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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粉丝文化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是青少年的创造性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文化诉求。通过对《创造101》这个节目中粉丝群体的身份构建、迷群形成、粉丝实践内容的分析，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粉丝在进行粉丝活动的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观念，同时也获得了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关键词： 青年亚文化 新媒体 粉丝 传播
基于网络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给青年亚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日趋多元搭建了平台，通过微博、微信、知乎、豆瓣等虚拟社交平台，青年亚文化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其内容包括迷文化、弹幕文化、恶搞文化、御宅族文化、游戏文化等。有学者认为，网络可以被视为一个“亚文化空间”，是一个亚文化的松散集合体，各种风格鲜明的亚文化群体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共享观念，达成自我身份的认同（梁立维，2014）。借助网络，亚文化的参与主体从“个体”转向“群体”，形成了基于共同兴趣爱好与价值取向的群体。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研究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粉丝文化，以正在播放的女团选秀节目《创造101》为例，选取其粉丝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青年亚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文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对与青年亚文化、粉丝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虚拟民族志法，包括线上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在粉丝活跃的社交媒体上与其成员互动，进行观察并记录，挑选出符合研究需要的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法，分析粉丝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文本、图片等，以及与粉丝相关的报道或文献等。
一、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源起与发展
“亚”，是相对于“主”而言的次文化，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边缘文化，是与社会主导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的文化形态。学者黄瑞玲在《当代西方亚文化的研究史》一文中提出了明确的亚文化研究分期：流民研究阶段、芝加哥学派研究阶段、伯明翰学派研究阶段、后亚文化研究阶段。
流民研究时期指亚文化概念明确提出之前的研究阶段。西方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两大学派分别为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伯特·科恩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青年亚文化”的概念。芝加哥学派对移民中的犯罪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展开了研究，是最早对亚文化群体进行研究的机构。伯明翰学派对青年亚文化研究最系统且全面，1964年，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伯明翰学派从社会历史语境分析文化现象，用“风格”、“抵抗”、“收编”等理念构建其理论体系。“后亚文化”的概念最早由钱伯斯提出，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被认为拘泥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带来的影响，忽略了青年亚文化的多元化和主体性。研究者认为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后现代语境下，青年亚文化与消费主义不断交融，资本的介入使其不再体现出绝对而激烈的反抗意味（苏楠，2017）。
有学者将青年亚文化概括为青年群体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追求，创造性表达自我的文化实践（马中红、陈霖，2015）。也有人认为，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或支配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的附属性文化方式（邵蕾，2012）。
以伯明翰學派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理论先验地预设了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抵抗”和“依存”的双重特性。安迪·班尼特在《亚文化之后——对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一书指出，伯明翰学派在理论基础和思辨方法上都与现代社会脱节，“抵抗”、“风格”、“收编”并不能概括当前青年亚文化症候，并提出基于“新部族、生活方式、文化资本”概念对当下青年亚文化的探讨。
当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推动了文化朝着开放、民主和多元的方向发展，文化的存在形态也朝着数字化方向转向。“抵抗”与“依存”的观点诞生于互联网出现之前，不适用于分析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我国学者马中红认为，新媒介时代的青年亚文化往往更长于表征似乎完全属于自我化或虚拟化的感性世界，不是公然地“抵抗”现实间存在的成人文化形态。
二、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粉丝文化
2.1粉丝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尚未对“粉丝”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亨利·詹金斯认为粉丝是“狂热地介入球类、商业或娱乐活动，迷恋、仰慕或崇拜歌星或运动明星的人”，并指出粉丝不仅是特定节目的固定观众，还会将这种收视行为转变为一些文化活动，例如和朋友分享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与感受，或加入社区进行讨论。也有学者认为粉丝是能够与文化文本形成持续且有意义的情感联系的消费者和用户（Sandvoss，2015）。尽管缺少统一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粉丝应该包含“情绪”、“规律”、“持续”等特质。
2.2粉丝的研究溯源
有关迷或迷群的研究在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媒介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等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对粉丝和粉丝文化的研究在西方兴起，并迅速成为媒介文化研究的热点。美国文化学者詹金斯在《文本的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对《星际迷航》系列科幻剧的粉丝进行了深入研究（Jenkins，H. Textual poachers，1992），被认为是粉丝研究的经典奠基之作。
有学者总结西方的“迷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在第一次浪潮中，迷研究的学者关注迷群具体的行动和实践活动；在第二次浪潮中的研究试图在消费社会学里寻找核心概念，以布尔迪厄关于社会阶层和文化资本等理论作为基础理论来源；在第三次浪潮中，学者们开始关注迷们现代新的消费方式，并且开始回答关于迷动机的新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受新媒体影响较大，亦有学者开始关注迷在网络社区的作为（邓惟佳，2009）。
“粉丝”一词是英语单词“fans”的音译，亦有学者将“fan”意译为“迷”。2003年8月，台湾学者林资敏的《抓住怪怪粉丝——视觉行销策略》一书的出版使“粉丝”这个音译的词在汉语中以新的语义另立门户。“粉丝”一词正式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研究对象源于2005年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节目。《超级女声》创造了中国电视史上诸多奇迹，也使“粉丝”一词逐渐为人所知。 《超级女声》的火爆一方面引起了业界对粉丝和明星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另一方面引起了学界对粉丝进行研究的浓厚兴趣。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粉丝群体或粉丝现象的研究主要围绕粉丝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心理诉求、粉丝的生产与文化实践特征性、粉丝经济，以及粉丝与社会文化环境、媒介生态、青年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展开。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粉丝文化——以《创造101》节目粉丝为例分析
2018年4月，继爱奇艺推出《偶像练习生》之后，腾讯视频推出国内第一档女团成长真人秀节目——《创造101》。该节目选出101名选手参加节目，并以布置任务、训练，考核的方式选出11人组成偶像团体出道。4月21日晚20：00在腾讯视频播出，首播当晚获2.2亿播放量，取得了多档网综日播放量的第一位。截至6月20日，该节目官方微博粉丝量已达136万。
随着《创造101》的播出，围绕这档真人秀的讨论成为网络上的一大热点。随着一批外形靓丽且唱跳能力出众的选手迅速成为大众偶像，其中一个被网友称为“菊姐”的选手王菊因其外形和个人特色与其他选手差别较大引起了大量讨论，BBC发文称王菊是中国的碧昂丝，颠覆了“白瘦美”的审美标准。
3.1粉丝行为分析
新媒体时代，粉丝们通过网络新媒体实现了对偶像信息和资源的收集、实现了个体身份认同、构建了虚拟身份和虚拟的粉丝社区并创造了独特的语言符号与粉丝文化。有学者认为，以互联网技术为主的新媒介对青年亚文化的激活，带动了各种文化关系的重新调试，改写了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推动了青年亚文化的多重转向（马中红，2010）。随着粉丝文化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粉丝文化呈现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摆脱亚文化的边缘性特点。
3.1.1构建虚拟身份
在互联网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实现信息的传递。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帮助人们随时随地进行交流与互动。当前互联网已演变成为一个“虚拟社会”（Virtual Society），互联网的使用者在这个虚拟社会中也拥有了基于互联网的另一种身份，有学者称其为数码身份、终端身份或在线身份等。在这个虚拟社会中，人们终于有机会打破现实社会对个体身份和角色的规定，其虚拟性、间接性和实行匿名制的机制，使得网民拥有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身份角色的权利（易作连，2002）。
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社会也为青年亚文化群体建构理想身份构供了多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选择和建构自己的新身份，并建立相应的人际关系，并通过“个体某些明确的、标识性的自我特征，以及对自我特性的确认”（苏宏元，2010），形成身份认同。以王菊的粉丝为例，王菊的粉丝群体自称“小菊豆”或“陶渊明”，原因是陶渊明爱菊。在王菊的粉丝群中，所有群成员都将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替换成“菊”，如“中央气象菊”、“大菊为重”、“菊里夫人”等。
3.1.2形成迷群
迷群是新媒体环境中催生的一种亚文化群体，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化。新媒体为青年亚文化的参与主体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借助新媒体，青年亚文化的参与主体朝“群体化”方向转变。迷群的形成来源于个体对某个对象产生强烈的迷思，粉丝之间产生的共同情感是出于其对共同偶像的热爱，这种热爱促使个体渴望寻求与其拥有相同感情经历的人，形成群体的认同。
迷群的建立是由粉丝中某个具有话语权的粉丝主导的，作为这个群体的意见领袖，负责与偶像对接，发布与偶像有关的权威信息，并在群体中建立一种规则或规范。网络环境中的粉丝身份各异，很多粉丝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见过面，但是出于对同一个偶像的欣赏与认同，这些粉丝借助各种社交平台聚集在一起。当前，网络中的粉丝借助新浪粉丝群、微信群、QQ群、百度贴吧等形成集合群体，通过这类群体中的人际互动建立自我认同。
3.1.3粉丝实践
粉丝实践是粉丝群存在的一大作用，也是粉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王菊粉丝为例，通过网络，粉丝自发组成了后援团，分工明确。后援团以微博为主要交流与消息发布平台，“Naomi王菊后援团”为主要负责人，负责统筹与王菊相关信息；“中菊美院”负责王菊周边产品的设计；“Naomi王菊打投组”负责为王菊投票及應援，周边的生产及售卖；“菊文会馆”负责王菊的宣传文案；“菊姐快乐驿站”负责举报与王菊利益相关的黑粉。此外，还建立了若干微信群进行沟通交流。王菊从比赛开始时的排名垫底到后来被人熟知引发热议，与粉丝的实践紧密相关。
网络流行语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广大网民通过自发创造、借用或改造固有语汇等方式而形成的，在一段时间内广泛传播于网络空间，并对现实社会产生一定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词语、短句、语体等（费紫葳，2016）。在《创造101》的赛制中，普通用户每天有11票给喜爱的选手点赞的机会，VIP会员每天有121次点赞机会，点赞数直接决定选手去留。除了粉丝群中每天有粉丝整合为王菊投票的投票链接外，王菊的粉丝们还制作了大量为偶像拉票的文案，例如“你一票我一票，菊姐明天就出道；你不投我不投，菊姐何日能出头；你努力我努力，菊姐就能出奇迹”、“可以不为菊花钱，但请在爱菊的路上做好每一步免费的支持，没有你的支持，就没有菊姐在逐梦路上的每一次进步”等网络流行语。
青少年通过参与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和传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念，以获得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是一种“自愿的集群行为”（王仕勇，2014）。除了用文字表达情感外，互联网也延展了情感表达的维度，表情包就是其中一类。图像是新媒体语境下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情境，图像崇拜和狂欢已成为新一代青少年的文化范式（周宪，2001）。
在运用图像表达情感的过程中，王菊的粉丝则是制作了大量的恶搞表情包。恶搞的亚文化表征是由诸多后现代手法汇集而成的，恶搞者的初衷是表达一种个体的“解读”行为，他们采取的策略却是后现代“解构”——将作品的能指和所指撕裂，从而瓦解其中所蕴含的深度模式，其两大特点是“复制”与“拼贴”（蔡骐，2007）。当前新媒体上常见的表情包有两种，图片配恶搞文字，或是给恶搞图片配文字。表情包的制作给受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其取材广泛，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娱乐性，包含了网民情感上的宣泄和个性上的张扬，而表情包的制作与传播也代表着不同的身份认同。 按照麦克姆斯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播虽然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物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物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王菊在《创造101》节目中能获得大量关注，与粉丝创造的大量与之相关的诙谐幽默的文字、图片的网络传播密不可分。在5月26日第6期节目播放后，王菊的百度搜索指数呈增长趋势。根据百度指数，5月28日王菊的百度搜索指数超过节目中其他所有选手。
3.2《创造101》中粉丝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
3.2.1 心里投射
拉康“凝视理论”认为，凝视是关于“看”与“被看”的辩证法。观者是“看”的主体，也是权力与欲望的主体，被观者是“被看”的对象，也是可欲和所欲的对象。20世纪末的“明星凝视”等概念则将凝视的权力机制隐去，更多地表达出对被凝视对象——“明星”的价值认同，及“粉丝”主体自我价值实现的想象性虚幻化投射（黄勇军，龚力，2018）。
王菊最早在《创造101》比赛现场时，很多人因为她画着欧美妆，“黑”、“壮”等特点与大多数人认知里的女团成员形象相距甚远，对王菊的评价也是“最不像女团的练习生”、“辣眼睛”等攻击性语言，王菊的排名也是十分靠后。在第五期节目中，王菊提问嘉宾马东外貌好看是否比努力更容易获得观众喜爱的言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第六期节目中王菊针对网友“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土创”是网友对《创造101》的戏称）的调侃用肢体语言重新演绎了一遍。微博音乐大V耳帝表示，王菊开始敢于展示自己“真”的一面的时候，人气突然大爆发，足以见“做自己”的宝贵。
访谈对象阿颓Joi：“菊姐渴望站在那个舞台，那是她靠自己争取来的机会，舍不得放弃。菊姐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不甘心。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她这么勇敢，我们心里都有那个梦想，可是太多的羁绊牵扯着我们，我们不敢，但是菊姐她勇敢的做到了，她站上了那个舞台。”
除了王菊勇敢、耿直、乐观、幽默、敢于直面争议、善于自我调侃的态度让观众对其好感倍增外，在节目中的采访环节王菊更是引用自己以前上的女中的校训“独立、能干、关爱、优雅”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并指出“精神独立”和“经济独立”对女性的重要性。
有学者指出，现在的流行文化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崇拜偶像，引进和模仿外来文化产品那样简单的形式和层次，已经发展到自己主动参与创造，崇尚自我表达，容纳多元的个性的模式……大众文化的受众们希望并开始使自己成为这种文化的参与者甚至是主体，这种意识的觉醒是整体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结果（陶东风，2005）。王菊在节目中的形象虽与女团风格格格不入，但她凭借个人魅力征服了一大批粉丝。
访谈对象slowbroo：“一开始觉得她很强势欧美风很独特，后来是被她随和、乐于助人、会说话圈粉，最后因为她坚持梦想10年而氪金买卡（注：指购买腾讯VIP）。”
访谈对象Daikai：“喜欢她的自信、优秀、努力、有内涵，充满着正能量，如果是光有个脸有什么用？”
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体现了梦想、欲望和离奇的幻想；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出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迈克·费瑟斯通，2000）。很多王菊的粉丝被她身上的勇敢和执着打动，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王菊这样的机会，这也是他们想要帮助王菊进入女团的原因。
王菊粉丝“王者菊耀”是一名银行职员，她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花钱追星。她在王菊的成长路径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样因为激素发胖，同样在艺考道路上失利。
“尽管我心中还有那团火焰，我在周遭很多人言语的压制下选择了妥协，过起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我认为偶像就是你从她身上看到很多你想要拥有的特质的人，菊姐就是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5月26日，《创造101》的赞助商推出一项投票活动，得票最多的选手将会获得赞助商為其包下一整列地铁作为形象展示的奖励。投票活动自5月26日开始，到6月13日截止，最终王菊以400万的投票数位居第一，超过第二名票数的两倍，成功赢得了杭州地铁2号线一列贴满其海报的主题地铁。
粉丝在参与投票的同时不仅见证着偶像的诞生，而且享受与自己相似特质的人获得成功的喜悦感。粉丝不仅是节目的接受者，而且是节目的参与者，以《创造101》为平台完成了一场自己的狂欢。
3.2.2实现身份认同
自我认同最早出现在社会学领域中，指的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学术界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包括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两个方面。
个体身份认同也可称为自我身份认同。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是通过自我认知与他者的反馈结合而成。群体身份认同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是指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群体产生认同与归属感，形成群体形象的认同，另一方面，群体以外的人对群体的观点也是群体形象认同的一部分，当群体遭受到质疑时群体中的个体会团结一致，以群体的身份进行回击。
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阐述了现代性发展到晚期阶段带来的风险，当个体与传统断裂后需要靠建立自我认同来抵御现代性带来的风险。从自我认同理论的研究视角看青年亚文化，青年亚文化反映的是青少年群体的自我认同的危机。亚文化通过风格建构建立圈子，以此区别“圈内人”和“圈外人”，其实质是对自我认同的寻求和建构（周凤梅，2014）。同样，王菊的粉丝也以“菊内人”自居，而不认识王菊的人则被他们称为“菊外人”。
在访谈过程中，王菊的粉丝有被她的性格吸引的，有被她的外貌吸引的，有被她的人生经历吸引的，还有被她的理想信念吸引的。粉丝在追星的过程中在偶像身上投射了自身的情感，寻求理想化的自我构建，同时也渴望与喜爱同一个偶像的人建立联系，组成一个“群体”，从中获得认同感。 访谈对象怜奈summer：“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吸引点是：代入感。王菊从第一次出场那个让人嘲笑的胖子，到全网黑图，甚至是同伴也当面让她表演黑图动作，到现在有了许多认同者，很不容易。”
访谈对象小花：“我喜欢欧美歌手，也喜欢欧美妆，但是我的化妆风格经常受到父母的不理解，认为我这样很奇怪。”
王菊刚出现的舞台上时因为形象与其他选手差别较大而遭到很多网友的攻击，被调侃为“最不女团的存在”。王菊的成功为这类与她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构建了一种幻象，使其认为自己通过坚持努力同样可以获得他人认同。
人们用“后仰文化”形容传统电视之于客厅的应用场景，与以移动设备为代表的“低头文化”相比，它是基于特定场景的“被动接受”（刘丹青，2017）。新媒体的发展拓宽了《创造101》等节目的传播渠道，也满足了粉丝的参与需求。粉丝群体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亚文化群体，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进步和人们文化消费的日渐增加，当前的粉丝群体在数量上呈现增长趋势，粉丝规模也在不断扩展。在群体内部，成员多为“网络原住民”，能够熟练运用媒介进行交流实践，具有很强的创造力。此外，群体成员的分工明确，粉丝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和目的性。
每一种亚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与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也应结合社会背景。随着社会的发展，粉丝文化的内容、形式、意义也在不断丰富。在文化更加多元和包容的今天，不能保证此時的亚文化会在某一天成为主流文化。粉丝文化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希望可以从粉丝文化中探寻当代青年亚文化的特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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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惟佳.试析西方“迷研究”的三次浪潮和新的发展方向[J].国际新闻界，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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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立维.网络视域下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表现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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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中红，陈霖.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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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苏宏元.网络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1]苏楠.青年亚文化视阈下的纯网综艺节目研究——以《奇葩说》为例[D].广州：暨南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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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宪.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29-35.
[16]周凤梅.自我认同视域中的青年亚文化——基于安东尼·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24.
[17]Jenkins， H.. Textual poachers.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M]. New York：Routledge，1992：46，23-24.
[18]Sandvoss，C.. Challenging boundaries： Fan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In Oakley，K.
关键词： 青年亚文化 新媒体 粉丝 传播
基于网络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给青年亚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日趋多元搭建了平台，通过微博、微信、知乎、豆瓣等虚拟社交平台，青年亚文化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其内容包括迷文化、弹幕文化、恶搞文化、御宅族文化、游戏文化等。有学者认为，网络可以被视为一个“亚文化空间”，是一个亚文化的松散集合体，各种风格鲜明的亚文化群体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共享观念，达成自我身份的认同（梁立维，2014）。借助网络，亚文化的参与主体从“个体”转向“群体”，形成了基于共同兴趣爱好与价值取向的群体。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研究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粉丝文化，以正在播放的女团选秀节目《创造101》为例，选取其粉丝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青年亚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文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对与青年亚文化、粉丝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虚拟民族志法，包括线上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在粉丝活跃的社交媒体上与其成员互动，进行观察并记录，挑选出符合研究需要的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法，分析粉丝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文本、图片等，以及与粉丝相关的报道或文献等。
一、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源起与发展
“亚”，是相对于“主”而言的次文化，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边缘文化，是与社会主导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的文化形态。学者黄瑞玲在《当代西方亚文化的研究史》一文中提出了明确的亚文化研究分期：流民研究阶段、芝加哥学派研究阶段、伯明翰学派研究阶段、后亚文化研究阶段。
流民研究时期指亚文化概念明确提出之前的研究阶段。西方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两大学派分别为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伯特·科恩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青年亚文化”的概念。芝加哥学派对移民中的犯罪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展开了研究，是最早对亚文化群体进行研究的机构。伯明翰学派对青年亚文化研究最系统且全面，1964年，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伯明翰学派从社会历史语境分析文化现象，用“风格”、“抵抗”、“收编”等理念构建其理论体系。“后亚文化”的概念最早由钱伯斯提出，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被认为拘泥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带来的影响，忽略了青年亚文化的多元化和主体性。研究者认为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后现代语境下，青年亚文化与消费主义不断交融，资本的介入使其不再体现出绝对而激烈的反抗意味（苏楠，2017）。
有学者将青年亚文化概括为青年群体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追求，创造性表达自我的文化实践（马中红、陈霖，2015）。也有人认为，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或支配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的附属性文化方式（邵蕾，2012）。
以伯明翰學派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理论先验地预设了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抵抗”和“依存”的双重特性。安迪·班尼特在《亚文化之后——对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一书指出，伯明翰学派在理论基础和思辨方法上都与现代社会脱节，“抵抗”、“风格”、“收编”并不能概括当前青年亚文化症候，并提出基于“新部族、生活方式、文化资本”概念对当下青年亚文化的探讨。
当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推动了文化朝着开放、民主和多元的方向发展，文化的存在形态也朝着数字化方向转向。“抵抗”与“依存”的观点诞生于互联网出现之前，不适用于分析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我国学者马中红认为，新媒介时代的青年亚文化往往更长于表征似乎完全属于自我化或虚拟化的感性世界，不是公然地“抵抗”现实间存在的成人文化形态。
二、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粉丝文化
2.1粉丝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尚未对“粉丝”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亨利·詹金斯认为粉丝是“狂热地介入球类、商业或娱乐活动，迷恋、仰慕或崇拜歌星或运动明星的人”，并指出粉丝不仅是特定节目的固定观众，还会将这种收视行为转变为一些文化活动，例如和朋友分享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与感受，或加入社区进行讨论。也有学者认为粉丝是能够与文化文本形成持续且有意义的情感联系的消费者和用户（Sandvoss，2015）。尽管缺少统一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粉丝应该包含“情绪”、“规律”、“持续”等特质。
2.2粉丝的研究溯源
有关迷或迷群的研究在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媒介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等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对粉丝和粉丝文化的研究在西方兴起，并迅速成为媒介文化研究的热点。美国文化学者詹金斯在《文本的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对《星际迷航》系列科幻剧的粉丝进行了深入研究（Jenkins，H. Textual poachers，1992），被认为是粉丝研究的经典奠基之作。
有学者总结西方的“迷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在第一次浪潮中，迷研究的学者关注迷群具体的行动和实践活动；在第二次浪潮中的研究试图在消费社会学里寻找核心概念，以布尔迪厄关于社会阶层和文化资本等理论作为基础理论来源；在第三次浪潮中，学者们开始关注迷们现代新的消费方式，并且开始回答关于迷动机的新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受新媒体影响较大，亦有学者开始关注迷在网络社区的作为（邓惟佳，2009）。
“粉丝”一词是英语单词“fans”的音译，亦有学者将“fan”意译为“迷”。2003年8月，台湾学者林资敏的《抓住怪怪粉丝——视觉行销策略》一书的出版使“粉丝”这个音译的词在汉语中以新的语义另立门户。“粉丝”一词正式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研究对象源于2005年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节目。《超级女声》创造了中国电视史上诸多奇迹，也使“粉丝”一词逐渐为人所知。 《超级女声》的火爆一方面引起了业界对粉丝和明星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另一方面引起了学界对粉丝进行研究的浓厚兴趣。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粉丝群体或粉丝现象的研究主要围绕粉丝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心理诉求、粉丝的生产与文化实践特征性、粉丝经济，以及粉丝与社会文化环境、媒介生态、青年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展开。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粉丝文化——以《创造101》节目粉丝为例分析
2018年4月，继爱奇艺推出《偶像练习生》之后，腾讯视频推出国内第一档女团成长真人秀节目——《创造101》。该节目选出101名选手参加节目，并以布置任务、训练，考核的方式选出11人组成偶像团体出道。4月21日晚20：00在腾讯视频播出，首播当晚获2.2亿播放量，取得了多档网综日播放量的第一位。截至6月20日，该节目官方微博粉丝量已达136万。
随着《创造101》的播出，围绕这档真人秀的讨论成为网络上的一大热点。随着一批外形靓丽且唱跳能力出众的选手迅速成为大众偶像，其中一个被网友称为“菊姐”的选手王菊因其外形和个人特色与其他选手差别较大引起了大量讨论，BBC发文称王菊是中国的碧昂丝，颠覆了“白瘦美”的审美标准。
3.1粉丝行为分析
新媒体时代，粉丝们通过网络新媒体实现了对偶像信息和资源的收集、实现了个体身份认同、构建了虚拟身份和虚拟的粉丝社区并创造了独特的语言符号与粉丝文化。有学者认为，以互联网技术为主的新媒介对青年亚文化的激活，带动了各种文化关系的重新调试，改写了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推动了青年亚文化的多重转向（马中红，2010）。随着粉丝文化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粉丝文化呈现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摆脱亚文化的边缘性特点。
3.1.1构建虚拟身份
在互联网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实现信息的传递。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帮助人们随时随地进行交流与互动。当前互联网已演变成为一个“虚拟社会”（Virtual Society），互联网的使用者在这个虚拟社会中也拥有了基于互联网的另一种身份，有学者称其为数码身份、终端身份或在线身份等。在这个虚拟社会中，人们终于有机会打破现实社会对个体身份和角色的规定，其虚拟性、间接性和实行匿名制的机制，使得网民拥有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身份角色的权利（易作连，2002）。
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社会也为青年亚文化群体建构理想身份构供了多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选择和建构自己的新身份，并建立相应的人际关系，并通过“个体某些明确的、标识性的自我特征，以及对自我特性的确认”（苏宏元，2010），形成身份认同。以王菊的粉丝为例，王菊的粉丝群体自称“小菊豆”或“陶渊明”，原因是陶渊明爱菊。在王菊的粉丝群中，所有群成员都将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替换成“菊”，如“中央气象菊”、“大菊为重”、“菊里夫人”等。
3.1.2形成迷群
迷群是新媒体环境中催生的一种亚文化群体，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化。新媒体为青年亚文化的参与主体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借助新媒体，青年亚文化的参与主体朝“群体化”方向转变。迷群的形成来源于个体对某个对象产生强烈的迷思，粉丝之间产生的共同情感是出于其对共同偶像的热爱，这种热爱促使个体渴望寻求与其拥有相同感情经历的人，形成群体的认同。
迷群的建立是由粉丝中某个具有话语权的粉丝主导的，作为这个群体的意见领袖，负责与偶像对接，发布与偶像有关的权威信息，并在群体中建立一种规则或规范。网络环境中的粉丝身份各异，很多粉丝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见过面，但是出于对同一个偶像的欣赏与认同，这些粉丝借助各种社交平台聚集在一起。当前，网络中的粉丝借助新浪粉丝群、微信群、QQ群、百度贴吧等形成集合群体，通过这类群体中的人际互动建立自我认同。
3.1.3粉丝实践
粉丝实践是粉丝群存在的一大作用，也是粉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王菊粉丝为例，通过网络，粉丝自发组成了后援团，分工明确。后援团以微博为主要交流与消息发布平台，“Naomi王菊后援团”为主要负责人，负责统筹与王菊相关信息；“中菊美院”负责王菊周边产品的设计；“Naomi王菊打投组”负责为王菊投票及應援，周边的生产及售卖；“菊文会馆”负责王菊的宣传文案；“菊姐快乐驿站”负责举报与王菊利益相关的黑粉。此外，还建立了若干微信群进行沟通交流。王菊从比赛开始时的排名垫底到后来被人熟知引发热议，与粉丝的实践紧密相关。
网络流行语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广大网民通过自发创造、借用或改造固有语汇等方式而形成的，在一段时间内广泛传播于网络空间，并对现实社会产生一定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词语、短句、语体等（费紫葳，2016）。在《创造101》的赛制中，普通用户每天有11票给喜爱的选手点赞的机会，VIP会员每天有121次点赞机会，点赞数直接决定选手去留。除了粉丝群中每天有粉丝整合为王菊投票的投票链接外，王菊的粉丝们还制作了大量为偶像拉票的文案，例如“你一票我一票，菊姐明天就出道；你不投我不投，菊姐何日能出头；你努力我努力，菊姐就能出奇迹”、“可以不为菊花钱，但请在爱菊的路上做好每一步免费的支持，没有你的支持，就没有菊姐在逐梦路上的每一次进步”等网络流行语。
青少年通过参与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和传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念，以获得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是一种“自愿的集群行为”（王仕勇，2014）。除了用文字表达情感外，互联网也延展了情感表达的维度，表情包就是其中一类。图像是新媒体语境下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情境，图像崇拜和狂欢已成为新一代青少年的文化范式（周宪，2001）。
在运用图像表达情感的过程中，王菊的粉丝则是制作了大量的恶搞表情包。恶搞的亚文化表征是由诸多后现代手法汇集而成的，恶搞者的初衷是表达一种个体的“解读”行为，他们采取的策略却是后现代“解构”——将作品的能指和所指撕裂，从而瓦解其中所蕴含的深度模式，其两大特点是“复制”与“拼贴”（蔡骐，2007）。当前新媒体上常见的表情包有两种，图片配恶搞文字，或是给恶搞图片配文字。表情包的制作给受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其取材广泛，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娱乐性，包含了网民情感上的宣泄和个性上的张扬，而表情包的制作与传播也代表着不同的身份认同。 按照麦克姆斯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播虽然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物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物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王菊在《创造101》节目中能获得大量关注，与粉丝创造的大量与之相关的诙谐幽默的文字、图片的网络传播密不可分。在5月26日第6期节目播放后，王菊的百度搜索指数呈增长趋势。根据百度指数，5月28日王菊的百度搜索指数超过节目中其他所有选手。
3.2《创造101》中粉丝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
3.2.1 心里投射
拉康“凝视理论”认为，凝视是关于“看”与“被看”的辩证法。观者是“看”的主体，也是权力与欲望的主体，被观者是“被看”的对象，也是可欲和所欲的对象。20世纪末的“明星凝视”等概念则将凝视的权力机制隐去，更多地表达出对被凝视对象——“明星”的价值认同，及“粉丝”主体自我价值实现的想象性虚幻化投射（黄勇军，龚力，2018）。
王菊最早在《创造101》比赛现场时，很多人因为她画着欧美妆，“黑”、“壮”等特点与大多数人认知里的女团成员形象相距甚远，对王菊的评价也是“最不像女团的练习生”、“辣眼睛”等攻击性语言，王菊的排名也是十分靠后。在第五期节目中，王菊提问嘉宾马东外貌好看是否比努力更容易获得观众喜爱的言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第六期节目中王菊针对网友“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土创”是网友对《创造101》的戏称）的调侃用肢体语言重新演绎了一遍。微博音乐大V耳帝表示，王菊开始敢于展示自己“真”的一面的时候，人气突然大爆发，足以见“做自己”的宝贵。
访谈对象阿颓Joi：“菊姐渴望站在那个舞台，那是她靠自己争取来的机会，舍不得放弃。菊姐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不甘心。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她这么勇敢，我们心里都有那个梦想，可是太多的羁绊牵扯着我们，我们不敢，但是菊姐她勇敢的做到了，她站上了那个舞台。”
除了王菊勇敢、耿直、乐观、幽默、敢于直面争议、善于自我调侃的态度让观众对其好感倍增外，在节目中的采访环节王菊更是引用自己以前上的女中的校训“独立、能干、关爱、优雅”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并指出“精神独立”和“经济独立”对女性的重要性。
有学者指出，现在的流行文化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崇拜偶像，引进和模仿外来文化产品那样简单的形式和层次，已经发展到自己主动参与创造，崇尚自我表达，容纳多元的个性的模式……大众文化的受众们希望并开始使自己成为这种文化的参与者甚至是主体，这种意识的觉醒是整体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结果（陶东风，2005）。王菊在节目中的形象虽与女团风格格格不入，但她凭借个人魅力征服了一大批粉丝。
访谈对象slowbroo：“一开始觉得她很强势欧美风很独特，后来是被她随和、乐于助人、会说话圈粉，最后因为她坚持梦想10年而氪金买卡（注：指购买腾讯VIP）。”
访谈对象Daikai：“喜欢她的自信、优秀、努力、有内涵，充满着正能量，如果是光有个脸有什么用？”
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体现了梦想、欲望和离奇的幻想；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出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迈克·费瑟斯通，2000）。很多王菊的粉丝被她身上的勇敢和执着打动，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王菊这样的机会，这也是他们想要帮助王菊进入女团的原因。
王菊粉丝“王者菊耀”是一名银行职员，她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花钱追星。她在王菊的成长路径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样因为激素发胖，同样在艺考道路上失利。
“尽管我心中还有那团火焰，我在周遭很多人言语的压制下选择了妥协，过起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我认为偶像就是你从她身上看到很多你想要拥有的特质的人，菊姐就是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5月26日，《创造101》的赞助商推出一项投票活动，得票最多的选手将会获得赞助商為其包下一整列地铁作为形象展示的奖励。投票活动自5月26日开始，到6月13日截止，最终王菊以400万的投票数位居第一，超过第二名票数的两倍，成功赢得了杭州地铁2号线一列贴满其海报的主题地铁。
粉丝在参与投票的同时不仅见证着偶像的诞生，而且享受与自己相似特质的人获得成功的喜悦感。粉丝不仅是节目的接受者，而且是节目的参与者，以《创造101》为平台完成了一场自己的狂欢。
3.2.2实现身份认同
自我认同最早出现在社会学领域中，指的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学术界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包括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两个方面。
个体身份认同也可称为自我身份认同。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是通过自我认知与他者的反馈结合而成。群体身份认同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是指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群体产生认同与归属感，形成群体形象的认同，另一方面，群体以外的人对群体的观点也是群体形象认同的一部分，当群体遭受到质疑时群体中的个体会团结一致，以群体的身份进行回击。
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阐述了现代性发展到晚期阶段带来的风险，当个体与传统断裂后需要靠建立自我认同来抵御现代性带来的风险。从自我认同理论的研究视角看青年亚文化，青年亚文化反映的是青少年群体的自我认同的危机。亚文化通过风格建构建立圈子，以此区别“圈内人”和“圈外人”，其实质是对自我认同的寻求和建构（周凤梅，2014）。同样，王菊的粉丝也以“菊内人”自居，而不认识王菊的人则被他们称为“菊外人”。
在访谈过程中，王菊的粉丝有被她的性格吸引的，有被她的外貌吸引的，有被她的人生经历吸引的，还有被她的理想信念吸引的。粉丝在追星的过程中在偶像身上投射了自身的情感，寻求理想化的自我构建，同时也渴望与喜爱同一个偶像的人建立联系，组成一个“群体”，从中获得认同感。 访谈对象怜奈summer：“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吸引点是：代入感。王菊从第一次出场那个让人嘲笑的胖子，到全网黑图，甚至是同伴也当面让她表演黑图动作，到现在有了许多认同者，很不容易。”
访谈对象小花：“我喜欢欧美歌手，也喜欢欧美妆，但是我的化妆风格经常受到父母的不理解，认为我这样很奇怪。”
王菊刚出现的舞台上时因为形象与其他选手差别较大而遭到很多网友的攻击，被调侃为“最不女团的存在”。王菊的成功为这类与她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构建了一种幻象，使其认为自己通过坚持努力同样可以获得他人认同。
人们用“后仰文化”形容传统电视之于客厅的应用场景，与以移动设备为代表的“低头文化”相比，它是基于特定场景的“被动接受”（刘丹青，2017）。新媒体的发展拓宽了《创造101》等节目的传播渠道，也满足了粉丝的参与需求。粉丝群体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亚文化群体，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进步和人们文化消费的日渐增加，当前的粉丝群体在数量上呈现增长趋势，粉丝规模也在不断扩展。在群体内部，成员多为“网络原住民”，能够熟练运用媒介进行交流实践，具有很强的创造力。此外，群体成员的分工明确，粉丝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和目的性。
每一种亚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与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也应结合社会背景。随着社会的发展，粉丝文化的内容、形式、意义也在不断丰富。在文化更加多元和包容的今天，不能保证此時的亚文化会在某一天成为主流文化。粉丝文化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希望可以从粉丝文化中探寻当代青年亚文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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