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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高考在7月的盛夏举行，周其仁仍记得，刚考完试他便迫不及待地下河游泳了。当年610万考生中，有40万人成为佼佼者，迎来自己命运的拐点。周其仁便是其中一员。那时，他已经在靠近中俄边界的国营农场度过了整整十年的青春，恢复高考使他从完达山里的猎人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那一年，中国正式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40年来，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受益者。
现在除了北上广深这几个超大城市，大部分中小城市基本没有城乡之间的壁垒了。但是你要问打彻底了没有？我认为过去那个城乡隔离体制的尾巴还很长。我们的国民权利，是发展起来了，但是用一个行话来讲，还不便携带。比如，你是安徽户口，读书权就在安徽，高考权也在安徽，但按理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虽然生在安徽，到了上海就应该可以在上海读书 ，到了北京也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但现在还做不到，这就是身份、权利属地化。人不应该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人如果有与生俱来的差别，他就会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自己再努力也没有用。人最怕的就是被命运支配，不能主动努力地去改变命运。
周其仁的成长史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史，他的人生轨迹也充满着戏剧性的转折。他从大都市上海来到了离家千里的东北农场，成为深山里的一名农业工人。当改革的大潮袭来，他又幸运地成为一位近距离的观察者、研究者和见证者。记者问到对近年所谓阶层固化论有什么看法，周其仁不以为然。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以及迄今为止的观察，并不能让他觉得有根据可以表示贊同。
农村和城市之间还有较深的鸿沟，但也不是绝对不能跨越。社会的人口流动，有它自己的平衡机制。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一截，然后就把它推到无限远。我认为还是要把时间放进去，在一个长过程里观察，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其他很多变量也是要变的啊。我们的语言叫相对价格变了，一连串变化终究要跟着发生。从这个立足点看，不要怕农村的人往收入高的地方跑。年轻劳动力要走，首先是收入差决定的，你要挡住他，那是没道理的。不让过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不但会使他们的收入降低，整个国民收入水平也提不高。
农村人少了，相对来说土地就多了，人均资源增加，人均所得也可能逐步提高，搞经营就可能挣到钱了。当然还要加上一些措施，特别是开发农业技术，对基础设施做必要投资。现在消费者肯出钱了，知道要出好价钱来买好的农产品。既然有人愿意出好价钱，那么做投资、发展经营的意愿就会上升。当然，这个过程还会冒出无数实际问题要解决，那就一个个去解决。过去两句老话我看现在也管用：一靠政策，其实最要紧的就是体制改革政策；二靠技术。
我也不大相信所谓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固化。我们当年下乡时，我哪里敢想上大学、回城市、当教授啊？但世界终究会发生变动，变动之中总有规律。尤其今天的中国，又是开放又是技术进步，变化超出预想，怎么可能固化？
多少厉害的农民早就冲进城镇，或在农村上了台阶。举个我认识的人的例子，这个人叫周克成，是云南农村出来的，先到广州打工，后来他开始看报摊上的报纸，有一些专栏吸引了他，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跑到北京，在北大附近一边打工，一边听课，听完好几个老师的课，自己也动手写作，几年后应聘到网络媒体当上了编辑，现在一个经济学会里做专业性工作。我们北大的保安中，很多人都是一边站岗，一边业余听课，然后抓住机会就冲破固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但是只要努力，总还是有机会，这个机会从历史的尺度看比过去多了。
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在基本教育上持续投入。上世纪80年代我初到温州调查的时候，还没有义务教育法，很多厂子的工人是青少年，工作是做纽扣、穿珠子。我问为什么干这个？回答是比在家放牛强。好多贫穷的家庭觉得小孩干点活，捡点柴火也比读书强。今天再看，至少九年义务教育制在全国是普及了。我们大学对口扶贫单位在云南弥渡县，这两年我去看过几次，村里孩子一律住宿上学，一礼拜回家一次。我不是说现在已经够了，还应该继续投入。特别是还要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要去掉那条长长的尾巴。但是顺着历史这条线看，再穷的地方和家庭，孩子只要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来日的机会一定比过去大。
现在社会其实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经济在增长，每天会增加出很多新机会来。当然，永远做不到一步登天，马上都变成马云也不可能。城里人也没有都变成马云啊。但是总的来说，机会比过去多了。只要坚持努力的人，明天都会比今天过得好一点。要有一个好风气，就是不能屈从命运，更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
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就在黑龙江一直打猎打下去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一个人生于斯就基本绑在一个地方了。我是初中毕业，没上过高中，后来有高考机会，自己再把高中的课拿来学习，等于是自学的。当然我比较幸运，我们农场水利科有位技术员，是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帮我补习高中数学。为什么帮我？他说他那代人的生命就那样过去了，看到你们有机会，帮一把也高兴。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可能就永远没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不是抽象的道理让我们感谢改革开放，而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就要感谢改革开放。
现在除了北上广深这几个超大城市，大部分中小城市基本没有城乡之间的壁垒了。但是你要问打彻底了没有？我认为过去那个城乡隔离体制的尾巴还很长。我们的国民权利，是发展起来了，但是用一个行话来讲，还不便携带。比如，你是安徽户口，读书权就在安徽，高考权也在安徽，但按理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虽然生在安徽，到了上海就应该可以在上海读书 ，到了北京也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但现在还做不到，这就是身份、权利属地化。人不应该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人如果有与生俱来的差别，他就会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自己再努力也没有用。人最怕的就是被命运支配，不能主动努力地去改变命运。
“社会流动有它的平衡机制”
周其仁的成长史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史，他的人生轨迹也充满着戏剧性的转折。他从大都市上海来到了离家千里的东北农场，成为深山里的一名农业工人。当改革的大潮袭来，他又幸运地成为一位近距离的观察者、研究者和见证者。记者问到对近年所谓阶层固化论有什么看法，周其仁不以为然。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以及迄今为止的观察，并不能让他觉得有根据可以表示贊同。
农村和城市之间还有较深的鸿沟，但也不是绝对不能跨越。社会的人口流动，有它自己的平衡机制。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一截，然后就把它推到无限远。我认为还是要把时间放进去，在一个长过程里观察，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其他很多变量也是要变的啊。我们的语言叫相对价格变了，一连串变化终究要跟着发生。从这个立足点看，不要怕农村的人往收入高的地方跑。年轻劳动力要走，首先是收入差决定的，你要挡住他，那是没道理的。不让过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不但会使他们的收入降低，整个国民收入水平也提不高。
农村人少了，相对来说土地就多了，人均资源增加，人均所得也可能逐步提高，搞经营就可能挣到钱了。当然还要加上一些措施，特别是开发农业技术，对基础设施做必要投资。现在消费者肯出钱了，知道要出好价钱来买好的农产品。既然有人愿意出好价钱，那么做投资、发展经营的意愿就会上升。当然，这个过程还会冒出无数实际问题要解决，那就一个个去解决。过去两句老话我看现在也管用：一靠政策，其实最要紧的就是体制改革政策；二靠技术。
我也不大相信所谓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固化。我们当年下乡时，我哪里敢想上大学、回城市、当教授啊？但世界终究会发生变动，变动之中总有规律。尤其今天的中国，又是开放又是技术进步，变化超出预想，怎么可能固化？
多少厉害的农民早就冲进城镇，或在农村上了台阶。举个我认识的人的例子，这个人叫周克成，是云南农村出来的，先到广州打工，后来他开始看报摊上的报纸，有一些专栏吸引了他，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跑到北京，在北大附近一边打工，一边听课，听完好几个老师的课，自己也动手写作，几年后应聘到网络媒体当上了编辑，现在一个经济学会里做专业性工作。我们北大的保安中，很多人都是一边站岗，一边业余听课，然后抓住机会就冲破固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但是只要努力，总还是有机会，这个机会从历史的尺度看比过去多了。
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在基本教育上持续投入。上世纪80年代我初到温州调查的时候，还没有义务教育法，很多厂子的工人是青少年，工作是做纽扣、穿珠子。我问为什么干这个？回答是比在家放牛强。好多贫穷的家庭觉得小孩干点活，捡点柴火也比读书强。今天再看，至少九年义务教育制在全国是普及了。我们大学对口扶贫单位在云南弥渡县，这两年我去看过几次，村里孩子一律住宿上学，一礼拜回家一次。我不是说现在已经够了，还应该继续投入。特别是还要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要去掉那条长长的尾巴。但是顺着历史这条线看，再穷的地方和家庭，孩子只要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来日的机会一定比过去大。
现在社会其实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经济在增长，每天会增加出很多新机会来。当然，永远做不到一步登天，马上都变成马云也不可能。城里人也没有都变成马云啊。但是总的来说，机会比过去多了。只要坚持努力的人，明天都会比今天过得好一点。要有一个好风气，就是不能屈从命运，更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
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就在黑龙江一直打猎打下去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一个人生于斯就基本绑在一个地方了。我是初中毕业，没上过高中，后来有高考机会，自己再把高中的课拿来学习，等于是自学的。当然我比较幸运，我们农场水利科有位技术员，是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帮我补习高中数学。为什么帮我？他说他那代人的生命就那样过去了，看到你们有机会，帮一把也高兴。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可能就永远没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不是抽象的道理让我们感谢改革开放，而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就要感谢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