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茅盾文学奖的美学特征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突出长篇小说的史诗风格。二是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三是提倡作品的正面价值。
我们研究“茅盾文学奖”，不仅期望能够更全面地催放它的光彩，也期望通过它发现并解开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当今文学的繁荣。
关键词： 茅盾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
“茅盾文学奖” 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奖项。该奖项是根据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遗愿设立的，也是中国第一次设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从1982年开始设立，每四年评选一次。参评作品需为字数在13万以上的长篇小说，且为在评选年度以前发表或出版、经过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长篇小说作为体现国家文学实力的特殊标志，评奖委员会的“权威”地位以及获奖作品对当代社会的广泛影响等，使得“茅盾文学奖”成为了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茅盾文学奖”奖励每年出现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不只反映城市生活，也非常重视讲述中国的乡村故事。它一方面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方面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开放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茅盾文学奖美学。
茅盾文学奖的美学特征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突出长篇小说的史诗风格。
长篇小说被别林斯基称为“我们时代的史诗”，优秀的长篇小说常常被称为“时代的百科全书”。长篇小说具有篇幅长、容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特点，适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多方面地描写人物性格，并能反映某一时代的重大事件和历史面貌。
历年来，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是每个时期长篇小说的优秀作品。例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口吻自述，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这部作品是第一部描述中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为背景，讲述了村中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之间的恩怨纷争，表现了自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特殊的背景，浓厚的关中风情，古老的土地，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展示了中国农村多彩斑斓的面貌。陈忠实在作品扉页上写上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贾平凹的《秦腔》，以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条线索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另一条线索是戏曲秦腔。这两条线索相互纠结，在一个叫清风街的村庄里演绎着近三十年的历史。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运用象征手法以及多种修辞手法，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大转型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
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讲述的是以梁必达、陈墨涵等为代表的30多个青年男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投身于革命的故事，如实描绘出了自三十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活，可亲可敬的平凡英雄。
二是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它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突破了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例如：王安忆的《长恨歌》，用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作品在对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把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对情与爱的追求，以及她们的成败、理想、幻灭、躁动，在我们眼前一一展开。
毕飞宇的《推拿》，是国内少有的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讲述这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该作品本着对盲人群体最大的尊重与理解，以一个推拿店里的一群盲人按摩师独特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透彻、全面的把握。
阿来的《尘埃落定》，描写了一个声势显赫的藏族麦其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不以常理出牌，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却有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了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展现了独特的藏族文化及神秘的土司制度。
王安忆的《长恨歌》挖掘了上海“弄堂文化”，毕飞宇的《推拿》探寻了“盲人世界”，阿来的《尘埃落定》展现了“土司制度”，这些作品都前所未有地拓展 “现实主义”的深度与广度，实现了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反映呈现着复杂形态的生活真实，同时吸取和借鉴了中外文化进行各自的艺术创新。
三是提倡作品的正面价值。
“茅盾文學奖评奖条例”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依据，其中对作品的思想性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获奖作品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历年来的获奖作品很好地落实了这一标准。例如：王火的《战争和人》，在结构上采用三部曲的形式，三个部分独立又互相联系，可以独立成文，也可首尾相衔，分别讲述了抗日战争前中后三个时期中国政局时局的变化，内容独特新颖，爱国主义教育气氛浓烈。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描写了中国当代城乡生活，是一部全景式的长篇小说。该作品讲述了在面对现实压力和人生抉择时，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俩坚守梦想和对爱情执着追求的故事，展示了农村青年在大时代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张平的《抉择》，以直面现实人生的方式，对腐败分子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社会上存在的花钱买官、行贿受贿、拉帮结派等腐败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从而真实地展现了主人公痛苦的抉择。作品既有为人民代言的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也较为充分地展现了与腐败势力坚决斗争的正面力量，给读者以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信心。
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表现了主人公为追求理想和事业，为完善自身素质所发出的蓬勃不息的命运意识，唱出了对真善美、忠诚、责任、忍耐等人类美好而普遍性价值的颂歌。
宗璞的《东藏记》，生动地刻画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人格情操和价值取向，蕴藏着坚韧的爱国热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敌人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得到深刻细腻的表现。
针对茅盾文学奖表现出来的美学特征，有人提出一些疑问：文学的发展是无限的，当我们用三种美学特征来引导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抑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在这种状态下，是否还会有丰富的文学作品来满足我们和时代的需要？中国当代文学是否会得到真正的繁荣？
事实上，茅盾文学奖所体现的三大美学特征及其代表性文本，不但潜在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是文学史难以绕开的厚重构成。如果把它们的存在抽离出来，当代文学史是不完整的，甚至会形成无法弥补的“空洞”。我们应该正视茅盾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带来的积极意义。
在当代文学的朗朗星空之中，我们把茅盾文学奖当成一颗最闪亮的星星。茅盾文学奖是以“最优秀”的标准出场的，已经成为标志性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从1982年开始，茅盾文学奖已经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巨变的缩影，获得此殊荣的作家已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我们研究“茅盾文学奖”，不仅期望能够更全面地催放它的光彩，也期望通过它发现并解开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中国文学的当代发生并非从天而降，它无疑要以当代中国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实践作为它必要的实践语境和应有的资源准备。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茅盾文学奖与中国当代文学，探讨如何更科学地培育与训练当代的文学思维，使茅盾文學奖更好地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朱伟.史诗的空洞[J].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2]陈蕴茜.茅盾文学奖评奖机制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2013年.
[3]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研究的开拓与进展——读《茅盾文学奖研究》[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
我们研究“茅盾文学奖”，不仅期望能够更全面地催放它的光彩，也期望通过它发现并解开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当今文学的繁荣。
关键词： 茅盾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
“茅盾文学奖” 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奖项。该奖项是根据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遗愿设立的，也是中国第一次设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从1982年开始设立，每四年评选一次。参评作品需为字数在13万以上的长篇小说，且为在评选年度以前发表或出版、经过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长篇小说作为体现国家文学实力的特殊标志，评奖委员会的“权威”地位以及获奖作品对当代社会的广泛影响等，使得“茅盾文学奖”成为了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茅盾文学奖”奖励每年出现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不只反映城市生活，也非常重视讲述中国的乡村故事。它一方面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方面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开放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茅盾文学奖美学。
茅盾文学奖的美学特征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突出长篇小说的史诗风格。
长篇小说被别林斯基称为“我们时代的史诗”，优秀的长篇小说常常被称为“时代的百科全书”。长篇小说具有篇幅长、容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特点，适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多方面地描写人物性格，并能反映某一时代的重大事件和历史面貌。
历年来，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是每个时期长篇小说的优秀作品。例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口吻自述，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这部作品是第一部描述中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为背景，讲述了村中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之间的恩怨纷争，表现了自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特殊的背景，浓厚的关中风情，古老的土地，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展示了中国农村多彩斑斓的面貌。陈忠实在作品扉页上写上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贾平凹的《秦腔》，以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条线索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另一条线索是戏曲秦腔。这两条线索相互纠结，在一个叫清风街的村庄里演绎着近三十年的历史。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运用象征手法以及多种修辞手法，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大转型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
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讲述的是以梁必达、陈墨涵等为代表的30多个青年男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投身于革命的故事，如实描绘出了自三十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活，可亲可敬的平凡英雄。
二是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它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突破了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例如：王安忆的《长恨歌》，用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作品在对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把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对情与爱的追求，以及她们的成败、理想、幻灭、躁动，在我们眼前一一展开。
毕飞宇的《推拿》，是国内少有的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讲述这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该作品本着对盲人群体最大的尊重与理解，以一个推拿店里的一群盲人按摩师独特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透彻、全面的把握。
阿来的《尘埃落定》，描写了一个声势显赫的藏族麦其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不以常理出牌，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却有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了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展现了独特的藏族文化及神秘的土司制度。
王安忆的《长恨歌》挖掘了上海“弄堂文化”，毕飞宇的《推拿》探寻了“盲人世界”，阿来的《尘埃落定》展现了“土司制度”，这些作品都前所未有地拓展 “现实主义”的深度与广度，实现了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反映呈现着复杂形态的生活真实，同时吸取和借鉴了中外文化进行各自的艺术创新。
三是提倡作品的正面价值。
“茅盾文學奖评奖条例”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依据，其中对作品的思想性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获奖作品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历年来的获奖作品很好地落实了这一标准。例如：王火的《战争和人》，在结构上采用三部曲的形式，三个部分独立又互相联系，可以独立成文，也可首尾相衔，分别讲述了抗日战争前中后三个时期中国政局时局的变化，内容独特新颖，爱国主义教育气氛浓烈。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描写了中国当代城乡生活，是一部全景式的长篇小说。该作品讲述了在面对现实压力和人生抉择时，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俩坚守梦想和对爱情执着追求的故事，展示了农村青年在大时代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张平的《抉择》，以直面现实人生的方式，对腐败分子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社会上存在的花钱买官、行贿受贿、拉帮结派等腐败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从而真实地展现了主人公痛苦的抉择。作品既有为人民代言的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也较为充分地展现了与腐败势力坚决斗争的正面力量，给读者以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信心。
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表现了主人公为追求理想和事业，为完善自身素质所发出的蓬勃不息的命运意识，唱出了对真善美、忠诚、责任、忍耐等人类美好而普遍性价值的颂歌。
宗璞的《东藏记》，生动地刻画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人格情操和价值取向，蕴藏着坚韧的爱国热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敌人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得到深刻细腻的表现。
针对茅盾文学奖表现出来的美学特征，有人提出一些疑问：文学的发展是无限的，当我们用三种美学特征来引导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抑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在这种状态下，是否还会有丰富的文学作品来满足我们和时代的需要？中国当代文学是否会得到真正的繁荣？
事实上，茅盾文学奖所体现的三大美学特征及其代表性文本，不但潜在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是文学史难以绕开的厚重构成。如果把它们的存在抽离出来，当代文学史是不完整的，甚至会形成无法弥补的“空洞”。我们应该正视茅盾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带来的积极意义。
在当代文学的朗朗星空之中，我们把茅盾文学奖当成一颗最闪亮的星星。茅盾文学奖是以“最优秀”的标准出场的，已经成为标志性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从1982年开始，茅盾文学奖已经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巨变的缩影，获得此殊荣的作家已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我们研究“茅盾文学奖”，不仅期望能够更全面地催放它的光彩，也期望通过它发现并解开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中国文学的当代发生并非从天而降，它无疑要以当代中国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实践作为它必要的实践语境和应有的资源准备。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茅盾文学奖与中国当代文学，探讨如何更科学地培育与训练当代的文学思维，使茅盾文學奖更好地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朱伟.史诗的空洞[J].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2]陈蕴茜.茅盾文学奖评奖机制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2013年.
[3]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研究的开拓与进展——读《茅盾文学奖研究》[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