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和叙利亚足最近处丁风口浪尖上的两个中东国家，他们目前遭遇的困境使存在了33年的由伊朗一叙利亚一真主党构成的伊斯兰什叶派小轴心受到了严峻考验。在西方的政治强压之下，伊朗仍然宣布从“政治”和“道义”上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度过危机。伊朗军方和政界高官也相继访问大马士革。伊朗为什么在自己处于困境之际还不忘力挺叙利亚?这种姿态是出丁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伊朗－叙利亚－真主党伊斯兰什叶派小轴心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呢?
　　从泛阿拉伯主义到泛伊斯兰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朗－叙利亚－真主党的这个中东小轴心是泛伊斯兰主义兴起的现实性产物。1979年埃及单方面与以色列交好，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威信一落千丈，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也随之烟消云散，而泛伊斯兰主义则趁势崛起填补真空。从泛阿拉伯主义到泛伊斯兰主义，表现出当代伊斯兰世界对国家和冷战结束后有欠公平的中东秩序的失望，不得不到神的旗帜下寻求解脱的归属意识。泛伊斯兰主义的酿成与最终取代泛阿拉伯主义，既有阿拉伯人的内部原因，也有国际社会的外部原因。被因循守旧的伊斯兰法典同西方的变化相隔绝的伊斯兰民众，现在不得不立即对西方400年的技术、社会和政治上的发展表示通融态度。一种可能的反应是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道德的，并倒退到往事中去。另一种极端态度是象阿塔土尔克(凯末尔)那样，彻底进行改革，巴列维国王试图这样做过，但没有成功。但无论政府使用什么策略，人民都将陷入左右摇摆的窘境之中，并且社会的精神分裂症可能引起激烈的行动和反应。由于这种不平衡，加上石油和以色列的存在，这个地区在1979年之后，逐渐形成了以伊朗－叙利亚为核心的一个伊斯兰什叶派小轴心，其独特的政治性与宗教性因素令西方开始感到如梗在咽。
　　化友为敌——伊朗与以色列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复兴波斯帝国的雄心壮志下，工业化的既定国策与大把石油美元相结合，使其综合国力比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埃及更胜一筹，而有意思的是，巴列维时代的伊朗还是以色列在中东的唯一盟友，两国的关系甚至用亲密无间来形容都有些保守(以色列在逆境中的辉煌成就吸引了国王，认为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他实现“白色革命”)。美国犹太社团对国会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朗与以色列搞好关系，可以借助美国强大的犹太社团的力量敲开美国国会的大门，帮助伊朗实现自身的利益。同时以色列也想与伊朗搞好关系，摆脱在中东的政治孤立，并从伊朗获得必需的石油。于是双方的合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开花结果。在1948年到1979年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打得你死我活，但巴列维治下的伊朗却声称“我们是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而袖手旁观(甚至对以色列军队在对阿战争中的成就表示钦佩)。不过，这一切都随着1979年1月、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流亡国外、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而急转直下——伊以两国的如胶似漆迅速为一种冷冰冰的敌我关系取代了。
　　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实质上是伊朗与西方关系的一种镜像式写照。早在1960年霍梅尼就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伊斯兰世界和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霍梅尼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殖民主义在中东的工具，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他认为“殖民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企图消灭伊斯兰民族和伊斯兰国家，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正在包围伊斯兰各民族，掠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然资源。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西方殖民主义建立以色列政权的目的是镇压和殖民伊斯兰各民族”。在巴列维时期，霍梅尼通过演讲、发表声明和撰写文章向穆斯林阐述以色列政权对伊斯兰世界构成的威胁，认为以色列政权是伊斯兰世界心脏的毒瘤，如果不铲除，其后患无穷，反对伊朗国王与以色列政权建立友好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在成功的以一场什叶派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政权后，霍梅尼开始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号召伊斯兰世界铲除以色列这个“毒瘤”。
　　虽然总体来看，以色列与伊朗之争并非出于直接的国家利益之争，也与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排斥不同，而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伊朗反以无非是把以色列视为西方代理人，认为以色列建国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阴谋。可以说反以色列是伊朗反西方，维护什叶派伊斯兰利益的表象，其实质是反以色列后面的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指出的是，霍梅尼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可他不是个反犹主义者，在伊斯兰革命时期，他曾许诺保护伊朗的犹太社团，不许伤害生活在伊朗的犹太人，而且允许愿意离开伊朗的犹太人取道巴基斯坦前往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伊朗宪法更是明确保护犹太人的宗教习惯和风俗，并在议会中为他们留有一个席位。但在客观上，这个与埃及不相上下的庞然大物，却终于加入了日渐式微的反以阵线，并以一种领头羊的天命角色，开始寻求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的军事手段。显然，西方与以色列面临着一个中东强国(兼前盟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双重挑战，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伊扎克·拉宾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伊朗现在从其奉行的哲学上来说是以色列最危险的敌人”。
　　伊朗－叙利亚－真主党伊斯兰什叶派小轴心的形成
　　下定以军事手段消灭以色列的决心是一回事(在伊朗什叶派神学领袖看来，以色列是西方在中东的直接代理人，或者说是西方的化身，打击以色列就是打击西方，以色列被伊朗的神学领袖视为西方的“睾丸”)，能否将这个决心转化为行动又是一回事。对于伊朗来说，首先的问题在于与以色列并不接壤，而且伊斯兰革命的副作用不但使这个中东大国从经济到军事上都陷入了混乱和衰退，与伊拉克的战争更是使其有心无力，但宗教意识形态的狂热却又使其必须竖起讨伐以色列这个“小撒旦”的大旗(美国自然是那个大撒旦)。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曲折的策略，伊朗将目光投向了黎巴嫩和叙利亚，这其中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一方面，黎巴嫩和叙利亚与以色列直接接壤，而1982年6月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又造成了黎巴嫩这个本已因内战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力量真空，从而为伊朗势力入黎巴嫩铺平了道路(1982年的战争结束后，黎巴嫩实际上被本土的各武装派别，以色列以及叙利亚3方辖据，直到1989年，黎巴嫩各派才在各方的斡旋下开始重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黎巴嫩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尽管伊朗领土与黎巴嫩并不接壤，伊朗人也不属于阿拉伯民族(伊朗人属波斯族，古代雅利安人的一个分支，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则都属于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但1979年成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什叶派神职人员在伊朗的统治地位(伊朗因为有和阿拉伯文化不同的独立传统，坚持和伊斯兰教主流势力分庭抗礼，萨法维王朝宣布以十二伊玛目宗为伊朗国教，从而确立了什叶派主导伊朗的传统)。这对于黎巴嫩什叶派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再加上在黎巴嫩拥有巨大势力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属于阿拉维教派，也算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于是，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结束后，伊朗、叙利亚开始急速接近，并在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上找到了一个实质性的契入点。伊朗一叙利亚一真主党构成的什叶派小轴心开始形成。 　　小轴心的大战略
　　伊朗是本地区大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尽管美伊交恶后，伊朗一直受到西方的制裁和围堵，但它从来没有放弃成为地区强国的梦想。支持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的什叶派也一直是伊朗扩大其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而从叙利亚领导层的角度来看，尽管叙利亚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但同波斯人的伊朗保持着准同盟关系对自己十分有利。叙利亚人口绝大多数是逊尼派，但领导权却长期控制在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手中，政治上的合法性和安全感需求十分强烈，所以1979年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叙利亚对伊朗的立场一直有别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叙伊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十分紧密，坚决扶持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
　　而从真主党的角度来看，其身上的伊朗印记要更为清晰。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以从“伊斯兰阿迈勒运动”中分裂出来的力量为骨干，这些组织在伊朗的支持下逐渐联合起来，1984年开始使用“真主党”的名称，1985年发表声明宣告正式成立。显然，从诞生伊始，“真主党”便深深的打上了伊朗代理人的烙印。事实上，真主党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在真主党的政治纲领中就很清晰的指明了：真主党“听从来自最高教法学家充满智慧和正义的领导与指示，它体现在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位穆斯林革命的点燃者和穆斯林复兴的引路人身上”。可见真主党毫不讳言它服从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的命令。霍梅尼的宗教思想和政治理念对真主党影响极大，真主党的宣传材料充满了霍梅尼的语言。真主党认为，阿以问题的唯一解决之路是消灭以色列，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和平”一词蕴含着“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必须放弃被占领土地”的含义，这与霍梅尼对以色列的看法完全吻合。热衷于伊斯兰革命输出的霍梅尼也对真主党十分重视，向真主党派去了1000～1500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帮助真主党培养骨干力量和培训战斗技能。当然，最重要的支援则是伊朗向真主党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大笔活动经费。于是在伊朗的鼎力扶植下，真主党从黎巴嫩众多派别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了黎巴嫩国内令人生畏的一支后起力量，并在旗帜鲜明的政治纲领指导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完全填补了巴解撤出后在黎巴嫩南部留下的空白，成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交战对象——就这样，作为一支以伊朗和叙利亚为背景的非国家性武装力量，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崛起的同时将以色列拖入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全新战争形态。
　　事实上，在伊朗－叙利亚－真主党这个小轴心中，分工明确而清晰。伊叙关系牢不可破，在政治上和资源上是轴心的基础，而真主党作为黎巴嫩政局的主导力量，则起到了一个“变量”的作用。真主党与巴解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武装组织，后者至少在名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而真主党却是一种泛政治性的非国家武装——尽管他们在1985年2月16日声明中曾经将自己的宗旨表述为：“黎巴嫩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因为这种形式的政治体制能够确保黎巴嫩所有居民的公正和平等”，但从真主党深深的伊朗一叙利亚背景来看，其存在目的却远远不止那么简单——伊朗的雄厚国力，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叙利亚与埃及是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世界的两个主要打手，在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后，叙利亚取而代之成为阿拉伯世界盟主)，什叶派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掌权，以及什叶派领袖对以色列国家的理解和定位都决定了，当两个中东大国企图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为工具对以色列和西方发动一场代理人战争时，以色列和西方刚刚改善的艰险处境又面临着军事上的新考验。长期以来，真主党每当在伊叙两国遭遇困境时，总能出手相救，主要措施包括主动挑起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转移地区矛盾焦点：策动黎巴嫩政局动荡和教派矛盾，甚至国内暴力；中突，迫使美欧为稳定黎巴嫩局势而投入资源：与巴勒斯坦哈马斯联手行动，恶化以色列国内安全环境，迫使以色列采取镇压措施并“过度使用武力”，迫使阿拉伯国家和阿盟就事态表明立场，迫使美国不得不关注巴以和谈。每当真主党这些措施奏效时，伊叙两国的困境都会明显缓解。
　　什叶派小轴心面临的现实性挑战
　　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作为一个企图出头的地区强权被美国人用沙漠军刀砍倒了，但伊朗却因为在海湾危机中宣称自己保持中立，并坚决反对美国插手海湾事务，力图通过独树一帜的立场，开始谋求起地区大国的地位，于是伊朗一叙利亚一真主党什叶派小轴心(或称“什叶派弯月”)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开始凸显和扩张，与西方乃至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意图十分明显，但西方对于这一同盟的猜忌和戒备却与日俱增，直至最终引发了目前的“什叶派弯月”危机，伊朗一叙利亚一真主党什叶派小轴心的团结性乃至生存正在经受着最严峻考验。
　　目前来看，叙利亚危机内部解决、和平解决的机会窗口已经很小。叙政府与反对派已是你死我活，难以妥协：与阿盟及美、法、英也撕破脸皮，无法调和。叙利亚危机“被国际化”似乎不可逆转。同样，伊朗核问题也因各方利益诉求不同、内外政治需要各异而被反复炒作，成为一个牵动地区和平与战争的线头。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危机“并案处理”的逻辑，又加剧各方摊牌的力度和速度。而且伊朗核危机突然再次凸显，实质是要对伊朗敲山震虎，为解决叙利亚危机免除后患。阿盟和西方国家对付叙伊呈现出先易后难，先叙后伊的排序，本质上是彻底解除伊朗长达33年的威胁，确保这些国家的地区事务主导权。在叙利亚问题上，逊尼派国家希望由逊尼派力量取代什叶派掌控的现政权，以此来制衡和孤立什叶派的伊朗，伊朗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其次是地区影响力之争。伊朗深知，叙利亚一旦失陷，自己将承受来自美国和西方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更大压力。伊叙问题是“一个棋盘上的两步棋”。现在推动叙利亚危机背后的力量——阿盟和西方国家，其共识是变更大马士革政权，进而拆散在西亚地区存在几十年的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联盟，最终把伊朗的影响力压缩到波斯湾一带甚至封杀在伊朗本土。以叙利亚做切入点有利于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相对容易地解决伊朗核危机。在什叶派联盟保持完整板块的情况下，对伊动武潜在风险较大：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等什叶派及其政治同盟控制的地区，可能会与未来的伊朗战场形成一片，局面失控。伊朗恰恰看到自己和叙利亚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所以才在道义上支持叙利亚。为了避免这种孤立、压缩和遏制自己的被动局面的出现，伊朗会用各种能量帮助巴沙尔保住政权、确保其战略攻防纵深。但同是也需要指出的是，确保自身安全才是伊朗最大的利益，伊朗对叙政策也是以此为底线的。因此，这一政策随形势变化而调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