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寅生 情寄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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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乒乓球运动40年长盛不衰,在国际乒坛独领风骚。回顾国球的光辉历程,英雄辈出,徐寅生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说他是我国乒乓球运动光辉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并不为过。
  而在职业生涯光辉的背后,徐寅生对青年人的关心,更是为人津津乐道。从乒协徐会长到国家体育总局徐主席,徐寅生的职务在改变,对青年人的关心和对青年事业的热情却未曾改变,一代一代运动员在他亲切的微笑和关切的目光中成长、成熟,又像他当年一样投入到青年工作中去。
  
  辉煌永驻的运动员生涯
  
  在徐寅生的记忆中,他那个时代真正的乒乓球运动还是比较昂贵的。“我小时候就爱打乒乓球。那时打球比不上现在有那么好的条件,没有球台,就在水泥地上用粉笔画个长方形框框,或者垒几块砖,门板往上一搁,就成了球台。用两块木头架起一根竹竿,就算球网。”这种简陋的设施在那个时候的上海比比皆是,随便拐进一个弄堂就能看到几个孩子围着桌子打这种简易乒乓球,“有时候打乒乓球没有桌子,就在地上画一条线,人就蹲着打,打得起劲了就站起来抽杀。”彼时,徐寅生,就是这些孩子里的一个。当他挥着自制的球拍抽杀时,一定不会想到日后这个小银球将在他生命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那时他父母的最高理想是等他长大了进工厂当一个“八级”技工。
  上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容国团赢得了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中国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乒乓热,徐寅生也在这一波大潮中被“裹挟”着成为一个职业球员,并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创造了属于中国乒乓球的永恒经典。1961年4月9日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年轻的徐寅生把日本的星野打得落花流水,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十二大板”。
  男团决赛中,轮到徐寅生上场的时候中国以1:2落后。徐寅生发现对手星野球路比较奇怪,星野曾五夺世界冠军,又是弧圈球的发明者,相当难缠。前两局,两人打成1:1平。
  第三局的时候,徐寅生还是攻的战术,打到20比18,星野一看这个形势不对,就尽量给徐寅生从底下放高球,一直放到四五米高。熟悉乒乓球的人都知道,比赛中,一旦放高球一般都是机会了,万一打不着,对方心理受影响,或者对方急于求成。星野这个时候放高球,徐寅生知道他一个是没有办法,只有防守,没有还手之力了。“那么在20比18的情况下,如果我凶打,想办法一板把他打死也可以,但是这个时候,关键比分,赢了就赢了,赢不着心理可能起变化。所以我还是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反正你没有还手之力了嘛,所以我就一板一板地扣。”
  惊心动魄的扣杀,持续了十二个回合,“我扣了十二板,后来就叫十二大板嘛。一直到现在有的人还讲当年十二大板,看球的人非常过瘾,不但是关键球,打的人和看的人一样觉得过瘾。”
  那一场球,徐寅生说连自己的心跳都是和全场观众的喝彩声合拍的,而他脑海中的这一幕,也将和中国乒乓球历史一样,永久难以磨灭。
  继1966年尼泊尔青年代表团访华期间与中国乒乓球队交流,和对日本比赛时的搏杀不久,徐寅生和战友们又将乒乓球推到海外,成就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乒乓外交”。之后,作为当年乒乓外交见证人之一的徐寅生曾多次说过:“当年的一颗小球转动了大球,在当时震动了全世界。正是由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也由于双方民间人士的热情与推动,中美在长期隔绝与对立之后终于实现了中美乒乓球队的互访,由此翻开了中美民间交往的新篇章。”
  
  为乒乓球发展倾注全部心血
  
  亲历“乒乓外交”的整个过程,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教诲,徐寅生对于乒乓球运动的认识不断提升:从单纯为个人兴趣与功名心而打球,到明白了赢球代表着国家的荣誉、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再到超越狭义的输赢,意识到它对于国家与人类和平发展所能起的诸多作用,并自觉从这样的高度上来处理问题。在此期间,他也从乒乓球教练岗位调到国家体委工作,由面对一项运动逐渐变为管理所有项目的训练与比赛,同时在国际乒联任职近20年。
  一直以来,徐寅生对中国乒乓球事业的发展倾注着心血。自1959年容国团夺得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后,中国乒乓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中始终保持在世界先进行列,而且这种优势越来越大。国际乒联号召中国为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多做贡献,徐寅生说:“其实中国早已在积极努力了。从上世纪中国派教练员援外,到允许选手出国打球,形成海外兵团;蔡振华主管中国乒乓球以来,对外国选手开放门户,欢迎主要对手到中国俱乐部打球,共同训练;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多举办一些大赛,为世界各国选手提供比赛机会,以及向一些乒乓球低水平国家提供器材等等,中国已经在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徐寅生说,在支持国际乒联推动改革方面,中国一直是积极主动的。如小球改大球就是由中国提出来的;现在从有机胶水改为无机胶水,虽然中国选手的速度、旋转等优势受到明显影响,但中国还是积极支持这项改革,以加强研究和训练来适应变化。2009年横滨世锦赛,中国在混双项目上就没有派顶尖高手参赛,只是让年轻选手出战,但还是包揽了前四名。世人不应该埋怨中国队太强大,应该鼓励其他国家的选手加快赶超的步伐。
  对于中国乒乓球界提出的“养狼计划”,徐寅生表示,所谓“养狼计划”,就是在国外有意识地培养一些“狼”(高手),来与中国选手竞争、抗衡,但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中国是乒乓球强国,但不搞霸权主义,中国乒协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努力帮助国际乒联及其他协会。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要靠大家共同努力,而不是靠哪一个国家来做。美国篮球水平很高,也想帮助其他国家,但美国首先是把自己的NBA职业联赛办得精彩,吸引世界优秀选手到美国打球,既提高他们的水平,又帮助了其他国家,一举两得。同样,中国乒乓球也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新老交替工作没做好,整体水平就有可能掉下来,就会输球。”
  由于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选拔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乒乓球的新生力量一批批涌现,始终保持着“乒乓王国”的实力,还对外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以致有“海外兵团”之说。为了吸引更多国家选手参与,不时有人向国际乒联提议限制中国选手的参赛名额。世乒赛的参赛规则也有所修改,从单打报名不受限制至每个国家最多可派出8男8女16位选手,再到采用积分排名制。身为国际乒联副主席、主席和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曾感到身份的矛盾。但是,他坚信中国乒乓球队的实力,更为从乒乓球队、女排到女足一以贯之的那样一种“中华体育精神”而自豪。有人说,要是没有徐寅生等人一直强调技术创新、始终保持着对新技术方向的敏感,就没有中国乒乓球队至今长盛不衰的辉煌。听到这样说法的徐寅生总是神色严肃地说:“中国的体育发展,靠的是国力、制度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与亲自关心。   
  传播人生经验的慈祥导师
  
  退役之后,徐寅生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走出自己的青年时代,但是却始终没有离开青年人,没有中断跟青年人的交往。几代乒乓球国手,记忆中都有与徐主席交往的一幕一幕,在关键时刻、在训练中、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在巅峰、在低谷,徐寅生都会带着他招牌式的和蔼微笑出现在运动员身旁,带来内心里最平稳的开导。
  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王楠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徐寅生:“我打乒乓球之后,很早就知道徐主任了。每次参加全国性比赛的时候,远远地看到徐主任来了,心里特别盼望他能往我这张球台上看一看,希望引起他的注意。进了国家队,我记得第一次他和我说话,就说我打球软得像面条,打过去的球软软的,没有什么杀伤力,我当时心里还挺不服气的。在我还不是主力的时候,大约是1994、1995年吧,徐主任经常到队里来看训练,每次他来馆里,我都希望他能过来看我一眼,能陪我练练球。那段时间,他不仅给我发多球,也会给我讲打球的道理,比如他说‘王楠你这个球应该往高里拉’什么的,我就会特别刻苦地练,特别想做到他说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心里也嘀咕,甚至感觉他对我不好,要不他怎么总说我的缺点呢?过了几年之后,等我回头再想想那个阶段的训练,包括参加一些比赛的体会,才明白自己确实不够硬朗,才知道原来还是徐主任有眼光,能把我的问题一下子指出来。”
  那时,徐寅生除了担任中国乒协主席,还是国家体委的副主任,在队里的年轻人眼里是特别大的官儿。当他第一次跟这些“小孩儿”开玩笑的时候,大家当时特别惊讶,觉得他不像一个领导,一点架子没有,非常随和,感觉特别亲,就像家人一样。慢慢的,年轻的运动员越来越愿意跟徐寅生接触,愿意把心里的真实想法告诉他,每次跟他聊完之后,都会感觉自己的思想开阔了。他总是不慌不忙、不急不躁的,什么大风大浪的事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运动员都说,徐寅生跟我们运动员谈话,从来不是正儿八经地坐下来谈,训练馆,观众席上,路上偶然碰到了,就随便聊上几句,他说话的时候好像也特别不经意,但是一两句话就能一下子给你点醒了,会让人轻松起来。
  徐寅生当运动员的时候,人称“智多星”,在上世纪60年代除以精湛的技艺为3次蝉联男团世界冠军立下汗马功劳外,他对乒乓女队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和推荐,随即在全国掀起学习辩证法的热潮。这篇讲话后来被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学习和运用。
  上世纪70年代,他当了教练,面对欧洲的严峻挑战,锐意改革,和队友们一起把继承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原有的传统技术风格以“快、准、狠、变”的基础上加一个“转”,使我国乒乓球运动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
  后来,他走上体育界的领导岗位,纵览国际乒坛风云,把握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方向,大力倡导创新,为国球长盛呕心沥血,在我国乒乓球雄踞世界前列的征途上,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也鞭策、提携着一批又一批后起之秀更快地成长。
  
  徐寅生同志在纪念全国青联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青年朋友们:
  能参加纪念全国青联成立60周年座谈会,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
  我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被体育界推荐参加全国青联的,曾被选为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青联副主席,当时还是一位运动员和教练员。在与全国青联的领导和成员相处中,我深深感受到青联汇集着各条战线的杰出青年人才,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祖国荣誉感,重视与世界各国青年的友谊和交流。在青联这个大家庭里,大家思想活跃、畅所欲言、民主平等,充满着友情和互相尊重,让我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
  1966年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王子比兰德拉,曾率尼泊尔青年代表团,接受全国青联的邀请访华。我也有幸参加了会见和座谈,王子一行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中国青年进行了广泛接触,加深了中尼两国的了解和友谊。没想到,时隔不久,1970年6月,马亨德拉国王为王子举行婚礼,特意举办青年运动会,邀请中国派体育队伍参加,特别点名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
  周总理决定派乒乓球队去尼参赛并作访问。周总理的决定,对当时“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体育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国家需要体育,中国体育队伍恢复参加国际活动指日可待。体育界欢欣鼓舞,人们奔走相告。
  乒乓球队与日本等外国队同台竞技,重叙友情,消除了不少疑虑。在尼泊尔期间,还为尼方进行了表演赛。表演是在一个不高的剧场舞台上展开的,我们的队员打着打着,从台上跳下来,再跳上去,继续接球,表演精彩纷呈,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消息传到王官里面,那些皇亲国戚、公主哥儿纷纷前来观看,尼泊尔上下轰动。
  有了尼泊尔之行,1970年底周总理又顺理成章地批准乒乓球队参加国际比赛,紧接着1971年4月又批准乒乓球队应日本乒协的邀请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并为代表团定制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在日本和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也就在名古屋世乒赛后期,发生了“乒乓外交”的重大事件,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从而引起了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系列变化。
  乒乓球与全国青联的联系是偶然的也好,还是有不解之缘也好,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我们除了要把各自的本职工作做好,为国家的繁荣进步竭尽全力,也还需要努力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青年之间的友谊添砖加瓦,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很高兴地看到这几十年当中,体育界有不少运动员、教练员、干部参加全国青联,乒乓球界李富荣、蔡振华,邓亚萍、张怡宁、王楠都是青联成员,有的还是青联的领导成员。体育经常成为青联委员之间的热门话题。全国青联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举办了绿色奥运、青年营等活动,动员组织广大青年关心支持北京奥运,做了大量的工作。相信全国青联会更进一步加强体育界、乒乓球界的联系,共同再创辉煌。
  作为一个老体育工作者、老青联委员,我衷心感谢全国青联对体育的支持和对我个人的培养!诚挚地祝愿全国青联在今后取得更大的发展、更光荣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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