起周扬与立波的讲课，都说他们是两种风格，同具吸引人的魅力。周扬是理论家的风度，并显露领导者的才能，讲起话来充满慑服人的逻辑力量，与人论战式的雄辩，讲话从不用什么提纲，出口成章。记忆力也惊人，谈论艺术问题时，时常引用毛主席、鲁迅或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论述的语句。立波与周扬不同，更像一个平静的学者，以其广博的学识、清晰的分析来慑服人。他上课的办法是先让学员读作品，开会讨论，然后他才开课，细致入微，条理清晰的分析，娓娓动听，很快在学员中赢得赞誉。
但举止优雅的周立波，还依然保留有“尚武”的性格。在鲁艺，有一段时间，周立波曾与蔡若虹为邻。有一次，两人闲谈中，周立波提到宋庆龄。蔡若虹在上海时，曾对宋庆龄的情况有所了解，对宋庆龄印象非常好，就对周立波说：宋庆龄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周立波就不高兴了，说： 伟人多着哪，我们党还有很多伟人， 为什么你不提？说话间他就扯着蔡若虹，火了。为此两个人吵了起来。
周立波就是这么一个容易“爆炸”的性格。据周扬的女儿周密回忆，周立波为人单纯、质朴，天真得不行。1940年夏天，有一次鲁艺院部举行茶话会，欢迎从新疆来到延安的茅盾。音乐系教师杜矢甲在会上唱了那首有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跳蚤之歌》，这是他的保留节目。周立波听了，以为他是故意捣乱会场，侮慢茶话会的主持者，便随手把一把茶壶甩了过去，打个粉碎，主人和客人都为此感到很尴尬，茶话会因此不欢而散。周扬也慌乱起来，说：“你怎么能只是匹夫之勇？”此后，他在上海参加“飞行集会”时，经常带一把刀子准备与敌人搏斗，以及他被捕时，赤手空拳和手执铁棍的巡捕打斗的事，也像传奇一样在学员中传开。
1944年, 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到南方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时已离开鲁艺、调至《解放日报》编副刊的周立波，积极要求参加这次南征。他穿上了军装，加入到王震、王首道带领的三五九旅指战员的行列里。在这次征程一万五千里，在日、伪、国民党军的夹击合围中浴血奋战， 艰苦卓绝的南征北返中，周立波作为司令部的秘书，不肯接受任何特殊照顾，和普通战士一样，背着背包，冲过了100多条封锁线，往返于7个省的战场，无愧地接受了这场残酷空前，堪与内战时期的长征相比的战争的考验。在一次情况十分危急，必须轻装突围的战斗中，他把什么都丢了，只保留下几本在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记录下来许多指战员可歌可泣事迹的日记本。这就是他后来整理成《南下记》、《万里征程》等文艺作品的素材和基础。政委王首道充满情谊地这样谈起周立波：“如果说我们南下的同志是钢铁战士的话, 周立波就是钢铁的文艺战士。”
1946年，周扬和周立波都撤离延安，转赴东北。周立波随干部队到松江省珠和县元宝镇参加土地改革，并兼任了中共元宝区委书记。而周扬一家则被阻隔在张家口。周密清晰地记得，那是在1947年的春节。在鞭炮声中，周扬说：“立波他们应该平安到东北了吧？”这种浓浓的挂怀，在接到周立波的信后才释念。
在东北，周立波用半年多时间与农民共同生活，熟悉了东北农民的生动语汇。他的传世之作、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暴风骤雨》，便是这次参加土改斗争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周立波不断深入到工厂、农村中去，创作出《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以及大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新人新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蜚声于新中国文坛。
周立波在创作过程中，每写完一部分，在送给周扬征求意见的同时，也送给周密看。周密回忆说：因为周扬和立波是叔侄关系，我对周立波都直呼“立波”，却称立波夫人林蓝为“阿姨”，很有意思。立波也没有把我当小孩看。他后来写的《铁水奔流》、《山乡巨变》，都送给我看，还认真地征求我的意见。读他的《铁水奔流》的时候，我还是中学生，哪里会有什么意见？读《山乡巨变》倒还是认真地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可见，立波在创作上是非常认真的。
谈到周立波的文学成就，周密说：很多人都知道，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但立波还有两部作品也获得了这一奖项，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拍了两部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周立波是撰稿人。这两部片子也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周立波其实是三次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奖，是非常值得自豪的。
“主将”周扬和“黑干将”周立波同遭磨难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又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伴随着江青在文艺界的复出，文艺界开始了一系列的所谓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在这一过程中，周扬居然变成了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主将”，而周立波也成为“黑干将”了。
早在1964年夏，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周立波的儿子周建明就听到消息，说“要拿周扬开刀了”。周建明把这话告诉周立波，他还不相信。但是，很快周立波就接到通知回京参加新侨饭店的会议。在会上，他才知道儿子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在那次会上，赵树理和周立波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周立波对这样的无理批判拒绝接受，在吃饭桌上同别人吵起来。会议的主持人为了按下他的火气，低声对他说：“上面要批判周扬了!”周立波到此才明白，这次会议对他和赵树理的批判，实际上是为批判周扬作准备。赵树理与周立波是外围，新侨饭店会议打了周扬的外围。
1966年“文革”爆发后，周扬首当其冲，遭到口诛笔伐。既然“国防文学”被判定为反革命口号，当年共同倡导这一口号的叔侄俩首先就被牵连进所谓“三十年代文艺”一案中。周扬被关押后，周立波也遭到了非人的折磨。
1967年2月1日，江青在对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群众代表的讲话中，批判了周立波：“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被一些人吹捧，他的创作思想那就是好人最后就要死，很坏。”
周立波写的一篇热爱和敬仰毛泽东的散文《韶山的节日》，被江青批为“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周立波在这篇散文里写到了杨开慧，张春桥就给康生写了一份报告，康生又将其转给江青。于是对他的迫害就这样开始了。开始批斗周立波时，批判者问：毒在哪里？周立波却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作答。他们说：“你的东西坏到什么程度？坏到不能登报批评，也不能公开检讨！”因为文章是发表在《羊城晚报》，因而连当年主持《羊城晚报》的王匡都被勒令检讨，陶铸也受到连累。
批判周立波时，有不少可笑又令人气恼的事。周立波性格倔强，即使是接受批判，他也腰杆笔直。当有人说到江青对周立波小说的定调时，周立波竟还说：“我是个写小说的，要打倒我，就要先打倒我的作品。”“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有活着的，也有死去的，应该都可以写……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政治问题?!”
又有人批判说：“康生同志在一个会上说，周扬有个侄子，叫什么周立波，写了一篇大毒草《韶山的节日》……这是你造谣生事，写毛主席上坟，丑化了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
周立波面无表情地说：“说我是周扬的侄子，屈指一算，相隔十几代，300年前共祖宗。即便我是周扬的侄子，也不能算什么罪状嘛。”他还申辩道：“毛泽东同志回韶山，上山看父母的坟，确有其事。我不知毒在何处……”面对那么气势汹汹的批判者，他更有力地加上一句：“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要父母的嘛。”
面对穷凶极恶的“革命大批判”，他这么死不悔改，在外人看来，真是不要命了。他的雄辩，只能招致更加残酷的“围剿”，一次比一次升级，文斗不行，便是武斗了。以至于他回到牛棚，摸摸头上给揪斗得没剩几根的头发，只能痛苦地落下泪来，对同情者说上几句：“你们看，我的头发都快脱光了。过去我每写部小说，几乎都要病一场，真想不到今天会要挨这种批判。”残酷的批判、斗争、关押，周立波被折磨到1973年，才算解除监护审查。
周扬遭受的苦难，那就更不消说，折磨达9年多之久，最后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指示要调整文艺政策，对久关周扬不满，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1975年7月，周扬才得以释放出来。
老年相惜情更重
1977年底，周立波到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与文学工作座谈会，叔侄两人在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相见。劫后重逢了，两人谈得最多的还是“文革”的磨难。
据周扬的秘书露菲回忆，周立波说他在湖南挨斗时，为了配合对他的批斗，“造反派”还编了一个活报剧，对他批斗完了，就演剧，看的人很多。
周扬饶有趣味地问：“噢？还演剧，演什么？”
“演你给我挂奖牌。”周立波回答。
周扬知道，那是指周立波名著《暴风骤雨》得苏联斯大林文学奖的事。活报剧就演绎成周扬给周立波发奖牌。一个演员扮周扬，一个演员扮周立波。主要情节就是“周扬”将奖牌挂在“周立波”身上，“周立波”毕恭毕敬地接受……
周扬认真地问：“演得像不像？”
周立波认真地回答：“不像！”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他们轻松幽默交谈的时候，“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罪名”还没有平反。他们坦荡的胸怀，正是对“四人帮”的嘲笑和蔑视！
这次重逢后，周立波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1978年1月14日，题诗两首赠周扬及其夫人苏灵扬，说的都是20世纪30年代就结为知己的往事：
回忆五十年前初到上海赠运宜(即周扬)
五十年前到沪时，
笑谈奔放展英姿。
毕生驰骋文园里，
赢得清芬裕后知。
回忆灵扬二十弃学入“左联”
少小年华旧布装，
倾心革命沐朝阳。
毅然抛却绮罗梦，
换取清贫稻菽香。
其后，两人关系更加紧密，共同投身到新时期文艺复兴事业中去。周扬先在社科院，后又回到中宣部工作。在邓小平、胡耀邦的关心与指示下，他全神贯注投入到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工作。周立波也立下宏愿，晚年要继续创作两部长篇小说，一部以三五九旅南征抗日的英雄事迹为题材;另一部计划以农业现代化为题材，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连起来，组成反映中国农村伟大历史性变革发展的“三部曲”。为此，他还想待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回湖南农村去深入生活。哪知终因身心长期遭受迫害，1978年初夏，他就病倒了，1979年9月不幸去世。但他伏在病榻上，仍然将南征抗日的事迹片断，写成一个短篇《湘江一夜》，发表在1978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上。
周立波的逝世，周扬甚为悲痛。他说，人生难得一知己，他一生的知己就是周立波。谈到周立波晚年创作宏愿未竟身先死，更是不胜感慨。在1979年11月18日为周立波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扬代表中国文联致了悼词。由于过度悲伤，周扬竟然哽咽得读不下去。
周立波的早逝，始终是周扬心中的痛，他和周立波之间的“许多往事犹历历在目，不时涌现胸间，使人难以忘怀”，他还有许多话要说。1982年，在周立波逝世3周年时，他找顾骧来，满含深情地追述了与周立波交往的点滴。顾骧为他起草了怀念周立波的文章。据顾骧回忆，在讲述过程中，周扬时常老泪纵横，语音哽咽。顾骧文章完成后，周扬又作了多次修改，在稿纸上能够清晰地看到泪水打湿的痕迹。
1983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怀念立波》一文。周扬在叙说了两人几十年交往的历程后说:“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他天真乐观，总是以微笑看待生活，从不为抚摸自己的伤痕而叹息，也很少炫耀自己的才华而表露自满。”“立波确实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留下的不仅有着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贡献的文集，还有他为革命文艺身体力行的优良品格，更有着可贵的贯穿他一生的共产主义精神。”
1986年6月10日，周扬与苏灵扬生前共同立的遗嘱上，特别说明，周扬死后的骨灰希望带回益阳会龙山择地安葬，不立碑，但要求与好友周立波为邻。生为友，死相伴，周扬至死不忘他与立波的真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