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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浪潮一波又一波席卷而来，关乎老年人群的社会问题也次第出现：从退休综合症到再婚大讨论，从同居潮再到而今的“陪床保姆”，这些不断涌现的新鲜名词的背后，闪现的是快速老龄化进程下的中国社会，情感和生活照料资源的严重短缺。
发生在北京街头的这一幕，为“陪床保姆”的温情漫延留下了一张奇怪的影像：
星期六早晨七点多，家住北京安定门附近、62岁的张先生匆匆地一个人赶往公园，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凑上来，神色诡秘地问：“要保姆吗？”张先生顺口问了一句：多少钱一个月？那男子见张先生搭了话，摆摆手，把张先生引到一个角落，低声说：便宜的一个月700，贵的一个月2000。
“一个月2000？”张先生有些疑惑，“这么贵？”那男人说：“都挺年轻漂亮的，还能那个，不贵。”
“哪个？”
“陪睡啊，你不想找个这样的保姆吗？”
“我倒是想，就怕老伴儿打死我。”张先生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往公园走。那男人失望地回到路边，又去物色新的目标．
在合肥、武汉、广州、西安、北京、福州、海口等大城市，“陪床保姆”不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她们所服务的对象，多数为丧偶或者离异的老年人。
都市演绎奇异风景
快速老龄化下的中国社会，老年人群的生存状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找“陪床保姆“，让保姆陪伴晚年、照料生活，甚至托付情感，也成了一部分人的选择。
怕财产分割麻烦，找个保姆“陪床”。64岁的刘先生老伴儿因病去世，同事和老友几次张罗给他再找个晚老伴儿，都遭到子女们的反对。儿女们怕家里的房子和财产被新进门的“后妈”分一杯羹，所以，不支持老父亲再娶。刘先生虽然对子女们的态度极其不满，但是，想到自己的养老问题，还是屈从了子女们的压力。有一次，在公园玩的时候，听一位老伙计说起这种情况，他也花钱去找了一个40岁左右的“陪床保姆”。由于事先谈好了待遇，两个人相处融洽，孩子们知道了也没有反对。
鳏居寂寞，“陪床保姆”暂解心忧。郑州市69岁的段某在老伴逝世后感到家中无人照料，便来到二马路劳务市场找保姆，并遇上了信阳来郑打工的51岁的叶某。最后，两人经过商量，以每个月300元钱的价格谈成，并加上了一个另类的条款：除了正常的扫地烧饭，如果陪睡一次加20元。之后，叶某便以保姆的身份，在段家待了3个多月。
惧怕婚姻，“陪床保姆”代替妻子职能。58岁的赵先生年近五十才离了婚。前妻性格暴烈，两个人吵了一辈子架，一直等到惟一的女儿大学毕业了，俩人终于和平地分了手。离婚后，赵先生又处了一个女朋友，比他小六岁。相处了半年多，两个人领了结婚证。谁知结婚后不久，两个人的关系急转直下。先是三天一小吵，接着是五天一大吵，熬了一年左右，赵先生实在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请求。从此，赵先生惧怕婚姻，生怕误遇不淑，自己陷入痛苦之中。有一次，也是有人把他拉到路边，向他介绍“陪床保姆”，赵先生马上兴高采烈地请了一个回家。
老年“伪单身”，找个保姆“金屋藏娇”。61岁的王先生想法很简单，请个“陪床保姆”，只是喜欢这种“单身的感觉”，用一句时下年轻人中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喜欢那么一种情感上“轻薄无负担”的感觉。有了保姆陪床，王先生尝到了甜头。家里有人照顾着，床有人暖着，自己还仍然潇洒着。还是四处征婚，还是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回了家，有茶有水有饭，有人伺候，那次第，怎一个“爽”字了得。
花心男人，频换陪床保姆，陷入道德误区。56岁的荣先生这几年发现自己走了“桃花运”，一次，去一家保姆中介公司，对方向他推荐了“陪床保姆”，荣先生颇感“幸福”。
荣先生和“陪床保姆”签的合同一般都很短，有的半年，有的三个月。没有什么感情，只是你情我愿的交换关系。合同一到，荣先生就又去换新的保姆。既不违法，又能够频频换新的女人，大享齐人之福。
广州58岁的李先生更出格，“陪床保姆”每月就换一次。然后到广州天河区岗顶附近一个自发形成的保姆市场再找新的保姆。李先生家里有点钱，找的“陪床保姆”一般年纪在三十岁左右，这里的“陪床保姆”们都认得他，背后大骂他是“色鬼”。
生活所需，同性保姆“陪床”。87岁的于先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家人都是上班族，不能每天照料在侧，就为他请了个四十岁的周先生来做“陪床保姆”。给于先生擦洗身子，洗澡，给老人做饭喂饭，晚上，怕老人有意外，周先生还和老人睡在一间屋子里，当“陪床保姆”。像周先生这样的同性“陪床保姆”现在越来越多。在大城市，许多生活上需要照料的老年人，都由家人请来“陪床保姆”照料。
情感及照料资源短缺
随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家庭的生活照料及亲人之间的情感照料都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短缺。
在城市化迅速加剧、家庭变小、子女远离、空巢家庭增多、高龄老人大量出现、社会照料资源不足、政府投入不够的情况下，以往由家庭提供的情感及生活照料链突然断裂，使老年人群面对晚年情感及生活困境而无力应付。
数据表明，老年男性更需要情感关怀及生活照料。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3年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和操持家务能力(IADL)两项指标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分析发现，城、乡老年人ADL丧失率平均为5.2%和8.9%，IADL丧失率平均为18.3%和22.0%。靠配偶照顾的城市男性为75.4%，女性为35.6%，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城市男女性老人分别为50%左右。
北京大学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项目中，对全国上万名高龄老人进行跟踪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我国69.9%的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及孙子女；在身体不适或生病时，73.7%的人是由子女或孙子女来照顾；81%的高龄老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在洗澡、穿衣、上厕所、吃饭等方面，16.7%的人或多或少需要他人帮助，5.1%需要完全依赖他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迁徙频率的加密、就业压力的加大和社会竞争的加剧，“空巢老人”已经成为城市里的一个基本人群，他们中的很多人子女远离或者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父母；另一些人更是雪上加霜，不但远离子女，而且失去配偶，陷入人生的丧失期，在痛苦的阴影笼罩之下继续着每天的日常生活。
由于丧偶或者离异，主要靠配偶照顾的城市老年男性，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他们的情感照料及生活照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子女无法提供必要的帮助，社会无法提供有效的关怀。情感照料资源不能从家庭获得，又不能从社会组织获得，更没有渠道或者方法去购买，致使一些老年人陷入孤独无依的境地。
生活照料资源从整体上来说，价格昂贵、资源不足，政府没有提供充足的生活照料资源储备，无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还是从情感需求的角度来考量，社会都为“陪床保姆”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温床。
婚姻的实质，保姆的名义
以婚姻的实质，却以保姆的名义，“陪床保姆”无论是从名誉上还是实际的好处方面，都以一种尴尬的方式，伤害着“陪床保姆”的利益。
为什么不结婚？甚至是同居？却以“陪床保姆”的方式维持着一种类家庭关系？
专家指出，一些人之所以不结婚而是采取“保姆陪床”的方式，主要问题在于丧偶再婚的老年男性，再婚后离婚的机率非常高。
影响再婚成功的原因有：
一、易和原配比较。再婚者易受回归心理干扰，跟原配有着几十年共同生活的感情记忆，再婚后往往不自觉地把先后两个配偶加以比较，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
二、婚中的女性不愿意再沦为新老伴儿的“保姆”。老人再婚在生活上自然都希望得到对方的照顾，但如果单方面地索取，必然也会导致对方的心理失衡。而许多老年男性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一生都是由自己的原配照料，丧偶后再婚，女性配偶不自觉地又沦为保姆的角色，必然会有怨言，甚至抵触，导致二人关系紧张。
三、婚后感情及生活磨合成本太高。和青年人谈恋爱一样，两个老年人在婚前的了解阶段，会刻意隐藏自己性格和习惯中不好的一面，直到结婚后才会表现出全貌。而专家分析，人到老年之后，就变得缺少弹性了。婚姻会打乱原有的生活，两个年轻人磨合一段时间就习惯了，而老年人却很难做到。
四、子女因对财产的担心而反对。我国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不管是否是老人再婚，一方死后，财产由另一方全部法定继承，这样一来，死去一方的子女就有可能失去所有本应属于自己的遗产。在实际中常见到这样的情景：老太太的再婚老伴故去后，老太太继承了老头儿的房子，然后转手给了自己的亲生子女，而老头儿的亲生子女没得到只檐片瓦。
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接受家庭养老的理念，在生活中，主要的养老义务也确实由子女负担，有了这样的担心，再婚老人大都会害怕因为再婚而失去子女的赡养，所以，宁可自己受些委屈，也不愿意再婚。
再婚离婚，对老人来说属于严重的精神挫折。许多老人再婚受挫后不愿再走入婚姻，而孤独的生活状态又会严重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对这种局面的观望中走上了同居的道路。北京市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以配偶形式共同生活的老人中，未婚同居率占到60%，天津的数据是50%。
“陪床保姆”一般为离异农村女性，无论是从文化修养，还是从生活习惯方面，都不是城市老年男性婚姻的理想目标，所以，即便是同居，城市老年男性一般也不会选择农村女性。
因此，游离在婚姻以至同居之外的“陪床保姆”，因其兼具了保姆的特性，能提供生活照料，同时还能提供情感照料，兼具了妻子以至情人的特性，所以，成为一些城市老年男性的必然选择。
合肥的一家保姆中介公司介绍说，“时下已进入老年人社会，孤身老人明显增多，子女不在身边，十分孤单寂寞。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往往让老人度日如年，作为家政服务公司，瞄准社会的这个盲点，面向社区推出这一服务项目，很受‘空巢老人’欢迎，这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对保姆这个行业所做的延伸，是针对特殊的群体提供的家政服务。至于部分保姆和男主人同床是两厢情愿、各取所需，自己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服务的平台而已。”
让保姆回到保姆，让婚姻回到婚姻
存在的，并不全是合理的。但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至少有其存在的理由。
专家指出，“陪床保姆”的泛滥，有着社会、家庭及其个人的根源。
首先，是老年人群的再婚难。
其次，是社会照料资源和家庭情感照料资源的严重短缺。据天津市2004年的一份统计，天津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丧偶率为35.23％。家庭中配偶缺失意味着家庭照料资源的减少，由此会促使老年人对社会照料资源需求的增多和依赖。中国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 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占有养老床位仅有8.4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约70张的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第三，因为经历了婚姻和人生风雨，一少部分老年人在性方面的道德约束在减弱，通过婚姻方式组成家庭的依赖程度也在下降。
第四，社会进步了，公众特别是老年群体对类似“陪床保姆”一类事情的宽容度也提高了。
第五，老年人的婚姻与恋爱进入“后喻”时代，即青年人的恋爱和生活方式反过来影响老年人，表现为对两性关系不在意，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是否走向婚姻已经并不重要，对是否能组成家庭更没有考虑，只要两个人暂时可以在一起“取暖”就行。
专家指出，在未来的40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超过3亿，老龄化程度达到20%以上将是必然的人口发展趋势；小家庭成为最主要的家庭形式，家庭规模普遍缩小，家庭平均人口从1982年的每个家庭4.41人减少到2000年的3.44人，全国2/3的家庭是二代3人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正在成为城市家庭的主要类型，2000年已经超过1亿。1亿人的独生子女就意味着有1亿个独生子女家庭，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由家庭子女减少到极限所引发的家庭养老支持问题，越来越严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陪睡保姆”的出现，对于保持丧偶老人良好的人格及身心状态是有积极意义的。她们一方面帮助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陪老人解除寂寞，打点家务，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老人有性需求的时候提供相应的服务，解除老人生理心理上的压抑，为老人营造一份健康健全的心态。因为不会有财产分割方面的担忧，子女们对这种方式基本采取默认的态度，甚至有的子女亲自给老父亲去请“陪床保姆”。
但是，没有契约约束的两性关系，同时是把双刃剑，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雇佣“陪床保姆”应该不失为一种权宜的选择，没有负罪感，不担心因性生活不洁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会因为性关系危及财产安全，既营造出准家庭氛围又充分满足了生理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频换“保姆”，也存在着被骗财的风险。
而对于做“陪床保姆”的女性来说，这毕竟是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同居形式，丧失的不只是法律的保护、财产的获得，还有精神上的尊重。许多“陪床保姆”不敢让自己的家人或者亲人出现在雇主家，害怕这种见不得光的“游戏”被人发现。
有一些“陪床保姆”抱着先培养感情、等待时机成为女主人的企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想法却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许多老年男性发现对方有这样的图谋后，马上将其辞掉。原因很简单，城市男老人一般不会把居于社会底层的农村离异女性娶进家门，“陪床保姆”只是其人生历程在某个阶段的情感替代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保姆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丧失了“陪床”的机会，没有生活保障，没有社会救助的帮扶，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而频繁更换“陪床保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性交易合法化，挑战了法律法规的底线，超越了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因此，让保姆回到保姆，让婚姻回到婚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发生在北京街头的这一幕，为“陪床保姆”的温情漫延留下了一张奇怪的影像：
星期六早晨七点多，家住北京安定门附近、62岁的张先生匆匆地一个人赶往公园，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凑上来，神色诡秘地问：“要保姆吗？”张先生顺口问了一句：多少钱一个月？那男子见张先生搭了话，摆摆手，把张先生引到一个角落，低声说：便宜的一个月700，贵的一个月2000。
“一个月2000？”张先生有些疑惑，“这么贵？”那男人说：“都挺年轻漂亮的，还能那个，不贵。”
“哪个？”
“陪睡啊，你不想找个这样的保姆吗？”
“我倒是想，就怕老伴儿打死我。”张先生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往公园走。那男人失望地回到路边，又去物色新的目标．
在合肥、武汉、广州、西安、北京、福州、海口等大城市，“陪床保姆”不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她们所服务的对象，多数为丧偶或者离异的老年人。
都市演绎奇异风景
快速老龄化下的中国社会，老年人群的生存状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找“陪床保姆“，让保姆陪伴晚年、照料生活，甚至托付情感，也成了一部分人的选择。
怕财产分割麻烦，找个保姆“陪床”。64岁的刘先生老伴儿因病去世，同事和老友几次张罗给他再找个晚老伴儿，都遭到子女们的反对。儿女们怕家里的房子和财产被新进门的“后妈”分一杯羹，所以，不支持老父亲再娶。刘先生虽然对子女们的态度极其不满，但是，想到自己的养老问题，还是屈从了子女们的压力。有一次，在公园玩的时候，听一位老伙计说起这种情况，他也花钱去找了一个40岁左右的“陪床保姆”。由于事先谈好了待遇，两个人相处融洽，孩子们知道了也没有反对。
鳏居寂寞，“陪床保姆”暂解心忧。郑州市69岁的段某在老伴逝世后感到家中无人照料，便来到二马路劳务市场找保姆，并遇上了信阳来郑打工的51岁的叶某。最后，两人经过商量，以每个月300元钱的价格谈成，并加上了一个另类的条款：除了正常的扫地烧饭，如果陪睡一次加20元。之后，叶某便以保姆的身份，在段家待了3个多月。
惧怕婚姻，“陪床保姆”代替妻子职能。58岁的赵先生年近五十才离了婚。前妻性格暴烈，两个人吵了一辈子架，一直等到惟一的女儿大学毕业了，俩人终于和平地分了手。离婚后，赵先生又处了一个女朋友，比他小六岁。相处了半年多，两个人领了结婚证。谁知结婚后不久，两个人的关系急转直下。先是三天一小吵，接着是五天一大吵，熬了一年左右，赵先生实在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请求。从此，赵先生惧怕婚姻，生怕误遇不淑，自己陷入痛苦之中。有一次，也是有人把他拉到路边，向他介绍“陪床保姆”，赵先生马上兴高采烈地请了一个回家。
老年“伪单身”，找个保姆“金屋藏娇”。61岁的王先生想法很简单，请个“陪床保姆”，只是喜欢这种“单身的感觉”，用一句时下年轻人中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喜欢那么一种情感上“轻薄无负担”的感觉。有了保姆陪床，王先生尝到了甜头。家里有人照顾着，床有人暖着，自己还仍然潇洒着。还是四处征婚，还是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回了家，有茶有水有饭，有人伺候，那次第，怎一个“爽”字了得。
花心男人，频换陪床保姆，陷入道德误区。56岁的荣先生这几年发现自己走了“桃花运”，一次，去一家保姆中介公司，对方向他推荐了“陪床保姆”，荣先生颇感“幸福”。
荣先生和“陪床保姆”签的合同一般都很短，有的半年，有的三个月。没有什么感情，只是你情我愿的交换关系。合同一到，荣先生就又去换新的保姆。既不违法，又能够频频换新的女人，大享齐人之福。
广州58岁的李先生更出格，“陪床保姆”每月就换一次。然后到广州天河区岗顶附近一个自发形成的保姆市场再找新的保姆。李先生家里有点钱，找的“陪床保姆”一般年纪在三十岁左右，这里的“陪床保姆”们都认得他，背后大骂他是“色鬼”。
生活所需，同性保姆“陪床”。87岁的于先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家人都是上班族，不能每天照料在侧，就为他请了个四十岁的周先生来做“陪床保姆”。给于先生擦洗身子，洗澡，给老人做饭喂饭，晚上，怕老人有意外，周先生还和老人睡在一间屋子里，当“陪床保姆”。像周先生这样的同性“陪床保姆”现在越来越多。在大城市，许多生活上需要照料的老年人，都由家人请来“陪床保姆”照料。
情感及照料资源短缺
随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家庭的生活照料及亲人之间的情感照料都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短缺。
在城市化迅速加剧、家庭变小、子女远离、空巢家庭增多、高龄老人大量出现、社会照料资源不足、政府投入不够的情况下，以往由家庭提供的情感及生活照料链突然断裂，使老年人群面对晚年情感及生活困境而无力应付。
数据表明，老年男性更需要情感关怀及生活照料。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3年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和操持家务能力(IADL)两项指标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分析发现，城、乡老年人ADL丧失率平均为5.2%和8.9%，IADL丧失率平均为18.3%和22.0%。靠配偶照顾的城市男性为75.4%，女性为35.6%，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城市男女性老人分别为50%左右。
北京大学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项目中，对全国上万名高龄老人进行跟踪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我国69.9%的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及孙子女；在身体不适或生病时，73.7%的人是由子女或孙子女来照顾；81%的高龄老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在洗澡、穿衣、上厕所、吃饭等方面，16.7%的人或多或少需要他人帮助，5.1%需要完全依赖他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迁徙频率的加密、就业压力的加大和社会竞争的加剧，“空巢老人”已经成为城市里的一个基本人群，他们中的很多人子女远离或者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父母；另一些人更是雪上加霜，不但远离子女，而且失去配偶，陷入人生的丧失期，在痛苦的阴影笼罩之下继续着每天的日常生活。
由于丧偶或者离异，主要靠配偶照顾的城市老年男性，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他们的情感照料及生活照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子女无法提供必要的帮助，社会无法提供有效的关怀。情感照料资源不能从家庭获得，又不能从社会组织获得，更没有渠道或者方法去购买，致使一些老年人陷入孤独无依的境地。
生活照料资源从整体上来说，价格昂贵、资源不足，政府没有提供充足的生活照料资源储备，无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还是从情感需求的角度来考量，社会都为“陪床保姆”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温床。
婚姻的实质，保姆的名义
以婚姻的实质，却以保姆的名义，“陪床保姆”无论是从名誉上还是实际的好处方面，都以一种尴尬的方式，伤害着“陪床保姆”的利益。
为什么不结婚？甚至是同居？却以“陪床保姆”的方式维持着一种类家庭关系？
专家指出，一些人之所以不结婚而是采取“保姆陪床”的方式，主要问题在于丧偶再婚的老年男性，再婚后离婚的机率非常高。
影响再婚成功的原因有：
一、易和原配比较。再婚者易受回归心理干扰，跟原配有着几十年共同生活的感情记忆，再婚后往往不自觉地把先后两个配偶加以比较，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
二、婚中的女性不愿意再沦为新老伴儿的“保姆”。老人再婚在生活上自然都希望得到对方的照顾，但如果单方面地索取，必然也会导致对方的心理失衡。而许多老年男性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一生都是由自己的原配照料，丧偶后再婚，女性配偶不自觉地又沦为保姆的角色，必然会有怨言，甚至抵触，导致二人关系紧张。
三、婚后感情及生活磨合成本太高。和青年人谈恋爱一样，两个老年人在婚前的了解阶段，会刻意隐藏自己性格和习惯中不好的一面，直到结婚后才会表现出全貌。而专家分析，人到老年之后，就变得缺少弹性了。婚姻会打乱原有的生活，两个年轻人磨合一段时间就习惯了，而老年人却很难做到。
四、子女因对财产的担心而反对。我国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不管是否是老人再婚，一方死后，财产由另一方全部法定继承，这样一来，死去一方的子女就有可能失去所有本应属于自己的遗产。在实际中常见到这样的情景：老太太的再婚老伴故去后，老太太继承了老头儿的房子，然后转手给了自己的亲生子女，而老头儿的亲生子女没得到只檐片瓦。
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接受家庭养老的理念，在生活中，主要的养老义务也确实由子女负担，有了这样的担心，再婚老人大都会害怕因为再婚而失去子女的赡养，所以，宁可自己受些委屈，也不愿意再婚。
再婚离婚，对老人来说属于严重的精神挫折。许多老人再婚受挫后不愿再走入婚姻，而孤独的生活状态又会严重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对这种局面的观望中走上了同居的道路。北京市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以配偶形式共同生活的老人中，未婚同居率占到60%，天津的数据是50%。
“陪床保姆”一般为离异农村女性，无论是从文化修养，还是从生活习惯方面，都不是城市老年男性婚姻的理想目标，所以，即便是同居，城市老年男性一般也不会选择农村女性。
因此，游离在婚姻以至同居之外的“陪床保姆”，因其兼具了保姆的特性，能提供生活照料，同时还能提供情感照料，兼具了妻子以至情人的特性，所以，成为一些城市老年男性的必然选择。
合肥的一家保姆中介公司介绍说，“时下已进入老年人社会，孤身老人明显增多，子女不在身边，十分孤单寂寞。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往往让老人度日如年，作为家政服务公司，瞄准社会的这个盲点，面向社区推出这一服务项目，很受‘空巢老人’欢迎，这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对保姆这个行业所做的延伸，是针对特殊的群体提供的家政服务。至于部分保姆和男主人同床是两厢情愿、各取所需，自己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服务的平台而已。”
让保姆回到保姆，让婚姻回到婚姻
存在的，并不全是合理的。但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至少有其存在的理由。
专家指出，“陪床保姆”的泛滥，有着社会、家庭及其个人的根源。
首先，是老年人群的再婚难。
其次，是社会照料资源和家庭情感照料资源的严重短缺。据天津市2004年的一份统计，天津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丧偶率为35.23％。家庭中配偶缺失意味着家庭照料资源的减少，由此会促使老年人对社会照料资源需求的增多和依赖。中国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 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占有养老床位仅有8.4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约70张的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第三，因为经历了婚姻和人生风雨，一少部分老年人在性方面的道德约束在减弱，通过婚姻方式组成家庭的依赖程度也在下降。
第四，社会进步了，公众特别是老年群体对类似“陪床保姆”一类事情的宽容度也提高了。
第五，老年人的婚姻与恋爱进入“后喻”时代，即青年人的恋爱和生活方式反过来影响老年人，表现为对两性关系不在意，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是否走向婚姻已经并不重要，对是否能组成家庭更没有考虑，只要两个人暂时可以在一起“取暖”就行。
专家指出，在未来的40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超过3亿，老龄化程度达到20%以上将是必然的人口发展趋势；小家庭成为最主要的家庭形式，家庭规模普遍缩小，家庭平均人口从1982年的每个家庭4.41人减少到2000年的3.44人，全国2/3的家庭是二代3人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正在成为城市家庭的主要类型，2000年已经超过1亿。1亿人的独生子女就意味着有1亿个独生子女家庭，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由家庭子女减少到极限所引发的家庭养老支持问题，越来越严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陪睡保姆”的出现，对于保持丧偶老人良好的人格及身心状态是有积极意义的。她们一方面帮助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陪老人解除寂寞，打点家务，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老人有性需求的时候提供相应的服务，解除老人生理心理上的压抑，为老人营造一份健康健全的心态。因为不会有财产分割方面的担忧，子女们对这种方式基本采取默认的态度，甚至有的子女亲自给老父亲去请“陪床保姆”。
但是，没有契约约束的两性关系，同时是把双刃剑，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雇佣“陪床保姆”应该不失为一种权宜的选择，没有负罪感，不担心因性生活不洁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会因为性关系危及财产安全，既营造出准家庭氛围又充分满足了生理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频换“保姆”，也存在着被骗财的风险。
而对于做“陪床保姆”的女性来说，这毕竟是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同居形式，丧失的不只是法律的保护、财产的获得，还有精神上的尊重。许多“陪床保姆”不敢让自己的家人或者亲人出现在雇主家，害怕这种见不得光的“游戏”被人发现。
有一些“陪床保姆”抱着先培养感情、等待时机成为女主人的企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想法却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许多老年男性发现对方有这样的图谋后，马上将其辞掉。原因很简单，城市男老人一般不会把居于社会底层的农村离异女性娶进家门，“陪床保姆”只是其人生历程在某个阶段的情感替代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保姆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丧失了“陪床”的机会，没有生活保障，没有社会救助的帮扶，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而频繁更换“陪床保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性交易合法化，挑战了法律法规的底线，超越了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因此，让保姆回到保姆，让婚姻回到婚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