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的一个下午，工友沈找到我，很激动地问我有没有看过当天的《文汇报》。我说没有，反问他是否说要涨工资了。工友沈批评我目光短浅，然后宣布说可以考大学了。工友沈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可是他却发现我反应平淡。他并没有气馁，只是一个劲地怂恿我，他说已经动员了好几个人，人多热闹，考不上也不丢脸。我说，你疯了，咱们69届初中毕业生，拿什么去考，还是批判“四人帮”吧。最终我还是被工友沈说服了，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大学梦的。
　　既然要去考试，就得复习。一说到复习，就蒙了，无从下手啊。那时候，我哪知道该复习什么，又哪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参考书？不像现在，教辅书养活了多少人，那时可没有。不考大学，谁要教辅书？想起一个同学，他姐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我们那儿是个淑女典范。急急地跑去，大学的教材是看不懂的，倒是找出一大摞中学课本，说就这些了。回到家，正襟危坐，一杯茶，一支烟，把课本打开一看，天书啊。
　　闷了半天，去找中学老师。老师听说我要去考大学，不能说不支持啊，只是惋叹：“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我们早就听说了，也猜着了，8月份就内部办了辅导班，都是我们自个儿的子女亲属。”我傻乎乎地问：“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老师说：“早就结束了。”我想，完了，收工吧。老师就安慰我，说这里还有点复习题，我们自己拟的，你拿去看看吧。
　　灰溜溜地出来，感觉还没跑就落后了一大截。到同学家，长吁短叹，同学和他的女朋友都劝我，说：“别灰心，说不定瞎猫逮个死耗子。”我后来感觉我这一生，还真是只瞎猫，糊里糊涂就逮了几只死耗子，说个人努力，有一点，可大半还是命运所赐啊。那时没有什么复印机，我那个同学和他的女朋友就帮我手抄。
　　后来就去考试了，在郊县的一个中学，大清早坐公交车赶去，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语文考卷里要修改四个病句，语法是不懂的，但句子有问题看得出来。十年“文革”，闲书读得蛮多，而且都是名著，在“文革”前，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篇作文，好像是写一个什么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模范人物，就想到厂子里的师傅，跟师傅混了那么久，动动笔就编了一大篇。历史好像没问题，正史野史看了一大堆，洋洋洒洒地就把纸给填满了，还自作聪明地写了不少读史心得。
　　还有地理，我复习的时候，到工会借蜡纸钢板，自己刻了空白的中国地图，油印了一大沓。这些手艺都是在“文革”中练的，没事的时候，看着地图像个大公鸡，就在公鸡身上填空，这一招，还真帮了我。政治除了些套话，也有些就是我们日常夸夸其谈的问题。考数学真蒙了，第一道四则运算，小学学过，第二道说某公社养了多少头猪什么的，前半部分是计算，后半部分说什么百分比，前半部分算出来了，后半部分实在搞不清楚。再往后，就是几元几次方程，复习的时候都看过，此刻全忘得一干二净。算了算，一道半题，8分，临阵磨枪，既不快，也不光。出了考场，几个工友的心情都不好，我本来不存太大希望，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结束了，轻松了，就提议去喝酒。
　　这事就算过去了，录取通知来了，没我，也没我们厂子里其他人，很正常。日子还是一样地过。过了很久，通知又来了，扩招，有我，上海师范学院———现在叫上海师范大学了———却是大专。别人都很羡慕，我却有点犹豫，因为不想做教师。在农村那会儿，老乡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觉得再正确不过。我有个邻居，四川人，老大学生了，跑来语重心长地劝我，说小蔡啊，要搞四个现代化了，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啊。工友们也劝我去，但理由不一样，说你傻啊，想做工人什么时候不能做，将来工人就是最底层的了，这几年去玩玩也好。我一下子茅塞顿开，提着箱子就去报到了。
　　第一次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看见管理员，恭恭敬敬地问：“师傅，借书手续怎么办？”管理员看了看我，说：“同学，现在是大学生了，不能叫师傅，要叫老师。”心里“咯噔”了一下，突然明白，世道真的变了。
　　那一刻，直到现在，也到永远，我是那么庆幸，也感到那么侥幸，磕磕绊绊地总算爬上了这辆开向四个现代化的春天的列车。