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年前夏季的一个夜晚，我独自站在阳台上，手执一份《参考消息》，仰望满天繁星，脑子里胡思乱想。我这人的脑子沟沟坎坎特别多，好似布满电线，稍有引子，便火花乱迸，思绪一下子窜出十万八千里。在别人看来，我总是心不在焉，迷迷瞪瞪。这回引得我想入非非的，正是手中这份《参考消息》。伦敦路透社讯：近一个月来，深圳、上海股票均有上涨，涨幅在百分之二十左右。据观察，中国有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交易市场……
啊，股票！你终于动了！
如果在今天，提起股票我就这样激动，连街边卖大碗茶的老太太也会笑我神经。十年前可就不一样了。我敢说，当我独立阳台、手握报纸，仰望星星的时刻，全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股票。至于说股票能在短期内制造一批富翁、能使个人资产成倍、成十倍地迅速膨胀，那更是天方夜谈！除非先知先觉者，无人能够预见一个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悄悄地向中国人逼近。当然，我是个例外。我得承认，我在这方面可能有点天才。我只是读了报纸上一则简短的消息，就看见日后将发生的一派辉煌景象！
说几句题外话，我对纸上谈兵这个成语，一贯有自己的看法。人们将它视作贬意词，用来形容文人喜空谈，不切实际等毛病。我却不以为然。其实，这是冷兵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对文人的轻侮。纸，就是文人的战场，文人在纸上驰骋，照样创造一个灿烂世界！当我走出书房，奋身跃入商海，我就对自己说：纸上求富贵！我练的就是纸上谈兵。我果真这样做，每走一步都踩在纸上。起先，我做书商，发行了几本书，挖到第一桶金。我又到邮市上混，囤积了一批邮票、小型张。后来我发现国库券利率高得惊人，就动用全部现金，买入大量国库券……一路顺风，我总是赢。有时候，我和一些老生意人交谈，便故意强调：做生意很容易嘛，是不是？我看很容易！气得他们直翻白眼。我是赌气，跟所有小看文人智慧的人赌气！
由于书看得多，我的投资意识一直很强烈。在中国，投资渠道少得可怜，凡是已有的，我都削尖脑袋去钻一钻。我当然不会放过股票，那可是好东西。我读过许多美国大亨的传记，清楚地知道股票在大亨们飞黄腾达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早就渴望投资股票，可谓梦里寻它千百度。然而，当我真正寻得中国股票时，不禁大失所望。
自1986年试点发行飞乐音响股票以来，上海总共发行了八只股票，人称“老八股”。老八股无涨跌，每年按百分之十五的固定息率分红，过户手续极为复杂。我在西康路证券营业部见到了老八股，没人理睬它们，老八股象乌龟一样趴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一幕情景令我永远难忘：证券营业部门口站着两个卖股票的老头，一胖一瘦。瘦老头捧着一只镜框，镜框里镶着一张豫园商场股票；而胖老头干脆用细绳把镶有股票的镜框吊在脖子上。他们的形象很滑稽，又有几分庄严，仿佛在展示他们的劳模奖状。我相信这两个老头许久没生意了。这样的股票涨得起来吗？
虽然失望，我却一直关注着中国股票。所以当我读到报上那则消息，脑袋里灵光一闪，就知道机会来了。股票也是纸，我是纸上谈兵的行家里手，这次我赢定了！我站在阳台上，象决战前的将军，镇定而又心潮澎湃。南山顶上有一颗大星，烁烁闪亮，我相信它是我的幸运之星。我盯住它看，那星却颤抖几下，倏地划过夜空，掉到山背后去了……
我的小妹小名叫华华，上海人念作“花花”，我就叫她花狗。叫常了她也答应。就象这个绰号，她总是保留着几分儿童的天真。在我闯荡江湖的生涯中，她是一个重要角色。我动脑，她跑腿。她常自豪地说：我们是黄金搭档！可是这回“黄金搭档”办了蠢事，我让她去买股票，她却买回一沓子国库券。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人尚在烟台，通过长途电话遥控指挥炒股战役。我冲着话筒嚷：花狗，我让你买股票，你买国库券干嘛？她向我解释：营业部门口的贩子都说傻瓜才买股票！这些人鬼精，围住她取笑，搞得她没信心。有一个家伙，还用橡皮筋弹她裸露的小腿。上海人叫他们“打桩模子”，专门倒卖国库券。华华竟上了他们的当。我说：你不行，快叫许国平来！
许国平是我大妹夫，原是自来水厂的工程师。我下海折腾，把他也卷了进来。我当书商时，发行的第一本书叫做《奇闻大观》，许国平和华华都是我的业务员。许国平向厂里请了长病假，拿着样书，拿着一大瓶可乐，坐慢车一个小站一个小站地推销《奇闻大观》。他人极瘦，颈椎病严重，转动一下脖子就发出喀啦啦的响声，好象骨头都碾碎了。许国平很听话，办事稳妥，我指东他打东，我指西他打西。我命令他：卖掉国库券、卖掉邮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金，全部买入股票！他立即照办。那些日子，我总是对着电话筒疯喊：买进电真空、买进小飞乐、买进大飞乐……买进！买进！
七月流火。许国平每天顶着烈日，拎一只小板凳，拿一瓶可乐，到西康路证券营业部门口排队买股票。当时营业部柜台里尚有存货，趁此热潮，证券公司将未能顺利发行的股票统统抛售出来。西康路排起长龙，一张张兴奋的面孔汗水横流。有些人经过问一声：这里排队买什么？一些小青年调皮地回答：买钞票！那时股票实行实物交易，每一张股票都要盖上购买者的印章，这使投资人更增添几分自豪感。买到股票的人挤出营业部，把股票捧到面前左看右看，一脸欣喜却又透出困惑。营业部柜台卖出最多的股票是电真空，每股面值一百元，上面印着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发行总额，并赫然盖着董事长的方印。股票大小若杂志，票面印有暗纹，使人联想到它的防伪功能。围观者啧啧赞叹：象真的一样！许国平以一百零四元的价格买回一千股电真空，又陆续买到五百股小飞乐，五百股延中……这些股票后来按一比一百的比例拆细，足有二十万股。1990年夏季，我们总共投资了二十八万元。在新中国最早的股民当中，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大户！
我得谈谈另一场战斗。这是我对自己进行的一场可笑的战斗。许国平买入股票后不久，证券营业部柜台内的股票便告售馨。西康路上的长龙不见了，化解为一堆一堆攒动的人头。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起来，站在马路上进行股票交易。此时，股票真正开始上涨。浓厚的黑市气氛推波助澜，使买不到股票的人更加惊慌。股价一日三变，蹦着高上窜。华华不断打来电话：电真空又涨了二十元！小飞乐涨了三十元……面对这样的刺激，我的心乱作一团。把手中的股票抛出去吧？已经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潤。但我的直觉告诫我：它还要涨，一定要牢牢捏住它！可是，万一它跌下来怎么办？关于股票暴涨暴跌的故事，我早有耳闻。我可不想让煮熟的鸭子再飞走了！千万种念头折磨着我，使我片刻不得安宁。我真的变成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滴溜溜地转圈，一分钟也停不下来…… 我蓦地警觉：这样不行！佛家云：戒，定，慧。似我这般心浮气躁，焦灼不安，任何事情也做不好的。于是，我盘腿打坐，调息调心，努力入静。我必须寻找一种力量，遏制股票在我内心掀起的风暴。我甚至开始写一个电影剧本，因为就我而言，写作始终有一种神圣的力量。我在一瞬间有些得意：谁能有我这些招数，用以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呢？然而，我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品质。上海西康路卷起的阵阵怒涛，越过千里空间，毫不费力地将我的定力一次次摧毁。静坐时，好象有一队蚂蚁顺着我的脊梁往上爬，奇痒难忍。我便浑身扭动，如一条蚯蚓。写作就更可笑了，我那个电影剧本写的什么？如今回想起来竟然没有一点印象，情节、人物荡然无存。耳边只有电话铃响，我神经质地跳起来，拿起话筒一遍遍问：电真空涨到哪里了？小飞乐呢？……
这场自我斗争终于失败，我收拾起稿纸赶往上海。这使我明白：在某些时刻，文学是顶不住强刺激的。我有些遗憾，也有些悲哀，心底里埋藏着的神圣感第一次遭受到挑战！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明白：这种挑战是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
回到家里，我第一句话就问：股票呢？快拿给我看看！小妹华华、许国平和我老爸一阵忙碌，从箱子里、柜顶上拿出大小几只书包，鼓鼓囊囊地塞满了股票。老爷子是总保管，每次交易完毕，他都要蹬自行车去襄阳南路许国平家，把股票带回来。那时许国平和我大妹居住条件很差，只有一室一厅，房小人杂，很不安全。我老爸对这些股票总有些担心，觉得儿女花那么多钱买回一堆纸来，太闹玄！他小心翼翼地收拾股票，将它们分散装在几只破旧的书包里，东掩西藏，以为这样家里既使进了小偷也不易盗走。股票一叠一叠地拿出来，在圆桌上堆成一座小山。一家人围桌而坐，看看股票，看看我，期待我做出某种决定。
我说：把股票收起来吧，我看过了。
华华性急，对我嚷：电真空已经涨到二百五十块了，你还不卖？
我坚定地说：不卖！它还要涨。
我爸是南下老干部，看问题总带些政治色彩：这东西有没有问题？政策变了怎么办？你心里可要有数。
我站起来，作为长子站在父亲面前。我说，我当然有数！中国在变，变得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会买那么多股票。
那一刻，我心里真的充满自豪！
我来到西康路。
西康路位于北京西路以北，是一条狭窄冷僻的小马路。比起繁华大街，它象躲在名门闺秀身后的毛丫头。它正在创造一段历史，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对于这条马路本身，这样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1990年夏天，西康路成为全国性的股票交易中心。我在人群中挤着，夏日的阳光照得万物白花花，人体散发的汗味在空气中弥漫，叫人产生亢奋、狂热的感觉。我目睹人们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交易：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一方交钱，一方交出股票、身份证，然后共同到证券营业部柜台办理交割手续。热闹、混乱、刺激，我感觉这里更象农贸市场，却很难把人们的活动与“金融”二字联系起来。这也许就是所谓中国特色吧。
西康路南端有一座静安区体育馆，万国证券营业部就是租赁了体育馆的门面房。离营业部不远，朝右一拐，是一个小菜场。卖螃蟹的、杀鸡宰鹅的、卖青菜萝卜的、斩肉骨头的……毗连相接，吆吆喝喝弄出一片喧哗。据说，西康路上股票生意突然火爆，小菜场许多贩子纷纷改行，站到街头做“打桩模子”。我认识其中一位，大家都叫他阿四，原先是卖大闸蟹的，现在成了一位活跃的“模子”。他们早上买进股票，下午必然抛掉，赚到一点差价就满足。这叫“打滑板”，既灵活，又短视。阿四身上已经没有了螃蟹味，穿一件时髦的梦得娇T恤衫，腰里别一只拷机，可见股票生意做得不错。
阿四叫我“眼镜”，这绰号从此固定下来。西康路上的人们彼此称呼绰号，大都不愿透露真实姓名。阿四和我一样，曾经是知识青年。提起在北大荒插队的日子，他就不断摇头，重复着同一句话：苦死了苦死了真苦死了！我们的感情一下子亲近起来。他告诉我许多小道消息，使我对西康路股票热潮的背景有了深一步的了解。他说，这次股票起“蓬头”，全是深圳人的功劳。深圳股市先动，发展银行从一块钱一股，炒到七十块一股，人人都发了财。你猜为什么会这样？香港老板的钱进来了。香港老板、还有台湾老板，都看中了中国股票！发了财的深圳人又看中上海股票，提着一箱子一箱子钞票乘飞机过来，把市面上的股票统统吃光。他们都住在百乐门饭店，我去送过好几趟股票……
阿四用肩膀碰碰我，表情神秘地说：眼镜，你要当心点，这里有很多“调羹”。
我问：什么是调羹？
他压低了嗓音；便衣警察！
我一惊，忙环顾四周，企图从乱哄哄的人群中辨认出谁是调羹。当然，象我这样的近视眼，恐怕永远也辨认不出来。
西康路上藏龙卧虎，多数人不肯亮出自己的真相。也有人刻意扬名，极力张扬自己。随着时间推移，有真本事的也就成了人物。如今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当年也在西康路厮混，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打桩模子”。我与杨百万打过一段交道，回忆起来觉得挺有意思。
有一天，许国平告诉我一件事情。杨百万曾经卖给他五十股延中，现在每股涨了一百多元，赢利不菲。杨百万见了他就开玩笑：小许，我挑你发财，你应该请客。许国平人缘好，和西康路许多人都熟。杨百万说得他不好意思，就来问我怎么办？我说，请就请，我也想多交几个朋友。事情就定下来了。请客那天，杨百万带来好几个男女，许国平说那都是他的跟班。杨百万戴一副宽边眼镜，人略胖，肤色较深，显得壮实。他在跟班们的陪衬下，颇有老板派头。酒席间的谈话我都记不清了，无非是行情分析，称兄道弟。唯独杨百万递给我的名片，使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大名“杨怀定”后面，注有一个头衔：个人投资者。当时我内心颇受震动，这样的头衔在中国肯定独一无二！我觉得这个人有想法，有勇气，使我感觉到某种新意。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在计划经济尚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冒出这样一位“个人投资者”，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注意。几天以后，我风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杨百万；国内外许多媒体，也越来越频繁地提到他的名字。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我看见那张名片的瞬间，就知道他触动了时代的某一根神经。看看西康路上如火如荼的场面吧，这里能不产生一位英雄吗？ 我住进永福路五十二号。在烟台写的那个电影剧本起了作用，上影厂文学部一位编辑邀请我修改剧本。在外地作者云集的写作楼里，我遇见了江苏作家周梅森。这似乎是某种天意，我们哥俩注定要在今后的岁月里有一番折腾。周梅森走进我的房间，长臂往我肩上一搭，一阵哈哈。一九八八年，我们共同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创会。已故的文艺界前辈冯牧关爱青年作家，特意召集贾平凹、王安忆、铁凝、周梅森和我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就是那次与周梅森相识。后来，周梅森还参加过几次我的作品研讨会。他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喜欢交朋友，长臂一搭哈哈哈，你的矜持也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次他到上海，是为《收获》杂志写一个中篇小说。我们相聚在文学部写作楼。
我的心思仍放在股票上，周梅森很快觉察到这一点。我也不相瞒，把我这两年下海的经历一五一十告诉了他。这似乎引起他的震动。我们之间展开一场严肃的讨论：关于时代变化、作家职责、人生选择……讨论的结果是他对股票发生了浓厚兴趣。但他仍坚持道：我要搞艺术，我热爱文学！我颇感到委屈地说：难道我不热爱文学吗？问题在于文学是否仅限于写字，不断地、重复地写字？我想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这需要勇气！
我们在澡堂里讨论这些问题。为了说服周梅森，我请他洗了一次豪华的澡。刚刚出现在澡堂的桑拿浴房，蒸得我们周身赤红。手艺娴熟的扬州老师傅敲背、捏腿、修脚，整得周梅森直哼哼。我问：舒服吗？他无力地点点头。又问：你倒底喜不喜欢钱？周梅森睁开两只大眼，不无幽默地说：说实话，我对金钱有着一份非凡的热爱！我直乐：这才是真心话。
我有点儿象拖人下水。商海到处是钱，缺的是精神。我孤独、寂寞，非常需要周梅森这样一位朋友。这次洗澡，为周梅森日后跟我下海奠定了基础，我们开始一段不寻常的友谊。后来，我们屡屡提起这次洗澡，并象评说某次历史转折点似的，将它称之为一次“伟大的洗澡”！
真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天热得火爆，股票涨得火爆，二者使我整天大汗淋漓。电真空一路飞涨，三百元、四百元、五百元……我甚至来不及计算自己倒底挣了多少钱。计算也没有意义，我总觉得那只是一串串数字，是虚拟的，仿佛在我眼前晃动的幽灵。我决定将幽灵按住，装进自己口袋里。我采取这样一种策略：以二百元为起点，电真空每上涨五十元就卖掉二百股。水涨船高，越涨越卖。我相信这是明智的决定。
我们开始收获。许国平夹着书本厚的那样一叠股票出去，就会背着满满一书包钞票回来。西康路上的打桩模子盛传：襄阳南路有一家人家，房子不象样，股票莫老老，搞不懂是做什么的。这种传言隐藏着某种危险，为后来发生的事件打下伏笔。老爸格外紧张，一趟趟跑银行，默默地将存折藏在不可思议的地方。这位胶东南下的老兵，对于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感到困惑，他常独自嘀咕：怪了，股票这东西倒底是赚谁的钱？……我没有为父亲解惑。他老人家触及了一个挺本质的问题，说实话，我还真解释不清楚。
整个夏天既漫长又性急，不知不觉空气里就有了秋意。十月，北京首次举办亚运会，人人都趴在电视机前观看盛大的开幕式。我就在那一天卖出最后一笔股票。我去襄阳南路大妹妹家，许国平见面就对我说：西康路上的人全都发了神经病，你猜猜，电真空现在涨到多少钱一股？我摇摇头。许国平以食指、拇指做枪状，指着我道：八百！一个外号叫猪猡的黑麻皮，听说是走私黄金的，站在证券公司石台阶上哇啦哇啦喊：谁有电真空？八百块一股我统吃！我立即站起来：给他，把剩下的电真空全都给他！许国平拿出最后的二百五十股电真空，收进书包，怔怔地望着我。他有些不舍得，我也不舍得。可是我有一种强烈的預感：我们站在陡峭的悬崖顶上，随时都会跌落深不见底的峡谷。我挥挥手说：快去！许国平匆匆地出门。
我预见的画面第二天就真实地体现了。西康路上股价突然暴跌，一夜之内跌去二百元！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何原因。一瞬间天崩地裂，鬼哭狼嚎。犹如一场超级地震！我庆幸自己逃得快，保住了胜利果实。七月至十月，电真空由一百四十元涨到八百元，三个月内足足涨了八倍！这就是地震的真正原因。算算账，我吓了一跳：七月份我投资二十八万元，现在已翻成一百一十六万元！我很骄傲，一个新的百万富翁就这样诞生了！兵不刃血，胜之于无形，这就是纸上谈兵的妙处。
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正当我沾沾自喜、甚至有点得意忘形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一天夜里，黑麻皮领着几个人闯入许国平家，非要把二百五十股电真空卖还给他。他们拿出流氓腔，威吓恫赫，软缠硬磨，通宵达旦地坐着不走。由于这批股票是以我父亲的名义买进的，它侧面上盖着“矫孟山”的印章，身份证也在黑麻皮手里，他们又找到余庆路我父亲的家。黑麻皮眩耀自己的黑道背景，说他做黄金买卖时曾亲眼目睹闹出人命的场面！电真空已经跌到五百元了，他非要以八百元一股的价格卖还给我，叫人怎能咽得下这口气？我妈妈向派出所反映情况，所长表示无奈：他搞不懂股票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这种黑市交易是否受到法律保护。一时间，我们竟然求告无门，陷入困境。
我们决定逃难。全家人去广州暂避风头，留我与黑麻皮做周旋。我因为住在上影厂招待所，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家人不受胁迫，我想我总有办法处理此事。临行一天，我的小外甥许多险些遭遇麻烦。黑麻皮两名手下跟踪许多到向阳小学，就一直守在校门口。幸亏老师机警，将许多打扮成小女孩模样，随大队学生混出校门。有此一幕，更添惊险气氛。傍晚，整个家族登上火车，惶惶南下。
目送火车远去，我心异常忿闷。这个看似荒诞的事件，暴露了中国股市的混乱、无序。法律哪里去了？政府哪里去了？我们都说党纪国法，在西康路上你就看不见它的踪影！新中国的股票从诞生之日起，就像后娘养的。试点，摸着石头过河，搞不好就关掉。中国际货币证券市场处于阴影之中。像丑小鸭，像童养媳，与华尔街的辉煌无法比拟！从新客站回来，我一路走一路想，越想越远。既然要做一件事情，从头就要认真做，将根底立正，把框架竖稳。证券市场的建立对任何现代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兹事体大，岂能儿戏？今天一味强调中国特色，只怕未来后患无穷。 我用电话与黑麻皮保持联系。他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我的家人，便无计可施，再也凶不起来。僵持半个多月，双方终于达成妥协：由我以六百元的价格买回二百五十股电真空。虽然西康路上电真空的价格已跌到四百元，我吃点亏将事情解决，总是好的。交易地点定在哪里又费一番争执，因为双方都怕发生变故。最后，选中一个富有历史性的地点：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招待所，一栋普通的、供各地作家、剧作家编制各种离奇剧情的五层楼房。
交易时间确定在一个初冬的黄昏。落日散发着无力的白光，渲染惨淡的氛围。我把周梅森叫来，严肃地说：哥儿们，关键时刻到了。我想请你当一回保镖。周梅森瞪圆双眼，挺起胸脯，显示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慨：没问题，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又叫来山东作家艾平，江苏作家杨江，聚集在我的502房间。打开床头柜小门，将先前准备好的一提包钞票提出，倒在床上。当时百元大钞很少见，十元面额的钞票千元一扎，一两万元就可堆成一座小山了。作家们神情肃穆，守卫着这座小山。周梅森事后对我说：他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
黑麻皮领着一伙人来到502房间。小小斗室顿时塞满了人，流氓们与作家们对峙，倒也不敢造次。交易顺利进行，黑麻皮将一叠电真空股票交给我，我让他将床上那座钞票小山搬走。货款两清，再无纠葛。黑麻皮临走甚至与我握了握手。作家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傍晚，我请朋友们在乌鲁木齐路一家饭店喝酒。这样的交易场面他们都是第一次经历，心底深受触动，情绪昂奋起来。我们喝了许多酒，讨论了许多问题，总体有一种感觉：一股时代激流正撞击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借着酒兴，我将酒杯往桌上一掷：天地宽广，人生状阔，写作写得无聊，何不走出书斋闯荡一番？众人莫不称是。
这一事件促成两个后果：我和梅森、艾平、杨江合作了一个电影剧本《阙里人家》，著名导演吴贻弓执导，获得多种奖项，在电影界产生不小影响。另外，周梅森毅然掉入商海，与我共同遨游。以后我们办起一家公司，我当董事长，周梅森当总经理。手下人称我们“矫董”、“周总”，简练好听。我们号称一对老K，打遍天下无敌手。艾平、杨江再未相聚，听说———他们也都有了下海经历。
但是，我还是中了黑麻皮的圈套。那二百五十张电真空股票之中，竟然有三十张是伪造的！他们不知在哪个印刷厂印制一些假股票，夹杂在真股票之中，我在忙乱中当然辨认不出。
造假功夫，防不胜防。我只得自认倒霉，并不由感叹：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纸上谈兵，毕竟比不得真实世界的兵戎相见。
1990年12月21号，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黄浦江畔成立。这一天海关大钟的钟声，对于金融界来说应该是划时代的钟声。我刚从一团乱麻似的纠纷中脱身，听到这消息，不由感慨万分。那天夜晚，我沿着黄浦江久久徘徊。知道西康路时代结束了，股票交易从此走向正轨。我们每一个公民从此有了投资机会。在固定职业之外，在规定劳动之余，可以凭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获得额外的财富。这是极其重要的，它意味着本质上的自由。千百年来，中国人就缺乏这种选择并承后果的自由！学者们喜欢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民族素质的形成、发展，但是，我相信经济活动，人们获得财富的方式，可能更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素质。中国股市诞生了，它难道不是对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注入一股强劲的活力吗？
我又有一種担忧：如果将股市比做新生婴儿，孩子就有点先天畸型。整个社会环境并没有为股市诞生做好准备。这颗来自异国他乡的种子在中国古老的泥土里艰难成长。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A股、B股、H股……天哪，哪个国家的股票会有如此复杂的
中国人总是在前进途中设置人为的障碍，好象一个人走路平地自己绊自己的脚。上市公司可以胡乱挥霍股民的钞票，因为它是国有企业，谁能奈何国有企业？恶庄横行，庄家往往是国有机构，资本来自于国家银行，谁能将它绳之以法？计划经济一切都有计划，试问中国股市的计划将把千百万投资者引向何方？我们曾听说股市负有为国有企业脱困做贡献的责任，那，股民口袋里的钞票是否早已被列入国家计划之中了？我怀疑，中国股市的终极目的是否出了偏差？一种心怀叵测的利益集团是否最终会给广大股民带来一场灾难？今天，中国股市已建设成高耸入云的大厦，但是，没有人都看得清楚：这座大厦是斜的，比比萨斜塔倾斜得更厉害！
黄浦江水静静地流，我在江边漫步，久久，久久……
啊，股票！你终于动了！
如果在今天，提起股票我就这样激动，连街边卖大碗茶的老太太也会笑我神经。十年前可就不一样了。我敢说，当我独立阳台、手握报纸，仰望星星的时刻，全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股票。至于说股票能在短期内制造一批富翁、能使个人资产成倍、成十倍地迅速膨胀，那更是天方夜谈！除非先知先觉者，无人能够预见一个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悄悄地向中国人逼近。当然，我是个例外。我得承认，我在这方面可能有点天才。我只是读了报纸上一则简短的消息，就看见日后将发生的一派辉煌景象！
说几句题外话，我对纸上谈兵这个成语，一贯有自己的看法。人们将它视作贬意词，用来形容文人喜空谈，不切实际等毛病。我却不以为然。其实，这是冷兵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对文人的轻侮。纸，就是文人的战场，文人在纸上驰骋，照样创造一个灿烂世界！当我走出书房，奋身跃入商海，我就对自己说：纸上求富贵！我练的就是纸上谈兵。我果真这样做，每走一步都踩在纸上。起先，我做书商，发行了几本书，挖到第一桶金。我又到邮市上混，囤积了一批邮票、小型张。后来我发现国库券利率高得惊人，就动用全部现金，买入大量国库券……一路顺风，我总是赢。有时候，我和一些老生意人交谈，便故意强调：做生意很容易嘛，是不是？我看很容易！气得他们直翻白眼。我是赌气，跟所有小看文人智慧的人赌气！
由于书看得多，我的投资意识一直很强烈。在中国，投资渠道少得可怜，凡是已有的，我都削尖脑袋去钻一钻。我当然不会放过股票，那可是好东西。我读过许多美国大亨的传记，清楚地知道股票在大亨们飞黄腾达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早就渴望投资股票，可谓梦里寻它千百度。然而，当我真正寻得中国股票时，不禁大失所望。
自1986年试点发行飞乐音响股票以来，上海总共发行了八只股票，人称“老八股”。老八股无涨跌，每年按百分之十五的固定息率分红，过户手续极为复杂。我在西康路证券营业部见到了老八股，没人理睬它们，老八股象乌龟一样趴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一幕情景令我永远难忘：证券营业部门口站着两个卖股票的老头，一胖一瘦。瘦老头捧着一只镜框，镜框里镶着一张豫园商场股票；而胖老头干脆用细绳把镶有股票的镜框吊在脖子上。他们的形象很滑稽，又有几分庄严，仿佛在展示他们的劳模奖状。我相信这两个老头许久没生意了。这样的股票涨得起来吗？
虽然失望，我却一直关注着中国股票。所以当我读到报上那则消息，脑袋里灵光一闪，就知道机会来了。股票也是纸，我是纸上谈兵的行家里手，这次我赢定了！我站在阳台上，象决战前的将军，镇定而又心潮澎湃。南山顶上有一颗大星，烁烁闪亮，我相信它是我的幸运之星。我盯住它看，那星却颤抖几下，倏地划过夜空，掉到山背后去了……
我的小妹小名叫华华，上海人念作“花花”，我就叫她花狗。叫常了她也答应。就象这个绰号，她总是保留着几分儿童的天真。在我闯荡江湖的生涯中，她是一个重要角色。我动脑，她跑腿。她常自豪地说：我们是黄金搭档！可是这回“黄金搭档”办了蠢事，我让她去买股票，她却买回一沓子国库券。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人尚在烟台，通过长途电话遥控指挥炒股战役。我冲着话筒嚷：花狗，我让你买股票，你买国库券干嘛？她向我解释：营业部门口的贩子都说傻瓜才买股票！这些人鬼精，围住她取笑，搞得她没信心。有一个家伙，还用橡皮筋弹她裸露的小腿。上海人叫他们“打桩模子”，专门倒卖国库券。华华竟上了他们的当。我说：你不行，快叫许国平来！
许国平是我大妹夫，原是自来水厂的工程师。我下海折腾，把他也卷了进来。我当书商时，发行的第一本书叫做《奇闻大观》，许国平和华华都是我的业务员。许国平向厂里请了长病假，拿着样书，拿着一大瓶可乐，坐慢车一个小站一个小站地推销《奇闻大观》。他人极瘦，颈椎病严重，转动一下脖子就发出喀啦啦的响声，好象骨头都碾碎了。许国平很听话，办事稳妥，我指东他打东，我指西他打西。我命令他：卖掉国库券、卖掉邮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金，全部买入股票！他立即照办。那些日子，我总是对着电话筒疯喊：买进电真空、买进小飞乐、买进大飞乐……买进！买进！
七月流火。许国平每天顶着烈日，拎一只小板凳，拿一瓶可乐，到西康路证券营业部门口排队买股票。当时营业部柜台里尚有存货，趁此热潮，证券公司将未能顺利发行的股票统统抛售出来。西康路排起长龙，一张张兴奋的面孔汗水横流。有些人经过问一声：这里排队买什么？一些小青年调皮地回答：买钞票！那时股票实行实物交易，每一张股票都要盖上购买者的印章，这使投资人更增添几分自豪感。买到股票的人挤出营业部，把股票捧到面前左看右看，一脸欣喜却又透出困惑。营业部柜台卖出最多的股票是电真空，每股面值一百元，上面印着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发行总额，并赫然盖着董事长的方印。股票大小若杂志，票面印有暗纹，使人联想到它的防伪功能。围观者啧啧赞叹：象真的一样！许国平以一百零四元的价格买回一千股电真空，又陆续买到五百股小飞乐，五百股延中……这些股票后来按一比一百的比例拆细，足有二十万股。1990年夏季，我们总共投资了二十八万元。在新中国最早的股民当中，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大户！
我得谈谈另一场战斗。这是我对自己进行的一场可笑的战斗。许国平买入股票后不久，证券营业部柜台内的股票便告售馨。西康路上的长龙不见了，化解为一堆一堆攒动的人头。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起来，站在马路上进行股票交易。此时，股票真正开始上涨。浓厚的黑市气氛推波助澜，使买不到股票的人更加惊慌。股价一日三变，蹦着高上窜。华华不断打来电话：电真空又涨了二十元！小飞乐涨了三十元……面对这样的刺激，我的心乱作一团。把手中的股票抛出去吧？已经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潤。但我的直觉告诫我：它还要涨，一定要牢牢捏住它！可是，万一它跌下来怎么办？关于股票暴涨暴跌的故事，我早有耳闻。我可不想让煮熟的鸭子再飞走了！千万种念头折磨着我，使我片刻不得安宁。我真的变成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滴溜溜地转圈，一分钟也停不下来…… 我蓦地警觉：这样不行！佛家云：戒，定，慧。似我这般心浮气躁，焦灼不安，任何事情也做不好的。于是，我盘腿打坐，调息调心，努力入静。我必须寻找一种力量，遏制股票在我内心掀起的风暴。我甚至开始写一个电影剧本，因为就我而言，写作始终有一种神圣的力量。我在一瞬间有些得意：谁能有我这些招数，用以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呢？然而，我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品质。上海西康路卷起的阵阵怒涛，越过千里空间，毫不费力地将我的定力一次次摧毁。静坐时，好象有一队蚂蚁顺着我的脊梁往上爬，奇痒难忍。我便浑身扭动，如一条蚯蚓。写作就更可笑了，我那个电影剧本写的什么？如今回想起来竟然没有一点印象，情节、人物荡然无存。耳边只有电话铃响，我神经质地跳起来，拿起话筒一遍遍问：电真空涨到哪里了？小飞乐呢？……
这场自我斗争终于失败，我收拾起稿纸赶往上海。这使我明白：在某些时刻，文学是顶不住强刺激的。我有些遗憾，也有些悲哀，心底里埋藏着的神圣感第一次遭受到挑战！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明白：这种挑战是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
回到家里，我第一句话就问：股票呢？快拿给我看看！小妹华华、许国平和我老爸一阵忙碌，从箱子里、柜顶上拿出大小几只书包，鼓鼓囊囊地塞满了股票。老爷子是总保管，每次交易完毕，他都要蹬自行车去襄阳南路许国平家，把股票带回来。那时许国平和我大妹居住条件很差，只有一室一厅，房小人杂，很不安全。我老爸对这些股票总有些担心，觉得儿女花那么多钱买回一堆纸来，太闹玄！他小心翼翼地收拾股票，将它们分散装在几只破旧的书包里，东掩西藏，以为这样家里既使进了小偷也不易盗走。股票一叠一叠地拿出来，在圆桌上堆成一座小山。一家人围桌而坐，看看股票，看看我，期待我做出某种决定。
我说：把股票收起来吧，我看过了。
华华性急，对我嚷：电真空已经涨到二百五十块了，你还不卖？
我坚定地说：不卖！它还要涨。
我爸是南下老干部，看问题总带些政治色彩：这东西有没有问题？政策变了怎么办？你心里可要有数。
我站起来，作为长子站在父亲面前。我说，我当然有数！中国在变，变得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会买那么多股票。
那一刻，我心里真的充满自豪！
我来到西康路。
西康路位于北京西路以北，是一条狭窄冷僻的小马路。比起繁华大街，它象躲在名门闺秀身后的毛丫头。它正在创造一段历史，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对于这条马路本身，这样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1990年夏天，西康路成为全国性的股票交易中心。我在人群中挤着，夏日的阳光照得万物白花花，人体散发的汗味在空气中弥漫，叫人产生亢奋、狂热的感觉。我目睹人们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交易：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一方交钱，一方交出股票、身份证，然后共同到证券营业部柜台办理交割手续。热闹、混乱、刺激，我感觉这里更象农贸市场，却很难把人们的活动与“金融”二字联系起来。这也许就是所谓中国特色吧。
西康路南端有一座静安区体育馆，万国证券营业部就是租赁了体育馆的门面房。离营业部不远，朝右一拐，是一个小菜场。卖螃蟹的、杀鸡宰鹅的、卖青菜萝卜的、斩肉骨头的……毗连相接，吆吆喝喝弄出一片喧哗。据说，西康路上股票生意突然火爆，小菜场许多贩子纷纷改行，站到街头做“打桩模子”。我认识其中一位，大家都叫他阿四，原先是卖大闸蟹的，现在成了一位活跃的“模子”。他们早上买进股票，下午必然抛掉，赚到一点差价就满足。这叫“打滑板”，既灵活，又短视。阿四身上已经没有了螃蟹味，穿一件时髦的梦得娇T恤衫，腰里别一只拷机，可见股票生意做得不错。
阿四叫我“眼镜”，这绰号从此固定下来。西康路上的人们彼此称呼绰号，大都不愿透露真实姓名。阿四和我一样，曾经是知识青年。提起在北大荒插队的日子，他就不断摇头，重复着同一句话：苦死了苦死了真苦死了！我们的感情一下子亲近起来。他告诉我许多小道消息，使我对西康路股票热潮的背景有了深一步的了解。他说，这次股票起“蓬头”，全是深圳人的功劳。深圳股市先动，发展银行从一块钱一股，炒到七十块一股，人人都发了财。你猜为什么会这样？香港老板的钱进来了。香港老板、还有台湾老板，都看中了中国股票！发了财的深圳人又看中上海股票，提着一箱子一箱子钞票乘飞机过来，把市面上的股票统统吃光。他们都住在百乐门饭店，我去送过好几趟股票……
阿四用肩膀碰碰我，表情神秘地说：眼镜，你要当心点，这里有很多“调羹”。
我问：什么是调羹？
他压低了嗓音；便衣警察！
我一惊，忙环顾四周，企图从乱哄哄的人群中辨认出谁是调羹。当然，象我这样的近视眼，恐怕永远也辨认不出来。
西康路上藏龙卧虎，多数人不肯亮出自己的真相。也有人刻意扬名，极力张扬自己。随着时间推移，有真本事的也就成了人物。如今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当年也在西康路厮混，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打桩模子”。我与杨百万打过一段交道，回忆起来觉得挺有意思。
有一天，许国平告诉我一件事情。杨百万曾经卖给他五十股延中，现在每股涨了一百多元，赢利不菲。杨百万见了他就开玩笑：小许，我挑你发财，你应该请客。许国平人缘好，和西康路许多人都熟。杨百万说得他不好意思，就来问我怎么办？我说，请就请，我也想多交几个朋友。事情就定下来了。请客那天，杨百万带来好几个男女，许国平说那都是他的跟班。杨百万戴一副宽边眼镜，人略胖，肤色较深，显得壮实。他在跟班们的陪衬下，颇有老板派头。酒席间的谈话我都记不清了，无非是行情分析，称兄道弟。唯独杨百万递给我的名片，使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大名“杨怀定”后面，注有一个头衔：个人投资者。当时我内心颇受震动，这样的头衔在中国肯定独一无二！我觉得这个人有想法，有勇气，使我感觉到某种新意。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在计划经济尚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冒出这样一位“个人投资者”，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注意。几天以后，我风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杨百万；国内外许多媒体，也越来越频繁地提到他的名字。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我看见那张名片的瞬间，就知道他触动了时代的某一根神经。看看西康路上如火如荼的场面吧，这里能不产生一位英雄吗？ 我住进永福路五十二号。在烟台写的那个电影剧本起了作用，上影厂文学部一位编辑邀请我修改剧本。在外地作者云集的写作楼里，我遇见了江苏作家周梅森。这似乎是某种天意，我们哥俩注定要在今后的岁月里有一番折腾。周梅森走进我的房间，长臂往我肩上一搭，一阵哈哈。一九八八年，我们共同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创会。已故的文艺界前辈冯牧关爱青年作家，特意召集贾平凹、王安忆、铁凝、周梅森和我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就是那次与周梅森相识。后来，周梅森还参加过几次我的作品研讨会。他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喜欢交朋友，长臂一搭哈哈哈，你的矜持也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次他到上海，是为《收获》杂志写一个中篇小说。我们相聚在文学部写作楼。
我的心思仍放在股票上，周梅森很快觉察到这一点。我也不相瞒，把我这两年下海的经历一五一十告诉了他。这似乎引起他的震动。我们之间展开一场严肃的讨论：关于时代变化、作家职责、人生选择……讨论的结果是他对股票发生了浓厚兴趣。但他仍坚持道：我要搞艺术，我热爱文学！我颇感到委屈地说：难道我不热爱文学吗？问题在于文学是否仅限于写字，不断地、重复地写字？我想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这需要勇气！
我们在澡堂里讨论这些问题。为了说服周梅森，我请他洗了一次豪华的澡。刚刚出现在澡堂的桑拿浴房，蒸得我们周身赤红。手艺娴熟的扬州老师傅敲背、捏腿、修脚，整得周梅森直哼哼。我问：舒服吗？他无力地点点头。又问：你倒底喜不喜欢钱？周梅森睁开两只大眼，不无幽默地说：说实话，我对金钱有着一份非凡的热爱！我直乐：这才是真心话。
我有点儿象拖人下水。商海到处是钱，缺的是精神。我孤独、寂寞，非常需要周梅森这样一位朋友。这次洗澡，为周梅森日后跟我下海奠定了基础，我们开始一段不寻常的友谊。后来，我们屡屡提起这次洗澡，并象评说某次历史转折点似的，将它称之为一次“伟大的洗澡”！
真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天热得火爆，股票涨得火爆，二者使我整天大汗淋漓。电真空一路飞涨，三百元、四百元、五百元……我甚至来不及计算自己倒底挣了多少钱。计算也没有意义，我总觉得那只是一串串数字，是虚拟的，仿佛在我眼前晃动的幽灵。我决定将幽灵按住，装进自己口袋里。我采取这样一种策略：以二百元为起点，电真空每上涨五十元就卖掉二百股。水涨船高，越涨越卖。我相信这是明智的决定。
我们开始收获。许国平夹着书本厚的那样一叠股票出去，就会背着满满一书包钞票回来。西康路上的打桩模子盛传：襄阳南路有一家人家，房子不象样，股票莫老老，搞不懂是做什么的。这种传言隐藏着某种危险，为后来发生的事件打下伏笔。老爸格外紧张，一趟趟跑银行，默默地将存折藏在不可思议的地方。这位胶东南下的老兵，对于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感到困惑，他常独自嘀咕：怪了，股票这东西倒底是赚谁的钱？……我没有为父亲解惑。他老人家触及了一个挺本质的问题，说实话，我还真解释不清楚。
整个夏天既漫长又性急，不知不觉空气里就有了秋意。十月，北京首次举办亚运会，人人都趴在电视机前观看盛大的开幕式。我就在那一天卖出最后一笔股票。我去襄阳南路大妹妹家，许国平见面就对我说：西康路上的人全都发了神经病，你猜猜，电真空现在涨到多少钱一股？我摇摇头。许国平以食指、拇指做枪状，指着我道：八百！一个外号叫猪猡的黑麻皮，听说是走私黄金的，站在证券公司石台阶上哇啦哇啦喊：谁有电真空？八百块一股我统吃！我立即站起来：给他，把剩下的电真空全都给他！许国平拿出最后的二百五十股电真空，收进书包，怔怔地望着我。他有些不舍得，我也不舍得。可是我有一种强烈的預感：我们站在陡峭的悬崖顶上，随时都会跌落深不见底的峡谷。我挥挥手说：快去！许国平匆匆地出门。
我预见的画面第二天就真实地体现了。西康路上股价突然暴跌，一夜之内跌去二百元！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何原因。一瞬间天崩地裂，鬼哭狼嚎。犹如一场超级地震！我庆幸自己逃得快，保住了胜利果实。七月至十月，电真空由一百四十元涨到八百元，三个月内足足涨了八倍！这就是地震的真正原因。算算账，我吓了一跳：七月份我投资二十八万元，现在已翻成一百一十六万元！我很骄傲，一个新的百万富翁就这样诞生了！兵不刃血，胜之于无形，这就是纸上谈兵的妙处。
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正当我沾沾自喜、甚至有点得意忘形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一天夜里，黑麻皮领着几个人闯入许国平家，非要把二百五十股电真空卖还给他。他们拿出流氓腔，威吓恫赫，软缠硬磨，通宵达旦地坐着不走。由于这批股票是以我父亲的名义买进的，它侧面上盖着“矫孟山”的印章，身份证也在黑麻皮手里，他们又找到余庆路我父亲的家。黑麻皮眩耀自己的黑道背景，说他做黄金买卖时曾亲眼目睹闹出人命的场面！电真空已经跌到五百元了，他非要以八百元一股的价格卖还给我，叫人怎能咽得下这口气？我妈妈向派出所反映情况，所长表示无奈：他搞不懂股票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这种黑市交易是否受到法律保护。一时间，我们竟然求告无门，陷入困境。
我们决定逃难。全家人去广州暂避风头，留我与黑麻皮做周旋。我因为住在上影厂招待所，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家人不受胁迫，我想我总有办法处理此事。临行一天，我的小外甥许多险些遭遇麻烦。黑麻皮两名手下跟踪许多到向阳小学，就一直守在校门口。幸亏老师机警，将许多打扮成小女孩模样，随大队学生混出校门。有此一幕，更添惊险气氛。傍晚，整个家族登上火车，惶惶南下。
目送火车远去，我心异常忿闷。这个看似荒诞的事件，暴露了中国股市的混乱、无序。法律哪里去了？政府哪里去了？我们都说党纪国法，在西康路上你就看不见它的踪影！新中国的股票从诞生之日起，就像后娘养的。试点，摸着石头过河，搞不好就关掉。中国际货币证券市场处于阴影之中。像丑小鸭，像童养媳，与华尔街的辉煌无法比拟！从新客站回来，我一路走一路想，越想越远。既然要做一件事情，从头就要认真做，将根底立正，把框架竖稳。证券市场的建立对任何现代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兹事体大，岂能儿戏？今天一味强调中国特色，只怕未来后患无穷。 我用电话与黑麻皮保持联系。他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我的家人，便无计可施，再也凶不起来。僵持半个多月，双方终于达成妥协：由我以六百元的价格买回二百五十股电真空。虽然西康路上电真空的价格已跌到四百元，我吃点亏将事情解决，总是好的。交易地点定在哪里又费一番争执，因为双方都怕发生变故。最后，选中一个富有历史性的地点：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招待所，一栋普通的、供各地作家、剧作家编制各种离奇剧情的五层楼房。
交易时间确定在一个初冬的黄昏。落日散发着无力的白光，渲染惨淡的氛围。我把周梅森叫来，严肃地说：哥儿们，关键时刻到了。我想请你当一回保镖。周梅森瞪圆双眼，挺起胸脯，显示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慨：没问题，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又叫来山东作家艾平，江苏作家杨江，聚集在我的502房间。打开床头柜小门，将先前准备好的一提包钞票提出，倒在床上。当时百元大钞很少见，十元面额的钞票千元一扎，一两万元就可堆成一座小山了。作家们神情肃穆，守卫着这座小山。周梅森事后对我说：他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
黑麻皮领着一伙人来到502房间。小小斗室顿时塞满了人，流氓们与作家们对峙，倒也不敢造次。交易顺利进行，黑麻皮将一叠电真空股票交给我，我让他将床上那座钞票小山搬走。货款两清，再无纠葛。黑麻皮临走甚至与我握了握手。作家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傍晚，我请朋友们在乌鲁木齐路一家饭店喝酒。这样的交易场面他们都是第一次经历，心底深受触动，情绪昂奋起来。我们喝了许多酒，讨论了许多问题，总体有一种感觉：一股时代激流正撞击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借着酒兴，我将酒杯往桌上一掷：天地宽广，人生状阔，写作写得无聊，何不走出书斋闯荡一番？众人莫不称是。
这一事件促成两个后果：我和梅森、艾平、杨江合作了一个电影剧本《阙里人家》，著名导演吴贻弓执导，获得多种奖项，在电影界产生不小影响。另外，周梅森毅然掉入商海，与我共同遨游。以后我们办起一家公司，我当董事长，周梅森当总经理。手下人称我们“矫董”、“周总”，简练好听。我们号称一对老K，打遍天下无敌手。艾平、杨江再未相聚，听说———他们也都有了下海经历。
但是，我还是中了黑麻皮的圈套。那二百五十张电真空股票之中，竟然有三十张是伪造的！他们不知在哪个印刷厂印制一些假股票，夹杂在真股票之中，我在忙乱中当然辨认不出。
造假功夫，防不胜防。我只得自认倒霉，并不由感叹：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纸上谈兵，毕竟比不得真实世界的兵戎相见。
1990年12月21号，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黄浦江畔成立。这一天海关大钟的钟声，对于金融界来说应该是划时代的钟声。我刚从一团乱麻似的纠纷中脱身，听到这消息，不由感慨万分。那天夜晚，我沿着黄浦江久久徘徊。知道西康路时代结束了，股票交易从此走向正轨。我们每一个公民从此有了投资机会。在固定职业之外，在规定劳动之余，可以凭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获得额外的财富。这是极其重要的，它意味着本质上的自由。千百年来，中国人就缺乏这种选择并承后果的自由！学者们喜欢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民族素质的形成、发展，但是，我相信经济活动，人们获得财富的方式，可能更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素质。中国股市诞生了，它难道不是对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注入一股强劲的活力吗？
我又有一種担忧：如果将股市比做新生婴儿，孩子就有点先天畸型。整个社会环境并没有为股市诞生做好准备。这颗来自异国他乡的种子在中国古老的泥土里艰难成长。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A股、B股、H股……天哪，哪个国家的股票会有如此复杂的
中国人总是在前进途中设置人为的障碍，好象一个人走路平地自己绊自己的脚。上市公司可以胡乱挥霍股民的钞票，因为它是国有企业，谁能奈何国有企业？恶庄横行，庄家往往是国有机构，资本来自于国家银行，谁能将它绳之以法？计划经济一切都有计划，试问中国股市的计划将把千百万投资者引向何方？我们曾听说股市负有为国有企业脱困做贡献的责任，那，股民口袋里的钞票是否早已被列入国家计划之中了？我怀疑，中国股市的终极目的是否出了偏差？一种心怀叵测的利益集团是否最终会给广大股民带来一场灾难？今天，中国股市已建设成高耸入云的大厦，但是，没有人都看得清楚：这座大厦是斜的，比比萨斜塔倾斜得更厉害！
黄浦江水静静地流，我在江边漫步，久久，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