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香河》是张楚发表于《收获》2020年第3期的一部中篇小说。作为小城镇的同路者，张楚这一次将目光放到了小城之外——确切地说，是一个与城乡之间的小城镇截然相反的庞然大物：北京。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始终居于人们关注与想象的中心。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都会总是会以一种奇特的姿态，将四面八方的人们拥入怀中，然后轻轻地放到某个角落。张楚的这篇小说，以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为引，勾连起了庞大的都市与微小的城镇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绵密而温情的叙述中，代际之间的心灵史逐渐重叠在一起，人类生活的本质一点点浮出水面，最终达成了一种共同的疗愈。
　　在地理学的意义上，张楚首先为小说预设了一个界标：香河。尽管这一地点与小说主体情节并无关联，但作者依然将其放在了小说的开头与结尾部分。这是一种叙事的策略，同时也使故事有了明确的界域：香河内外，是两个世界。我们可以与鲁迅先生的《故乡》作一番对比。在《故乡》中，鲁迅以“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1]为第一印象，凸显了大都市的回乡者眼中凄凉破败的江南水乡。这是一种对原乡的怀念与哀痛。但在张楚笔下，小镇人从故乡来到都市，首先要做的是在香河与白鹿间的收费站缴纳一笔罚款。在这种黑色幽默的背后，凸显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嘲：逃离者早已不可能怀着一种胜利的姿态进入新的地域之中。
　　在略带戏谑的姿态中，作者开始了对于原乡的叙述。原乡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的归根之处，它也可以成为一个人出走的全部缘由。在小镇的众人看来，逃离者不仅令人难以理解，而且会连累他人——果然，老叶和老艾也被迫“离开”了原乡。而“我”则试图扮演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尽管“我”本身也是逃离的一员。在层层叠叠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原乡与此岸对一个“逃离者”的双重压力。表面上漫不经心的外甥，实际上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存在于此的合法性。而在凝视外甥的过程中，叙述者“我”其实也在凝视着自己。两个背井离乡的人，似乎都想要在渺茫的世界中抓住一点希望，希望自己不是作为一个“逃离者”，而是作为一个回家的人，生活在这个陌生而又迷人的地方。
　　正是在对于大都会的强烈执念的缠绕之中，作者开始对这一思想的合法性进行解构。这一解构从爱情开始。对于“逃离者”而言，爱情往往是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当蜜蜜遇到北京版的“小镇姑娘”时，似乎出现了一个勾连小镇与城市之间的绝好机会。然而，作者并未将二者合在一处，构建一个跨越地域的琴瑟之好的理想故事。相反，蜜蜜并不喜欢这个具备了所有外在条件的姑娘——似乎只是因为她的“小镇”气息。即使是北京姑娘，即使为他做了可能的一切，但蜜蜜始终无法在精神上接受这个与母亲相处甚好的女孩。在这里，作者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同时符合小镇与都会的精神气质所要求的人，是不可能被“逃离者”所认同的。当这种未被认同的思想发展到极端时，必然会导致精神内部剧烈的断裂。
　　席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有言，“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源于个人试图面对社会强势力量，面对历史传统的重负、生活中的物质文化和技术，保持独立和个性。”[2]面对大都会的严密系统，每一个身处其中的现代人都会感到思维边界的存在，感受到保持自我的难处。香河之内是众生，每个人在现代生活中的挣扎与适应都通过“我”的眼睛呈现出来，成为小说的另一重文本层面的叙事内容。慢性子的室友被“我”调侃为“蜗牛”，只因其有点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维特根斯坦和威廉·福克纳则作为思维与写作的上限，牢牢地将“我”扣在桌面上。大都会中的每个人，都时刻面对着如何处理历史与当下，个体与群体，物质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
　　大都会是慷慨的，是迷人的，同时也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对于云落的老居民们来说，大都会就是一个迷宫。迷宫外的人要想进去，必须要有冒险的精神。因此，当老叶在没有任何人指引的情况下，靠研究地图走进蜜蜜的病房时，一种乡野的活力被点燃了。而老艾宁愿穿三十年的老毛衣，也瞧不上豹纹真丝女式上衣，则进一步证明了老一辈的小镇中人与城市居民在精神倾向上的不同。不过，作者在这里显露了一种对于大都会的复杂情愫。他并未直接否定城市生活的个人主义倾向，而是将其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编织到了现代人的日常体验之中，在琐碎的叙述中构建出数代人之间交错复杂的精神生活。
　　作为中年人的“我”，身处于云落的老居民与新生代的“蜜蜜”等人之间，对这两代人的情感态度是温柔的，也是略带矛盾的。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存在天然地构成了两代人之间的历史对话。老城镇尽管有诸多令人伤心之处，但其存在本身正是代际之间情感交融的起点。老一代居民年轻时的模样在“我”的心中依然保留着，而年轻人的桀骜与孤独也同样为我所理解。正因如此，“我”才能更加清晰地观察到现代人生活的种种分裂之处，在他们的一系列“折腾”中渐渐觉察出人生的本相。
　　对于城市生活的心理基础，作者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解。齐美尔认为，都市人的个性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感情生活的强化，这种强化是由于内外刺激迅速而连续的转变。与之相比，小城镇的精神生活更多地停留于感觉和情感关系。[3]蜜蜜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无论是早年频繁的换工作，还是选择放弃母亲看好的姑娘，都是源于生活的内外刺激所带来的转化。当他在租住的房子里看着一排排鞋子时，他实际上是在经历着一种心理的强化过程——这一过程始终在加深着他对于大都会的强烈欲望。因此，当邹姑娘出现后，二人迅速达成了情感上的共鸣。但这并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城乡故事，作者在失败者王如云的身上安排了一次反转，这次反转恰好可以证明生活本身的分裂性：“老实人”故意伤人，而被伤害者却秘而不宣。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蜜蜜的生活与父母和“我”的生活逐渐渐行渐远，他的“折腾”开始加速，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
　　以生活的常理揣度之，蜜蜜最后的几次尝试似乎颇有几分孤注一掷的色彩。在小县城里办全国性的歌唱比赛，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因为资本不足，无可奈何而为之;实际上，这也是对蜜蜜早年卖唱生涯的一种解构——在蜜汁源的群已经树满了墓碑的时代，小城鎮成为了年轻人最后可尝试的精神之乡。事实上，村里人也确实将其视为一场隆重的盛会。就音乐本身而言，其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但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对蜜蜜的又一次讽刺。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迅速而坚定地拒绝了蜜蜜从县城招揽来的所谓“歌手”的加入。在自己尚未能够确定存在的合理性的时候，蜜蜜很难将自己的选拔对象带过香河。作为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蜜蜜磕磕绊绊，始终不愿意放弃证明自己的可能性;而作为小镇青年的他，则一直在回避自己旧日的身份。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尽管蜜蜜始终在试图与小镇做出切割，也从未放弃过对于各种新鲜事物的折腾，但邹姑娘对他的喜欢反而是源于他的傻——在小镇与城市游走时的那股傻劲儿。从这一意义上看，年轻人在大都会里的多次折腾，也许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至少在精神的维度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同行者。尽管尚未完全找到确立自身主体性的好方式，但在城乡之间的徘徊中，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不会放弃的群体。
　　当年轻人在香河以内寻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时，作为中年人的叙述者“我”则将目光重新投向了维特根斯坦的“乡村”。“我”的这一转变，来自于对所谓上流社会的切身体会。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裂隙。当“我”的身体渐渐沉醉于食客的精致生活时，内心却开始怀疑这一生活方式的真实性。在目睹了大都会的种种繁华生活后，“我”反而产生了一种厌倦之感。尽管导演的生活似乎充斥着人世间的豪奢之物，但作为漂泊者的“我”却很难产生一种内心深处的认同感。这并不是“我”想要追寻的理想的生活方式，也不是“我”的精神的归属之地。在这里，作者指出了漂泊者的另一条路：在千帆阅尽之后，重新回到最初的地方。与其说这是小镇的感召，不如说是在情感与理智的反复切磋中最终确定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不同的小镇群体而言，“香河”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怀有诸多理想的年轻人来说，香河是一道必须跨越的边界，进入以后就是一个令人既焦虑又沉醉的世界;对于老一辈的小镇人来说，过了香河才算是快要回到了家，心中才会觉得踏实;对于“我”而言，香河是一个反复经过的十字路口，在人生的来来回回之中，“我”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归属之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终于可以理解小说的标题。“过”是一个动作，香河则是一道边界。界内界外，皆是众生。
　　注释：
　　[1] 鲁迅：《呐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第72页。
　　[2] （德）齐奥尔格·席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86页。
　　[3] （德）齐奥尔格·席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86页。
　　【作者简介】司远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