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源于民族精神，即中华一体的凝聚精神和关心社稷的爱国精神。反思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更加坚信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将会持续发展。
一
凝聚中华民族，努力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强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目标指向。当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威胁这一目标指向时，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罢战言和，协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经过十年分裂后的再次合作。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杀害的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并到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这期间，国民党又先后组织了五次大的“围剿”。由于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途中，国民党又布重兵围追堵截。这一时期，国共两党针锋相对。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全局出发，率先调整自己的政策。还在长征路上，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共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也开始考虑调整它的政策。国民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935年12月，蒋介石令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速返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王明进行接触，表达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意向。同时，蒋介石指派陈立夫负责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事宜。陈立夫委派CC系重要成员曾养甫具体负责。曾委托部属谌小岑进行活动，通过翦伯赞找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联系。谌小岑还通过左恭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蒋介石还授意宋子文同宋庆龄商议，宋氏姐弟委托以牧师身份活动的董健吾去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同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可见，在国共两党开始接触时，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积极主动的。
对此，共产党作出了积极反应，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
1936年5月初，中共将已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红军抗日队伍全部撤回河西，在“五五回师通电”中公开放弃了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救亡图存。”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27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逼蒋抗日和重提国共合作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进一步调整，为此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策略的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两党重新合作的关键。1937年2月10日，中共发表《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从而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建立。之后双方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呼吁：“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敦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共产党抛弃党派恩怨，急国家命运前途所急，国民党也不能不为所动，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实行团结抗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过程表明，以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为目标指向的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使两党捐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外力不仅无法征服，相反地却成了中华一体凝聚精神的“加固剂”。
二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源于中华民族关心社稷的爱国精神。在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民族的独立统一是高于一切的，它能够超越党派的利益。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各阶级、各党派的自身利益，必须服从反对日本侵略这个最高利益，才有自己的前途，这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
国民党自“四一二政变”后已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其基本国策，认为“剿灭赤匪”、“剪除叛逆”是当务之急，是御侮攘外的先决条件，政策的重点是全力“剿共”，“攘外”口号只用于应付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浪潮，因此对日妥协退让。蒋介石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独裁，竭力“根绝赤祸”，成为内战的根源。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为了消灭压迫剥削，使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赴汤蹈火，不惜洒尽最后一滴血。这时，双方势不两立，其社会价值观完全不同。
华北事变的发生，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当时，事实清楚地摆在双方面前：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社会价值体系开始发生变化。共产党为促成两党再次合作，并肩抗日，对国民党作出了重大让步。从《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昭然可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这些要求完全是民族的最高利益，没有一点一党私利。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作出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937年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又呼吁：“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并重申：“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这些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合作，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民党的态度逐步明朗。1935年11月11日，国民党“五大”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议案，建议：“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如果“最后关头”到来，也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这说明对日态度有了变化。但蒋介石认为此时还不到“最后关头”，对共产党仍没有放弃武力“围剿”。西安事变后，才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原则上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然而，这时对日本的“共同防共”仍抱有幻想，两党多次谈判没有什么进展。国民党还企图通过谈判，限制共产党及红军的发展，在“两党合作”的旗号下，达到收编红军、取消苏区政权、“溶化”共产党的目的。所以国共谈判在红军、苏区及合作的纲领、形式等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最后关头”还没到，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事变抱有幻想，但态度已有明显变化。直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外交部才于次日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态度虽有些勉强，但表示“最后关头”已到。9月23日的庐山谈话蒋认识到：“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明确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决心团结合作抗日。
从国共两党的态度可以看出，各阶级、各党派能够把自身利益和民族的命运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放弃党派利益而服从团结抗日大局，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正是民族凝聚力对社会价值的整合作用。
三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各族人民缔造了共同的历史文化，融汇凝聚成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结晶，她表现出博大的胸怀，既能吸纳外来文化，又能整合整个民族的社会价值取向。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但也有诸多不同，主要是思想体系有原则的区别。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等坚持“新三民主义”，而蒋介石等只是名义上信奉“新三民主义”，当时实质上信奉的是法西斯主义。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在中国消灭压迫剥削，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自然要坚决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分裂对立，后果是严重的，损伤国力，令人痛心。宋庆龄曾叹惜：不幸得很，十年以来，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放弃总理三大政策，共产党提出推翻国民党的口号，以至两党互相残杀，牺牲无数有为的青年，损失无数宝贵的精力，以从事内战，致令国家民族的真正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
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御侮”的呼声压倒一切。宋庆龄呼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应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惟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发出“团结御敌”的要求，指出，在联合战线上的各党派，尽可以有不同的主张，政府和民众、中央和地方，也尽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只要在抗日救国的一点上，求得共同一致，大家互相宽容而不互相倾轧、互相攻击，联合战线就建立起来了。
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浪潮更是势不可挡。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必然受到猛烈冲击，任何主义、主张，只要有悖于“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必被冲毁。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深深植根于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在遇到外来侵略，威胁到中华民族安危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才能御侮，才能发展，是人心所向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单位：山东潍坊教育学院政史系)
责任编辑：林屹
一
凝聚中华民族，努力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强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目标指向。当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威胁这一目标指向时，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罢战言和，协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经过十年分裂后的再次合作。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杀害的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并到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这期间，国民党又先后组织了五次大的“围剿”。由于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途中，国民党又布重兵围追堵截。这一时期，国共两党针锋相对。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全局出发，率先调整自己的政策。还在长征路上，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共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也开始考虑调整它的政策。国民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935年12月，蒋介石令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速返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王明进行接触，表达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意向。同时，蒋介石指派陈立夫负责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事宜。陈立夫委派CC系重要成员曾养甫具体负责。曾委托部属谌小岑进行活动，通过翦伯赞找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联系。谌小岑还通过左恭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蒋介石还授意宋子文同宋庆龄商议，宋氏姐弟委托以牧师身份活动的董健吾去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同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可见，在国共两党开始接触时，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积极主动的。
对此，共产党作出了积极反应，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
1936年5月初，中共将已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红军抗日队伍全部撤回河西，在“五五回师通电”中公开放弃了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救亡图存。”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27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逼蒋抗日和重提国共合作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进一步调整，为此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策略的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两党重新合作的关键。1937年2月10日，中共发表《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从而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建立。之后双方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呼吁：“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敦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共产党抛弃党派恩怨，急国家命运前途所急，国民党也不能不为所动，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实行团结抗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过程表明，以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为目标指向的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使两党捐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外力不仅无法征服，相反地却成了中华一体凝聚精神的“加固剂”。
二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源于中华民族关心社稷的爱国精神。在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民族的独立统一是高于一切的，它能够超越党派的利益。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各阶级、各党派的自身利益，必须服从反对日本侵略这个最高利益，才有自己的前途，这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
国民党自“四一二政变”后已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其基本国策，认为“剿灭赤匪”、“剪除叛逆”是当务之急，是御侮攘外的先决条件，政策的重点是全力“剿共”，“攘外”口号只用于应付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浪潮，因此对日妥协退让。蒋介石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独裁，竭力“根绝赤祸”，成为内战的根源。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为了消灭压迫剥削，使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赴汤蹈火，不惜洒尽最后一滴血。这时，双方势不两立，其社会价值观完全不同。
华北事变的发生，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当时，事实清楚地摆在双方面前：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社会价值体系开始发生变化。共产党为促成两党再次合作，并肩抗日，对国民党作出了重大让步。从《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昭然可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这些要求完全是民族的最高利益，没有一点一党私利。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作出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937年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又呼吁：“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并重申：“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这些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合作，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民党的态度逐步明朗。1935年11月11日，国民党“五大”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议案，建议：“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如果“最后关头”到来，也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这说明对日态度有了变化。但蒋介石认为此时还不到“最后关头”，对共产党仍没有放弃武力“围剿”。西安事变后，才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原则上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然而，这时对日本的“共同防共”仍抱有幻想，两党多次谈判没有什么进展。国民党还企图通过谈判，限制共产党及红军的发展，在“两党合作”的旗号下，达到收编红军、取消苏区政权、“溶化”共产党的目的。所以国共谈判在红军、苏区及合作的纲领、形式等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最后关头”还没到，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事变抱有幻想，但态度已有明显变化。直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外交部才于次日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态度虽有些勉强，但表示“最后关头”已到。9月23日的庐山谈话蒋认识到：“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明确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决心团结合作抗日。
从国共两党的态度可以看出，各阶级、各党派能够把自身利益和民族的命运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放弃党派利益而服从团结抗日大局，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正是民族凝聚力对社会价值的整合作用。
三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各族人民缔造了共同的历史文化，融汇凝聚成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结晶，她表现出博大的胸怀，既能吸纳外来文化，又能整合整个民族的社会价值取向。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但也有诸多不同，主要是思想体系有原则的区别。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等坚持“新三民主义”，而蒋介石等只是名义上信奉“新三民主义”，当时实质上信奉的是法西斯主义。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在中国消灭压迫剥削，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自然要坚决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分裂对立，后果是严重的，损伤国力，令人痛心。宋庆龄曾叹惜：不幸得很，十年以来，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放弃总理三大政策，共产党提出推翻国民党的口号，以至两党互相残杀，牺牲无数有为的青年，损失无数宝贵的精力，以从事内战，致令国家民族的真正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
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御侮”的呼声压倒一切。宋庆龄呼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应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惟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发出“团结御敌”的要求，指出，在联合战线上的各党派，尽可以有不同的主张，政府和民众、中央和地方，也尽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只要在抗日救国的一点上，求得共同一致，大家互相宽容而不互相倾轧、互相攻击，联合战线就建立起来了。
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浪潮更是势不可挡。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必然受到猛烈冲击，任何主义、主张，只要有悖于“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必被冲毁。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深深植根于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在遇到外来侵略，威胁到中华民族安危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才能御侮，才能发展，是人心所向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单位：山东潍坊教育学院政史系)
责任编辑：林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