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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调干部是机关里的一个特殊群体，虽然其队伍庞大，但属于绝对的另类，他们的生存状态少有人关注，其生活真实的一面也鲜为人知。在借调的日子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一个谁也不清楚有多大的群体
何永从某省会城市一街道办借调至区委组织部半年有余。
2007年8月，该市在全市开展一项名为“查细节、摆问题、找原因、补措施、创实效”的专项活动，何永被该区委组织部借调参与此事，与何永一起被借调的还有两位来自其他街道与乡镇的公务员。
如果按照该市市委组织部的调研总结，何永的情况是属于由于中心工作增多而产生的借调。此外导致借调产生的还有：机关人才短缺、编制限制以及借调人员自身发展需要等。
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借调之初几乎都有一个奇异的“合谋”:对于借调单位来说，既不用发工资，又无需承担培养责任，很是实惠;被借调单位虽然需要调整人手接替相应岗位，但面对上级权力部门亦无可奈何，实在不行，招用临时人员也是“流水不腐”。
“合谋”的第三方即为借调人员自己。研究生毕业的何永直言:“当时我心里很高兴，尽管我乐于在基层工作，但平台还是有点低。我也想往上发展。”
与何永有类似想法的借调人员并不少，借调已经被看成是普通公务员上升的阶梯。对于借调人员而言，用上几年时间，只要抓住机遇,正式调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机关对借调一事乐此不疲。
频繁的借调开始在机关內形成一个亚群体，而这个群体有多大谁也不清楚。据山东昌邑市委组织部的调查显示，其市直机关有各类借调干部28人，这仅仅是一个县级市。2005年，岳阳市对借调人员进行了一次清理，全市共计清退借调人员415名。其中，市直机关清退81名。
从这些细枝末梢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一个庞大的亚群体。同时，这个亚群体又是如此的隐蔽而不愿惹人注意。对于借调这个标签，大多数借调干部不愿意让人知道。
“漂”在机关
借调被借调人员看成上升的阶梯，却又不愿触动这个身份。究其原因，作家大木唯有一声叹息。
与何永的借调经历相似，现就职于江苏省残联的大木，1982年从江苏灌南县一乡镇借调到当地地委组织部工作，十余个月后，被退回原单位;1985年，他再次从灌南县计生委借调至江苏省计生委。一年后，再次遭受无法调入的命运。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组织部长前传》中。
在小说中，主人翁“贾士贞”借调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时，被分管处长告知“到组织部培训中心休息，什么时候上班，等待通知”。“这是我特意设计的一个场景，很能反映借调人员的现状。”大木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这种现状就是“漂”在机关:既不在原单位，也不在借调单位，被搁置在培训中心，如同悬挂在空中，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的定点与位置。
这个场景确如大木所言，形象地描绘了借调干部的现状。
“漂”在机关导致了一系列的尴尬，其中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工作细节。“当时，我在地委组织部时，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哪位同事出差了就坐在哪个人的位置上。”大木倾诉道，“当时每到节假日各单位均会发福利，我们借调人员是没有的。当然，部分单位也会为借调人员准备一份，但是要减半。”
这其中，让大木觉得最难熬的日子是开全体职工大会的时候。“如果通知今天开全体职工大会，不用着急，没你的事，你只管在办公室呆着。这个时候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电话打进来。电话响了你都不敢接，接了你怎么讲呢？”
此类细节之多让大木慨然长叹，并自嘲道:“那时候我不是二等公民，而是‘等外公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借调人员可以少做事。实际上，这个群体承担着比正式职工做更多更重的工作。
这个说法的鲜明写照是一个网友的博客日记，“被借调过来后，我格外卖力，得了颈椎病、肩周炎，我硬是咬着牙没有影响一天工作。领导讲话稿，我写;领导调研材料，我写;科里的调研课题，我干;日常基础性工作，我全包。一天工作下来，我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就是为了做出让领导满意的成绩。”
如此的付出源于一个小人物的惯性思维:领导满意，就有正式调进来的可能，也就能避免“漂”在机关里的尴尬。
面对这一最大的尴尬，借调人员试图通过透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避免，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借调人员最终能否调入，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身，很多东西很微妙。
改革中的命运
进退两难的尴尬并非总能一直延续下去，外部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借调人员的命运，尤其是在机构改革中。
1982年，当大木借调到地委组织部时，“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都瞪大了眼睛”。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但随后的“地改市”改革却让他的命运拐了一个弯。
“当我借调到地委组织部后不久，江苏省就发了一个文件，布置地改市工作。”大木仍然记得，一天，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将他与另一名借调人员找来，说：“机构改革，人事均冻结了，你们调入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大木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借调。
大木不是在变革中被清退的第一批借调人员，也不是最后一批。不管是国家层面的改革，还是各地自主的变革，如果涉及到借调人员，清退是最常用的做法。
“这些借调人员一旦被清退回原单位，如果原单位也面临机构改革，他们又将首当其冲。”大木告诉记者。
这不仅是他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其亲身的经历。“当年，我被清退后，就再也不愿意去地委组织部了，也不愿意去见他们任何人。这是一种伤痛，这种伤痛已经留下来了，即便看到某些人或物，也会有一种触痛。”大木指着自己的胸部，有点自言自语。
2008年，又一场机构改革启动。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借调人员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变呢？无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摘自《决策》2008.6.25）
一个谁也不清楚有多大的群体
何永从某省会城市一街道办借调至区委组织部半年有余。
2007年8月，该市在全市开展一项名为“查细节、摆问题、找原因、补措施、创实效”的专项活动，何永被该区委组织部借调参与此事，与何永一起被借调的还有两位来自其他街道与乡镇的公务员。
如果按照该市市委组织部的调研总结，何永的情况是属于由于中心工作增多而产生的借调。此外导致借调产生的还有：机关人才短缺、编制限制以及借调人员自身发展需要等。
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借调之初几乎都有一个奇异的“合谋”:对于借调单位来说，既不用发工资，又无需承担培养责任，很是实惠;被借调单位虽然需要调整人手接替相应岗位，但面对上级权力部门亦无可奈何，实在不行，招用临时人员也是“流水不腐”。
“合谋”的第三方即为借调人员自己。研究生毕业的何永直言:“当时我心里很高兴，尽管我乐于在基层工作，但平台还是有点低。我也想往上发展。”
与何永有类似想法的借调人员并不少，借调已经被看成是普通公务员上升的阶梯。对于借调人员而言，用上几年时间，只要抓住机遇,正式调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机关对借调一事乐此不疲。
频繁的借调开始在机关內形成一个亚群体，而这个群体有多大谁也不清楚。据山东昌邑市委组织部的调查显示，其市直机关有各类借调干部28人，这仅仅是一个县级市。2005年，岳阳市对借调人员进行了一次清理，全市共计清退借调人员415名。其中，市直机关清退81名。
从这些细枝末梢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一个庞大的亚群体。同时，这个亚群体又是如此的隐蔽而不愿惹人注意。对于借调这个标签，大多数借调干部不愿意让人知道。
“漂”在机关
借调被借调人员看成上升的阶梯，却又不愿触动这个身份。究其原因，作家大木唯有一声叹息。
与何永的借调经历相似，现就职于江苏省残联的大木，1982年从江苏灌南县一乡镇借调到当地地委组织部工作，十余个月后，被退回原单位;1985年，他再次从灌南县计生委借调至江苏省计生委。一年后，再次遭受无法调入的命运。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组织部长前传》中。
在小说中，主人翁“贾士贞”借调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时，被分管处长告知“到组织部培训中心休息，什么时候上班，等待通知”。“这是我特意设计的一个场景，很能反映借调人员的现状。”大木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这种现状就是“漂”在机关:既不在原单位，也不在借调单位，被搁置在培训中心，如同悬挂在空中，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的定点与位置。
这个场景确如大木所言，形象地描绘了借调干部的现状。
“漂”在机关导致了一系列的尴尬，其中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工作细节。“当时，我在地委组织部时，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哪位同事出差了就坐在哪个人的位置上。”大木倾诉道，“当时每到节假日各单位均会发福利，我们借调人员是没有的。当然，部分单位也会为借调人员准备一份，但是要减半。”
这其中，让大木觉得最难熬的日子是开全体职工大会的时候。“如果通知今天开全体职工大会，不用着急，没你的事，你只管在办公室呆着。这个时候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电话打进来。电话响了你都不敢接，接了你怎么讲呢？”
此类细节之多让大木慨然长叹，并自嘲道:“那时候我不是二等公民，而是‘等外公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借调人员可以少做事。实际上，这个群体承担着比正式职工做更多更重的工作。
这个说法的鲜明写照是一个网友的博客日记，“被借调过来后，我格外卖力，得了颈椎病、肩周炎，我硬是咬着牙没有影响一天工作。领导讲话稿，我写;领导调研材料，我写;科里的调研课题，我干;日常基础性工作，我全包。一天工作下来，我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就是为了做出让领导满意的成绩。”
如此的付出源于一个小人物的惯性思维:领导满意，就有正式调进来的可能，也就能避免“漂”在机关里的尴尬。
面对这一最大的尴尬，借调人员试图通过透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避免，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借调人员最终能否调入，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身，很多东西很微妙。
改革中的命运
进退两难的尴尬并非总能一直延续下去，外部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借调人员的命运，尤其是在机构改革中。
1982年，当大木借调到地委组织部时，“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都瞪大了眼睛”。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但随后的“地改市”改革却让他的命运拐了一个弯。
“当我借调到地委组织部后不久，江苏省就发了一个文件，布置地改市工作。”大木仍然记得，一天，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将他与另一名借调人员找来，说：“机构改革，人事均冻结了，你们调入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大木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借调。
大木不是在变革中被清退的第一批借调人员，也不是最后一批。不管是国家层面的改革，还是各地自主的变革，如果涉及到借调人员，清退是最常用的做法。
“这些借调人员一旦被清退回原单位，如果原单位也面临机构改革，他们又将首当其冲。”大木告诉记者。
这不仅是他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其亲身的经历。“当年，我被清退后，就再也不愿意去地委组织部了，也不愿意去见他们任何人。这是一种伤痛，这种伤痛已经留下来了，即便看到某些人或物，也会有一种触痛。”大木指着自己的胸部，有点自言自语。
2008年，又一场机构改革启动。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借调人员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变呢？无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摘自《决策》2008.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