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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土性的转型嬗变是考察中国现代化转型脉络的重要索引。传统乡土性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农耕文明传承积淀成长的时空连续统概念。时至今日，“乡土性”的价值内涵已然超越局部的乡村建设，成为溯源民族认同、建构本土话语的核心依据。在未来的乡村现代化转型实践中，需从效能性、均衡性与可持续性出发，进一步推进乡土性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乡土性;现代化;连续统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1-0082-04
现阶段，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城市化建设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迈进，被城市化洪流裹挟的乡村也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具体可以概括为“一从二转三留存”。“一从”指的是乡村建设发展仍然服从于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总体建设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的重要协同部分。“二转”指的是乡村发展的宏观环境和战略理念已然发生转变，由乡村支援城市转为城市反哺乡村，由去乡村化、唯城市化的线性发展思路转为城乡差异化、乡村特色化的多元发展理念。“三留存”指的是在此转型过程中，乡村建设发展保留了长期以来“与城市接轨”的基本思路，但也越来越注重乡土特色基因的留存傳承、注重乡土内生力量的留存培育。“乡土性”价值回归是城市化进程后半段的突出表现，如何化解现代宏观普适范式与乡土性微观特色传承之间的矛盾，使两者在乡村场域中相得益彰，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核心议题。本研究尝试以“乡土性”的转型嬗变为切入点，在宏观历史连续性视角中梳理乡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既有经验，从中提炼“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转型适应逻辑，进而为启发新时代乡村现代化转型提供有益参考。
一、时空连续统视野下的乡土性溯源
“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乡土二字，不仅带有“去国怀乡”与“小人怀土”的情感依恋，还包含着农耕文明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要素的深刻依赖，表现出围绕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所形成的基本秩序单元与社会组织结构。早在三皇五帝时期，自然聚集的氏族部落便开始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共同对抗外敌、灾害等不确定性风险。夏商周时期，形成了具有井、邻、朋、里等细分层级的乡里制度，并在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衍生出乡、连、里、轨②等具有不同规制的什伍组织形态。商周以来日臻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将民众的情感、利益与区划归属牢牢绑定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在空间上紧密聚集、在利益上“同仇”“连坐”、在生产生活上交往密切、在组织管理上井然有序的乡土传承。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进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时代。为有效管控地方、维护集权，秦在郡县之下细分出乡、里、亭等基本组织单元。③负责教化理讼的乡老、里长须在村民选举后经由郡县授职任命，由此开启了中央集权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合作博弈。这种乡官选授体制在“两汉的‘三老’制度”④“魏晋邻、里、族党三级制”“隋唐邻、保、坊村督查制”⑤等制度体系中均有所延续。通过国家任命、财政颁禄等手段方式，富有威望的乡贤领袖被纳入国家权力体系，成为向上承接中央意志、向下维护乡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唐中期以后乡、里职权被不断削弱，传统乡官制度被职役制取代，即由政府强制征调“主户有干力者”结成保甲或村社，轮流服“役”负责乡里教化治安。唐宣宗时期的“轮差制”⑥、宋代“保甲制”⑦、元代“村社制”等都是职役制的不同形式。这种职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并逐渐沦为官僚体系的附庸，乡土传承的内在基因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改造。
晚清政府君主专制的腐朽没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乡村社会全面凋敝。以全盘西化为代表的激进自救之“自毁”力量与殖民掠夺的“他毁”力量⑧共同破坏着传统社会中的乡土传承，其中提倡全盘西化的激进改革所产生的破坏力比西方入侵的外力破坏更“殆十倍之不止”。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挽救乡村成为当时一部分有识之士挽救中国的实践切入点，于是涌现出许多自下而上的乡村现代化转型探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梁漱溟、晏阳初等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意图通过平民教育关怀与乡土礼俗重构再造新民，激活乡村转型自救的内生动力。这些富于理想色彩的探索和思辨成为中国“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⑩之觞滥。
二、“他乡”与“本土”的激荡适应：乡土性价值的祛魅与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农民与土地被重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体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因长期动荡被破坏的乡村结构和基层秩序，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国家权力也高度嵌入乡村社会经济组织之中。[B11]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分化的生产格局被城乡二元分化的制度格局固定下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二元分化的社会经济制度不仅阻碍要素流动的自由性，也与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日渐脱节。在“乡政村治”格局中，乡镇政府始终未能形成一级具有完整功能的政府机构，[B12]向上承接的权责关系配比失衡。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权上移至县级政府，基层改革的自主性资源被进一步抽离。乡村只能悬浮于国家和农民之间[B13]，策略式地维控基本秩序[B14]，选择式地化解乡村矛盾[B15]，抑或是治标不治本地展开临时性运动式治理[B16]，乡土性的价值回归长期停滞。直至进入城市反哺乡村阶段后，乡村才在基层治理改革与项目制的资源的引导支持下集成各个时期的内外经验，进入到全面探索乡村经济利益、社会伦理、道德价值与精神风貌的历史发展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以“质”胜“量”的新阶段，“乡土性”作为一种具有内生自主性、情感号召力、文化辨识度、差别竞争性的核心发展要素重新获得各界青睐。
如果说乡土性的传承积淀是一个时空连续统的概念，那么乡土性价值的祛魅与回归就是“他乡”经验与“本土”传承激荡适应的连续统过程。“他乡经验—乡土回归—新的他乡经验—新的乡土回归”的历史循环背后隐藏着乡土价值“祛魅—回归—再去魅—再回归”的适应性逻辑。历史实践中的乡土祛魅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基本方式由依赖经验积累转向崇尚科学指导。二是社会秩序的政治基础由礼俗转向法理。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制度和法治建设是在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的现代观念指导下对乡土传统进行深刻的扬弃和改革。三是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由感性转向理性。这一方面源于现代教育的普及增进了群众理性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陌生人社会的发展和理性竞争的需要削弱了感性评价的适用性，基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判断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环境由小农社会的确定性循环转向流动社会的不确定性变动。无论是在产业竞争、人口结构、利益诉求还是生活方式等方面，广泛的流动性已成为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与近代乡村的建设实验有着重大不同的是，当代中国乡村的振兴建设具有稳定的政权支持，而且当前社会整体物质水平与精神文明程度更有利于促进乡土回归与乡村发展，因此在结果上迥異于近代乡村实验。审视当代中国乡土回归的具体内涵，可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不断回归。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建设不仅是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美化和改造，也是乡村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的必由之路。二是礼俗道德的乡土秩序不断回归。乡土礼俗规范在经过去芜存菁后，成为助益法理秩序的道德补充，是乡村形成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双重秩序的一个重要保障。三是重乡重农的治理传统不断回归。随着城市反哺能力不断提升，国家资源配置的重心开始向乡村倾斜，乡村振兴也被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四是追求城乡一体的一元化结构不断回归。传统中国虽有城乡之分，但二者之间始终是相互依存的。作为政治统治中心、军事防御中心和商品交流中心的城市需要乡土自治的认可、乡村经济的供养和乡村社会的服从;乡村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基层单位，依赖城市的统治或管理及其军事保护。有学者指出，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维持着无差别的同一性。[B17]现代社会的城乡关系不同于上述无差别的同一性，而且党对城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B18]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社会系统“脱域”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借助于乡土表达建构关于“民族性”的现代表征[B19]，进而彰显国家的民族自信;借助于乡土感知重塑社会成员身份归属的认同框架。“乡土性”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一笔“遗产”，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继替与省思：乡土性与现代性承接融合的现实进路
乡村转型的未来在于现代性发展导向与本土性话语体系下的乡土再造。这种再造既不是对乡村热点问题的捕获性关注[B20]，也不是对乡土概念理论的盆景式创新[B21]，而是背负着解决乡村遗留问题、缩小城乡当前差距、规避乡村未来风险的三重任务。为此，需要直面乡村振兴的深层瓶颈，展开系统性、整体性的改革创新。
1.从体制创新入手提升乡村建设的各项效能
“效能优势”是现代化优势的集中体现。但是，现阶段乡村中的效能问题突出，集中表现为经济效能低下和治理效能低下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乡村在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乡村经济落后相关联，因此提升经济效能是现阶段乡村建设转型的核心任务。
要提升乡村建设的经济效能，就需要建立和完善乡村治理各个机构、体制之间协同合作的平台和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农业要素流动的市场化机制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农村土地流转集约，在发展规模化农场、吸引二三产业落户乡村的同时，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创造更多机会。在此过程中，乡土性特色不仅可以用作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增加农业产品附加值、促进特色产业建设发展等方面的生产性要素，还可以成为引领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治理性要素，以和谐文明和现代进取的乡土风气引导乡村居民的思想转型、以熟人间的信任优势促成低成本的合作共赢、以牢固的乡土认同与公共利益认同选拔一批内生乡土人才，以此增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外部竞争力和乡村社会转型的内在凝聚力，提升乡村建设发展的整体效能。
2.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均衡发展
乡村社会的效能落后既表现在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制度层面。要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就需要破除城乡建设发展中各种制度性的二元差异，妥善处理过去城乡二元发展中的种种遗留性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三个层面的均衡。
一是调整计划经济时代至改革开放初期重城抑乡的资源配置格局。要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和共同发展。二是恢复城乡之间的文化均衡，推动乡村自主发展。需要在传承原生乡土文化的基础上凝聚现代乡村的精神内核，在平等、自信、开放的城乡交流中重塑乡土传承的文化自信，在多元多样的现代性探讨中探索当代乡村话语的恰当表达。三是均衡乡村社会内部“私利”与“公益”的发展，推进农村基层简政放权与治理创新，在集体经济发展与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等方面展开有益尝试，提高基层自治组织对乡村公共财产和集体资源的自主调度能力，保证广大农民切实分享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公共成果和农村集体资源的开发红利。
3.坚持乡村可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发展过程，需要在兼顾发展效能与发展均衡的同时增强乡村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迭代能力。当代中国的乡土性回归是中国经济足以与西方平等对视后的必然结果，因此，唯有不断促进乡土性传承与现代性发展之间的互惠共荣，才能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新时代，要实现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承接融合，应遵循以下三条基本道路。
一是以党和国家的中央宏观政策为调度方向，以扎根乡土的基层党建堡垒为响应节点，在新时代国权—自治的治理结构中构建首尾呼应、收放有度、集中而不失自主、内生而不内卷的权力资源组织体系，提升乡村基层领导能力，拓展乡村资源对接渠道，增进乡村资源自主支配权限。一方面，要努力引导乡贤力量加入党组织队伍，充分利用熟人关系、宗族礼法、乡规民约等乡土性遗产，激活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将乡村重新凝聚成地缘共通、感情浓厚、利益一致、文化共鸣的社会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在国家体制的刚性框架下培育乡土成长的柔性社会空间，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向乡村引介契合乡村共同体发展诉求与国家整体利益导向的项目资源和先进经验。二是要对乡土性与现代性融合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摩擦与矛盾进行充分的预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人为本的长期引导和协调机制。中国现代化起步落后于西方、乡村现代化改革滞后于城市、乡村发展资源长期匮乏，因此要对乡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城乡利益摩擦和资源矛盾进行预判，并通过分阶段、连续性的政策引导城乡发展方向，为协调矛盾、均衡各方利益争取时间和空间，缓解短期内的政策和资源压力，避免矛盾迅速激化。三是要以自信包容的心态面对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和激荡。村民对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认识水平、接受程度和适应能力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内在潜能。例如电商与物流平台让越来越多的乡土特产成为大众网红，直播与短视频也让土味文化成为被城市包容接纳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平等、包容、开放、自信的社会氛围下，乡土性的资产性价值与文化魅力将进一步得以开发和展现。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②沈费偉：《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③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742页。
④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⑤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9页。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1142页。
⑦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3179页。
⑧潘家恩、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⑨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1—152页。
⑩陈占江：《旧邦新命：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以费孝通早期著述为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B11]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1页。
[B12]宋洪远：《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519—521页。
[B13]张红阳：《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B14]曹阳：《中国乡镇政府治理模式问题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3—16页。
[B15]刘宁、黄辉祥：《选择性治理：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的一种尝试性解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B16]潘泽泉、任杰：《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B17]任吉东：《历史的城乡与城乡的历史：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演变浅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B18]陈润儿：《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人民日报》2015年7月21日。
[B19]张原：《从“乡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承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B20]吴晓林、李咏梅：《治理研究的中国图景及其“中国化”路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4期。
[B21]范逢春：《警惕“玩概念”式的基层伪创新》，《人民论坛》2020年第14期。
责任编辑：翊 明
The Logical Context and Realistic Approach of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Zhao Ruoyan Yu Shui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local nature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x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local nature is the concept of space-time continuity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farming civilization. Up to now，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local nature" has transcended the loc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has become the core basis for trac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structing local discourse.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balance and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local nature; modernization; continuation
关键词：乡土性;现代化;连续统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1-0082-04
现阶段，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城市化建设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迈进，被城市化洪流裹挟的乡村也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具体可以概括为“一从二转三留存”。“一从”指的是乡村建设发展仍然服从于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总体建设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的重要协同部分。“二转”指的是乡村发展的宏观环境和战略理念已然发生转变，由乡村支援城市转为城市反哺乡村，由去乡村化、唯城市化的线性发展思路转为城乡差异化、乡村特色化的多元发展理念。“三留存”指的是在此转型过程中，乡村建设发展保留了长期以来“与城市接轨”的基本思路，但也越来越注重乡土特色基因的留存傳承、注重乡土内生力量的留存培育。“乡土性”价值回归是城市化进程后半段的突出表现，如何化解现代宏观普适范式与乡土性微观特色传承之间的矛盾，使两者在乡村场域中相得益彰，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核心议题。本研究尝试以“乡土性”的转型嬗变为切入点，在宏观历史连续性视角中梳理乡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既有经验，从中提炼“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转型适应逻辑，进而为启发新时代乡村现代化转型提供有益参考。
一、时空连续统视野下的乡土性溯源
“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乡土二字，不仅带有“去国怀乡”与“小人怀土”的情感依恋，还包含着农耕文明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要素的深刻依赖，表现出围绕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所形成的基本秩序单元与社会组织结构。早在三皇五帝时期，自然聚集的氏族部落便开始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共同对抗外敌、灾害等不确定性风险。夏商周时期，形成了具有井、邻、朋、里等细分层级的乡里制度，并在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衍生出乡、连、里、轨②等具有不同规制的什伍组织形态。商周以来日臻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将民众的情感、利益与区划归属牢牢绑定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在空间上紧密聚集、在利益上“同仇”“连坐”、在生产生活上交往密切、在组织管理上井然有序的乡土传承。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进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时代。为有效管控地方、维护集权，秦在郡县之下细分出乡、里、亭等基本组织单元。③负责教化理讼的乡老、里长须在村民选举后经由郡县授职任命，由此开启了中央集权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合作博弈。这种乡官选授体制在“两汉的‘三老’制度”④“魏晋邻、里、族党三级制”“隋唐邻、保、坊村督查制”⑤等制度体系中均有所延续。通过国家任命、财政颁禄等手段方式，富有威望的乡贤领袖被纳入国家权力体系，成为向上承接中央意志、向下维护乡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唐中期以后乡、里职权被不断削弱，传统乡官制度被职役制取代，即由政府强制征调“主户有干力者”结成保甲或村社，轮流服“役”负责乡里教化治安。唐宣宗时期的“轮差制”⑥、宋代“保甲制”⑦、元代“村社制”等都是职役制的不同形式。这种职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并逐渐沦为官僚体系的附庸，乡土传承的内在基因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改造。
晚清政府君主专制的腐朽没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乡村社会全面凋敝。以全盘西化为代表的激进自救之“自毁”力量与殖民掠夺的“他毁”力量⑧共同破坏着传统社会中的乡土传承，其中提倡全盘西化的激进改革所产生的破坏力比西方入侵的外力破坏更“殆十倍之不止”。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挽救乡村成为当时一部分有识之士挽救中国的实践切入点，于是涌现出许多自下而上的乡村现代化转型探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梁漱溟、晏阳初等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意图通过平民教育关怀与乡土礼俗重构再造新民，激活乡村转型自救的内生动力。这些富于理想色彩的探索和思辨成为中国“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⑩之觞滥。
二、“他乡”与“本土”的激荡适应：乡土性价值的祛魅与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农民与土地被重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体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因长期动荡被破坏的乡村结构和基层秩序，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国家权力也高度嵌入乡村社会经济组织之中。[B11]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分化的生产格局被城乡二元分化的制度格局固定下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二元分化的社会经济制度不仅阻碍要素流动的自由性，也与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日渐脱节。在“乡政村治”格局中，乡镇政府始终未能形成一级具有完整功能的政府机构，[B12]向上承接的权责关系配比失衡。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权上移至县级政府，基层改革的自主性资源被进一步抽离。乡村只能悬浮于国家和农民之间[B13]，策略式地维控基本秩序[B14]，选择式地化解乡村矛盾[B15]，抑或是治标不治本地展开临时性运动式治理[B16]，乡土性的价值回归长期停滞。直至进入城市反哺乡村阶段后，乡村才在基层治理改革与项目制的资源的引导支持下集成各个时期的内外经验，进入到全面探索乡村经济利益、社会伦理、道德价值与精神风貌的历史发展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以“质”胜“量”的新阶段，“乡土性”作为一种具有内生自主性、情感号召力、文化辨识度、差别竞争性的核心发展要素重新获得各界青睐。
如果说乡土性的传承积淀是一个时空连续统的概念，那么乡土性价值的祛魅与回归就是“他乡”经验与“本土”传承激荡适应的连续统过程。“他乡经验—乡土回归—新的他乡经验—新的乡土回归”的历史循环背后隐藏着乡土价值“祛魅—回归—再去魅—再回归”的适应性逻辑。历史实践中的乡土祛魅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基本方式由依赖经验积累转向崇尚科学指导。二是社会秩序的政治基础由礼俗转向法理。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制度和法治建设是在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的现代观念指导下对乡土传统进行深刻的扬弃和改革。三是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由感性转向理性。这一方面源于现代教育的普及增进了群众理性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陌生人社会的发展和理性竞争的需要削弱了感性评价的适用性，基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判断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环境由小农社会的确定性循环转向流动社会的不确定性变动。无论是在产业竞争、人口结构、利益诉求还是生活方式等方面，广泛的流动性已成为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与近代乡村的建设实验有着重大不同的是，当代中国乡村的振兴建设具有稳定的政权支持，而且当前社会整体物质水平与精神文明程度更有利于促进乡土回归与乡村发展，因此在结果上迥異于近代乡村实验。审视当代中国乡土回归的具体内涵，可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不断回归。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建设不仅是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美化和改造，也是乡村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的必由之路。二是礼俗道德的乡土秩序不断回归。乡土礼俗规范在经过去芜存菁后，成为助益法理秩序的道德补充，是乡村形成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双重秩序的一个重要保障。三是重乡重农的治理传统不断回归。随着城市反哺能力不断提升，国家资源配置的重心开始向乡村倾斜，乡村振兴也被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四是追求城乡一体的一元化结构不断回归。传统中国虽有城乡之分，但二者之间始终是相互依存的。作为政治统治中心、军事防御中心和商品交流中心的城市需要乡土自治的认可、乡村经济的供养和乡村社会的服从;乡村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基层单位，依赖城市的统治或管理及其军事保护。有学者指出，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维持着无差别的同一性。[B17]现代社会的城乡关系不同于上述无差别的同一性，而且党对城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B18]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社会系统“脱域”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借助于乡土表达建构关于“民族性”的现代表征[B19]，进而彰显国家的民族自信;借助于乡土感知重塑社会成员身份归属的认同框架。“乡土性”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一笔“遗产”，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继替与省思：乡土性与现代性承接融合的现实进路
乡村转型的未来在于现代性发展导向与本土性话语体系下的乡土再造。这种再造既不是对乡村热点问题的捕获性关注[B20]，也不是对乡土概念理论的盆景式创新[B21]，而是背负着解决乡村遗留问题、缩小城乡当前差距、规避乡村未来风险的三重任务。为此，需要直面乡村振兴的深层瓶颈，展开系统性、整体性的改革创新。
1.从体制创新入手提升乡村建设的各项效能
“效能优势”是现代化优势的集中体现。但是，现阶段乡村中的效能问题突出，集中表现为经济效能低下和治理效能低下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乡村在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乡村经济落后相关联，因此提升经济效能是现阶段乡村建设转型的核心任务。
要提升乡村建设的经济效能，就需要建立和完善乡村治理各个机构、体制之间协同合作的平台和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农业要素流动的市场化机制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农村土地流转集约，在发展规模化农场、吸引二三产业落户乡村的同时，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创造更多机会。在此过程中，乡土性特色不仅可以用作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增加农业产品附加值、促进特色产业建设发展等方面的生产性要素，还可以成为引领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治理性要素，以和谐文明和现代进取的乡土风气引导乡村居民的思想转型、以熟人间的信任优势促成低成本的合作共赢、以牢固的乡土认同与公共利益认同选拔一批内生乡土人才，以此增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外部竞争力和乡村社会转型的内在凝聚力，提升乡村建设发展的整体效能。
2.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均衡发展
乡村社会的效能落后既表现在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制度层面。要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就需要破除城乡建设发展中各种制度性的二元差异，妥善处理过去城乡二元发展中的种种遗留性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三个层面的均衡。
一是调整计划经济时代至改革开放初期重城抑乡的资源配置格局。要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和共同发展。二是恢复城乡之间的文化均衡，推动乡村自主发展。需要在传承原生乡土文化的基础上凝聚现代乡村的精神内核，在平等、自信、开放的城乡交流中重塑乡土传承的文化自信，在多元多样的现代性探讨中探索当代乡村话语的恰当表达。三是均衡乡村社会内部“私利”与“公益”的发展，推进农村基层简政放权与治理创新，在集体经济发展与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等方面展开有益尝试，提高基层自治组织对乡村公共财产和集体资源的自主调度能力，保证广大农民切实分享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公共成果和农村集体资源的开发红利。
3.坚持乡村可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发展过程，需要在兼顾发展效能与发展均衡的同时增强乡村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迭代能力。当代中国的乡土性回归是中国经济足以与西方平等对视后的必然结果，因此，唯有不断促进乡土性传承与现代性发展之间的互惠共荣，才能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新时代，要实现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承接融合，应遵循以下三条基本道路。
一是以党和国家的中央宏观政策为调度方向，以扎根乡土的基层党建堡垒为响应节点，在新时代国权—自治的治理结构中构建首尾呼应、收放有度、集中而不失自主、内生而不内卷的权力资源组织体系，提升乡村基层领导能力，拓展乡村资源对接渠道，增进乡村资源自主支配权限。一方面，要努力引导乡贤力量加入党组织队伍，充分利用熟人关系、宗族礼法、乡规民约等乡土性遗产，激活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将乡村重新凝聚成地缘共通、感情浓厚、利益一致、文化共鸣的社会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在国家体制的刚性框架下培育乡土成长的柔性社会空间，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向乡村引介契合乡村共同体发展诉求与国家整体利益导向的项目资源和先进经验。二是要对乡土性与现代性融合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摩擦与矛盾进行充分的预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人为本的长期引导和协调机制。中国现代化起步落后于西方、乡村现代化改革滞后于城市、乡村发展资源长期匮乏，因此要对乡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城乡利益摩擦和资源矛盾进行预判，并通过分阶段、连续性的政策引导城乡发展方向，为协调矛盾、均衡各方利益争取时间和空间，缓解短期内的政策和资源压力，避免矛盾迅速激化。三是要以自信包容的心态面对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和激荡。村民对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认识水平、接受程度和适应能力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内在潜能。例如电商与物流平台让越来越多的乡土特产成为大众网红，直播与短视频也让土味文化成为被城市包容接纳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平等、包容、开放、自信的社会氛围下，乡土性的资产性价值与文化魅力将进一步得以开发和展现。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②沈费偉：《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③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742页。
④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⑤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9页。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1142页。
⑦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3179页。
⑧潘家恩、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⑨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1—152页。
⑩陈占江：《旧邦新命：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以费孝通早期著述为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B11]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1页。
[B12]宋洪远：《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519—521页。
[B13]张红阳：《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B14]曹阳：《中国乡镇政府治理模式问题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3—16页。
[B15]刘宁、黄辉祥：《选择性治理：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的一种尝试性解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B16]潘泽泉、任杰：《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B17]任吉东：《历史的城乡与城乡的历史：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演变浅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B18]陈润儿：《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人民日报》2015年7月21日。
[B19]张原：《从“乡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承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B20]吴晓林、李咏梅：《治理研究的中国图景及其“中国化”路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4期。
[B21]范逢春：《警惕“玩概念”式的基层伪创新》，《人民论坛》2020年第14期。
责任编辑：翊 明
The Logical Context and Realistic Approach of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Zhao Ruoyan Yu Shui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local nature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x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local nature is the concept of space-time continuity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farming civilization. Up to now，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local nature" has transcended the loc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has become the core basis for trac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structing local discourse.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balance and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local nature; modernization; contin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