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兴奋，自然会有人沮丧。先不讨论文学奖授予一位歌手是创新还是偏离文学正道的表现，至少，就鲍勃·迪伦的创造力以及作品中直面现实主义的勇气来说是值得嘉奖的。在鲍勃·迪伦的音乐中，无论是流行的、摇滚的还是民谣的曲风，在业内都被赞誉为“诗性的表达”，而“诗性”不仅仅是情感的抒怀，更多的是对现实抱有批判的责任。
　　单从民谣来说，此类型的音乐更应该继承这种责任，因为“民谣”就是民间的歌谣，所体现的就应该是来自人民的声音。《史记》中有句“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出处不详，只知道是汉朝的一首民谣，描写相当直白，说的是“刚直不阿的人遭到打击迫害，横死路边；而阿谀奉承的人却升官发财，封侯晋爵。”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都说读史通今，这样一首民谣放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旧相当贴切。从这可以看出，民谣来自民间，也最能窥见世道人心，反映一时的社会风尚和舆论趋向。
　　所以，民谣自古都讲求一个“真”字。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便继承了这种“真”的美学，只可惜在音乐方面却倾向于宏大的主题，或者只关注个人世界里的爱恨情仇，而现实常常是被虚化的，或者是被赞美的。在鲍勃·迪伦的自传《编年史》中写道：“很难讲究竟是什么使得关于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事件的一首民谣歌曲变得有价值。也许是某种公正、诚实、开放的人格，一种抽象的勇敢。”可以说，不迎合大众口味，只用“真”去打动人心，不仅是民谣唱作人的职责，也应该是听者关心自我内心诉求的一种表现。
　　如今，在市场上充斥的作品依然还是通俗的，反映的也还是小清新与小情怀，大家既对现实感到迷茫，又不愿从这种迷茫中抽身，宁愿活在不需要过多思考的环境中，也不愿听一位歌手认真地表达。所以，大多数作品会在这样的审美下变得庸俗。但民谣是需要有人去嘶喊的，这种嘶喊绝不是歇斯底里的迷幻感，而是要唱出被大家视而不见的困境，引发对自我和环境的反思。
　　近几年，在中国小众文艺圈里有一些民谣歌手确实在创作着一些“真”的作品，并且始终坚持。就算有些旋律不那么好听，如同鲍勃·迪伦所运用的“布鲁斯”的旋律，有太多西方音乐的节奏难以被一些中国听众所认可。在民谣创作上，这些独立音乐人的思路与审美主要还是倾向于对现实直接的表达，从作品的内容去选取适合它的音乐。把自己看见的社会以及第一感受写下来，便是一个真实的作品，也最能靠近听者的心灵。有些作品需要嘶吼，有些则需要低吟，把不同的悲苦和人生喜怒放在一首歌里尽情演绎。这就是真实感。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过：“当前的目标并不在于发现我们是谁，而是拒绝我们是谁。”一首好的民谣在我们耳畔荡漾开来的过程，就是在拒绝我们是谁的过程，我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不应该是自以为是的样子。
　　而真正好的民谣歌手，我相信也会是一位好的诗人。中国的民谣歌手周云蓬就曾获得過人民文学奖诗歌奖，在授奖词中写道：“作为一个盲人，这个世界对周云蓬来说虽然模糊不清，但他却纵意驰骋、行走无疆。”而这种“纵意驰骋、行走无疆”的境界，不仅在于创作人广泛的阅读，还在于他心胸的宽阔。一首民谣虽小，但它需要有一种声音，来源于所有人的生命。而生命，也绝不是对虚荣的膜拜以及对未来的幻想。
　　好的民谣“看上去濒临绝境，又像刚刚出生”，游离在俗世的边缘，或被遗忘，但只要是这样的民谣还存在，像鲍勃·迪伦这样的人还在坚持，现实中的诗意就有了表达的立场。
　　（摘自《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