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跑到人民大学转了一圈，校门口假山石后的小树林里，就是当时颇有名声的“英语角”，树林里有百八十人，三三两两地聚集着，我凑到这圈里听听，再凑到那圈里听听，到最后也没好意思加入谈话，讪讪地离开。过了些日子，我转移到了人民大学对面的理工大学，参加“实力英语”的托福培训班，教课的老师叫宫东风，当年的名气可不在俞敏洪老师之下，班里的同学大多打算考托福，拿奖学金，去美国念书。
　　我当时不知道，法国人正掀起一场抗击“美国文化”入侵的运动，目标直指巴黎郊外的“欧洲迪斯尼乐园”，一位法国戏剧导演说，示威者应该在迪斯尼乐园点一把火，那是“文化上的切尔诺贝利”。1992年7月，250名法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和诗人，上书密特朗政府，要求“光大法语”，在教学、会议、电影中使用纯正的法语，“御英语于国门之外”。
　　转眼到了2008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还在学习《新概念英语》第二册。这一年，卢旺达政府忽然宣布，该国对外交流将使用英语，学校里要教英语，那些父母都说卢旺达语的孩子，也要学英语。有评论说，卢旺达弃法语改英语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埋怨法国政府没能阻止卢旺达大屠杀的发生。但卢旺达负责产业和贸易的部长说，“只有法国人说法语，还有西非的部分地方，和加拿大和瑞士的部分地区，说英语的地方要更多，英语正在成为全球语言。要加入全球化进程，就要学英语。”2009年，继马达加斯加之后，卢旺达申请加入英联邦，这是“后殖民时代”语言的力量。
　　我学了20多年英语学得痛苦不堪，忽然有一天，有个人跟我说，现在的孩子瞎学什么英语考什么听力啊，电视里要是有CNN，有HBO，看电视就行了。我觉得吧，电视里没有CNN，没有HBO，互联网上没有GOOGLE，都是抵御文化入侵。咱们是大国，得有大国的风范，不能像新加坡似的，领袖总嫌国民英语不好。
　　李光耀毕业于剑桥，1970年代，在新加坡推行“英语优先”政策，新加坡是个语言混杂的国家，马拉语、中国话、英语、泰米尔语都被民众使用，中国话里又有广东话、潮州话等等，1978年，李光耀上电视，专门讲“新加坡式英语”的问题——我们说的英语不够纯正，新加坡人讲英语不够完美。他举例说，新加坡式英语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是，说完一个句子，总要加上LAH这么个音节。1979年，新加坡政府又发起了一场“讲好普通话”运动，想让那些说潮州话、客家话的华人都讲普通话，这一运动没能持续展开，1987年，新加坡政府规定，不管小孩子在家里说什么，到了学校一概用英语教学。2005年，李显龙总理又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地说好英语——在家、在工作中、在社会活动中。我们可以用新加坡口音来说，要表达完整，不要在句子結尾还要加上Lahs＼Lors这些音节。看看新加坡，政府讲了20多年，领导人那么重视，句子结尾还老是“啦啦”的。
　　咱们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阵英语热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前有一档英语教学节目，叫Follow Me，里面有个花老师Kathy Flower，80年代红极一时。如今花老师退休，生活在法国，有个叫《英语的故事》的纪录片采访了花老师，花老师说，中国人学习英语文化的热情是我20年前不能想象的，中国家庭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很多家庭都愿意在教育上花大本钱。不过，你要离开城市到农村看看，你会发现，数亿人能完成基础的母语教育，就已经是毕生了不起的成就了。
　　英语的霸权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有一位法国人奈易耶说，他在IBM工作期间，发现母语非英语的巴西、韩国同事，只用1500个单词就能顺利沟通，英语不掌握在英美人手里，而是掌握在全世界人民手里，英语不是“全球语言”，“烂英语”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