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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战琪（1971-），男，陕西眉县人，研究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服务业开放与国际投资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摘要：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协同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研究协同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也能促進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亦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政策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
关键词：协同集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研发人员数量
中图分类号：F752.67;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4-0037-10
一、引言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以及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中国应加大气力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一国人均GDP和经济规模对该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一国较低的制度质量对该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负向影响。纵然对发达经济体出口能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但中国的制度质量较低仍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使在重大经济危机期间，出口复杂性也存在路径依赖，并且是稳定的，因此，大力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尤为重要[1]。
在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诸多因素中，产业间的协同集聚被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关于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文献可分为三大类：第一，傅建源和刘洪铎[2]认为，金融集聚能带动中国产业结构高极化，并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升级。第二，龚新蜀等[3]认为，专业化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第三，刘洪铎[4]认为，企业跨越生产成本和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后，协同集聚能够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主要关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探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一，协同集聚已成为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驱动因素。Sun等[5]使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数据的研究成果发现，中国制造业集聚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量，对效率较高的企业影响较大。协同集聚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取决于集聚度，当集聚度较低时，集聚度的增加会扩大企业的出口量，但当集聚度已经很高时，集聚度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会逐渐减弱。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在产业集聚与贸易格局之间发挥重要作用。Yilmazkuday[6]从产业层面探讨了美国协同集聚与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在消费方面，国际进口和替代弹性与消费集聚效应紧密关联;在生产方面，国际出口和中间投入品贸易被证明与协同集聚及专业化效应有内在的联系，而产业结构对这些效应的作用大小具有重要影响。现有文献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作出了有益探索，但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到底是什么关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怎样的路径和机制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影响是否显著？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和创新点在于：基于2000—2018年中国各地区微观数据，深入剖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下文简称“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方式，试图找出协同集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最优路径，这对于更好地发挥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驱动路径及研究假设
（一）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
协同集聚可以促进创新产出增长，创新产出增长可以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而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提升。首先，协同集聚能够通过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及其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固定成本投入效率，从而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7]。其次，协同集聚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同，协同集聚能显著提升中国东部地区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但协同集聚对其他类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较小。再次，协同集聚能通过促进创新产出增长显著带动区域创新发展。Muller和Doloreux[8]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要围绕知识、集聚和创新三个维度进行，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创新高度关联。最后，创新经费投入占比是衡量企业创新投入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创新经费投入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毛其淋和方森辉[9]研究了企业研发支出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现在总体上企业研发支出可以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若考虑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影响，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完善的地区，企业研发支出的增长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R&D投入强度，同时，不断提升的R&D投入强度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升级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协同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包括R&D投入在内的区域创新水平，协同集聚程度越高，对包括R&D投入在内的区域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同时，包括R&D投入在内的创新投入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詹锦华[10]使用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认为，虽然创新投入对中国产业结构的竞争效应促进作用较弱，但创新投入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产业结构转型不但对中国内部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国出口贸易也产生影响，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高极化能提升该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王稀龙[11]发现，虽然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不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但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 创新产出可以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首先，各地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不但可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更可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区域创新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农业工业化、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知识化和高科技产业化。包则庆和林继扬[12]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认为，技术创新会显著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其次，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翟士军和赵磊[13]使用泰尔指数的倒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认为，中国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对地区出口额与地区销售额之比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产业结构合理性能显著促进出口强度，尤其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出口强度与产业结构泰尔指数显著负相关。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a：创新产出在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存在中介效应。
H1b：R&D投入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起正向促进作用，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在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起多重中介效应。
H1c：创新产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正向促进作用，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在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起多重中介效应。
（二）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
协同集聚能通过促进创新产出、R&D投入强度等路径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诸多因素中，协同集聚被广泛关注。协同集聚不但能够通过产业分工精细化来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而且能通过不断延伸的产业链和新增的互补性产业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协同集聚不但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更决定了区域创新的空间布局和创新能力。通过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和引领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
首先，不但协同集聚能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加和研发人员流动，而且企业的空间集聚亦能够通过研发人员的流动促进技术的溢出和传播。协同集聚不仅能提升该地区的创新效率，而且协同集聚与研发人员的有效互动也能促进周边地区提升创新效率。其次，研发人员数量增加能促进中国R&D投入强度增加。研发领域的人才是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中坚力量，R&D投入强度是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人才因素是确保企业获得研发效率的重要条件，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各种类型的继续教育、专科教育毕业生为研发企业提供了充足的科研人员和一线工作者，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大学及研究院的合作来确保为其科研人员充电，从而防止人才流失。最后，R&D投入强度能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新增长理论认为，研发资本投入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密切关联，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R&D投入能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无论是高端制造业的R&D投入，还是中低端制造业的R&D投入，都能在不同层次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能够通过促进社会供求结构变化、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改善进出口贸易结果等渠道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4]。可见，协同集聚能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加，同时，研发人员数量增加能通过促进R&D投入强度的路径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a：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存在中介效应。
H2b：创新产出在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存在中介效应。
H2c：研发人员数量对R&D投入强度起正向促进作用，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间起多重中介效应。
（三）协同集聚对创新产出的推动效应
协同集聚能够通过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长、R&D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等路径促进创新产出，并显著促进区域创新。协同集聚与研发人员投入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产业集聚不但影响R&D经费投入，也影响研发人员投入。在协同集聚背景下，R&D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对区域创新的贡献最大。虽然中国制造业集聚对各城市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较弱，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更能显著带动区域创新发展，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更能显著推动区域创新发展。不但R&D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有利于各地区提升创新产出，且产业集群规模对R&D经费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产业集群规模越大，R&D经费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产业集群规模越小，R&D经费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就越弱[15]。黄娟[16]分析了中国知识密集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认为中国知识密集性服务业集聚具有很强的正空间相关性，中国知识密集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效应，并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R&D投入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如果将R&D投入作为门槛变量来研究协同集聚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就会发现，协同集聚会促使企业将高技术含量的研发和设计活动放在R&D投入较多的地区进行，协同集聚也会促使企业将低技术含量的研发和设计活动放在R&D投入较少的地区进行。因此，协同集聚能促进区域R&D投入强度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中国创新产出增长。
研发人员数量能促进创新产出增长。冯文娜[17]认为，R&D投入能显著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若用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来衡量创新产出，R&D投入能显著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因此，协同集聚能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长，而研发人员数量增长能促进R&D投入强度不断提升，进而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a：研发人员数量在協同集聚与创新产出间起中介效应。
H3b：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创新产出间起中介效应。 H3c：研发人员数量对R&D投入强度起正向促进作用，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创新产出间起多重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基于此，笔者绘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初始理论模型图，如图1所示。
注：X1为自变量协同集聚对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数量的回归系数;X2为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数量对中介变量R&D投入强度的回归系数;X3为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数量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X4为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数量对中介变量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X5为自变量协同集聚对中介变量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X6为自变量协同集聚对因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X7为自变量协同集聚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X8为自变量协同集聚对中介变量R&D投入强度的回归系数;X9为中介变量R&D投入强度对中介变量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X10为中介变量R&D投入强度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X11为中介变量创新产出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X12为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对因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X13为中介变量创新产出对因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e1为R&D投入强度的测量误差;e2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测量误差;e3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量误差;e4为创新产出的测量误差;e5为研发人员数量的测量误差。“1”为误差变量的参数设定起始值。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和变量测度
本文使用许治和王思卉[18]的研究方法测算因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lnExpt），公式如下：
lnExpt=∑i（Expis/Exps）×Prodyi（1）
其中，s代表省份，i代表行业，Expis/Exps代表s省i行业出口额占该省出口总额的比重，Prodyi代表s省i行业劳动生产率。自变量协同集聚用区位熵（Agglo）表示，借鉴Ellison等[19]的方法测量。
中介变量包括產业结构高级化、R&D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数量和创新产出，其中，使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Ersanp），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与其他文献不同，公式如下：
Ersanp=α（V3/V2）+（1-α）[VH/（V2+V3）]（2）
其中，V2、V3、VH分别代表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α代表取值为0.500的权重。Ersanp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成正比，Ersanp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水平越高级。
R&D投入强度（Intrm）用R&D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研发人员数量（Rdp）来自Wind数据库。创新产出（Innov）用高技术企业总收入来衡量。本文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和各省微观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
（二）研究方法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首先，使用SPSS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其次，使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根据SRMR、RMSEA、TLI、CFI和χ2/df等5个拟合指标对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修正。最后，根据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找出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寻求协同集聚影响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各条路径的平均中介效应。从表1可以看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克隆巴赫α系数，表明测量的可信度高。
四、研究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两因子模型一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合并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两因子模型二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合并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两因子模型三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合并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两因子模型四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合并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两因子模型五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两因子模型六为合并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三因子模型七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合并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
由表2可知，六因子基准模型的χ2/df=1.144，TLI=0.997，CFI=0.999，RMSEA=0.026，SRMR=0.021。可见，六因子基准模型的相对拟合指数（CFI）大于三因子模型、两因子模型，由此而知，六因子模型比两因子模型和三因子模型能更好地拟合数据。
（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表3为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所获得的两两检验结果的各种参数估计值，由表3可知，各条路径的回归权重均显著，表明各假设路径的回归加权值均通过了检验，协同集聚到研发人员数量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631，研发人员数量到创新产出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256，创新产出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157，产业结构升级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113，R&D投入强度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606，协同集聚到R&D投入强度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285，协同集聚到创新产出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292，研发人员数量到R&D投入强度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404，创新产出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565，R&D投入强度到创新产出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449，协同集聚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527，协同集聚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517，研发人员数量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285。 根据表3的检验结果，笔者绘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标准化运算结果图，如图2所示。
影响效应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知，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效果为0.615，即0.515（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0.100（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效应）=0.615，表示每一个标准差的协同集聚的变动都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造成0.615个单位的变动。同时，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化直接效应为负，研发人员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化直接效应也为负，但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效应为正，研发人员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效应也为正，因此，必须要分析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的所有路径。
（三）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由上文分析可知，协同集聚通过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显著，本文继续采用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在全部原始数据中采用重复随机抽样方法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如果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在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表明中间效应显著，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其一，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12条路径。间接效应1：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3：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4：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产业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5：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6：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7：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8：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9：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10：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11：协同集聚→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12：协同集聚→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从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12条路径中可知，90%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验证了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的中介效应。在以上12条路径中，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β=-0.026，SE=0.016，95%的置信区间从-0.055到-0.009，即间接效应3）显著，同时，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β=-0.076，SE=0.039，95%的置信区间从-0.137到-0.025，即间接效应10）也显著，但以上两个路径的间接效应均为负，其他10条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在协同集聚影响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效应中，虽然协同集聚能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也能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因此，间接效应3（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置信区间未出现零。并且，虽然产业结构升级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协同集聚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而间接效应10（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置信区间也未出现零。协同集聚→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β=0.041，SE=0.020，95%的置信区间从0.018到0.077，即间接效应11）显著为正，可见，协同集聚能通过促进创新产出显著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H1a得到验证。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可见，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能通过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传导，H1b得到验证。协同集聚→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可见，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也能通过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传导，H1c得到验证。
其二，协同集聚影响创新产出的3条路径。间接效应13：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數量→创新产出;间接效应14：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间接效应15：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3条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显著为正，验证了研发人员数量和R&D投入强度分别在协同集聚与创新产出间的中介效应，协同集聚对创新产出的作用也能通过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传导，H3a、H3b、H3c均得到验证。
其三，协同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7条路径。间接效应16：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17：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18：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19：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20：协同集聚→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21：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22：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在协同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第1条路径中，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长，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负。在协同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第2条路径中，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因此，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存在中介效应，H2a得到验证。在协同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第5条路径和第6条路径中，协同集聚→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和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因此，创新产出在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存在中介效应，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也能通过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传导，H2b和H2c都得到验证。 其四，研发人员数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6条路径。间接效应23：研发人员→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4：研发人员→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5：研发人员→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6：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产业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7：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8：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升级→出口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6条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其中，在研发人员数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效应中，由于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因而研发人员→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在数值上显著为负（即间接效应27），研发人员数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其他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显著为正。
其四，R&D投入强度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3条路径。间接效应29：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30：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31：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R&D投入强度影响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3条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并且3条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产出均在R&D投入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存在中介效应。R&D投入强度通过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037（即间接效应32），因此，以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产出为连续中介变量的作用效果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考察了协同集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路径，研究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各种路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影响，结论如下：第一，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创新产出，并且创新产出能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二，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第三，协同集聚→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第四，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R&D投入强度，R&D投入强度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五，协同集聚能促进创新产出，创新产出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第六，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第七，协同集聚能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长，研发人员数量增长能促进创新产出。第八，协同集聚能促进R&D投入强度，R&D投入强度能促进创新产出增长。第九，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
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大力发挥协同集聚通过多种路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协同集聚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还可以通过促进R&D投入强度助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增加创新的最终产出提升出口技术复雜度。另一方面，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研发人员数量不断增长，进而显著提升中国创新产出不断增长，创新产出不但能直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更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应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大力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第二，各地区应进一步明确协同集聚发展目标，制定政策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发挥协同效应，不断提升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中的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复杂中介效应。虽然协同集聚可以通过创新产出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但协同集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仍较弱。因此，应不断提高协同集聚质量，大力发挥协同集聚的外部性，助力产业结构升级。第三，针对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事实，应制定政策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对创新的贡献。虽然中国的研发人员数量日益增加，但创新能力的质量不高，不能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因此，应制定政策激发研发人员创新热情，要重视引进的研发人员的成长，各地要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提升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重，提升研发人员的贡献程度。在加大研发人员与经费投入的同时，不断提升创新质量，增强研发的效率，提升各地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并使各地区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领域的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快于该地区平均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第四，不断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以及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中国要大力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各地区应进一步明确协同集聚发展目标，制定政策促进协同集聚，发挥协同效应，不断提升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第五，针对协同集聚对各地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事实，在大力促进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同时，应制定政策缓解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的拥挤效应，防止协同集聚对城市竞争力造成不良影响。第六，针对R&D经费投入强度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事实，应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的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各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技术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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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雅雯）
摘要：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协同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研究协同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也能促進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亦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政策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
关键词：协同集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研发人员数量
中图分类号：F752.67;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4-0037-10
一、引言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以及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中国应加大气力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一国人均GDP和经济规模对该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一国较低的制度质量对该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负向影响。纵然对发达经济体出口能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但中国的制度质量较低仍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使在重大经济危机期间，出口复杂性也存在路径依赖，并且是稳定的，因此，大力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尤为重要[1]。
在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诸多因素中，产业间的协同集聚被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关于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文献可分为三大类：第一，傅建源和刘洪铎[2]认为，金融集聚能带动中国产业结构高极化，并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升级。第二，龚新蜀等[3]认为，专业化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第三，刘洪铎[4]认为，企业跨越生产成本和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后，协同集聚能够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主要关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探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一，协同集聚已成为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驱动因素。Sun等[5]使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数据的研究成果发现，中国制造业集聚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量，对效率较高的企业影响较大。协同集聚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取决于集聚度，当集聚度较低时，集聚度的增加会扩大企业的出口量，但当集聚度已经很高时，集聚度对企业出口额的影响会逐渐减弱。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在产业集聚与贸易格局之间发挥重要作用。Yilmazkuday[6]从产业层面探讨了美国协同集聚与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在消费方面，国际进口和替代弹性与消费集聚效应紧密关联;在生产方面，国际出口和中间投入品贸易被证明与协同集聚及专业化效应有内在的联系，而产业结构对这些效应的作用大小具有重要影响。现有文献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作出了有益探索，但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到底是什么关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怎样的路径和机制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影响是否显著？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和创新点在于：基于2000—2018年中国各地区微观数据，深入剖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下文简称“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方式，试图找出协同集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最优路径，这对于更好地发挥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驱动路径及研究假设
（一）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
协同集聚可以促进创新产出增长，创新产出增长可以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而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提升。首先，协同集聚能够通过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及其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固定成本投入效率，从而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7]。其次，协同集聚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同，协同集聚能显著提升中国东部地区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但协同集聚对其他类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较小。再次，协同集聚能通过促进创新产出增长显著带动区域创新发展。Muller和Doloreux[8]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要围绕知识、集聚和创新三个维度进行，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创新高度关联。最后，创新经费投入占比是衡量企业创新投入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创新经费投入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毛其淋和方森辉[9]研究了企业研发支出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现在总体上企业研发支出可以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若考虑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影响，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完善的地区，企业研发支出的增长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R&D投入强度，同时，不断提升的R&D投入强度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升级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协同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包括R&D投入在内的区域创新水平，协同集聚程度越高，对包括R&D投入在内的区域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同时，包括R&D投入在内的创新投入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詹锦华[10]使用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认为，虽然创新投入对中国产业结构的竞争效应促进作用较弱，但创新投入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产业结构转型不但对中国内部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国出口贸易也产生影响，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高极化能提升该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王稀龙[11]发现，虽然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不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但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 创新产出可以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首先，各地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不但可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更可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区域创新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农业工业化、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知识化和高科技产业化。包则庆和林继扬[12]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认为，技术创新会显著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其次，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翟士军和赵磊[13]使用泰尔指数的倒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认为，中国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对地区出口额与地区销售额之比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产业结构合理性能显著促进出口强度，尤其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出口强度与产业结构泰尔指数显著负相关。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a：创新产出在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存在中介效应。
H1b：R&D投入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起正向促进作用，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在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起多重中介效应。
H1c：创新产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正向促进作用，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在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起多重中介效应。
（二）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
协同集聚能通过促进创新产出、R&D投入强度等路径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诸多因素中，协同集聚被广泛关注。协同集聚不但能够通过产业分工精细化来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而且能通过不断延伸的产业链和新增的互补性产业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协同集聚不但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更决定了区域创新的空间布局和创新能力。通过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和引领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
首先，不但协同集聚能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加和研发人员流动，而且企业的空间集聚亦能够通过研发人员的流动促进技术的溢出和传播。协同集聚不仅能提升该地区的创新效率，而且协同集聚与研发人员的有效互动也能促进周边地区提升创新效率。其次，研发人员数量增加能促进中国R&D投入强度增加。研发领域的人才是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中坚力量，R&D投入强度是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人才因素是确保企业获得研发效率的重要条件，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各种类型的继续教育、专科教育毕业生为研发企业提供了充足的科研人员和一线工作者，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大学及研究院的合作来确保为其科研人员充电，从而防止人才流失。最后，R&D投入强度能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新增长理论认为，研发资本投入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密切关联，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R&D投入能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无论是高端制造业的R&D投入，还是中低端制造业的R&D投入，都能在不同层次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能够通过促进社会供求结构变化、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改善进出口贸易结果等渠道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4]。可见，协同集聚能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加，同时，研发人员数量增加能通过促进R&D投入强度的路径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a：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存在中介效应。
H2b：创新产出在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存在中介效应。
H2c：研发人员数量对R&D投入强度起正向促进作用，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间起多重中介效应。
（三）协同集聚对创新产出的推动效应
协同集聚能够通过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长、R&D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等路径促进创新产出，并显著促进区域创新。协同集聚与研发人员投入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产业集聚不但影响R&D经费投入，也影响研发人员投入。在协同集聚背景下，R&D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对区域创新的贡献最大。虽然中国制造业集聚对各城市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较弱，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更能显著带动区域创新发展，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更能显著推动区域创新发展。不但R&D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有利于各地区提升创新产出，且产业集群规模对R&D经费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产业集群规模越大，R&D经费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产业集群规模越小，R&D经费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就越弱[15]。黄娟[16]分析了中国知识密集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认为中国知识密集性服务业集聚具有很强的正空间相关性，中国知识密集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效应，并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R&D投入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如果将R&D投入作为门槛变量来研究协同集聚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就会发现，协同集聚会促使企业将高技术含量的研发和设计活动放在R&D投入较多的地区进行，协同集聚也会促使企业将低技术含量的研发和设计活动放在R&D投入较少的地区进行。因此，协同集聚能促进区域R&D投入强度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中国创新产出增长。
研发人员数量能促进创新产出增长。冯文娜[17]认为，R&D投入能显著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若用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来衡量创新产出，R&D投入能显著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因此，协同集聚能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长，而研发人员数量增长能促进R&D投入强度不断提升，进而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a：研发人员数量在協同集聚与创新产出间起中介效应。
H3b：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创新产出间起中介效应。 H3c：研发人员数量对R&D投入强度起正向促进作用，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创新产出间起多重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基于此，笔者绘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初始理论模型图，如图1所示。
注：X1为自变量协同集聚对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数量的回归系数;X2为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数量对中介变量R&D投入强度的回归系数;X3为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数量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X4为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数量对中介变量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X5为自变量协同集聚对中介变量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X6为自变量协同集聚对因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X7为自变量协同集聚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X8为自变量协同集聚对中介变量R&D投入强度的回归系数;X9为中介变量R&D投入强度对中介变量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X10为中介变量R&D投入强度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X11为中介变量创新产出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X12为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对因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X13为中介变量创新产出对因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e1为R&D投入强度的测量误差;e2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测量误差;e3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量误差;e4为创新产出的测量误差;e5为研发人员数量的测量误差。“1”为误差变量的参数设定起始值。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和变量测度
本文使用许治和王思卉[18]的研究方法测算因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lnExpt），公式如下：
lnExpt=∑i（Expis/Exps）×Prodyi（1）
其中，s代表省份，i代表行业，Expis/Exps代表s省i行业出口额占该省出口总额的比重，Prodyi代表s省i行业劳动生产率。自变量协同集聚用区位熵（Agglo）表示，借鉴Ellison等[19]的方法测量。
中介变量包括產业结构高级化、R&D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数量和创新产出，其中，使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Ersanp），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与其他文献不同，公式如下：
Ersanp=α（V3/V2）+（1-α）[VH/（V2+V3）]（2）
其中，V2、V3、VH分别代表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α代表取值为0.500的权重。Ersanp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成正比，Ersanp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水平越高级。
R&D投入强度（Intrm）用R&D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研发人员数量（Rdp）来自Wind数据库。创新产出（Innov）用高技术企业总收入来衡量。本文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和各省微观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
（二）研究方法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首先，使用SPSS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其次，使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根据SRMR、RMSEA、TLI、CFI和χ2/df等5个拟合指标对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修正。最后，根据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找出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寻求协同集聚影响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各条路径的平均中介效应。从表1可以看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克隆巴赫α系数，表明测量的可信度高。
四、研究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两因子模型一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合并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两因子模型二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合并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两因子模型三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合并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两因子模型四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合并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两因子模型五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两因子模型六为合并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三因子模型七为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合并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合并出口技术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协同集聚的模型。
由表2可知，六因子基准模型的χ2/df=1.144，TLI=0.997，CFI=0.999，RMSEA=0.026，SRMR=0.021。可见，六因子基准模型的相对拟合指数（CFI）大于三因子模型、两因子模型，由此而知，六因子模型比两因子模型和三因子模型能更好地拟合数据。
（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表3为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所获得的两两检验结果的各种参数估计值，由表3可知，各条路径的回归权重均显著，表明各假设路径的回归加权值均通过了检验，协同集聚到研发人员数量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631，研发人员数量到创新产出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256，创新产出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157，产业结构升级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113，R&D投入强度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606，协同集聚到R&D投入强度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285，协同集聚到创新产出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292，研发人员数量到R&D投入强度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404，创新产出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565，R&D投入强度到创新产出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449，协同集聚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527，协同集聚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517，研发人员数量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285。 根据表3的检验结果，笔者绘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标准化运算结果图，如图2所示。
影响效应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知，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效果为0.615，即0.515（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0.100（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效应）=0.615，表示每一个标准差的协同集聚的变动都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造成0.615个单位的变动。同时，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化直接效应为负，研发人员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化直接效应也为负，但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效应为正，研发人员数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效应也为正，因此，必须要分析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的所有路径。
（三）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由上文分析可知，协同集聚通过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效应显著，本文继续采用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在全部原始数据中采用重复随机抽样方法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如果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在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表明中间效应显著，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其一，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12条路径。间接效应1：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3：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4：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产业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5：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6：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7：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8：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9：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10：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11：协同集聚→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12：协同集聚→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从协同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12条路径中可知，90%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验证了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的中介效应。在以上12条路径中，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β=-0.026，SE=0.016，95%的置信区间从-0.055到-0.009，即间接效应3）显著，同时，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β=-0.076，SE=0.039，95%的置信区间从-0.137到-0.025，即间接效应10）也显著，但以上两个路径的间接效应均为负，其他10条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在协同集聚影响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效应中，虽然协同集聚能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也能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因此，间接效应3（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置信区间未出现零。并且，虽然产业结构升级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协同集聚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而间接效应10（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置信区间也未出现零。协同集聚→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β=0.041，SE=0.020，95%的置信区间从0.018到0.077，即间接效应11）显著为正，可见，协同集聚能通过促进创新产出显著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H1a得到验证。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可见，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能通过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传导，H1b得到验证。协同集聚→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可见，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也能通过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传导，H1c得到验证。
其二，协同集聚影响创新产出的3条路径。间接效应13：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數量→创新产出;间接效应14：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间接效应15：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3条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显著为正，验证了研发人员数量和R&D投入强度分别在协同集聚与创新产出间的中介效应，协同集聚对创新产出的作用也能通过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传导，H3a、H3b、H3c均得到验证。
其三，协同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7条路径。间接效应16：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17：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18：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19：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20：协同集聚→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21：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效应22：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在协同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第1条路径中，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长，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负。在协同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第2条路径中，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因此，R&D投入强度在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存在中介效应，H2a得到验证。在协同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第5条路径和第6条路径中，协同集聚→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和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因此，创新产出在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存在中介效应，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也能通过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传导，H2b和H2c都得到验证。 其四，研发人员数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6条路径。间接效应23：研发人员→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4：研发人员→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5：研发人员→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6：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产业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7：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28：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升级→出口复杂度。研发人员数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6条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其中，在研发人员数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效应中，由于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因而研发人员→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在数值上显著为负（即间接效应27），研发人员数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其他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显著为正。
其四，R&D投入强度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3条路径。间接效应29：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30：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效应31：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出口技术复杂度。R&D投入强度影响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3条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并且3条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产出均在R&D投入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存在中介效应。R&D投入强度通过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037（即间接效应32），因此，以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产出为连续中介变量的作用效果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考察了协同集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路径，研究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各种路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影响，结论如下：第一，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创新产出，并且创新产出能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二，协同集聚→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第三，协同集聚→创新产出→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第四，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R&D投入强度，R&D投入强度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五，协同集聚能促进创新产出，创新产出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第六，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第七，协同集聚能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增长，研发人员数量增长能促进创新产出。第八，协同集聚能促进R&D投入强度，R&D投入强度能促进创新产出增长。第九，协同集聚→研发人员数量→R&D投入强度→创新产出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
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大力发挥协同集聚通过多种路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协同集聚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还可以通过促进R&D投入强度助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增加创新的最终产出提升出口技术复雜度。另一方面，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研发人员数量不断增长，进而显著提升中国创新产出不断增长，创新产出不但能直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更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应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大力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第二，各地区应进一步明确协同集聚发展目标，制定政策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发挥协同效应，不断提升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中的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复杂中介效应。虽然协同集聚可以通过创新产出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但协同集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仍较弱。因此，应不断提高协同集聚质量，大力发挥协同集聚的外部性，助力产业结构升级。第三，针对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事实，应制定政策促进研发人员数量对创新的贡献。虽然中国的研发人员数量日益增加，但创新能力的质量不高，不能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因此，应制定政策激发研发人员创新热情，要重视引进的研发人员的成长，各地要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提升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重，提升研发人员的贡献程度。在加大研发人员与经费投入的同时，不断提升创新质量，增强研发的效率，提升各地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并使各地区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领域的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快于该地区平均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第四，不断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以及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中国要大力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各地区应进一步明确协同集聚发展目标，制定政策促进协同集聚，发挥协同效应，不断提升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第五，针对协同集聚对各地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事实，在大力促进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同时，应制定政策缓解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的拥挤效应，防止协同集聚对城市竞争力造成不良影响。第六，针对R&D经费投入强度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事实，应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的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各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技术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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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