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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一个TED演讲。意大利人埃内斯托·西罗利(Ernesto Sirolli)1970年代在非洲做了一系列援助项目——基本没有成功的。他的第一个项目是教赞比亚人种意大利西红柿。意大利人认为此处土地肥沃、风调雨顺,于是一边感叹赞比亚人的无知,一边勤耕不辍,看着西红柿茁壮成长,正待收获时,一夜之间从河对岸跑来几百只河马,吃光了成熟的西红柿。
意大利人惊得张口结舌,“天啦,那些河马!”赞比亚人则耸耸肩,“你看,这就是我们不搞农业的原因。”
西罗利讲这个故事意在说明援助中的重要原则——助人之前,先放下身段,问问别人真正的需求和问题所在。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启示,那就是无论事前想得多好,现实都可能从意料之外的角度给你一记掏心拳加无影腿。你都躺倒在地了,还没看清生活的重击从何而来。
现实如此让人无措,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缺少相关训练。虽然一路念书学习,也解决过许多难题,但那些难题大都属于“温顺问题”之列。相比起来,现实中的“淘气问题”真是教人无从下手。
1973年,社会学者霍斯特·里特尔和梅尔文·韦伯提出,社会规划中的问题可以粗略分为两大类:“温顺问题”和“淘气问题”。
“温顺问题”是一道数独题,一幅待完成的拼图,一场国际象棋的胜利……你知道温顺问题从何而起、如何定义,知道可以通过常规方法收集资料、分析信息,知道不管这题多难,都存在着至少一个取胜或解决的办法。
“淘气问题”则是复杂、独特、难以定义的。它既奇异又棘手。它不知所起,也难断其终。与之相关的信息,总是互相冲突又彼此矛盾。它纠结着种种旧问题,又衍生出诸多新问题。它有着诸多利益相关方,每方都有自己的视角和打算。它的解决方案难言对错,只能各计得失,判断情形是在变好还是更坏。
它是宏大的社会问题,也是私密的个人问题,有时我们不得不将一个淘气问题拆解成几个温顺问题,只为了勉强找出解决方案。然而,一旦执行方案,又常觉得结果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解决温顺问题的方法,本来就不适合用来解决淘气问题。
淘气问题本身的信息、限制、要达成的目標、可使用的资源都在不断变化,因此基本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不管如何权衡取舍,还是会频出意外,有时会意外变好,有时会意外变糟。
解决社会淘气问题,需要这样的人才——能实事求是,也能灵活创新,能关注大局,能理清淘气问题背后的复杂因果,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双赢视角从而与各方合作,还能不断注意到问题与目标的改变,将这些改变纳入考量并与各方沟通……
然而淘气问题永远无法在纸上和脑中解决,与其站在原地思考十年,不如纵身一跃投入生活,笨拙地尝试用任何方式浮上水面……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意大利人惊得张口结舌,“天啦,那些河马!”赞比亚人则耸耸肩,“你看,这就是我们不搞农业的原因。”
西罗利讲这个故事意在说明援助中的重要原则——助人之前,先放下身段,问问别人真正的需求和问题所在。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启示,那就是无论事前想得多好,现实都可能从意料之外的角度给你一记掏心拳加无影腿。你都躺倒在地了,还没看清生活的重击从何而来。
现实如此让人无措,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缺少相关训练。虽然一路念书学习,也解决过许多难题,但那些难题大都属于“温顺问题”之列。相比起来,现实中的“淘气问题”真是教人无从下手。
1973年,社会学者霍斯特·里特尔和梅尔文·韦伯提出,社会规划中的问题可以粗略分为两大类:“温顺问题”和“淘气问题”。
“温顺问题”是一道数独题,一幅待完成的拼图,一场国际象棋的胜利……你知道温顺问题从何而起、如何定义,知道可以通过常规方法收集资料、分析信息,知道不管这题多难,都存在着至少一个取胜或解决的办法。
“淘气问题”则是复杂、独特、难以定义的。它既奇异又棘手。它不知所起,也难断其终。与之相关的信息,总是互相冲突又彼此矛盾。它纠结着种种旧问题,又衍生出诸多新问题。它有着诸多利益相关方,每方都有自己的视角和打算。它的解决方案难言对错,只能各计得失,判断情形是在变好还是更坏。
它是宏大的社会问题,也是私密的个人问题,有时我们不得不将一个淘气问题拆解成几个温顺问题,只为了勉强找出解决方案。然而,一旦执行方案,又常觉得结果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解决温顺问题的方法,本来就不适合用来解决淘气问题。
淘气问题本身的信息、限制、要达成的目標、可使用的资源都在不断变化,因此基本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不管如何权衡取舍,还是会频出意外,有时会意外变好,有时会意外变糟。
解决社会淘气问题,需要这样的人才——能实事求是,也能灵活创新,能关注大局,能理清淘气问题背后的复杂因果,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双赢视角从而与各方合作,还能不断注意到问题与目标的改变,将这些改变纳入考量并与各方沟通……
然而淘气问题永远无法在纸上和脑中解决,与其站在原地思考十年,不如纵身一跃投入生活,笨拙地尝试用任何方式浮上水面……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