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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历史档案中，电报档案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秘密斗争中也曾使用过明码加暗语的电报。1928年后，开始筹建党的秘密电台，大约在1930年有了密码电报。此后在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形成了大量电报档案。但在那个动荡的岁月，电报档案损失很严重，被保存下来的极为稀少。为了凸显这部分留存在世的历史电报档案的珍贵性，笔者将从电报及电讯工作的形成过程来揭示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续坚持在白区的斗争，另一方面进行了南昌“八一”起义和秋收暴动，建立了红军，开辟了广大苏区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与各苏区党政军联系单靠徒步行文是不行的，且不说党中央与苏区相隔千山万水，道路遥远，而且徒步传递文件也极不安全。为了适应革命发展形势的要求，党中央于1928年开始筹备建立机要电台，开始以迅速、及时、准确、机密的形式进行通讯联系。
培养机要电讯人才
人们都清晰地记得革命历史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最后一幕：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党地下电台发报员李侠向延安发出最后的电波：“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国民党特务随即闯了进来，这是黎明前大上海我党地下电台极为悲壮的一幕。但故事的现实原型张沈川、李强等我党无线电台的创始人，却不为人们所知了。事件的序幕还要追溯到距离此刻的21年前。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会秘书长周恩来从留苏学生中抽调了毛齐华、方仲如等先后去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和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会后，周恩来同志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下新成立了交通科，选派李强同志担任科长，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1928年10月的一个深夜，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周恩来再次来到了特科交通科长李强的家。周恩来拉上了窗帘，开门见山的说明了来意：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委派李强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李强一听很是兴奋，二话没说就接收了任务。周恩来继续说：“白色恐怖下不容易。国民党对器械材料控制得非常严格，而且这方面的书也不容易买到。”李强马上回答说：“没有中文书就买英文书，自己研究自己造！”实时30岁的周恩来和23岁的李强，两位中华英才，就此项工作聊了整整一夜。从这夜开始，由党的“六大”决定的，由周恩来布置的建立地下电台的工作，在李强家中拉开了序幕。从这时起，李强便在血雨腥风中专研起了研制发报机的技术。
也是在10月份的一天，中共江苏省委通知中共上海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中央组织部长伍豪（周恩来当时的化名）找他谈话。张沈川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见到了伍豪同志后，伍豪代表党中央派张沈川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而且是要他自己找学习机会。一天，张沈川在报上看到一则在上海蓬莱路私人开办的无线电技术招生广告。张化名为张燕铭去报了名。经过考试被录取。这所学校初次招生五十名，夜间上课。由交通科的两名教授，教无线电基础知识，国民党第六军的报务员教收、发报技术。张沈川学习半年后，通过关系，打入国民党第六军电台当实习生。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勤学苦练，虚心求教，学会了组装无线电收、发报机等技术。并借代理收、发电报的机会，抓紧抄录国民党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码交给组织，为我党以后译破敌密码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样，李强和张沈川，一个制作电台搞机务，一个搞报务，两个人成为我党无线电台的创始人。此外，在苏联，我党于1928年委派了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涂作潮、宋濂、潭献犹、刘希吾等10人秘密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形成了我党第一批无线电专业人才。他们先后回国加入秘密电台工作。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以李强、张沈川等为教员，在当时的上海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举办了第一期中共无线电培训班，对各省选送的优秀青年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人进行培训。当时，由于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特殊环境和党的机要工作的性质所决定，培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施教的方式进行，因此，教员与学员之间往往是互不认识，也不是住在一起。
筹建秘密电台
延安西路镇宁路附近的福康里９号，是上海极为普通的石库门建筑，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秘密电台就是在这里建立的。1929年7月，张沈川在公共租界租了一间比较隐蔽的房子，购置了器材，经过李强等人的共同努力，终于自制出一台收报机。9月，他们便在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库门房子，作为电台的秘密台址。然而，这其中的过程可谓艰辛之极。
周恩来为使电台便于隐蔽，特派女共产党员，蒲秋潮同志去电台工作。蒲秋潮原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她从苏联回国就被周恩来选中去党正在创办的无线电台工作。为了适应当时险恶的环境，周恩来要她和张沈川假扮夫妻，让他们购置些时髦服装、家具和装饰品，让人感到这里是巨富家庭，丝毫不会怀疑这里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买了一些无线电器材零件，和参考书刊，与同志们一起刻苦钻研。最先研发成功的那一台收发报机，只有功率50瓦，灵敏度不高，大家就又试着搞了一台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但是一按电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因此，大功率电台的研制工作只能停止。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屋脊上。1929年秋冬之际，就在福康里9号三楼上，一台笨重的、只有50瓦功率的电台向黑暗的夜空收发报，“嘟嘟嘟……”这是我党的第一次电波在空中传播。
当年，电台开始使用的密码是张沈川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电台长开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搞到手的，其“密码”是人家弃而不用的旧本。当时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党支部书记邓颖超带领张沈川、曾三和伍云甫等对这本旧密码加以改造创新。而中共中央电台发出的第一份密码电报稿是由张沈川保存的。1930年12月，张沈川等人被敌人逮捕之际，未来得及送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保管(当时中央文库尚未建立)，只好由张沈川忍痛烧掉了。
1929年底，我党又在香港设立了电台。这重要是因为当时我们电台功率太小，上海要跟苏区联系，必须经过香港中站。李强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由于环境的变化，1930年5月，电台迁至赫德路（今常德路）。以后，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一批同志回到上海，又分别在慕而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１７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６１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车间。直到中央撤离上海，地下电台从未中断过，送出了历史永记的一段段红色电波。
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建立
中国工农红军从1930年起就着手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台。在当时的条件下，电台的来源主要是从敌人手中夺取。红军建军初期，无线电技术人才奇缺，对于所需的技术人才，主要依靠起义和被俘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人员。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管是来自哪一方面的，都不分亲疏，不分彼此，一视同仁。这些人员也很快转变了观念，融入了红色革命的大军中，在通讯、技术侦察和接收新闻等工作上主要靠他们来完成，培养技术骨干也靠他们当教员。另一方面在《红星》报上刊登广告，不拘一格吸收人材，并请求中央军委输送机要骨干人员，举办训练班。
首先，红一方面军率先建立了无线电队。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与敌军作战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并吸收了王诤等无线电技术人员。此后不久，中央派曾三、伍云甫等来此，组成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出《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指出：“我们成立了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查当中，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了不少的帮助，我们现在更积极的准备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为此，总部要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和其他各军、各军团抽调1-3名军龄在14-23岁、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战士来总部学习无线电技术，学期4个月，结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1931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党中央的电台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的电台叫通了，由曾三亲自给党中央电台发出了第一份密码电报。接着，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红军也与党中央的电台互通电报。当然，上海中央文库内的电报档案也就日益增多了。1932年春天，红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通讯学校。该校培训11期学员，有2100余名机要电讯人才被输送到了全军。相比之下，红二方面军无线电队建立稍晚一些。首先是从上海调来几名无线电技术人员，接着缴获了几台收发报机。从1932年起红二、六军团各筹备了无线电队，由阎知非任大队长、江文任政委。大队下设5个分队隶属各军。开始，以湘赣台和湘鄂赣台与党中央的上海台进行联络，其密码电报被中央秘书处收集起来并由中央文库保存。红色方面军于1931年11月组成。在总指挥部内设立无线电队。1935年2月在无线电大队基础上成立电讯处旋即改名电务处。电务处由沈侃夫任处长，最初有5部电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务处除承担四方面军与党中央的无线电讯外，还在1935年下半年到1936年上半年承担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联络任务。
电讯工作在军事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贺龙就曾激动地说过：“对电台一定要保护好，就是部队损失一个团，也得保住电台！”任弼时对电讯人员的基本要求是：明码电报本上的常用字，要熟记三至四千个。在红军队伍中不仅重视电讯工作，对无线电技术人才更是极为尊重和爱护的。王永浚曾在湖南军官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国民党部队服役，担任无线电队队长，1933年5月在作战中被俘，参加了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王永浚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很虚弱。任弼时决定分给他一匹马，每月补助十块大洋，让他买营养品，还派了公务员照顾他。这使王永浚非常感动，更加努力地工作，不论是作战还是行军，每到一处，他总是要完成任务后才肯休息。为了调动起义和被俘的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中央军委决定按技术等级每月发给津贴，夜班还有夜餐费。那时，红军的口号是“官兵一律平等”，一般红军战士都是没有津贴的，即使首长的津贴也是无法保障的，而技术人员，特别是无线电技术人才却得到了比首长还高的礼遇。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续坚持在白区的斗争，另一方面进行了南昌“八一”起义和秋收暴动，建立了红军，开辟了广大苏区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与各苏区党政军联系单靠徒步行文是不行的，且不说党中央与苏区相隔千山万水，道路遥远，而且徒步传递文件也极不安全。为了适应革命发展形势的要求，党中央于1928年开始筹备建立机要电台，开始以迅速、及时、准确、机密的形式进行通讯联系。
培养机要电讯人才
人们都清晰地记得革命历史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最后一幕：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党地下电台发报员李侠向延安发出最后的电波：“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国民党特务随即闯了进来，这是黎明前大上海我党地下电台极为悲壮的一幕。但故事的现实原型张沈川、李强等我党无线电台的创始人，却不为人们所知了。事件的序幕还要追溯到距离此刻的21年前。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会秘书长周恩来从留苏学生中抽调了毛齐华、方仲如等先后去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和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会后，周恩来同志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下新成立了交通科，选派李强同志担任科长，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1928年10月的一个深夜，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周恩来再次来到了特科交通科长李强的家。周恩来拉上了窗帘，开门见山的说明了来意：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委派李强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李强一听很是兴奋，二话没说就接收了任务。周恩来继续说：“白色恐怖下不容易。国民党对器械材料控制得非常严格，而且这方面的书也不容易买到。”李强马上回答说：“没有中文书就买英文书，自己研究自己造！”实时30岁的周恩来和23岁的李强，两位中华英才，就此项工作聊了整整一夜。从这夜开始，由党的“六大”决定的，由周恩来布置的建立地下电台的工作，在李强家中拉开了序幕。从这时起，李强便在血雨腥风中专研起了研制发报机的技术。
也是在10月份的一天，中共江苏省委通知中共上海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中央组织部长伍豪（周恩来当时的化名）找他谈话。张沈川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见到了伍豪同志后，伍豪代表党中央派张沈川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而且是要他自己找学习机会。一天，张沈川在报上看到一则在上海蓬莱路私人开办的无线电技术招生广告。张化名为张燕铭去报了名。经过考试被录取。这所学校初次招生五十名，夜间上课。由交通科的两名教授，教无线电基础知识，国民党第六军的报务员教收、发报技术。张沈川学习半年后，通过关系，打入国民党第六军电台当实习生。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勤学苦练，虚心求教，学会了组装无线电收、发报机等技术。并借代理收、发电报的机会，抓紧抄录国民党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码交给组织，为我党以后译破敌密码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样，李强和张沈川，一个制作电台搞机务，一个搞报务，两个人成为我党无线电台的创始人。此外，在苏联，我党于1928年委派了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涂作潮、宋濂、潭献犹、刘希吾等10人秘密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形成了我党第一批无线电专业人才。他们先后回国加入秘密电台工作。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以李强、张沈川等为教员，在当时的上海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举办了第一期中共无线电培训班，对各省选送的优秀青年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人进行培训。当时，由于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特殊环境和党的机要工作的性质所决定，培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施教的方式进行，因此，教员与学员之间往往是互不认识，也不是住在一起。
筹建秘密电台
延安西路镇宁路附近的福康里９号，是上海极为普通的石库门建筑，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秘密电台就是在这里建立的。1929年7月，张沈川在公共租界租了一间比较隐蔽的房子，购置了器材，经过李强等人的共同努力，终于自制出一台收报机。9月，他们便在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库门房子，作为电台的秘密台址。然而，这其中的过程可谓艰辛之极。
周恩来为使电台便于隐蔽，特派女共产党员，蒲秋潮同志去电台工作。蒲秋潮原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她从苏联回国就被周恩来选中去党正在创办的无线电台工作。为了适应当时险恶的环境，周恩来要她和张沈川假扮夫妻，让他们购置些时髦服装、家具和装饰品，让人感到这里是巨富家庭，丝毫不会怀疑这里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买了一些无线电器材零件，和参考书刊，与同志们一起刻苦钻研。最先研发成功的那一台收发报机，只有功率50瓦，灵敏度不高，大家就又试着搞了一台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但是一按电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因此，大功率电台的研制工作只能停止。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屋脊上。1929年秋冬之际，就在福康里9号三楼上，一台笨重的、只有50瓦功率的电台向黑暗的夜空收发报，“嘟嘟嘟……”这是我党的第一次电波在空中传播。
当年，电台开始使用的密码是张沈川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电台长开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搞到手的，其“密码”是人家弃而不用的旧本。当时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党支部书记邓颖超带领张沈川、曾三和伍云甫等对这本旧密码加以改造创新。而中共中央电台发出的第一份密码电报稿是由张沈川保存的。1930年12月，张沈川等人被敌人逮捕之际，未来得及送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保管(当时中央文库尚未建立)，只好由张沈川忍痛烧掉了。
1929年底，我党又在香港设立了电台。这重要是因为当时我们电台功率太小，上海要跟苏区联系，必须经过香港中站。李强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由于环境的变化，1930年5月，电台迁至赫德路（今常德路）。以后，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一批同志回到上海，又分别在慕而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１７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６１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车间。直到中央撤离上海，地下电台从未中断过，送出了历史永记的一段段红色电波。
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建立
中国工农红军从1930年起就着手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台。在当时的条件下，电台的来源主要是从敌人手中夺取。红军建军初期，无线电技术人才奇缺，对于所需的技术人才，主要依靠起义和被俘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人员。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管是来自哪一方面的，都不分亲疏，不分彼此，一视同仁。这些人员也很快转变了观念，融入了红色革命的大军中，在通讯、技术侦察和接收新闻等工作上主要靠他们来完成，培养技术骨干也靠他们当教员。另一方面在《红星》报上刊登广告，不拘一格吸收人材，并请求中央军委输送机要骨干人员，举办训练班。
首先，红一方面军率先建立了无线电队。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与敌军作战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并吸收了王诤等无线电技术人员。此后不久，中央派曾三、伍云甫等来此，组成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出《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指出：“我们成立了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查当中，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了不少的帮助，我们现在更积极的准备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为此，总部要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和其他各军、各军团抽调1-3名军龄在14-23岁、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战士来总部学习无线电技术，学期4个月，结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1931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党中央的电台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的电台叫通了，由曾三亲自给党中央电台发出了第一份密码电报。接着，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红军也与党中央的电台互通电报。当然，上海中央文库内的电报档案也就日益增多了。1932年春天，红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通讯学校。该校培训11期学员，有2100余名机要电讯人才被输送到了全军。相比之下，红二方面军无线电队建立稍晚一些。首先是从上海调来几名无线电技术人员，接着缴获了几台收发报机。从1932年起红二、六军团各筹备了无线电队，由阎知非任大队长、江文任政委。大队下设5个分队隶属各军。开始，以湘赣台和湘鄂赣台与党中央的上海台进行联络，其密码电报被中央秘书处收集起来并由中央文库保存。红色方面军于1931年11月组成。在总指挥部内设立无线电队。1935年2月在无线电大队基础上成立电讯处旋即改名电务处。电务处由沈侃夫任处长，最初有5部电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务处除承担四方面军与党中央的无线电讯外，还在1935年下半年到1936年上半年承担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联络任务。
电讯工作在军事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贺龙就曾激动地说过：“对电台一定要保护好，就是部队损失一个团，也得保住电台！”任弼时对电讯人员的基本要求是：明码电报本上的常用字，要熟记三至四千个。在红军队伍中不仅重视电讯工作，对无线电技术人才更是极为尊重和爱护的。王永浚曾在湖南军官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国民党部队服役，担任无线电队队长，1933年5月在作战中被俘，参加了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王永浚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很虚弱。任弼时决定分给他一匹马，每月补助十块大洋，让他买营养品，还派了公务员照顾他。这使王永浚非常感动，更加努力地工作，不论是作战还是行军，每到一处，他总是要完成任务后才肯休息。为了调动起义和被俘的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中央军委决定按技术等级每月发给津贴，夜班还有夜餐费。那时，红军的口号是“官兵一律平等”，一般红军战士都是没有津贴的，即使首长的津贴也是无法保障的，而技术人员，特别是无线电技术人才却得到了比首长还高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