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波兰南部克拉科夫德国兵营的地下酒窖里，美丽聪慧的犹太女仆海伦·恺丝在善意的舒特拉(又名辛德勒)面前，诉说她为人奴隶的苦难：
　　“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他(德国军官，大尉葛夫)就打我，他打我是因为我倒掉了晚饭汤里剩下的骨头。半夜里，他来到地窖问我要骨头，喂他的狗……”
　　“我不敢再问他为什么打我，他说，‘我打你是因为你问我为什么打你’。”
　　最后这句话像一根尖刺一样深深地扎在我的心口。残酷吗？惨无人道吗？这难道只是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法西斯暴行吗？
　　我们中的许多人，孩童时或许都曾摔碎过碗，或许都曾被教师告过状。那时，我们或许都曾疑惑而惊惧地望着父母那即将落下来的荆条，天真而无助地、如海伦一般地问：“你为什么打我？”
　　许多父母因为孩子的大胆问话而越发恼怒，用高举的荆条给孩子以无声的回答：“我打你是因为你问我为什么打你!”
　　我们通常都以为今天的一切一定比昨天好，以为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的，以为非常时期出现的一些不人道、甚至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到了和平时期就销声匿迹了。是这样的吗？
　　在地窖里，杀人狂葛夫曾对海伦说：“战争将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抖露出来，但是战争会过去，我们都会过上正常生活的。”如果此言不虚，那“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从何而来？它并不是战争的产物，而是每个人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倾向，战争只不过为它的肆虐提供了合法化的外衣和借口。
　　正如一首短诗所言，尽管我们许多人对那些身穿黑袍、手执皮鞭的刑吏深恶痛绝，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有机会或者被迫穿上那身黑袍，手执那支皮鞭，我们会将自己置身事外吗？我们会去拥抱受害者并失声痛哭吗？
　　只要条件允许，只要存在权力和方便，人性中的“恶”随时都可能蹿到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自己可能在毫不知觉、常常不愿承认的情况下，就对我们的孩子，对没有权力也无力量、更无申辩渠道的孩子，造成我们未必愿意施与的伤害。我们或许可以依赖法制的、道德的和舆论的力量，但这些力量都是亡羊补牢的工作。
　　我们除了无可奈何地依靠外在的力量(如法制)以外，是否更应依赖每个人心中博大的爱心、深切的同情心来阻止自己和他人的暴力行为呢？因为我们生活中的暴力不仅有有形的，还有无形的；不仅有身体的，还有心灵的。除非我们能够从别人的痛苦中感受到同样的痛苦，除非我们的心灵足够敏感，而且总是足够敏感，否则便不能从根本上阻止自己和他人的暴力行为。
　　谁曾与鸟雀分享喜悦，谁曾因虫蚁而动恻隐之心，谁曾同身边的孩子尽情欢呼雀跃，谁有极深远、广阔的同情心与绵绵无尽的爱心，谁就是这个渐趋冷漠的世界的希望，也就是孩子的幸福所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上海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