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图书馆界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著名的“新图书馆运动”。在这场图书馆事业建设运动中，各地图书馆的规模、藏书量与从业者都迅速增加。在此背景下，图书馆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作为馆际沟通的重要载体，图书馆协会是近代中国图书馆群体的重要组织形式。在近代，北京（北平）图书馆协会（以下简称“北协”）以其最早的成立时间与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在图书馆事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近代中国首个图书馆协会，北协在中华图书馆协会设立之前一直充当着我国图书馆群体的领路人与指导者角色，为各地图书馆协会提供了诸多积极有益的建议与管理方法。

一、早期北京图书馆协会（1918-1919）

　　随着近代北京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组织也兴盛而起。1918年，北京学校图书馆同人在汇文大学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筹备北京地区专业性图书馆协会，推举清华学校图书馆代理主任袁同礼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人为筹备委员。由于此次会议尚有许多“未及到会者”，因此与会人员决定四天后由筹备委员再行召开会议，讨论北协会章及若干条附则。12月21日，北京图书馆同人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会[1]，北协自此成立。此次会议共吸引了20名单位代表。会议不仅通过了会章与附则，还选举了4名职员，规定职员实行一年任期制，在每年春季常会上重新选举。经选举，会长由袁同礼担任，副会长由高罗题（Howard S. Galt）担任，英文书记为吉非兰（Crilfillon）女士，中文书记为李大钊[2]。
　　北协的成立，吸引了北京地区众多图书馆从业人士的积极参与。至1919年1月，北协已有20名机构会员，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但好景不长，由于北京政府不予立案，辅以协会经费紧张[3]，不久后，会长袁同礼也赴美深造，于是早期北协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匆匆退出历史舞台。

二、重建后的北京图书馆协会（1924-1927）

　　随着近代北京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重建北京图书馆协会的计划再度被文化界提及。1924年3月中旬，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清华学校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馆代表在改进社总事务处召开北协筹备会[4]。到会者有戴志骞、赵廷范等人。筹备会上，各馆议定合作“议决协会草案”[5]。筹备会对北协章程与选举职员等会务进行了初步商讨，并拟定了相关草案[6]。北协会员分为甲种会员（图书馆会员）与乙种会员（个人会员），因此会费也分为甲乙两类，分别为五元与一元[7]。
　　该月30日，松坡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馆代表和多名乙种会员[8]，共二十余人在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戴志骞的倡导下，在改进社举行北协成立会。成立会上，会员共同讨论了此前筹备会所拟草案，继而修改通过了《北京图书馆协会简章》[9]。后来，会众议定设置三个职位，选举戴志骞、冯陈祖怡、查修分任会长、副会长与书记[10]，三人组成“职员会”。职员任期一年，允许连选连任，并在“每年三月”[11]的年会上进行选举。北协还拟定除寒暑假外，每月都召开一次常会，常会由各会员图书馆轮流承办，具体地点与日期由职员会商定。如有必要情况，可由“职员会”召集临时常会。最后，大会议决北协的首次常会定于4月20日在清华学校图书馆召开，该年会费也将在下次常会时缴纳，“以便换取佩章”[12]。自此，北协正式重建，不久后会刊也正式刊行。值得一提的是，鉴于早期北协因教育部不予立案而消亡的历史教训，此次重建的北协特地在1924年第三次常会时通过了关于“本会呈教育部立案”的议案。因此，重建后的北协属于被政府承认的社会组织。
　　1924年3月，北协重建时仅有12位甲种会员、17位乙种会员到场参会。但在4月20日，北协在清华学校图书馆召开第一次常会时，到场的甲种会员已增至16位，乙种会员增至26位，可见短短二十一日间，北协的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尤其是教育部图书室代表的到场，更象征着图书馆会员来源种类的增加和政府部门的支持。5月18日，北京图书馆协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二次常会，共有16位甲种会员到场，23位乙种会员到场，到会会员数基本与上届常会持平。但本次常会延续了会员种类扩大化的趋势，甲种会员种类不再限于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大理院图书馆等专门性图书馆也紧随教育部图书室与汇文神学图书馆的步伐加入了北协。据会刊记载，在1924年，北协已有21名甲种会员与43名乙种会员。与早期北协相比，重建后的北协在个人会员方面增长明显。后来，奉系主政北京，施行文化专制，导致北协的发展逐渐趋缓，直至停滞。重建之初议定的定期发行会刊的计划被搁置，常会举办次数逐渐减少，北协在史料记载中出现的频率也不断降低。于是，北协的会务活动因经费短缺与奉系的高压政策而陷入停顿，停顿时长达年余。

三、改组后的北平图书馆协会（1928-1937）

　　1928年6月，国民政府接管北京，改“北京”为“北平”，并废止了奉系的文化管制政策，因此北平图书馆事业呈现“重苏之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平的图书馆人员“特循故烈，更事改进”，将北京图书馆协会更名为“北平图书馆协会”。与此同时，会刊也因资金状况的改善，在中断数年后重新续期刊行，刊名变更为《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北协更名后，制度变革提上了议事日程。7月17日，北协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常会。本次常会中，最重要的议题便是袁同礼提出的“委员制”改革即以会员大会作为决策部门，专门选举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分别负责会务的实行与监察工作。经探讨，会众最终决定先行推定五人组成的“修改会章起草委员会”，令其起草相关文件，再择日召集大会，详加考虑，共同决策。12月23日，北协在燕京大学召开常会。此次会议由袁同礼主持，重点决议北协改组事宜。会议首先讨論了简章，依据“修改会章委员会”所拟草案逐条进行讨论。最终，大会同意将会长制改为委员制，实行决策民主化，以大会为决策机关，另设七人执行委员会与五人监察委员会。自此，北协改组完成。 　　从发展历程的角度看，北协在不同年份的活动频率存在较大的差异。1928年改组之初，北协经历了一个发展高峰期。就会员数量而言，北协甲乙两种会员数量在改组后均保持增长态势，尤其是乙种会员数增加十分迅速。1924年，北协发行第一期会刊时，乙种会员数量较少。该年三次常会的乙种参会会员往往只有十余人或二十余人。但发展至1929年6月，第二期会刊明确记载北协已拥有乙种会员115人，不久后又增至120人，可见北协的规模在国民政府时期实现了快速扩张。加之乙种会员所属单位多样，可知北协在改组后得到了图书馆界同仁的普遍支持，整体发展积极向好。但积极态势并未持续很久。改组后，北协在1929年举办7次常会与1次接待外宾茶话会，1930年举办4次常会；1931年举办2次常会，1932年举办1次常会，1935年至少举办了3次常会[13]，1936年举办了3次会员常会[14]、1次欢迎茶会[15]和2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1937年举办了1次常会。可见自1930年以后，常会频率已有趋缓态势，但总体仍保持相对稳健的发展状态。这一点在会刊的发行情况中略见一斑。1931年6月18日，北协潜心编制的《儿童书目汇编》已经编成[16]。但迟至1933年5月，北协才将《儿童书目汇编》以专号的形式刊载于第5期会刊，可见会刊的出版工作在三十年代已出现较为明显的迟滞情形。此外，第5期会刊作为北协最后一期会刊，其附录所载的常会纪要竟包括了1930至1932三年常会的内容，这与以往的出刊频率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北协早在1931年开展中小学图书馆调查后，拟刊调查结果的第六期会刊竟然取消出刊。究其原因，主要是数名关键职员离职与经费紧张所致。1928年改组后，执委会有数名委员出国，以致“常会未能按月召开”[17]。在经费方面，北协资金来源较少，主要依靠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资助，勉力维持会务的基本运行。所以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会务执行只能维持稳健态势，出版刊物亦出现延迟情形。
　　1937年，北协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召开春季大会后不久，北平沦陷。于是北协在“抗战军兴”的历史背景下被迫停止了“一切会务”[18]。以袁同礼为代表的北协主要成员也大多随各图书馆单位西迁，因此在全面抗战期间，北协会务陷入停滞，会员亦不再以北协的名义开展活动，以致在史料记载中，北协在全面抗战时期几乎销声匿迹。北京方面，由于日据时期的北京“无复图书馆协会为之联络”，因此各图书馆“停办者有之，移让者有之”[19]，“馆际间既少合作，会员间复乏联系”，图书馆事业发展遭到巨大打击。

四、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图书馆协会（1945-1949）

　　1945年北平光复，北协也随北平各图书馆单位的回迁、重建或改组而重新组建起来。北协认为，国土光复后，社会百废待兴，而图书馆事业“关系一地方之教育文化至巨”，因此主张应在国土光复后“积极筹备、勇猛推进”地方图书馆建设。鉴于此，1945年12月2日，重组后的北协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召集图书馆界同人召开“光复后第一次会员大会”以促进会员间的联系并商讨会务。因战后重生，此次常会吸引了多达五十余所图书馆代表与百余名会员参加，“当日到会者非常踊跃”。通过此次常会，会众推举国立北平图书馆等12所图书馆代表组成“临时会务负责推进人”，先行组织会员登记等工作。按照计划，待会员登记工作完毕后，会众将正式改选执监委，以委员制重组北协。随后，北协进行了战后图书馆体系的重建工作与散佚图书的收集工作等。数年后，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北协不再见于史料，最终走向消亡。

五、余论

　　作为“国内图书馆界最早之联合团体”，北协推动了近代图书馆事业建设。1918年，北协诞生，吸引北京许多图书馆与从业人士参加，引领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风潮。但仅存数月后，北协便因教育当局不肯予以备案而草草终结。1924年，在时任清华学校图书馆负责人戴志骞的提议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导了北协的重建工作。北协重建后，出版了近代中国首个图书馆协会会刊——《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正当重建后的北协积极发展时，奉系军阀接管北京，逐步加强了文化教育领域的管控，加之经费紧张等现实困境，北协的工作与会务活动不得不趋缓，直至停滞一年有余。1928年，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图书馆协会顺势更名为“北平图书馆协会”，并进行管理制度与组织架构上的改组。改组后，北协积极投身于北京地方图书馆与文化教育建设。正当北协积极发展时，北平沦陷，北协的会务工作也陷入停滞，时长达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北协在北平图书馆界人士的强烈呼声中得以重组，并主持了战后北京地区的图书馆恢复与收集散佚图书等工作。但不久后，由于解放战争的推进，北协最终消亡。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协会，北协在短短数十年内历经了四次兴衰。總体而言，北协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图书馆组织的发展趋势与特点，还真实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奉系专政、二期北伐、北平沦陷、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变动对图书馆团体造成的深刻影响，生动表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公共图书馆法规研究（1910-1949）”（项目编号：19BZS083）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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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